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人类学60年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政治人类学自1940年问世以来，已经走过了60年历程。在这60年间，政治人类学的研究主题与范围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研究方法也随之不同，但政治人类学始终保持了其固有的基本特征。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日趋成熟，引起其他众多相关学科的侧目。在我国，从80年代后期开始才出现对这门学科的简单介绍。其实，无论从基础理论的探索还是从现实需要的角度来说，我国开展政治人类学的研究都十分必要。（注：董建辉，2000a，第52页。）追溯西方政治人类学60年来的发展历程，总结其一般性特征，对于在人类学本土化实践过程中拓展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人类学研究，促进我国人类学学科理论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20世纪60年代以前
政治人类学是从19世纪末研究政治制度的演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可以称为政治人类学发展的萌芽时期。由于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者把政治视为社会演化过程的一部分，主张政治组织随着社会整体的演化而渐趋复杂化，重点考察国家的形成过程或国家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亨利·梅因和美国的摩尔根。其中尤以摩尔根的思想更为突出，它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演化的观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初，进化论的观点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猛烈抨击，焦点之一是进化论者将社会的进化发展看得过于简单了。它把所发现的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的变异形态统统放入进化论的分类框架中去加以思考。以后的进化论者不再在国家社会的演化问题上坚持单一的因果论模式，而是转向综合考虑诸如人口、环境、技术、灌溉和认知等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引进像正反馈、负反馈、原动力、系统论等其他学科的概念，如卡尼亚罗、魏特夫、博斯勒普、塞维斯等人的观点。但是，对政治社会发展诸阶段的演化模式的探讨，此后一直未能成为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主流。
福蒂斯(M.Fortes)和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于1940年在《非洲政治制度》一书中所提出的针对政治制度的新型分类，标志着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诞生。他们受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侧重研究政治制度的结构及其在社会体系中所起的作用，进而把具有相同结构和功能的政治制度划为一类，从而开启了人类学研究政治制度的分类之先河。然而对政治人类学来说，此种研究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把国家和政府产生之前的社会组织也视为政治制度的一种，并从政治的层面加以考察，从而拓宽了政治研究的视野。也正是这一点把政治人类学与传统政治学区分开来，成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
福蒂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奠定了政治人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为研究部落社会及前国家社会的政治制度作出了贡献。他们通过对非洲政治制度的研究，揭示了在一些尚未产生国家政府的社会中，世系群和部落等社会组织（非正式政治组织）如何行使其政治功能，宗教和象征等文化因素又如何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起着类似权力的作用。但由于受结构功能学派的影响，他们都坚持认为社会就整体而言是一个和谐的均衡系统，其中的每一部分都对系统的平衡起着维护作用。他们的研究目的就是要阐明，在缺乏正式政治组织和机构的社会中，各种冲突团体和利益团体是如何保持势力的平衡的，从而产生出一种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战前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发生，使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平衡理论遭到了质疑。在“重新思考人类学”的背景下，利奇(E.Leach)和格拉克曼(M.Gluckman)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改良”，为政治人类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一方面，他们都强调，社会就整体而言是一个有机的平衡系统，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社会内部同时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利奇研究了缅甸上卡钦山地区的政治制度，他的研究表明，就仪式所表达的理想模式而言，它是一个完整的均衡体系，而在具体的现实中，其内部又孕含着一定程度的矛盾和变迁。利奇的“动态平衡”理论第一次向当时流行的结构功能主义的静态平衡理论提出了挑战，（注：王筑生：“社会变迁与适应——中国的景颇与利奇的模式”，载于《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下册），1997，天津人民出版社，第730页。）但遗憾的是，由于受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影响，他将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变迁解释为结构的外在表现（模式），从而回避了真实的历史运动、变迁和革新。
