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现状、趋势与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中国人口论文,现状论文,趋势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基本方面，人口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20世纪末，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已经基本实现。在新世纪，中国人口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发展阶段。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变革的时代，作为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的人口，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趋显现，日趋紧密，日趋复杂。
从性质上划分，中国的人口社会问题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人口变动和人口社会关系变化带来的问题；二是由于社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协调导致的问题；三是其他社会政策与人口政策不协调导致的问题。从形式上划分，中国的人口社会问题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基于人口数量的问题；二是基于人口结构的问题；三是基于人口素质的问题；四是基于人口社会关系的问题。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是，这几类问题同时并存，相互影响，并严重制约着中国的社会发展，进而制约着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对人口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给予高度重视，应该把解决中国人口社会问题及统筹协调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作为人口发展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面。
1 中国人口转变与社会发展
人口发展是指人口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其数量增长、质量、构成和各种外部关系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运动的过程；或者，人口发展是指一个社会的人口向着适度的人口规模、优良的人口素质、均衡的人口结构、合理的人口分布演进。人口转变是人口发展过程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①
关于社会发展，根据不同的角度和涉及内容的广泛程度对其内涵有不同层次的界定：(1)社会发展是社会的整体发展，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发展等各个方面在内的社会有机整体的发展与协调；(2)社会发展指的是社会有机整体中除经济发展之外的其他方面的发展，包括人民生活质量、城市化程度、教育水平、人口素质、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等方面；(3)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指人的发展，主要包括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价值的实现等方面。
为了全面反映中国当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同时便于进行国际比较，我们将社会发展界定为：通过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的需要，全面提高和发挥人的素质和才能，它既包括个人能力的提高，也包括整个社会生活状况的改善。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在全面实现小康的总体战略框架下，使人民过上富足、体面、健康和安全的生活。我们将根据对人口发展和社会发展涵义的上述理解，对中国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做出分析和判断。
1.1 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自改革和开放以来，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人口发展和社会发展也取得了划时代的巨大成就。20世纪末，中国完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实现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再生产模式，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连续10年低于更替水平，从1996年开始中国人口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70岁，2002年进一步提高到72.88岁，人口自然增长率自1998年开始降到10‰以下，进入21世纪后进一步降低到7‰以下，2004年已低于6‰(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司、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6)。在新旧世纪更替之际，中国已经跨入低生育、低增长、高寿命的国家行列(见表1)。
注：a、b和c的统计口径分别为不发达地区、东欧和较发达地区。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美国人口咨询局.中国人口信息中心编译.2002年世界人口数据表(中文版).2002
1.2 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
中国的社会发展已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稳定、繁荣和进步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标志。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2)，1975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为0.523，1980年为0.554，处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低线水平，② 2000年已经提高到0.726(见图1)，在世界173个国家中位列第96位，在83个中等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中位列第42位，在人类发展基本方面指标的数值水平，除了城市化水平一项以外，都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除人均GDP和城市化水平以外，其他指标都超过了中等人类发展国家的平均水平，人类发展指数等一些社会发展指标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见表2)。2004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水平提高到0.768，世界排名提升至第81位(UNDP，2006)。照此势头发展，在未来15年左右时间内，中国完全可以跨进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另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发表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③ 已经从1950年的26％上升到2001年的78％，其中，1990年以来提高了15个百分点。2000年，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的世界排名从1970年的第71位上升到第62位；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为31，排名世界第58位。198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和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分别以平均每年0.6个和0.2个百分点的速度缩小(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2003)。
