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六年多尔衮出兵喀尔喀始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顺治论文,始末论文,六年论文,多尔衮论文,喀尔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067(2010)01-0037-05
崇德三年(1638)，喀尔喀扎萨克图汗率兵犯归化城，皇太极亲自准备带兵前去征讨，但终因扎萨克图汗退去而罢战。清朝和外喀尔喀的正面军事冲突是从顺治三年(1646)腾机思事件开始的。当时，清摄政王多尔衮任命和硕豫亲王多铎为扬威大将军率清军深入喀尔喀腹地，打败了腾机思和喀尔喀军队。从此清朝和喀尔喀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紧张的时期。顺治六年(1649)多尔衮征讨喀尔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当时，清廷刚入关不久，南方和南明及农民军的战争仍在继续。而在北方，顺治五年(1648)十二月大同总兵姜瓖叛清归明，一时山西全省震动。顺治六年(1649)二月癸卯，“摄政王多尔衮总统内外官兵征剿大同。”①多尔衮率军从北京出发往征大同叛军。
当月己酉，摄政王多尔衮师次古儿班口，“有喀尔喀硕雷汗下七人携妻子来归，言硕雷汗兵马距我国有十日程，散处于野。王因止大同之行，议定出张家口，趋喀尔喀。遣人调外藩蒙古兵。”②多尔衮从前来归附的喀尔喀车臣汗硕雷部人探听到军情后有突袭对方的计划。顺治三年，和硕德豫亲王多铎率军征讨腾机思时，多尔衮就有命令：“闻腾机思、腾机特等已奔喀尔喀部落硕雷，果尔，即将硕雷一并取之。”③但我们还无法确切考证“古儿班口”这一地方的具体位置，从多尔衮进军的路线来判断，似为一个长城的关口。朝北方向的行军持续三天，到本月壬子，摄政王多尔衮师次察喜儿土察罕脑儿，“以军中马瘠，且蒙古道路无水，遂罢往喀尔喀，转趋大同，遣人止外藩蒙古兵。”④察喜儿察罕脑儿，清中前期的《皇舆全览图》和《内府舆图》都没有标出这一地名。但从三日的日程来推测，此地应在察哈尔境内。
当时，喀尔喀相对清朝，力量明显处于示弱状态，这或许与三年前的战败有关系。顺治六年(1659)，喀尔喀土谢图汗和车臣汗硕雷等多次遣使贡献方物，也证明他们对清廷采取的是和平相处或不对抗的政策。
反之，清廷对喀尔喀实行的是恩威并施的政策。以多尔衮为首的清朝决策层一方面以礼相待零星前来归附的喀尔喀人，另一方面也准备着下一次的军事打击。
八月癸巳，摄政王多尔衮还京。从后来发生的史实来看，多尔衮这次返京之后，主要策划了再次征讨喀尔喀的有关事宜。当时的政治环境对清廷征讨喀尔喀较为有利。八月丁酉，“达赖喇嘛遣使奉表言，于壬辰年夏月朝见，并贡方物。”⑤清廷还争取刚入主青藏高原的顾始汗联军打击喀尔喀。
保存至今的《内阁堂档》中有一份在顺治六年十月七日清廷写给顾实汗的书信，⑥能反映清朝决策者们的意图。
以下首先对蒙古文原档作拉丁文转写，并附上汉译，再作相应的评述。其中，( )号中的阿拉伯数字是原档行数，单一逗号是文中的停顿符号，而双逗号是句子完结符号。
原文拉丁文转写：
汉译：
谕持教法王曰，本朝于旧好之国，初不愿加兵，若当交好之时而乐事干戈，诚不能默然处此。今喀尔喀方以信使通好，乃遣人诱我苏尼特部落腾机思反叛，挟之而去。及我师追腾机思时，土谢图汗、丹津喇嘛、硕雷汗无故出兵，两次拒敌，惟天降罚，使之败衄。二楚虎尔又无故侵我巴林，杀人掠畜。鄂木布额尔德尼又无故加兵于我，及闻我出师，始还。巴勒布冰图又来侵我土默特部落，杀其人民，劫马二千匹。此辈每起兵端，朕能默然处之耶。朕前此遣使，尔持教法王云，我虽老，我诸子、兵卒尚未老也，凡有征讨，我当以兵助之。朕非因兵力单弱，求援于尔，因尔有前言，故使尔闻之。今尔若践前言，出兵相助，誓不悮期，可以定议报我。如不欲出兵，亦定议来报。⑦