格拉克曼指出，功能主义把社会“机体”平衡理想化的缺点在于，它忽视了社会中的矛盾关系。他认为，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内部群体倾向于裂变，并在裂变之后分别形成同盟，由跨群体的同盟吸收社会中的成员，对社会关系重新进行组合。因此可以说，社会是在冲突中获得统一的，或者说冲突是统一的表现。正是由于冲突的存在，才有助于维护政治系统的平衡。如果没有冲突和争执，社会团体彼此之间就会更加分散和孤立。（注：Gluckman,M.1963,Order and Rebellion in Tribal Africa,London:Cohen & West Press.）利奇和格拉克曼等“新结构论者”对矛盾和冲突的强调，是人类学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紧张感和危机感的学术表述。
虽然利奇和格拉克曼最终均未能跳出结构功能主义均衡论的窠臼，但他们对政治系统中矛盾和冲突的揭示，促使政治人类学家彻底改变以往的非历史立场，开始从对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的静态描述，转向对政治过程包括竞争、冲突、变迁、决策等动态性的历时性研究。1966年，斯沃兹、特纳和图登三人主编了一本《政治人类学》，该书的前言明确地宣示了政治人类学研究从结构功能论向过程论的转变。在前言中，他们把政治研究的对象明确地定义为团体成员为实现公共目的而使用权力的行为过程，突显了对政治过程的强调。
无论结构功能论的研究或过程论的研究，都存在着一个严重缺陷，即把政治领域中的人视为被动的存在物。针对这一缺憾，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一些政治人类学家把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政治过程中的个人或小团体上，研究他们是如何操作非政治的文化因素（宗教、礼仪、婚姻规则等）来获取权力、保护权力和作出决策的。这种研究倾向被称作“行为论”，以便和“过程论”区别开来。其始作俑者是特纳(V.Turner)。其实，行为论和过程论一样，都主张对政治过程进行研究。所不同的是，过程论仅重视对一般性的政治过程的研究，忽视了政治活动的具体实践者——个人，而行为论则主张对个人或小团体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强调人是政治行为和政治系统的主体，是政治资源的理性操作者和决策者。有鉴于此，有的学者主张用“过程方法”来统称所有重视政治过程的研究。（注：Lewellen.T.1992,p.98.）
行为论的出现使政治人类学研究在主题和范围方面都有了扩大和分化。在行为论的理论取向的影响下，很快就发展出了社会戏剧论（特纳）、博奕论（贝利）、生成理论（巴思）和政治象征论（科恩）等多种理论。他们的研究不仅包括传统的非西方社会，而且涉及现代西方世界中某些非常复杂的方面。与过程论相比较，行为论的研究显然更为深入和具体。从过程论向行为论的转变，既有受行为主义政治学影响的外部因素的作用，又是政治人类学学科内部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注：董建辉，2000b，第19页。）可以说，行为论的出现标志着政治人类学研究繁荣时期的到来。
二、20世纪60年代以后
传统人类学注重研究被隔离、停滞不前、具有文化均质性和封闭的部落社会，将它们视为完全自主自立的群体。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学的学科传统。由于受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过去的殖民地社会变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人类学所研究的传统社会被整合到新的国家体系中，而且不同程度地失去了自身原有的社会文化特征。在这些国家中，由于实施西方的制度和体系以及发展现代化，国家的权威被有意识地强化，结果导致一方面部落、族群和民族间的纷争不断，另一方面地方社会和国家政府间的冲突日益加剧。面对这一系列新的变化，从60年代末开始，政治人类学逐渐将目光转向这些发展中国家部落群体的政治整合或政治分化的研究，以考察处在现代国家包围之中的部落群体和国家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
此种探究以科恩和法龙(L.C.Faron)的研究为肇始。以往的现代化理论家预计，现代化将使部落体制融入国家体系中，由于政党和派系扩散到各个地域和族群，政治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其原有的部落特征。阿伯纳·科恩(Abner Cohen)则通过对尼日利亚的豪萨人(the Hausa)的个案研究表明，在国家强行废除部落制的过程中，部落群体可能在一个层面上通过扩大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参与，而实现其自身的整合；在另一个层面上又通过强调自身的文化特征而增强其种族的凝聚力。通过此两种途径，旧的部落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其政治功能得到了强化，成为国家体制下一种新生的政治力量：政治性种族。（注：Abner,Cohen,1969,Custom and Politics in Urban Africa:A Study of Hausa Migrants in a Yoruba Tow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法龙对智利的马普切人(the Mapuche)所作的人种历史学研究则阐明，在国家政治体制下，部落政治并非完全消失，而是处在变迁过程之中，根据政府政策的变化，不断作出相应的调整。（注：Faron,L.C.,1967,"The Mapuche Reservation as a Political Unit",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ed.by R.Cohen and J.Middleton,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换言之，即使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部落文化传统仍旧是起作用的政治资源。