1.3 社会发展对人口转变的影响
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国家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政策等三股主要力量推进下发展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是人口转变的发动机，政府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则是加速器。从人口转变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人口控制政策实施的时间进程关系看，人口死亡率的转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启动，并主导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人口转变过程；生育率转变的启动及迅速转变是在20世纪70年代，并把中国带入人口转变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李建新、涂肇庆，2005；陈卫，2005)这表明，中国的人口转变主要是由社会发展启动的。1979年政府开始执行的严格控制人口政策的作用主要是加速了人口转变的进程，特别是农村人口转变的进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人口生育率进入低生育状态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的关系更为显著。有研究表明，1978年、1990年和1998年中国各地区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系数分别为0.635、0.607和0.260，而与成年人受教育程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81、0.743和0.753(李建民，2003)。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社会发展对于推进中国人口转变进程的影响已经开始大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越来越重要。
社会发展对生育率转变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人们的社会观念和人口行为来实现的。人们的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是一种理性行为，这种理性的基础在于夫妇对于生育孩子收益和成本的判断，而且还表现在夫妇对于外部环境和条件变化能够做出及时的反应。因此，当我们探究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时，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夫妇们的生育决策，以及影响其决策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环境因素。自改革和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领域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个人生育行为和生育决策的影响却可能被低估了。1990年代生育率结束了徘徊状态而出现了持续下降的现象已经清楚地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对人们生育需求下降和个人生育自主决策的影响已经显现。
父母对孩子的需求可以分为情感性需求和功利性需求，前者是指父母从与孩子的情感互动和交流中得到的心理满足；后者是指孩子在劳动、收入、保障、风险防范、家庭地位等方面给父母带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效用。一些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生育主要目的是情感需求，而收入需求已经很小。在农村还是以传统的生育需求模式为主，即生育的主要目的是保障需求和家族需求，而收入需求已经处于更为次要的位置。中国农民之所以把保障需求和家族需求作为生育的主要目的，关键是农村还没有建立起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子女仍然是养老的主要资源，而农村社会的人文环境使得家族势力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因此，农村生育需求模式的转变将依赖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人文环境的改变，就前者而言，应该比较容易实现，而后者则需要一个更为长期和复杂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社会发展对人口发展的影响显著增强，但总体上，社会发展仍滞后于人口转变。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出生人口严重漏报、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女性高于男性的失常现象、④ 生活困难计划生育家庭的出现、老年人口的贫困化和边缘化等社会现象是中国社会发展与人口转变关系失衡的突出表现。中国的社会发展主要是在以下方面滞后于人口转变：第一，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薄弱，政府的农村社会发展政策及行动严重滞后甚至缺位；第二，家庭和子女功能的社会替代品及制度安排的供给严重滞后于社会需求的迅速增长；第三，人口空间迁移和社会流动的制度障碍依然存在，导致了人口城市化水平偏低、劳动力产业结构失衡，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平及地区发展差距等问题；第四，在市场力量重新安排利益分配格局之时，政府的调节行动相对迟缓和低效，使得为人口控制做出巨大奉献的计划生育群众的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证；第五，由于社会发展一些方面的滞后，人口转变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带来的潜在“人口红利”转变为现实收益的程度比较低。
社会发展与人口转变不协调的深层原因是制度原因，即社会发展政策与人口政策不协调。人口发展政策是中国社会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发展政策目标与其他社会发展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但是，中国当前存在着人口发展政策与其他社会发展政策之间不协调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单边突进”，而其他相关社会发展政策却相对滞后。合理、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就业政策和社会流动与迁移政策对于孩子功利性的需求替代，对于国家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对于人口全面发展而言，都是必需的社会发展政策条件，缺之不可，缺一不可。
