杨璇[1]2004年在《外贸中间商存在的经济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国家垄断外贸制度的消亡和自由外贸制度的产生，专业外贸公司作为中间商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威胁。论文通过对大中型专业外贸企业走访与调查，发现大多数专业外贸企业都在进行业务转型，试图以非主营业务养活主营业务；同时企业对自身作为中间商的优势认识不足，对外贸中间商地位的认识模糊。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仍然采用主流经济学的本益分析方法，结合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和提示外贸中间商存在的本质特征，并通过对专业外贸公司业务转型的风险分析，重新认识专业外贸企业作为中间商优势所在，提出专业外贸企业在新形势下发展定位。
宋维佳[2]2006年在《基于FDI的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本流入国，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政府、企业以及经济学界的学者对于跨国资本流动的研究更多地着眼于如何吸引和利用国外的资金与技术，以及利用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问题，更多地关注于“引进来”战略的研究。而与之相对应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问题却鲜有研究与讨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仅靠引进外资参与全球分工体系，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我国是难以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分工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的。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既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是一种新的国际经济体制，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是生产的全球化。因此，企业作为经济增长和生产发展的原动力，在创造就业机会、发展新兴科技、积累物质财富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所以，我国必须建立起“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思维，才能实现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与融合，才能紧紧地抓住国内外投资环境改善的机遇。只有这样，才能从全球范围开拓和利用市场，才能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历史机遇，促进我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使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迈上新的发展台阶，从而真正实现投资规模扩大化、投资区域全球化、投资主体机构化。我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及时认识到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意义。江泽民同志指出，在今后的对外开放中，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要鼓励和支持优势企业逐渐扩大对外投资，开展跨国经营，通过建立海外销售网络、生产体系和融资渠道，促进企业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跨国经营，加快培育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党中央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注入了新的内容。从当前条件看，中国企业虽然已初步具备了“走出去”的基本条件，但是从目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分析，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对外投资规模与我国的经济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我国的对外投资总额仅占世界对外投资存量的0．15070，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为1：0．09，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1：1．1的水平，而且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1：0．13的水平，对外投资占国内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重也很低。这种状况不利于我国企业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能力。“引进来”的成功与“走出去”的缓慢步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如何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中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论文的研究，融理论解析、比较研究、实证分析、策略建议和实践运用于一体。本文首先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走出去”的内涵界定入手，通过对宏观、微观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总结性评述，试图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然后通过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历程的回顾，分析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实施“走出去”以来发展现状的分析，通过中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比较，提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规划。本文的主体框架由叁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包括论文的第二章和第叁章；第二部分：我国企业发展FDI历史轨迹和总体评价，包括论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第叁部分：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的战略选择，包括论文的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章。具体来说，本文共分十章：第一章导论。主要对本文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走出去”进行界定，同时也提出了本文的研究背景、选题的意义、研究方法和本文的创新点及其需要深化研究的内容。第二章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评述。