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关于垄断理论的争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经济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8)07-0039-08
垄断是一种经济范畴，是深入认识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关键环节。垄断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基础理论，是对经济关系变化的分析和研究，从而为认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历史趋势提供强大的理论武器，为奠定经济学基本原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学说发展历史过程中，诸多经济学家对垄断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多方面的探讨，提出过无数理论主张，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派别，出现过种种影响广泛的有关思潮，他们之间自始至终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进行过多次大辩论，这样的辩论有的还在继续进行。
一
在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垄断一向是最有争议的一种理论，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对垄断的一些基本理论都持有不同的见解。这是因为垄断这一社会经济范畴，具有其独特的本质特征，它对经济的发展既有负面的抑制作用，又起着正面的促进作用。垄断能够有效地提高经济效率，对世界经济发展起着积极促进作用，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垄断势力进一步加强，给全球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看不到这一点或对它估计不足，是不对的和有害的。然而，垄断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始终具有它对社会关系产生的自我破坏、自我限制和自我否定的消极因素，这种属性是垄断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不可能得到根本克服，过高估计和过分夸大它积极的一面也是不对的和有害的。人们对垄断理论的这种二重作用的认识是逐步提高和加深的，这正是人们在垄断的一些基本原理上难以取得共识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垄断理论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而演变和发展，一些旧的矛盾在缓解、变化，一些新的矛盾会产生、发展，一些原来还在孕育的矛盾会暴露出来，垄断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总是在诸多矛盾中生存和演变。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的现实，垄断的特征都在不断地发生巨大变革。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有差异的，先进者及时发现新的矛盾苗头，后进者难以跟上形势的发展，以至对垄断的认识产生分歧。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垄断理论本身有着诸多矛盾，人们对它的认识容易产生分歧，因而研究垄断理论可以与其他学科有着不同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从矛盾中理顺理论脉络，从释疑中找出创新源泉，从争论中总结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就是从它的理论矛盾与冲突中去寻求其不断发展着的内在规律，从而对垄断的内涵、性质、特征和作用等方面作进一步的探讨。同时，在意见相左中，为社会经济实践制定各项经济政策和各种经济法规选择理论依据，用理论为社会实践服务，在实践中把垄断理论研究继续深入下去。
二
垄断自产生以来，在它的理论发展史上，是在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意见分歧的基础上，经历过一次次波澜起伏、错综复杂的大辩论，逐步发展起来的。垄断理论的大辩论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垄断现实的变革而展开的，世界经济经历过数度大转变，从而导致垄断理论的数度大论战。
西方经济学说自诞生以来，就崇尚竞争，反对垄断，主流派自由竞争经济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垄断理论总是处于被排斥地位。但是，只要我们认真研究西方经济学说史，不难发现，有一条非常清晰的、正确论述垄断理论的线索，一直贯穿着整个理论发展过程，与竞争理论同时并存，并在与主流派竞争理论不断斗争中得到发展。
早在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之间，资本主义由商业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西方经济学的自由竞争理论还未完全建立时，垄断理论的思想就已出现，并且一经出现就与竞争理论相对峙，古典经济学奠基者、重农学派创始人、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就提出赞赏自由竞争、反对垄断的思想。重商主义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反映了他们追求资本积累的欲望，力主对外贸易实行垄断。重商主义的这种商业垄断思想与重农学派有关自由竞争理论的意见相左，成为竞争理论与垄断理论的最初碰撞。
18世纪后半期，正是资本主义发展蒸蒸日上、自由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时期，亚当·斯密奠定了古典竞争经济理论的基础，竞争理论确定了它的统治地位，并同时对垄断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从而垄断理论在学术界完全处于被压制的地位。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欧洲主要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机器大工业建立，大型基础设施建成，国家统一大市场形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空前规模的资本积累迅猛增长，大银行家、大企业主不断涌现，垄断现象在社会经济中日益显现出与资本主义初期明显不同的特征，这就必然在经济理论中有所反映。研究垄断理论的专门著作在欧洲应运而生，法国经济学家奥古斯丹·古诺于1838年出版了《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一书，首创性地提出西方经济学有关垄断理论的内涵和基本原理，这就在经济学理论中为树立垄断理论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是对竞争理论一次当头棒喝。但是，在当时竞争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部著作被打入冷宫，湮没近半个世纪，无人问津。竞争理论与垄断理论的斗争是极其严酷的。