2 人口素质与社会发展
人口素质是人口的基本特征之一，人口素质的优化是人口发展的基本方面之一。本研究将主要从健康和教育两个方面分析中国的人口素质。1990～2000年期间中国人口素质有明显的提高。
2.1 人口健康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的健康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根据卫生部监测点的数据，在1991～2004年期间，无论是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见表3)。另一方面，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显著提高，由1990年的68.55岁提高到2002年的72.88(见表2)岁。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成果，也将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2.2 人口受教育水平
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中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已经基本达到初中水平，比之1990年跨上了一个台阶，并且性别差异明显缩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迅速增长，但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依然显著(见表4和图3)，35岁以下的青年人口中仍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盲，并主要集中在农村，以女性为主。
注：①各级教育年限赋值分别为：未上学0、扫盲班1、小学6、初中9、高中和中专12、大学专科15、大学本科16、研究生19；②由于1990年普查资料汇总只有文盲半文盲，我们用分离系数将其分为未上学和扫盲班，以与2000年普查相对应；③1990年普查没有研究生类别，考虑到当时研究生数量很少，不会对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产生影响，故不再考虑调整。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数据来源为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除特殊注明外，本文根据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的数据来源均出自于此。)
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因素不仅仅是表征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财富，而且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人力资本具有多重性价值，它不仅具有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个人收入能力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具有提高国家机器运行效率、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价值，传承和创造人类精神财富的人文价值，提高个人和家庭社会地位、增加社会资本积累，增进个人和家庭福利的效用价值。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越高，其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就越广泛。从经济角度看，投资于人力资本是一种经济赋权，从社会角度看，投资于人力资本是一种社会赋权。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时代，社会的效率、公平和稳定更加引人关注。人力资本的社会功能对于促进中国的人口发展和社会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3 人口结构与社会发展
人口结构包括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人口自然结构及其变化会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人口的社会结构变化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1 人口自然结构变动与社会发展
人口自然结构不仅是人口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人口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人口自然结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年龄结构；二是人口性别结构。目前及未来的半个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自然结构失衡的严峻挑战。
3.1.1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及其社会影响
(1)人口老龄化
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0.5％，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7.1％，这标志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转变为老年型。中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已经成为21世纪上半叶难以扭转的趋势(邬沧萍，2004)。根据年龄结构变化机制，人口老龄化进程一般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由生育率下降推动阶段，由于少儿人口数量减少和比重下降抬升了老年人口的比重，即“低部老龄化”；二是由老年人口绝对规模快速增长推动的阶段，即“顶部老龄化”。迄今为止，中国仍处于人口老龄化的第一个阶段。从2010年开始，随着20世纪50年代出生高峰人口陆续进入老年，中国将进入顶部老龄化的时代，2040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超过20％，2030年以后，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0～14岁少儿人口数量，届时，中国将进入老龄社会。⑤
如同总人口的城乡分布一样，中国老年人口也主要是集中在农村地区，2000年有65.83％的老年人是居住在乡村。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老年人口占全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会进一步下降，但由于大批年轻人口的流出，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水平都将超过城镇地区。2000年中国农村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7.5％，已经超过城镇6.4％的水平。这种变化趋势表明，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挑战的重点是在农村。
(2)人口年龄负担变化趋势和“人口机会窗口”