首先简要介绍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中最有影响力的宏观和微观的流派。宏观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有麦克杜格尔的国际投资利益分配模型、小岛清的比较优势投资理论和邓宁的国际投资发展阶段论；微观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及邓宁的内部化理论、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有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技术积累—技术改变的演进理论和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并指出各流派的理论在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中存在的缺陷或不足。本章对这些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评述的目的是为后面的战略分析提供理论支持。第叁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基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详细地分析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的原因，并总结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特征，为我国企业的“走出去”提供借鉴。第四章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提出。通过对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从孕育、提出、形成，到进一步的完善，从“走出去”的战略内涵入手，分析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企业“走出去”的内涵，阐述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辩证关系，论述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意义。第五章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总体评价。本章首先回顾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轨迹，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以及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基本特征，剖析了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中外跨国企业之间的国际竞争力的对比，旨在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规划提供依据。第六章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体选择战略。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载体，因此一个国家具有跨国公司的多少，表明国家的经济实力。本章首先通过对投资主体一般概念的分析，导出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跨国公司的概念；通过对我国目前对外投资主体的分析，提出培养我国自己的跨国公司的战略构想。第七章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产业选择战略。本章通过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准，最后提出了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产业选择方式路径。第八章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战略。区位现在是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关键问题，合理的区位选择，是保证项目能够取得预期效益的重要条件。本章首先提出了区位选择的现实意义，然后分析了影响区位选择的各种因素，分析了目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现状，最后提出了正确进行区位选择的途径。第九章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市场进入战略。本章首先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进入市场的各种方式的利弊，然后深入分析了中小企业跨国经营进入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最后通过定量模型分析，从多角度探讨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的选择途径。第十章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政府支持战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整个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政府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本章首先介绍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起的作用，然后进行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国际对比，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政府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了政府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应进一步改善其职能的具体思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支持战略。
周霞[3]2005年在《基于电子商务的外贸企业竞争优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使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外贸企业要生存、发展,必须也只能在国际竞争中争夺生存空间。这就意味着,外贸企业是否拥有持久的竞争优势将成为决定其生死存亡的关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内经济界真正对我国外贸企业竞争优势开始研究还只是近几年,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也大大落后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因此,本文在国际竞争环境变化以及外贸企业国际竞争有所发展的背景下,在综合分析相关竞争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拓展了电子商务时代竞争优势理论──提出信息竞争优势这一概念,并重点对外贸企业的信息竞争优势现状进行了分析,据此提出了以信息兴贸竞争战略提升外贸企业竞争优势的基本构想。全文共分为四章,结合大量的图表和数据,分别从理论阐述和实证分析两条主线进行论述。第一章分析了电子商务时代外贸企业竞争优势的现实基础,包括外贸企业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外贸企业国际竞争的新特点以及外贸企业国际竞争的电子商务运行基础。