19世纪最后30年至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迅猛发展，资本主义资本积累高度膨胀，出现了一系列庞大的垄断组织，垄断现实来势凶猛，垄断理论各家学说纷至沓来，竞争理论再也阻挡不了垄断理论的发展势头。在此期间，诸多经济学家把垄断与竞争看做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彼此渗透，相互交叉。一部分学者从垄断角度出发，在与竞争融合过程中，按照垄断程度大小形成的垄断理论，依次有：施莫勒于1908年在《施莫勒年鉴》一书中提出的寡头垄断，奥古斯丹·古诺于1838年在《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提出的双头垄断，伊西德罗·埃奇沃思于1897年在《纯垄断理论》一书中提出的纯垄断。另一部分学者从竞争角度出发，提出在与垄断渗透过程中竞争占有程度不同的理论，依次有：欧文·费雪于1923年在《资本和收入的性质》一书中提出的垄断是竞争的缺乏，古诺于1838年在《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提出的有限竞争，维尔弗里多·帕托于1912年在《政治经济学教程》一书中提出的不完全竞争，比特里·托里斯提出的不完善竞争，古诺于1838年在《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提出的限制性竞争，爱舍·庇古于1906年在《财富与福利》一书中提出的垄断竞争，等等。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在与竞争理论斗争中提出的。
随着客观现实的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垄断除去存在一些弊端外，还具有一定的特有优势。早在20世纪初，乔治·冈顿就认识到，资本集中“是将它们并入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生产体系，使之能够更廉价地共同生产财富，同时也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收入”。①马歇尔到了晚年面对垄断所起作用的现实，叹息英国没有像美国和德国那样强大的垄断组织，主张英国建立垄断联合，增强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②
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又形成了一次产业革命，科学技术和规模经济成为提高经济效率的主要手段，新型的垄断组织在生产形式和质量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社会经济的垄断势力大大加强。在这种时代变迁的背景下，垄断理论又大踏步地向前推进。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张伯伦和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先后出版了有关研究垄断的理论著作，摒弃了古典学派把纯粹竞争市场作为普遍存在的假定，认为现实经济生活中只存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纯粹竞争市场结构是罕见的经济现象，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竞争理论的基础，是对主流派自由竞争理论一次严峻的挑战。
时隔不久，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独树一帜地开创了垄断理论的新思路。熊彼特在西方经济学中，是对竞争理论对垄断所加的不实之词进行驳斥、为垄断正名的主要学者，他对自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学有关垄断的评价给予了针锋相对的批驳。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垄断企业的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的内生因素，有利于促进生产的发展，那种认为垄断企业效率低的论点不能成立。熊彼特的垄断理论在与竞争理论大辩论中，为树立新的垄断理论体系打下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科学技术创新的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广度与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垄断程度的加强也是战前无法比拟的。在这个经济形势大转变时代，垄断理论又呈现了一场相互对峙的大辩论。产业组织理论内部的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论战把垄断理论的发展又推向一个新高潮，争论的焦点是以垄断对企业经济效率的影响为中心展开的，首先表现在双方的逻辑思维的差异以及市场结构与企业运行效果的因果关系，究竟是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运行绩效，还是企业运行绩效决定市场结构。由此产生进一步的争论，即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获取高额利润是来自于垄断势力还是大企业高效率所产生的。两派意见争论不休，相持不下。
产业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40-60年代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大论战，有力地推动了产业经济理论的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了以研究技术创新、进入壁垒、交易费用和博弈论等为中心内容的崭新的、独立的垄断理论体系，在经济学理论中崭露头角。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西方经济学说史发展过程中，每一次经济大变革，都伴随着一次垄断理论的大辩论，每一次论战都把垄断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垄断理论就是在各种社会思潮、各种经济学派的碰撞中得到壮大与发展的。