人口老龄化趋势只是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对变化，而其他年龄段人口的相应变化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和整个年龄结构的变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中国0～14岁少儿人口的规模和比例自1980年代以来均呈现下降趋势，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规模和比例则一直处于上升势头，15～64岁人口在2030年以前都处于增长之中，在2030年以后出现减少的变化。三个年龄段人口规模及其比例的这种变化决定了中国人口年龄负担趋势的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20世纪70年代以后，少儿人口负担比持续下降，在2010～2050年期间将降低到历史最低水平；
第二，老年人口负担比自20世纪80年代起进入了持续上升通道，并且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将会超过少儿人口负担比；
第三，总人口负担比在2015年以前呈现下降的趋势，在2015年以后，由于少儿人口比例基本处于稳定状态，老年人口比例仍持续上升，从而导致了人口年龄负担比开始逆转上升。尽管如此，在1995～2035的40年中总人口的负担比都在50以下，而且在未来半个世纪中，总人口的年龄负担比将大大低于1985年以前的水平(见图4)。
由此可见，由于生育率转变打开的人口轻负担的“机会窗口”⑥ 出现于1990～2035年。在此期间，人口总抚养比低于50，但是人口机会窗口前期和后期的人口抚养性质截然不同：前者以抚养少儿人口为主，后者以抚养老年人口为主。
综上所述，中国面临的老龄化挑战最为严重的时期大约是在2025年以后，其理由有三：一是届时老年人口将会在巨大规模的基础上迅速增长；二是届时老龄化发展的速度最为迅速；三是届时人口年龄负担比将进入上升时期。但是，我们应对老龄化挑战的行动必须从现在开始。
(3)劳动力规模及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劳动力是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其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变化也将会给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广泛的影响。根据预测，中国未来劳动力规模变化的趋势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在本世纪上半叶，劳动年龄人口将一直保持着巨大的规模；二是在2025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将继续增长，但增长速度将持续下降；三是2025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四是按照中国的劳动力年龄标准，劳动力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以后开始减少(见表5)。
资料来源：李建民，原新，王金营.持续的挑战：未来中国人口发展趋势、问题和对策.科学出版社，2000
未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将出现老化的势态，并且超前于总人口的年龄结构老化。199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指数⑦ 为16.08％，2025年劳动力资源规模最大时的老化指数将达到31.25％，35年中提高了近1倍，2045年劳动力老化程度将可能进一步升至32.14％。劳动年龄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将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带来不利影响。
(4)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经济方面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储蓄和投资、消费需求、劳动生产率、劳动力供给等；在社会发展方面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收入转移、医疗保健和长期照护、家庭结构和生活安排、代际社会代际关系和社会分层等。对于政府的社会发展政策和行动而言，最重要影响的是在社会发展资源配置、政府公共支出分配，以及社会发展能力建设等方面。具体而言，这些影响可以归纳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
从积极影响看，中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转变降低了“人口抚养比”，打开了一个为期45年左右的“机会窗口”。我们应该充分把握这个机会，把人口转变创造的潜在“人口红利”转变为现实的社会收益。该机会窗口不仅为中国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人口环境，同时也为中国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发展基础设施等提供了机遇。其中特别是，少儿人口规模减少和负担系数的降低，直接为中国教育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创造了条件。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
消极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公共支出需求迅速增长。虽然中国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但是，对于政府财政支出而言则是一个负担不断加重的时期。因为，不同年龄人口对财政公共支出的影响是不同的。少儿人口对公共投入的需求主要是教育公共的支出，而老年人口则主要是对卫生医疗保健和养老的公共投入的影响。在许多国家，用于老年人的公共支出都远远超过其他年龄组。一般来说，老年人口对公共支出的需求要大大高于少儿人口(G.J.Stolnitz,1992)。因此，即使是在低抚养比的“机会窗口”时期，对中国财政公共支出的需求仍会快速、持续增长。此外，目前中国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人均公共支出水平还很低，特别是对老年人口的覆盖面还很狭窄，如果把其提高到应有的水平，扩大到应有的范围，中国政府财政在该领域的投入将会以更高的速度增长。
第二，社会代际关系可能趋于紧张。人口老龄化将会对中国社会代际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社会公共资源的代际分配格局也会因此而改变；虽然中国代际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但是，还仍然存在着不和谐或者不协调的问题，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收入的代际转移、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等方面，矛盾表现得更为突出。解决好这些矛盾应该成为中国协调代际关系政策的重点领域。
第三，社会公平和贫困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促进社会公平和消除贫困应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要内容，由于现在的老年人以及未来一个时期进入老年的人口，在其生命周期的工作阶段属于低收入群体，这意味着，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有可能会出现老年人的贫困化现象，社会公平也因此会受到挑战。老年人贫困主要是收入贫困和卫生医疗资源贫困。“贫困的老龄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贫困人口中老年人占的比例提高，二是在老年人口中贫困老年人的比例提高。老年人贫困现象目前在中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其中农村老年人中的贫困现象更为严重。
3.1.2 人口性别结构问题及其社会影响