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注意到这封文书。持教法王是指顾实汗。从文书内容可以知晓，当时清朝采取的是“远交近攻”的策略，尽力拉拢顾实汗及其儿子们，如有可能计划于顾实汗联军出兵打击喀尔喀。同时，清廷也把同样内容的书信给顾实汗的两个儿子峨木布车臣戴青和罗木席额尔得尼戴青及其部将墨尔根济农，“以破回逆及招降西宁城功，赐厄鲁特部落峨木布车臣戴青为土谢图巴图鲁戴青，和罗木席额尔得尼戴青为巴图鲁额尔得尼戴青，墨尔根济农为卓礼克图巴图鲁济农。”⑧信发出后只过十日，没有等到顾实汗的回信多尔衮就领兵从北京出发，由此可以看出，清朝对与顾实汗合作其实并没有抱多大希望。我们也没有发现顾实汗有关这封书信的回复。联系当时的政治环境，1640年的喀尔喀、卫拉特会盟之后，顾实汗也不大可能帮助清朝出兵打喀尔喀。
十月辛丑，“命摄政王多尔衮率王、贝勒、贝子、公等征喀尔喀部落二楚虎尔，上亲送之。”⑨多尔衮军队的人数史料没有记载。这里明确记载征讨的对象是二楚虎儿，而不是其他首领。“楚虎尔
”是名号，但史书没有说明二楚虎尔的本名。据《王公表传》述：“额尔克楚虎尔者，衮布族也，复私掠巴林人畜，诏使责之。”⑩这个楚虎尔应该是挪挪何伟征诺颜的第四子图孟肯昆都楞楚虎尔子罗雅克额尔克楚虎尔。(11)他劫掠巴林人畜可能是报复清朝的军事行动。那么，另一个楚虎尔是谁呢？进一步查看喀尔喀首领的世系谱后发现，图孟肯昆都楞楚虎尔长子叫卓特巴车臣诺颜，他有一个儿子叫车满楚虎尔，出家后称楚虎尔喇嘛。(12)如这一推测正确，罗雅克额尔克楚虎尔和楚虎尔喇嘛二楚虎尔是叔侄关系，也明确了他们都属于土谢图汗部，而亲族联兵征战也比较符合喀尔喀社会的习惯。
另外，还应考虑到的是，清廷对喀尔喀首领中的左翼土谢图汗、丹津喇嘛、硕雷汗及二楚虎尔和右翼的鄂木布额尔德尼、巴勒布冰图等人都曾采取过敌对措施。笔者推测，因右翼所据地方较远，清廷无力征伐之外，在左翼中除了二楚尔之外，在此提到的其他三个首领或上书或朝贡都曾表现出商议解决冲突的意思，但没有发现二楚虎尔上书或朝贡清朝的史料表现。正因如此，战争的矛头可能指向了他们。
十一月庚申，“摄政王军次席巴尔台。是日，吴喇忒、土默特、四子等部落王、公、固山额真等各率兵来会，王宴劳之。”(13)清廷出兵和外藩蒙古各旗兵会合一同征战是他们一贯的做法。这次多尔衮召集吴喇忒、土默特、四子等部落的兵丁，其部落的游牧地都在内蒙古的中西部地区，距离清军路过的地方较近。
“癸酉，摄政王军至喀吞布喇克地方，遣四子部落固山额真布内率侍卫什长阿育锡等前往侦探，回报空戈尔峨木布地方见有敌踪，失实，下诸大臣议。布内自引错悮之咎，拟解固山额真任，籍牲畜之半侍卫等各革职，鞭责，启入。王以布内屡立军功，且既引咎，与众官无涉，俱免罪。”(14)因四子部落距喀尔喀土谢图汗等部较近，因而派其固山额真等人前去侦探，但他们提供的是假情报，影响了清军下一步的行动。“甲戌，摄政王自喀吞布喇克旋师。”(15)至此，多尔衮未能实现的喀尔喀征伐只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就戛然而止，最终未果。十二月丁未，摄政王多尔衮率大军还北京。
有关这次出兵到达的地方，《清实录》和《东华录》等史书只记下席巴尔台、喀吞布喇克、空戈尔峨木布等三处蒙古地名。因蒙古地方称作sibartai即席巴尔台的地方较多，先查看称为katun bulaγ即喀吞布喇克的地方。但遗憾的是，清军可能路过的内蒙古中部地区笔者没有发现这一名称的地方。进一步查找后发现，在达尔湖西边有个地方叫“奎屯布喇克(küiten bulaγ，蒙古语，意为冷泉)”，崇德三年皇太极前去准备征伐扎萨克图汗时也路过此地。(16)笔者以为此处《实录》所写“喀吞布喇克的”就是“奎屯布喇克”的误写。奎屯布喇克，又作“奎腾布喇克”或“魁屯布喇克”。康熙年间，在蒙古地方铺设驿站时，奎屯布喇克是独石口驿站路线上的一站。那么，席巴尔台指得应该是克什克腾旗境内的席巴尔台河附近的地名了。据《蒙古游牧记》载：“(克什克腾)旗北五十里有白河，蒙古名阿鲁察罕，源出岳碧尔山，西流会塔里齐河，二百六十里，有土河，蒙古名西巴尔台，源出木叶山，东流会木锡夏河、黑河、哈尔达苏台河，东南入潢河。”(17)“西巴尔台”和“席巴尔台”是同一蒙古语地名的不同汉译。另外，“空戈尔峨木布”应该是“空戈尔峨布(或可译空戈尔鄂博)qongγor obuγ-a”，清代所记蒙古地名错讹较多，不足为奇。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画的克什克腾旗地图上这一地名标得很清楚，汉译写成“黄霍尔鄂伯”，地处在克旗与乌珠穆沁交接处。(18)