第二章进行电子商务时代外贸企业竞争优势的理论研究。回顾总结了竞争优势相关理论,拓展了电子商务时代竞争优势理论──提出了信息竞争优势的概念、体现及构建方法,初步构建外贸企业信息竞争优势的理论基础。第叁章在上述理论指导下,对电子商务时代我国外贸企业竞争优势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包括我国外贸传统竞争优势分析和外贸企业信息竞争优势分析。第四章从电子商务对外贸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作用出发,针对外贸电子商务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障碍,结合信息竞争优势的构建方法,提出了信息兴贸竞争战略的基本构想,并从宏观与微观两大部分进行系统论述。通过本文的研究,以期引起更多的管理工作者、外经贸工作者来关注外贸企业竞争优势问题,切实为提升我国外贸企业的竞争优势做些事情,真正实现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文建国[4]2012年在《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改革的制度创新研究》文中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在全球引发的经济动荡暴露了各国在金融监管制度方面存在的重大问题。如，对金融衍生产品缺乏有效监管，缺乏对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制度安排，缺乏对金融消费者的有效保护，缺乏各金融监管机构间的信息沟通与合作机制等一系列制度缺陷。这些问题受到各国和国际金融组织高度关注，美、英、法等国政府及欧盟纷纷在2009年启动金融改革计划，并将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作为本次金融改革的重心，以图重建金融秩序和恢复金融消费者对金融市场的信任。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制度构建已渐成形。在我国，虽然金融业遭受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但金融领域的资产泡沫以及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敞口使我国也需重视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识别与防范；同时，随着金融领域投诉争议不断增加、消费者利益遭受严重侵犯等现状，我国也需要加强金融微观监管的改革和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本文从制度层面上对后危机时代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宏观监管和微观监管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制度创新加以考察，其要义在于，尽管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法律传统、法律文化以及司法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宏观监管和微观监管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制度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类对金融市场规律的一种深入认知，而且，西方在后金融时代的金融改革和制度检讨中更强调对金融法则的遵循。因此，已渐成形的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制度对我国金融法律的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主要分为引论、正文部分，其中正文分为五章。具体内容如下：引论部分概括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进路。正文第一章对以金融监管关系主体和金融监管“度”之批判为视角进行论文研究的缘由说明。在我国的金融监管关系中，我国传统金融法律制度中缺乏对金融关系全面、多维度的准确界定，导致在制度中偏重某些价值追求和强调相关主体的利益需要。这些制度在梳理金融关系、界定各主体时往往存在对一些主体合法权益和价值诉求的淡薄与缺失。因此，本文从国家（政府）、市场主体——金融经营者、消费主体——金融消费者的维度来理解金融关系，并尝试制度构建中的利益平衡。国家（政府）的界定主要是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家干预金融市场的权力边界提供合法性和监管伦理标准；金融经营者的界定主要围绕着金融经营自主权的有效实现和其权利边界——对金融消费者的承担的法定义务。金融消费者是我国现行金融制度中不太关注的一个群体，准确的讲，它可以算是一个舶来品。针对我国立法及金融监管中缺乏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理念，本章重点分析了我国金融消费者的权利状况及其群体属性，在此基础上，从金融分业经营的行业现状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了法律界定，以期为下面的金融监管改革、权义配置和制度建构提供理论基础。在对金融危机所暴露的金融监管失灵进行原因解析时，笔者认为，思考问题应重新回到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本来一块钱的生意，结果变成了四块钱的信用贷款”的论述无疑是对金融风险的最好诠释，金融危机不仅仅是监管不力的问题。通过对西方和我国金融监管“度”之现实批判，笔者提出了在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监管度把握方面的两个前提性问题：金融经营的利润最大化与金融系统风险性之间的矛盾；金融经营者交易方的不特定公众性。第二章探讨了金融监管改革制度创新的价值选择。本章通过梳理法律制度价值的主要学说及其传统理论基础并结合金融市场规律和市场法则，选择以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区分为中心的价值重构基准。目的性价值应当反映金融法所欲追求的目的与理想并提高法律推理的合理性，因此，目的性价值是对对实质正义的目标诉求；工具性价值旨在为实现目的与理想提炼基本属性和共性价值，提供目的与理想的一种手段与实现方式，因此，利益衡平是手段选择。在此区分下，本章在写作中强调金融监管改革的制度创新首先应在国家（政府）、金融经营者以及金融消费者的集团利益框架内实现一种平衡机制，尤其是金融消费者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权益保护机制。因为，金融资本的天然贪婪事实上很容易俘获政府。其次，在金融交易领域内，尤其是在合同交易和信息偏差的条件下，应超越规则正义，实现金融消费者的集团利益。最后，金融市场的天然风险以及监管的滞后失误要求人们在实现合理金融秩序的制度条件时，既要强调金融监管的有效外部限制和约束，更要有遵循金融市场规律与法则的监管理念和素养。第叁章主要探讨了金融监管改革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本章中，笔者通过对英国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的“嵌入”理论的深入分析，认为：市场体制应嵌入到一个社会关系和谐、社会结构公平的社会之中。我们在关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问题时，还应关注经济社会的历史演变以及全球化背景的影响。