进入70～80年代以后，政治人类学家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即人类学所研究的几乎所有地域社会都已融入世界体系之中，而且大都集中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分析一个地域社会被纳入世界体系的具体过程，遂成为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政治人类学家通过历史分析，从政治经济角度广泛考察了资本主义向第三世界的渗透。沃勒斯坦(I.Wallerstein)的三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1974,1980,1989)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揭示了第三世界国家贫穷落后的经济原因。沃尔夫(E.Wolf)的《欧洲和没有历史的民族》(1987)以及明兹(S.Minz)的《甜蜜与权力》(1985)展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如何征服、剥削非西方社会，并最终把它们纳入受西方世界支配，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的世界体系。沃尔斯利(P.Worsley)与高夫(K.Gough)则把兴趣集中在研究第三世界上，他们证明第三世界是被边缘化的社会，农民战争和起义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反抗。（注：参见金光亿，1997b，第175页。）随着研究的深入，妇女、农民、城市贫民以及其他贫困和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亦渐成为政治人类学关注的对象。
几乎与此同时，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另一个取向也在突显出来。自70年代后期始，西方人类学家意识到人类学研究本国社会文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积极探索适合的研究方法，由此拓宽了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和关注焦点。在这种背景下，政治人类学也开始涉足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研究。与政治科学不同的是，政治人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正式的政治组织中起作用的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建立在社会阶级、经济利益等基础之上；其次，探究政治组织、个人和环境（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注：Lewellen,T.1992,p.189.）其中，后者更成为80年代政治人类学关注的主要课题。政治人类学介入对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研究，使得它与政治学之间的界限日益变得模糊，许多政治人类学者同时又是政治学者，所采用的方法经常大同小异。
关于现代工业社会中小规模的政治团体的研究，韦瑟福德(J.Weatherford)对美国国会的研究尤其值得一提。基于他担任参议员助理时的参与观察，他在其《高地上的部落》(1981)一书中，以生动幽默的语调将美国国会类比为部落，揭示了二者在地位竞争、组织结构、政治社会化和仪式等方面实无二致，而与教科书上所讲的美国国会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他说：“世界上最谨慎的机构已蜕变为最仪式性的机构。其成员的才能不是用于决定国家的政策大事，而是用于考虑和安排仪式的细微末节。”（注：Weatherford,J.1981,Tribes on the Hill,New York:Rawson,Wade,p.266.）
进入90年代后，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的种族冲突和对抗问题，吸引了政治人类学家的目光。他们试图从文化层面探讨种族对抗产生和形成的机制，希冀借此对解决世界性的种族问题有所帮助。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政治活动区域的进一步划分和重组、全球化所引发的张力、跨国组织的出现（如欧盟）等现象，都促使政治人类学家对政治隶属关系和认同问题重新进行深入的思考，并形成新的研究领域。（注：马克·阿伯勒，1998，第29页。）可以预见，"9·11"恐怖事件的突发，将激发政治人类学家对全球恐怖主义组织的形成和运作机制的探讨。政治人类学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日益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的运作和变革，并对世界和平秩序的恢复和重建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简要的结论
纵观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从60年代以后，伴随着人类学学科本身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政治人类学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其研究主题、理论和方法都呈现出多样化和不断更新的特点，反映出这门新兴学科正在逐步走向兴盛与成熟。虽然政治人类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与政治学之间相互影响，而且60～70年代后彼此在研究对象上还出现了部分重叠，但是政治人类学研究从总体上来说仍然保持了其自身原有的基本特征。