通过以上地名的考证可以知道，多尔衮这次出兵至克什克腾北部地区就返回了，远没有达到作为目的地的喀尔喀土谢图汗部。
分析多尔衮撤兵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谎报军情引起。因为打击蒙古兵难度较大，没有准确无误的军事情报是很难进入喀尔喀腹地的，其中军队的后勤供应最为困难，军队在蒙古地方停留的时间不能太长。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多尔衮元妃患病之故。因为多尔衮返京后不久，这一妃子就去世了。这两种可能或单独或一起为多尔衮的回兵提供了理由。
多尔衮执政时期，在与喀尔喀的关系中，采取的是以武力为主的恩威并施政策。清廷以武力威慑的同时也采取了有限制的通贡贸易政策。多尔衮返回北京后修订原来的贸易法令，制订了更为严厉的对喀尔喀贸易政策。顺治七年(1650)二月乙酉，“谕户、兵二部，自今以后，喀尔喀、厄鲁特从边外前来，凡章京以下，披甲兵以上，若无驼只马匹，有愿买者，每一次止准买一匹，有违例多买者，所买之马入官，问以应得之罪。若有自己不买，包揽他人，顶己名买者，二人俱问应得之罪，所买之马入官。每旗选章京二员监视买卖。即令此二章京于各旗牛录及拨什库，将买马人姓名汇造清册一本，送户部照验，一本自收备察。卖马处所，执册呼名放入，不许强占预记，违者，章京照职罚银，兵丁照例鞭责。一应贩子、买卖人及不系披甲者，概不许买喀尔喀、厄鲁特驼马，犯者鞭一百，驼马入官。居庸关以内，一应官吏、军民人等，俱不许沿途迎买，著差官役搜察，如有被获者，即缚解至京，以贼律问罪。所差官役，如有私买及通同纵买者，亦按贼律问罪，著严行晓谕。”(19)这种法令意味着对喀尔喀的经济制裁，其目的无非是迫使喀尔喀顺服甚至归附清朝。
但是，这些似乎并不意味着多尔衮放弃了武力征讨的政策。顺治七年夏四月乙未，清廷遣侍卫舒尔虎纳克等往谕厄鲁特台吉鄂齐尔图时说，“朕遂遣使同往谕之，饬彼(指喀尔喀——作者)还二楚虎儿所掠巴林牲畜，赎俄木布额尔德尼、巴尔布冰图侵犯之罪，及巴尔布冰图擅入土默特杀掠之罪，并还所掠人畜，令其部落之长，及贝勒、贝子誓告天地，然后罢兵息战，永通和好，违则必行征讨。尔等既已效顺，倘朕再征喀尔喀，尔不得与之通好，尔其思之。”(20)如此肯定的口气表明在多尔衮掌握实权时，其对喀尔喀武力威慑政策基本未变。
多尔衮的征讨行动虽然没有实现，但这一行动也发挥了作用，这可以从第二年即顺治七年(1650)以后清朝和喀尔喀关系的微妙变化中窥见一二。
《内阁堂档》记下了顺治七年十月来到北京的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丹津喇嘛、鄂木布额尔德尼及二楚虎尔等派遣前来的由三台吉和五十五名臣组成的使者团。这不是一般的进贡者，是顺从清廷的要求，喀尔喀各首领派出的高规格的进贡使团。(21)这与他们以往的表现明显不同。应该说是清朝武力威慑的作用吧。
使团返回时，顺治帝信：“今尔等如欲复通盟好，尔以表来，我以敕往，二楚虎尔所掠巴林牲畜如数偿我，赎俄木布额尔德尼、巴尔布冰图侵犯之罪，并赎巴尔冰图擅入土默特杀掠之罪。嗣后，尔等如欲罢兵永通和好，尔部落之长及贝勒、贝子誓告天地，欲和则和，倘有一、二固山贝子不愿和好，自与尔诸贝子愿和好者无与，如我问罪于彼，尔亦不得相助，其修好诸贝子，宜照定例，每年各按旗进贡一次，每旗下贝子合进驼一只、马八匹，遣大臣朝见，朕亦照定例赏赉。此外遣使贸易，各从其便。尔等如遵朕命，则尔众贝子可遣大臣来朝，否则毋遣。”(22)从这封信我们看到，虽然有前提，但清廷还是发出了和平的信号。清朝的做法也开始改变了。