后危机时代，制度化创新应摒弃以往历史时代的非嵌入社会关系裂变，应实现社会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将金融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避免金融贪婪极度膨胀，金融市场复恶性循环而最终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在金融监管路径依赖方面，笔者通过对道格拉斯·C诺思“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理论模型的分析，为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制度创新选择了由国家提供法律和秩序引起制度变迁的路径。在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思路方面，笔者认为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尔·泰勒提出了金融监管“双峰”理论具有借鉴意义。泰勒认为，金融监管存在两个并行不悖的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消费者权利保护的目标，通过对金融行为的有效监管，防止消费者在金融消费中受到欺诈和不公平待遇。后危机时代背景下，“双峰”理论具有中国本土化和创新化的价值：审慎监管的内涵可以从宏观和微观的层面进行理解，即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审慎监管的目标也可以做进一步的拓展，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理应是识别和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而微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则是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第四章回顾了2008年金融危机叁个阶段：信贷危机阶段、紧急救市阶段、监管改革与制度创新阶段，对现行金融监管进行了理性思考：金融市场银行机制与市场机制的高度关联所衍生的各种风险敞口是金融体系脆弱与崩盘的症结所在，因此，通过宏观审慎监管识别和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是金融监管改革的制度创新之一。本章接着考察了欧盟欧盟莱姆法路西金融监管框架和欧盟2010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美国2010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英国2010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并对这些法案宏观审慎监管制度进行介绍和评鉴，从宏观审慎监管目标、监管主体、监管范围、监管工具选择、宏观与微观结合等方面为我国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提出了本土化价值。在对我国宏观审慎监管一般制度分析时，本章通过对最后贷款制度、银行接管制度以及金融监管协调制度等叁个方面的实证分析证明：我国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缺失。从国际金融市场的现状以及我国金融经营的发展趋势讲，混业经营应当是一种必然要求。我国目前的分业监管和协调制度均不能承担混业经营下各种风险识别和处理任务；我国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中，信贷结构不合理、泡沫风险使得我国的存款存在巨大的道德风险，银行在经营中的不审慎经营行为会加大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可能性。在制定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法律的总体思路下，专司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委员会在制度层面应设计系统性风险防范委员会和金融监管协调部门。前者负责监管范围内的信息收集和早期风险预警以及监管建议，后者负责收集各微观审慎监管机构的监管信息并促成金融监管信息的交流与微观监管的趋同。第五章探讨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微观审慎监管改革和制度创新。较之于西方相对健全的金融消费者微观监管制度，我国金融监管在消费者保护方面存在较大的不足。金融立法和金融监管决策缺乏对“人”主体关怀、缺少民主参与机制是导致我国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力的主要原因。本章首先介绍了上世纪60年代至今西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主要立法和具体制度，并从监管理念、立法技术、制度构建等方面进行了评鉴。接着，本章从消费者政策法和金融立法两个方面对我国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现状进行了归纳与分析，从金融监管收费、金融定价现状等方面探讨了问题原因。在微观监管改革方面，通过及时制定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来明确微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和主要监管制定。在具体措施方面，通过金融合同审查制定、金融隐私保护制定、金融风险信息发布制定以及金融教育制定来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监管保护。
王子良[5]2010年在《商业银行创新物流金融服务的发展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物流金融是现代物流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物流服务创新的支撑要素之一,决定着物流增值服务的重要发展方向。而物流金融是现代物流与金融共同创新的一种集成式新型服务,其产生和发展离不开金融机构。国外的物流金融业务开展较早,相关的体制和技术比较成熟。而我国物流金融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只有那些有一定规模和客户且资信良好的物流企业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商业银行开展物流金融服务,不但能够拓展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而且能为商业银行创造更多的中间业务收入,增强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力。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国内外实际案例,探讨从商业银行角度开展物流金融业务,为期发展提供新的思路。本文首先阐述金融服务创新相关理论,揭示金融服务创新的特征和动力,并介绍物流金融的涵义及其研究的理论基础,为商业银行创新物流金融提供理论依据。其次,对国内外物流金融现状特征、业务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并通过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总结出现有物流金融业务发展的条件,为商业银行创新物流金融服务提供实践依据。第叁,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创新物流金融的必要性、优势所在,相应指出其存在的障碍因素。第四,提出商业银行开展物流金融服务的协同发展模式——一体化服务模式。对一体化服务模式的概念、流程图、效应等进行系统分析,并结合建设银行服务小商品批发市场“结算通”业务进行案例分析,以证明该模式的推广价值。第五,剖析商业银行创新物流金融服务所存在的各种风险及其成因,并提出风险规避的办法。最后,从创新金融服务运行机制、创新物流金融服务营销策略、创新物流金融服务的金融支持体系等方面提出发展我国物流金融服务的对策思路。在当今物流业与金融业协同发展的趋势下,本文旨在从商业银行视角提出一种综合性的物流金融业务发展模式,搭建物流业与金融业相互交流的平台,使商业银行发挥自身优势,更好地为物流企业提供全面的、优质的金融服务,促进物流业健康快速发展。