三
在西方经济学界关于垄断理论的几次大论战中，有的通过争论使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入，把垄断理论大大推进一步；有的通过争论使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更趋接近，缩小了意见分歧，加深了对问题的理解；有的成为学术界永恒争议的焦点，还需要通过深入研究，在进一步争鸣中把问题深入下去；有的在争论中，双方争论激烈，针锋相对，相持不下，难分伯仲，有待深入；有的通过争论，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扑朔迷离，还需要通过实践的总结，澄清一些紊乱的逻辑推理，理清双方争论的焦点，找出问题所在。
现将经济学界有关垄断理论争论主要的观点概括如下：
1.垄断与竞争的利弊之争
经济学界有关垄断与竞争利弊之争的主要焦点集中在效率高低之争上。
西方经济学界的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一直相持不下。一部分学者认为只有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企业的效率才是最高的，而垄断市场条件下，企业的效率是低下的。威廉·谢佩德说“市场势力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损失是重大的，它在资源的有效利用方面所造成的损失，就内部的低效率、资源配置不合理和外部影响合起来高达国民收入的5%”。③
另一部分学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垄断市场结构的生产效率不存在低效率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竞争市场条件的生产效率是难以与垄断市场相比拟的，熊彼特说“完全竞争的效率，尤其是就新技术效率而言，是低劣的”。④德姆塞茨是这样论述垄断与效率之间关系的，认为“垄断企业→效率高→利润大→占有市场份额增加→促进企业发展”。⑤
效率高低的标志是利润，各派学者们就各种市场结构的利润高低又进行了争论，伦纳德·韦斯通过大量资料研究得出结论：效率、利润与集中程度三者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⑥有的经济学家进一步用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差额反映企业利润率的高低，阐述了自己的论点，约翰·夸克研究了这一关系，他的结论是，在一些行业里，两家最大的垄断企业市场份额的增加，明显地提高了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差额，这是由于集中率的增加，企业效率提高的结果。⑦而诺曼·柯林斯等人的观点则认为，垄断程度高的企业之所以利润高，不是由于垄断企业效率高所导致的，而是依靠垄断企业的市场势力取得的。⑧反映企业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成本的高低，肯尼思·克拉克森认为垄断企业的成本比竞争企业的成本高。⑨德姆塞茨则认为，垄断企业的规模效应所带来的成本效益远远大于大企业的机构庞大管理费用增加所导致的成本费用上升。⑩
2.垄断是阻碍技术进步还是促进技术创新之争
垄断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一向是经济学界争论的主题，对两者关系究竟是正相关关系还是负相关关系一直争论不休。
一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竞争市场才具有开发新技术的积极性，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竞争可以产生更多的研究和创新活动”。(11)这一派经济学家认为垄断市场结构会降低技术创新过程，影响技术进步步伐。路德维希·艾哈德认为，垄断“会使技术进步与经济进步有所倒退”。(12)谢勒说“垄断减弱大公司的竞争压力，可能降低它们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13)克拉克森从专利所形成的社会成本论述垄断对技术的压制，他认为，持有专利创新者可通过专利的排他性来获取垄断利润，然而垄断利润所形成的垄断价格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进而造成社会成本可能会抵消取得专利的创新所提供的收益，有时专利制度的社会成本可能远大于提供给社会的利益，这样，技术创新必然会受到抑制。(14)
另一派学者则持相反意见，认为竞争市场结构不利于技术创新，肯尼思·阿罗认为，竞争市场结构投入研究开发费用后，不能占有投资的收益，也不愿承担投资风险，更不能从使用发明的递增收益中获取利益，所以，竞争性企业对技术开发的投资是不足的。(15)这一派学者认为，只有垄断市场结构才是技术创新的开拓者，泰勒尔认为，垄断者由于投入较多的研究费用，先于进入者占有专利，从而获得一个净利润，这表明垄断者具有更大的创新激励。(16)克拉克森分析了垄断企业在技术开发中具有规模经济的优势，认为大企业能使用小企业不能使用的专业化设备，从而能从小企业所不能从事的专业化生产中获利，这是因为在研究开发中存在着规模经济效益。(17)戈特和克莱波还就垄断企业具有的进入壁垒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作了论证。(18)
3.垄断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多少之争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垄断后必然带来社会福利损失，也就是说，社会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究竟垄断导致社会福利损失是多还是少，西方经济学界对此问题认识不一致。
首先提出垄断的社会福利损失是阿诺德·哈伯格。哈伯格以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两个概念来分析垄断的福利损失，最后得出“哈伯格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即为垄断的“无谓损失”，他计算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制造业的福利损失占当年美国国民收入的千分之一。(19)
后来，一些经济学家依据哈伯格的思路，计算了这种损失，结论是哈伯格严重低估了垄断的福利损失。卡默申计算了1956-1961年间的数字得出结论是垄断造成的年社会福利损失约为国民收入的6%，(20)考林和米勒计算了1963-1966年美国大企业年福利损失占公司生产总值的13%。(21)