如上所述，顺治六年摄政王多尔衮亲自策划和领导的两次征讨喀尔喀的计划终究都未果，也很少有史书记述和流传这一事件。从清太宗崇德年间开始和喀尔喀发生联系以后，征服喀尔喀成为清廷的既定目标。当然，其政策和手段有所变化，多尔衮执政后期对喀尔喀的政策上采取了以武力威慑给予压力的政策。但出兵的第二年即顺治七年权倾一时的执政王多尔衮去逝，从这一时段开始清朝与喀尔喀关系发生较大的转变，清朝不再以武力相威慑，双方的对抗也随之结束，历史发展的方向对清朝越来越有利了。
喀尔喀方面，在17世纪50年代土谢图汗衮布、车臣汗硕雷、扎萨克图汗素巴第相继死去，喀尔喀内部开始分裂，矛盾突出，而对清朝表现得是更为软弱和妥协的态度。如上述，顺治七年(1650)喀尔喀派出的使团带来的书信格式和内容上明显表现出其示弱的心态。从顺治八年(1651)开始，有些喀尔喀的首领依从清廷的要求已开始进贡九白了。顺治十年(1653)，清廷成功地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其间，喀尔喀各部人不断前来归附清朝，也削弱着喀尔喀的力量。
顺治十二年(1655)，喀尔喀首领们遣子弟前去北京，与清朝定盟。双方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从此清朝也基本达到了使喀尔喀言听计从的目的，也可以说这是直接干涉喀尔喀内政的起点。
注释：
①《清世祖实录》卷42，顺治六年二月癸卯。
②《清世祖实录》卷42，顺治六年二月己酉。
③《清世祖实录》卷26，顺治三年五月丁未。
④《清世祖实录》卷42，顺治六年二月壬子。
⑤《清世祖实录》卷45，顺治六年八月丁酉。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三辑，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8—90页。
⑦汉文相同的文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47页；《清世祖实录》卷四六，顺治六年十月己丑。
⑧《清世祖实录》卷46，顺治六年十月己丑。
⑨《清世祖实录》卷46，顺治六年十月辛丑 。
⑩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卷，四十五传二十九，第335页。
(11)乌云毕力格著：《〈阿萨喇克其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5页；乌力吉图校注：《大黄册》(蒙古文)，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39页。
(12)《〈阿萨喇克其史〉研究》第135页；《大黄册》第140页。
(13)《清世祖实录》卷46，顺治六年十月庚申。
(14)《清世祖实录》卷46，顺治六年十一月癸酉。
(15)《清世祖实录》卷46，顺治六年十一月甲戌。
(16)《清太宗实录》卷40，崇德三年二月乙卯。
(17)《蒙古游牧记》卷3。
(18)[德]海西希：《蒙古地名》，威斯巴登，1966年，第98页。
(19)《清世祖实录》卷47，顺治七年二月乙酉。
(20)《清世祖实录》卷48，顺治七年四月乙未。
(21)《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三辑，第165—171页。
(22)《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三辑，第172—177页；《清世祖实录》卷51，顺治七年十一月辛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