张月辰[6]2006年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系统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研究对象,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系统管理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中,从组织自身和农户两个角度入手,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问题,对其发展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和实证研究。以突破国际合作制基本原则,克服合作组织的资本、效率和竞争先天不足的局限性,最终达到系统内外各个要素功能的优化,整个系统良性互动的目的。以期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设提供借鉴。这些对于把握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路径,制定相关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如下:(1)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构建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系统管理理论、平衡计分法的理论支持。(2)对国内外经济组织发展变革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总结了国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特点及经验;比较德国、美国、日本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及对我国借鉴;分析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历程与现状。提出不同发展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系统要素的功能变化特征不同,农民选择合作的路径不同,合作组织的发展方向也不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是不会以某个群体或某个人的意志而发生制度变迁的。(3)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系统要素的合理配置。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个准企业化管理系统,进而对其系统环境和系统内部功能进行分析。从组织自身和农户两个角度入手,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系统存在的问题,对其发展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和实证研究。首先从农户(社员和非社员)参与合作的意愿和行为出发,通过分析其影响因素,进而揭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结构与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其次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自身发展需求出发,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生存与发展的限制因子。(4)提出“依据区域农村发展的特点,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路径,营造集经济、教育和社会性为一体的中国农民合作文化,尊重农民的意愿与选择,走政府推动和农民自发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的观点。(5)就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与管理创新,提出了新的组织管理结构设想,以突破国际合作社基本原则,实现社员收益和资本收益的最大化。取向强调发展和承认个人能力差别的原则,由个人能力差别决定其在合作组织中的地位。为政府相关部门建立合作组织的新制度提供了参考依据。
谭志美[7]2016年在《专业市场与浙中城市群发展研究》文中指出专业市场是浙中城市群最为鲜明的经济现象,推动着浙中城市群快速发展。因而,本文以专业市场与浙中城市群发展为研究主题,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并为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提出政策建议。首先,本文分析了浙中城市群专业市场发展现状。发现浙中城市群专业市场发展总体喜人；产业互补性强,各具特色；转型升级效果显着,呈现诸多新特点。其次,从浙中城市群发展概况、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空间相互作用等四方面对浙中城市群发展情况进行重点剖析。研究表明：第一,浙中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迅速,但区域内部差异大,且与省内其他城市群差距甚大,尚未发展为成熟的城市群。第二,通过首位度、位序规模法则、空间基尼系数等方法分析发现：浙中城市群呈现以“金华市区—义乌—永康”为多中心的网络化结构,首位度低,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呈扁平化特点。第叁,浙中城市群各县市职能结构存在趋同趋势,兰溪市、义乌市、永康市、浦江县都是区域工业中心,制造业发达；但区位商的计算结果又表明,各县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制造业产业部门,区域比较优势得到发挥、产业分工较为协调。第四,构建修正引力模型分析浙中城市群内部空间相互作用,发现金华市区中心性不强,义乌市已成为浙中城市群经济联系最强中心；“金华市区—金义都市新区—义乌、浦江—义乌—东阳、兰溪—金华市区—永康、义乌—永康”四大主轴线的空间格局已初步形成。最后,总结归纳专业市场对浙中城市群发展的作用机理；再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验证专业市场与浙中城市群发展的耦合协调性。研究显示：专业市场催生产业集群并促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促使人口集聚,城市用地规模扩大,推动城镇化建设；并最终使得浙中城市群空间结构类型不断演变；专业市场与浙中城市群发展存在极高耦合性,但具体到各县市耦合协调性却有差异。