中国目前以及未来一个时期内的人口性别结构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多种调查、多种方法均验证了这一事实。导致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主要是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人工流产。中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已经成为一个趋势(见图5和表6)，其特点如下：一是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持续偏高；二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程度不断加剧；三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地域范围有逐步扩大、偏高程度普遍加剧态势；四是城乡出生性别比均失衡，但农村比城市更为严重；五是孩次越高，出生性别比就越不正常(陈友华、米勒·乌尔里布，2001；原新、涂肇庆，2006)。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已经持续20多年，目前已经开始影响到青少年人口的性别结构。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异常偏高已经形成一种潜在的社会危机。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推算，1980年代以后出生队列男性人口数量相对于女性而言，已经绝对“富余”2320万人以上，其中10～19岁组男性人口多出800万人，0～9岁组男性人口多出1518万人。随着该队列人口的生命演进，性别结构失衡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将会日趋显现和加剧。由出生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也将会是长期、持续的。性别比失衡可能引发由性罪错导致的犯罪率的升高，给社会安全造成危害，如果再与吸毒和艾滋病等结合起来，将有可能成为对中国公众生命安全的极大威胁；对婚育和家庭稳定的形成挑战，影响社会稳定；对社会性别关系造成不良影响；部分男性婚姻成为不可能，他们将会孤老终生。
3.2 劳动力结构转变及其对人口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在业人口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在业人口产业结构已经处于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过程之中，并初步完成了第一个过渡阶段，即三次产业分布从“一二三”型转变为“一三二”型。在业人口的职业结构质量明显提升，主要体现在：在业人口职业非农化、“白领化”和社会性别平等化。
劳动力就业结构对人口发展具有直接的积极影响。对于劳动力者而言，其就业形式、收入、所属产业、行业和职业等因素直接影响到个人的人口行为，特别是对中国生育率的迅速转变和稳定低生育水平带来积极的影响。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变和劳动力职业上行流动改变了人们的时间分配方式，提高了时间的经济价值，因而提高了生育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促进了生育率的下降。
劳动力结构转变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劳动力产业结构的转变，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为中国整体的社会发展及农村的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二，劳动力的产业和职业结构的转变意味着劳动力从低收入职业向较高收入职业的转移，从而有利于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第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为消除贫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四，职业上行流动的加强，促进了中国社会分层的合理化，特别是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壮大，这将会给中国社会关系的协调带来积极的影响；第五，女性劳动力产业、行业和职业结构的改善，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促进了中国社会性别关系的正常化，并对于中国人口发展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第六，劳动力的产业结构转变促进了中国的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4 人口的社会分层和贫困人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剧烈变化，并进而引发了社会阶层结构的迅速分化和重构。当前中国人口的社会分层变化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依然存在，农村和城镇在总体上仍然是两个世界。在旧体制松动和解体之后，由旧体制所塑造的“二元结构”并未随之消失，城乡社会不平等依旧存在，甚至表现得更为严重，新的不平等不断产生。
第二，社会流动的“闸门”被打开，上行社会流动趋于活跃，代表社会稳定力量的社会中间阶层开始出现。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一个由民营企业家、新经济组织中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知识分子等所组成的受过良好教育、职业声望高的“新中产阶级”正逐渐取代“旧中产阶级”。另一方面，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下层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民子弟有了向上流动的正式渠道。近年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也为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创造了条件。
第三，社会下行流动同样被强化，在社会转型中被边缘化的城镇社会的“失败者”与留在农村的农民一起构成社会的底层。上个世纪80年代的社会流动基本上是一种向上流动，即由社会地位低的向社会地位高的阶层流动。1990年代以来，社会的下行流动却日显突出，并出现了城市贫民阶层。中国先富阶层和城乡贫困阶层的日益分化，已经在社会上积聚起强烈的不满情绪，并给中国的社会稳定带来威胁。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减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人口已经大幅度减少。但是，我们现在仍面临着贫困的挑战：第一，中国消除贫困努力的边际效应在下降；第二，新的贫困人口和新的贫困现象不断地出现；第三，贫困类型更加多样化；第四，导致贫困的原因趋于多元化。
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比较来看，按照各国本国的贫困标准计算，中国贫困的发生率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但是，如果按照国际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比例明显高于大多数比较参照国(刘纯彬，2006)。并且，中国个人收入分配不均平的程度也高于大多数比较参照国。这表明，中国贫困人口的存在与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有一定的关系(见表7和表8)。
当前在中国城乡的存在的贫困现象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其社会后果非常严重。