就研究对象而言，政治人类学主要致力于描述和分析与简单社会有关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作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政治人类学从萌芽时期起，就一直关注对“其他”民族和“国外”社会中村落或社区一级的政治组织的研究。这些社会的特点是小型、均质、封闭，结构比较简单，成员间享有共同的文化和行为准则，血缘和姻缘是社会联系的主要纽带。60年代末以后，政治人类学主要在两个层面上拓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对现代国家范围内小规模的政治团体（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的研究，以及对国家一级的正式政治制度与地方一级的非正式组织之间关系的研究。尽管这两个层面的研究都与现代复杂的工业社会密切相关，但是与政治学侧重研究政府体制不同，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带有明显的边缘化色彩。近10～20年来，政治人类学所关注的妇女、农民和城市贫民等，都属于社会政治体系中被压迫和被边际化了的群体，他们是正统的官方权力话语所忽视或遗忘的对象。考虑到政治人类学关注的焦点在当代所发生的这些细微变化，我们不妨将其界定为对社会边缘政治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
就研究目的而言，政治人类学旨在超越特定的政治经验和理论，而建立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政治行为科学，以寻求人类的各种政治行为在不同历史和地理环境下的共同性。（注：Balandier,G.1970,Political Anthropology,New York:Random House,p.1.）虽然政治学也有这样的学术抱负，但它更多地关注的是如何使政治权力和权威更为有效等问题。很多政治学家都热衷于为统治集团提供支配技术，以帮助维护其权力，而不问其意识取向的性质，政治人类学则关心政治权力和权威的获得过程及其行使方式的合法性。政治人类学家从政治表象背后的文化机制中去寻找答案，认为不同的政治团体、政治形式和政治行为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等，都是文化的支配过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都可以从社会的经济、宗教、信仰和婚姻策略等文化因素中找到根源。换言之，政治是文化的表现和实践机制，政治展现了人们的文化取向。
因此，“政治”在政治学和政治人类学中获得了不同的含义。在政治学中，政治是一个独立运行的体系，它意味着国家和政府，并与一定的武力强制相联系。而在政治人类学中，政治是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它与其他各种文化因素密不可分，权力体制的运作通过家族、亲属关系和宗教仪式等来实现。政治人类学所使用的“政治”概念，其含义明显要比在政治学中的广泛得多。政治人类学试图通过比较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政治权力和权威的获得及其行使过程，而达致对人类社会中政治行为的普遍性的了解，进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及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征。
就研究方法而言，虽然政治人类学在理论分析过程中发展或使用了起源分析法、结构—功能分析法、过程分析法、行为分析法等诸多研究方法，但是与传统政治学相比较，其方法的特殊性突出地体现在重视参与观察和强调整体论。与传统政治学主要关注对政府的正式机构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和宪法文件的理性分析不同，政治人类学延续了人类学的经验主义研究传统，反对主要依赖文献资料，主张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从社区内部了解政治过程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境下是如何展开的。政治人类学家认为，只有通过这种参与观察的方法，才能透彻了解所研究的对象，同时有助于克服因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可能引起的偏见。
另一方面，政治人类学强调整体观，反对把政治作为一个孤立的领域来研究。政治人类学家主张，社会是一个由各种文化制度和因素相互关联构成的整体，政治是文化因素在权力领域内的展现。它必须放在社会文化体系的大背景下，联系经济、婚姻、宗教和象征等文化制度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在研究小的社区时，还必须考虑社区与更大单元之间的关系，包括社区与国家甚至社区与国家以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由于现代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整体论的方法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
政治人类学研究迄今的发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缺憾。主要表现在：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尤其在80年代后，随着研究主题和范围的扩大，政治人类学研究显得过于分散，理论上的建树也大不如从前；对于生态环境对政治活动所造成的影响关注不够，过多的政治人类学者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宗教礼仪、象征等心理层面的影响上。不过，无论如何，政治人类学从人类学视角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极大地拓宽了政治研究的视野，并为政治科学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借鉴与启示。我们有理由相信，政治人类学在新的世纪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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