杨志远[8]2013年在《新国际分工视角下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服务业是服务贸易的基础，服务贸易发展以产业增长为条件，两者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大量学者认为推动服务业增长的相关政策会相应提高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推动贸易发展。但从实际情况来看，2000年到2009年全球服务业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7%，而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9.9%，服务贸易增速快于服务产业增速。此外，美、澳、韩等国也都在十年间经历了一个由服务产业发展速度更快，到服务贸易发展速度更快的变化过程。本课题的理论着眼点在于，哪些因素在市场开放过程中使服务贸易快于产业的发展？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一研究既是将新-新贸易理论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拓展，又是将内生增长理论在开放经济方面与贸易理论相结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持续的世界经济失衡引发了全球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和国际金融体系的动荡，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全球经济良性循环和各国利益均衡将成为后危机时代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长期维持的两大基石。从结构上看，我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在于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比重的提升；从政策效果上看，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关键点是我国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相互作用的传递机制。在新的服务业国际分工体系内，随着服务提供流程的进一步细分化和服务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布局，如何加强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相互配合，协调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全文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导论和第一章，首先对本文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案进行了阐述，并介绍了所涉及的相关概念界定。进而回顾了文章研究所涉及的增长理论、服务贸易理论和区域货币一体化理论等。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包括第二章到第六章。第二章首先通过世界主要经济体宏观层面的数据探讨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相关性的影响因素，分析了2000年以来服务贸易加速发展的原因。研究发现：科技创新、FDI和制度变革是造成服务贸易快于服务产业增长的主要原因，叁者之间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共同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产生影响，使服务贸易快于服务产业的发展。第叁章到第五章则分别研究科技创新、FDI和制度变革对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相关性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其中，第叁章通过构建动态贸易结构模型，并运用行业层面的相关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FDI、服务贸易波动与服务业增长之间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在均衡增长路径上服务业增长与服务贸易发展正相关；（2）FDI对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相关性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服务市场开放度和FDI外溢性作用力大小的比较；（3）由FDI导致的服务业市场结构变化会减弱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相关性。第四章通过扩展Grossman-Rossi-Hansberg模型，并运用行业层面的相关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技术进步对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相关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静态上，技术进步推动服务外包的发展，不同外包形式的发展速度取决于不同分离技术的相对进步程度；（2）动态上，技术进步对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相关性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市场开放度、服务业发展水平和服务业技术密集度；（3）通讯技术和服务业R&D投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推动服务贸易更快的发展。第五章本文通过扩展货币一体化模型，并运用行业层面的相关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上考察了区域货币一体化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相关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区域货币一体化会通过降低隐性贸易成本促进服务贸易发展；（2）区域货币一体化和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相关性负相关；（3）货币一体化效应对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市场开放度较弱的国家影响更大。第六章回归到我国的实际情况，从行业层面分析了我国服务业内部各部门发展水平与贸易结构的相关性。特别是服务业内部产业结构变化对贸易结构的基础作用及贸易结构变动对产业结构的牵引作用，从增长和结构两个维度揭示了我国服务业内部各行业产业与贸易的发展变化关系。第叁部分是福利分析，包括第七章。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相关性的差异决定了服务业发展模式的区别，本章选取中国和印度的软件行业探讨内向型和外向型发展模式对社会福利，也就是相对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软件产业外包业务在短期内对印度和中国服务业相对工资水平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印度软件业这种外向型发展模式的作用更大。但在长期则对中国这种内向型发展模式影响更大。第四部分是政策体系的构建，包括第八章。首先从整体和重点行业两个层面对协调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推动我国服务业健康、平衡增长提出政策建议。然后，对我国参与区域经济金融合作提出政策建议，特别是基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角度对区域金融合作的方式提出建议和设想。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包括：（1）在同一个分析框架内研究资本跨国流动与技术外溢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影响。无论是新新贸易理论中的服务外包研究，还是新增长理论中的开放经济模型，都没有将FDI和技术进步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中研究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相关性的影响程度和演变路径，这也是现有研究体系的缺陷。本文将两者纳入同一个动态贸易结构模型中，考察动态路径上资本跨国流动和技术外溢的作用机制。（2）扩展Grossman-Rossi-Hansberg模型，用以分析新国际分工体系下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协调发展规律。新新贸易理论的外包模型并没有考虑服务贸易的特殊性，特别是没有将服务在生产与消费上进行分离的成本纳入模型。本文扩展了经典的Grossman-Rossi-Hansberg模型，借鉴其通信成本的设计以外，在模型中加入服务生产与消费的分离成本，使其更符合服务提供过程的新特征。（3）在研究方法上，将服务外包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动态化。本文借助内生增长模型的分析方法，将传统的服务外包模型置于一个两国开放框架内，进而在一定的参数区间内，考察在一条平衡增长路径上FDI和技术进步对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相关性的影响。这是将服务外包模型动态化的一种创新尝试。