第一，贫困现象大量存在和不断出现新贫困群体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因此，贫困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社会发展的一种障碍，并影响到社会发展的质量。
第二，贫困，特别是由于制度性变革导致的贫困会使社会公平失衡，并会威胁政治的稳定。
第三，贫困会引致包括犯罪在内的许多社会问题，从而影响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第四，贫困人口被社会边缘化，他们不仅在物质生活上陷入贫困，他们的精神和家庭生活也会承受巨大的压力，因而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5 中国主要人口社会关系及其变化
在本文中，人口社会关系是指人口中各亚群之间的社会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按属性可以分为不同的亚群。基于某一方面社会属性的不同，这些人口亚群在生活经历、生活质量、社会机会等方面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不同人口亚群之间在社会生活方面所存在的各种联系，构成了人口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而这种关系的稳定模式便构成了一定的社会结构。
人口亚群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冲突，因此人口社会关系既有和谐的一面，也有不协调的一面。不协调的人口社会关系会产生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冲突、影响社会稳定，从而阻碍社会的发展。基于人口属性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包括了非常广泛的内容，我们在此只研究基于人口的自然属性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包括社会代际关系、婚姻关系、家庭关系、社会性别关系等。
5.1 社会代际关系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5.1.1 世代的划分及相对规模的变化
一个社会的人口可以分为不同的世代，社会是在世代更替中发展的。世代的划分可以基于年龄，或基于赡养与抚养关系，也可以基于共同经历划分世代，即把经历了某一共同事件、在社会特征上具有同质性并且在心理上产生认同感的一批人划分为一个世代。不同世代的人由于成长的环境不同，经历不同，在社会观念和态度方面会产生一定的分歧，对社会事件的体验和反应可能会迥然不同。
各世代人口的相对规模大小是反映该世代在公共资源分配中的份额和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力的指标之一。由于历史上的生育率波动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各世代人口的相对规模相差很大，0～19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直线下降，20～39岁的人口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显著上升，90年代略有提高，4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在90年代上升很快，2000年已达到总人口的1/3。4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意味着，中老年人口在中国未来社会的资源分配和利益表达方面会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影响。2000年后中国4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会继续上升，2030年后将超过总人口的半数，特别是60岁以上人口比重直线上升。相反，40岁以下的人口比重持续降低。这种反向变化预示着世代间在公共资源分配和发挥社会影响力方面的关系将会面临新的调整。
5.1.2 代际差异和代际冲突
不同世代在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构成方面的差别会加大代际间的隔阂。在中国，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急剧的社会经济转型，代际差异呈扩大趋势。40岁以下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比上一世代显著提高。在就业方面，中青年人口从经济发展中受益最大，并职业上行流动率较高。相反，40岁以上人口的出现职业下行流动的情况。
受教育水平和职业上的上述差别及其变化，必然会对不同世代人口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态度产生深刻的影响。随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世代之间在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方面的差别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还会呈扩大趋势，这是正常现象，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对其可能产生的后果需要客观地进行评估。
世代之间一方面在赡养、抚养过程中形成和谐共存关系，这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在价值观和资源分配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冲突的程度受到世代间相对规模和差异大小的影响。中国的代际冲突目前主要表现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和公共资源分配方面。我们应该以公平的原则协调社会代际关系。
5.2 中国家庭关系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5.2.1 中国家庭关系变化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家庭关系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展现出以下趋势：
第一，家庭规模小型化。中国90年代以来家庭规模发生变化的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家庭平均人口数在继续下降，由1990年的3.96人缩小到2000年的3.44人；二是城镇家庭规模下降的速度大于农村；三是家庭户人口数有逐渐向2～4人集中的趋势。
第二，家庭户结构简化。尽管人们的寿命不断延长，但人们观念的改变、生活水平的提高、住房条件的改善和生育水平的下降，使家庭的世代数减少，结构简化，多代同堂的现象越来越少。2000年中国家庭户中一代户(包括单身户)的比例为21.0％，两代户的比例为59.3％，三代户的比例基本稳定在18％左右。在城镇，一代户的比重已接近三成。一代户和单身户的显著增加，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家庭结构的重大变化，将对家庭关系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传统家庭以亲子关系为核心，而在一代户中，不论是尚未生育，还是子女已成年离家，夫妇关系将成为核心。
第三，家庭类型多元化。目前中国的家庭类型已经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单亲家庭、隔代家庭和空巢家庭都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5.2.2 家庭关系变化的社会影响
家庭规模、结构和类型的变化即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会给社会发展带来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家庭功能替代品社会需求的迅速增长，以及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单亲家庭、隔代家庭和空巢家庭面临着一些特殊问题，也会给其家庭成员及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家庭关系的变化将会对中国社会公共部门产生巨大的需求。由于家庭代际关系简化，两代户成为主体，家庭的养老职能日益减弱。传统的养老方式和观念应向社会养老转变，而当前社会养老和社区服务都还较为薄弱。家庭状况的变化对中国社会化养老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家庭日趋小型化，老年人的家庭生活照料问题日渐突出。发展社区养老照料体系、兴办适量的养老院、护理院等机构养老设施，设法满足生活不能自理同时家庭又无力承担照料义务的老年人的需求是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重大战略性选择。
5.3 中国婚姻关系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5.3.1 婚姻状况的变化
婚姻作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多重影响，对于任何国家或地区而言，人口的婚姻状况如何，不仅直接影响到众多个体及其家庭生活状态，而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秩序。从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看，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的婚姻关系变化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未婚人口比例呈下降趋势，已婚人口比例呈上升趋势。2000年在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未婚人口占20.25％，比1990年未婚者比例低了4.9个百分点，已婚人口比例由1990年的74.87％提高到2000年的79.75％。
第二，早婚人口比例大幅度下降，平均初婚年龄提高。2000年，早婚人口(女性15～19岁、男性15～21岁年龄组中的已婚人口)占同龄人口的1.16％，占已婚人口的0.2％，分别比1990年下降了4.64和1.19个百分点。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1991年的22.1岁提高到2001年的24.15岁。
第三，离婚人数增长较快，离婚人口比例稳步上升。据民政部门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离婚率持续攀升，1990年为1.38‰，1995年为1.75‰，2003年达到2.1‰。从普查数据来看，15岁以上男、女离婚人口比例分别从1990年的0.83％和0.34％，提高到2000年的1.12％和0.68％。
第四，丧偶人口比例有所上升，但老年丧偶人口比例明显降低。2000年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丧偶人口占5.58％，比1990年上升了0.52个百分点。其中65岁以上丧偶人口占同龄人口比重为37.67％，男性、女性丧偶老人占同龄人口比重分别为23.35％和50.50％，同1990年的47.54％、30.03％和62.26％相比分别下降了9.87、6.68和11.76个百分点。
5.3.2 婚姻挤压
婚姻挤压是婚姻市场处于非均衡状态的表现，是婚姻需求与供给不相适应的结果。如果人口(尤其是单性别)的婚姻挤压状况长期持续，不仅直接影响到众多个体及其家庭生活状态，而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秩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婚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男性婚姻挤压十分明显。从婚龄内单身(未婚、离婚、丧偶)人口性别比来看，1990、2000年54岁及以下同龄与相对人口性别比基本上都大于100或远大于100，表明婚龄女性人口的择偶机会大于男性，婚姻市场上存在男性婚姻挤压。总体上，2000年中国婚姻市场上男性处于婚姻拥挤之中。在55岁之前，除20～24岁年龄组外，其他年龄组单身人口的相对性别比(男大女2岁)都大大高于100，30～44岁年龄组单身人口的相对性别比在250左右，表明这个年龄段男性婚姻挤压最严重。由于70年代以来出生率下降与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1970年后出生的男性人口将面临严峻的婚姻市场形势，21世纪前半叶中国男性婚姻挤压将进一步加剧。
阶段性的婚姻挤压一般会影响结婚年龄和男女婚龄差，通过婚龄调节，通常不会给社会的安定和个人的家庭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但如果婚姻市场上长期存在比较严重的婚姻挤压，尤其是单性别的婚姻挤压，则可能会影响结婚率，导致受挤压的一方有部分人口不能最终结婚，给两性关系、婚姻家庭、风俗习惯与社会稳定等各方面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5.4 社会性别关系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结构和意识中存在的性别差异，是社会文化中有关男性和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的认识和规范。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和文化是建立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基础上的，它反过来又影响着女性的发展，不断复制出新的性别不平等。社会性别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两性和谐与共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进步与公平的体现。中国政府把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为实现法律上和事实上的性别平等提供了基本保障，有力地推动了妇女的发展。但是要真正消除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事实上的性别歧视，实现事实上的完全平等，仍需相当长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同时各项社会事业取得全面进步，为妇女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尤其是《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将男女平等列为一项基本国策，而且妇女发展目标被纳入到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妇女发展的主要方面都得到了重视(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2002)。近十多年来，中国在促进妇女发展、协调社会性别关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妇女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妇女就业结构日趋合理，从业范围不断扩大；妇女在政治和社会事务参与中的权利和利益得到更多关注；妇女接受各级各类教育的比例不断增大，妇女整体文化素质提高，15岁以上妇女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幅、妇女文盲率下降幅度均大于男性，男女受教育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妇女生育健康状况进一步改善；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继续提高；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妇女法律援助机构开始出现且发展迅速。