马骊[9]2005年在《第叁方物流企业的市场营销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第叁方物流作为一种新型的物流形态,自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等工业发达国家出现以来,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企业的普遍青睐,并得到迅猛发展。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叁方物流的概念才开始传播到我国。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企业对物流重要性的认识逐步增强,视其为“第叁利润源泉”和“黄金产业”,对专业化、多功能的第叁方物流需求日渐增加。但从我国第叁方物流市场的现状而言,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物流企业规模偏小,多数物流企业没有准确的服务定位,服务意识淡薄,致使大部分外资企业和国内的工商企业对其服务表示不满,甚至有高达78%的外企认为,中国物流服务存在的首要问题是树立物流服务理念。在服务内容方面,多数物流企业只能提供单项或分段的物流服务,物流功能还停留在储存、运输和城市配送上,相关的包装、加工和配货等增值服务不多,不能形成完整的物流供应链和自己的特色服务。如何通过营销管理创新来提升物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解决营销理念滞后于物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己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迫切需要加以研究的课题。 本研究借鉴了现代物流和市场营销的理论,吸收了服务营销和关系营销的精华,运用综合集成的手段,对物流企业的营销策略进行了系统研究,寻找出一条增强我国第叁方物流企业的服务水平,提高核心竞争力和赢利能力,巩固长期、稳定的客户,推动我国物流业快速发展的有效方法。 本研究首先从政法、经济和技术叁个方面出发,分析了影响我国物流企业经营与发展的宏观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微观的角度,即从工商企业的物流运作现状、对第叁方物流的需求状况、对现行服务的满意度、所希望的新的物流服务内容、物流代理商的选择意愿与标准以及物流的供给结构、供给能力、供给水平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与论述。 其次,在引入市场营销的重要理论——市场细分与定位概念的基础上,对物流市场从服务特色、产品价格、主导区域、主导行业和客户群体作出了进一步的区分与定位。并指出,我国第叁方物流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与客户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期达到双赢的结果,进而实现供应链最大化的整体利益。 物流企业获利的手段是其提供的服务。在深入研究物流服务自身所特有的不可触知和质量难以保持等特点之后,指出:第叁方物流企业应对其服务进行有形展示,并进一
丁春燕[10]2011年在《反倾销税对A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磨擦和贸易纠纷也愈演愈烈。企业所利用得各种贸易壁垒和保护措施也层出不穷,反倾销已成为众多企业实施歧视性贸易壁垒的重要形式。本文从企业面临反倾销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对进出口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美国A LLC在中国的子公司A公司所遭受的反倾销案例为例,结合倾销与反倾销的历史起源和概念,对A公司的反倾销现状进行了阐述。并从内外两方面因素就其遭受反倾销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本文也对A公司根据商务部的相关规定,从出口国,产品和进口国这叁个要素寻找出的改变产地属性,产品轻度改变及充分利用进口国的政策资源这叁种应对方式进行了细致分析。最后,在对上述反倾销现状和应对策略的基础上,作者总结了A公司在应对反倾销中的成功经验,并根据我国的国情给我国的进出口企业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企业要建立健全反倾销防范体系；在遭受反倾销时要积极面对,认真应诉；并可以借鉴A公司在应对反倾销中的各种合法策略,规避反倾销的制裁；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和行业协会应该积极引导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和升级,在企业“内强素质,外塑形象”的基础上切实转变产品的竞争策略,提高产品竞争力。最后在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保持在进口国的市场占有率,保障企业的利益,也为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提供保证。
参考文献：
[1]. 外贸中间商存在的经济学分析[D]. 杨璇. 南京理工大学. 2004
[2]. 基于FDI的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研究[D]. 宋维佳. 东北财经大学. 2006
[3]. 基于电子商务的外贸企业竞争优势研究[D]. 周霞. 福州大学. 2005
[4]. 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改革的制度创新研究[D]. 文建国. 西南政法大学. 2012
[5]. 商业银行创新物流金融服务的发展策略研究[D]. 王子良. 东北师范大学. 2010
[6].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系统管理研究[D]. 张月辰. 天津大学. 2006
[7]. 专业市场与浙中城市群发展研究[D]. 谭志美. 浙江师范大学. 2016
[8]. 新国际分工视角下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相关性研究[D]. 杨志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
[9]. 第叁方物流企业的市场营销策略研究[D]. 马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5
[10]. 反倾销税对A公司的影响及应对[D]. 丁春燕. 华东理工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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