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妇女发展还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导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妇女发展的不平衡；二是随着改革的深化，一些深层次矛盾和关键问题表现出来，一定程度上拉大了男女两性和不同层次女性群体间发展的差距。在一些领域，性别歧视仍然存在，并影响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妨碍着妇女的发展。
性别差异的存在部分是源于性别歧视。性别歧视扩大了事实上的性别不平等，加强了女性在诸多领域的弱势地位。这反过来又可能进一步强化不平等的社会性别观念和文化。这种循环关系不仅严重影响着女性自身的发展，最终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当前中国人口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女性婴幼儿死亡率高于男性等，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观念和文化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最终有赖于消除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建立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这也是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6 结论：对中国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本判断
虽然中国的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与经济发展成果相比，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与人口发展的要求相比，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还有明显的差距，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发展赤字，社会发展制度安排和政府社会发展管理能力发展滞后。中国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
(1)由社会发展制度安排和政策的滞后、缺位等原因，社会发展与人口转变之间不均衡。社会和公共部门发展严重滞后，基本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成为制约人口发展的瓶颈。
(2)农村地区低生育率的社会发展环境还没有真正形成，社会发展与人口转变之间不协调的主要矛盾是在农村。
(3)由于巨大人口规模的长期存在，并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社会发展公共资源的社会需求将出现迅速增长趋势。
(4)社会发展公共支出总体水平偏低，难以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并且，公共资源在人口中的分配格局严重不均衡。
(5)以受教育水平表征的中国人口质量总体水平仍然偏低，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极不协调，并已经成为妨碍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的瓶颈。
(6)人口结构失调并将日趋严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出生性别比严重失常将会给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7)中国人口城乡分布和劳动力产业结构与经济产业结构之间处于失衡状态，劳动力市场多重分隔的格局仍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劳动力转移还存在着严重的制度和社会障碍。
(8)个人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达到比较危险的水平，并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地区之间、产业之间、行业之间、体制内外的收入差距已经将收入分配不公平状态广为扩散。
(9)人口的社会分层，以及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都有扩大的趋势，城市贫民阶层已经出现，城乡被社会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也有增长的趋势。新的贫困问题和贫困现象正在出现，导致贫困的原因也更加复杂。
(10)社会流动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并给中国劳动力产业转移、就业、收入分配、消除贫困等方面的发展努力造成不利影响，并且还严重制约着人口的发展。
(11)人口社会关系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特别是社会代际关系和社会性别关系将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注释：
①根据经典人口转变理论，人口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原始阶段，以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为基本特征；(2)中间阶段或过渡阶段，以死亡率率先下降，出生率随后下降，自然增长率先提高后降低为基本特征；(3)现代阶段，以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为基本特征。人口转变是处于从第一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过渡的中间阶段。
②0.500以下为低人类发展水平，0.500～0.799为中等人类发展水平，0.800以上为高人类发展水平。
③第一次现代化指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第二次现代化指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过程。
④在正常情况下，男婴和男童的死亡率高于女婴和女童，而中国的情况却正相反。
⑤老龄社会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比老年型人口标准下限高得多。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了老龄社会，我们可以考虑以下标准：一是人口零增长或开始负增长；二是老年人口负担比超过少儿人口负担比；三是“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如果按照这几个标准判断的话，中国应该是在2030左右进入老龄社会。
⑥人口机会窗口(也叫人口年龄结构黄金时期)指由于人口转变的迅速完成带来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在人口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一段总抚养比很低的时期。
⑦劳动力资源的老化指数，一般用50～64岁人口数占整个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数的比重表示(或50～59岁人口数占15～59岁人口数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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