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的经济学家进一步研究了垄断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威廉·布莱德温认为一个垄断企业在形成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过程中，主要是财富由消费者转移到生产者手中，而不是社会福利的损失，他计算的结果是，财富转移比社会损失要大8倍之多，因此，社会福利损失是被大大夸大了。(22)
4.当前垄断发展趋势之争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界关于垄断问题的研究，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近期内，西方经济虽然经历了数次规模庞大的兼并高潮，但企业的集中程度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也就是说，全球经济的垄断程度并没有提高。劳伦斯·怀特计算了上世纪80年代直到90年代末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企业利润和工资收入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平均数，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经济的总体集中程度保持相对稳定势态。(23)保罗·德格劳米和菲利普·卡梅曼计算了同期美国500家大公司就业人数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平均数，得出的结论与怀特结论是一致的。(24)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赞同上述观点。(25)
笔者则认为，平均数是总体水平的综合指标，反映某一社会经济现象的典型水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说明特定的规律性，但是，经济现象是错综复杂的，把千差万别的事物差异抽象化，很难反映出其本质的特征，平均数的运用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大公司在经济总值中无论是利润、工资收入还是就业人数所占比重的平均数很难反映出西方经济垄断程度变化趋势。当前西方经济正在经历着经济结构的大变革，与此同时，垄断结构亦发生重大重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大幅度提高，第三产业的垄断程度亦随之迅猛上升，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垄断程度亦同时减弱，在500家公司的平均数中，第三产业垄断程度的提高为第二产业垄断程度下降所抵消，垄断程度平均数就像人们收入平均数一样，收入平均数掩盖了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真相，垄断程度平均数同样抹杀了第三产业垄断程度提高、第二产业垄断下降的实质，如果说，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垄断程度变化趋势的话，应该是在计算大公司的利润、工资收入和就业人数在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平均数，应以三次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百分比的变化为权数，计算加权平均数，才能真实地反映出垄断程度变化趋势。(26)
5.在垄断资本积累中，是内部积聚还是外部兼并占主导地位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垄断资本积累主要是依靠内部积聚还是外部兼并，有一个历史发展进程，随着这个进程的发展，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社会个别资本增大是以资本积聚为基础的，在垄断资本发展前期，总是以企业内部资本积聚占据首要地位，所以说，资本积累中不会产生以积聚还是兼并为主的争议。
直到20世纪上半期，垄断资本的发展在资本积累中一直都是以积聚占据主导地位的，依据J·弗雷德·韦斯顿的研究资料，他计算了1900-1948年美国最大公司资产额的增长，其中通过利润再投资的内部积聚增长占到三分之二，而外部兼并的增长只占有三分之一。(27)
二次大战后，垄断资本积累大幅度增加，有能力进行大规模兼并活动，这样，原来用外部兼并办法扩大企业规模速度慢于用内部积聚办法扩大企业规模速度的情况有了明显改变。在20世纪60-70年代间就产生了企业积累究竟是积聚还是兼并占主导地位的争论，萨缪尔·里德计算了美国最大的200家公司的内部积聚与外部兼并的增长率，得出结论认为，1960年两者增长速度基本持平，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兼并高潮后，兼并增长率是积聚增长率的三倍。(28)所以他认为这时在企业积累中，外部兼并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而贝莱·博克分析了1958-1968年的数字得出的结论认为，美国公司的兼并资产占资产总额增长比重并没有超过内部积聚，美国公司资本增大主要还是靠企业内部积聚。
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几次大规模兼并高潮，外部兼并对企业资本增长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兼并在企业积累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场争论也就在实践中自然而然地趋于一致。
6.垄断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萨缪尔森认为通货膨胀主要是社会总需求的增加、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和国际收支状况恶化等原因造成的，与垄断价格的形成无关。(29)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二战后发达国家通货膨胀与垄断企业所拥有的垄断价格有着密切关系。约翰·布莱尔用具体资料论证了垄断程度越高的部门垄断价格上涨得越快，垄断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30)诺曼·柯林斯和李·普雷斯顿的测算，在美国经济中一个部门的集中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价格就要上涨1.1-1.4%。(31)萨缪尔·里德认为，在经济危机时期垄断企业与通货膨胀关系表现得更为明显，垄断程度越高的企业垄断价格上涨程度越高，垄断程度越低企业价格下降程度越大。(32)
7.反垄断法理论的两种不同见解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对反垄断法的理论基础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
一派意见认为，反垄断法的立意是为了保护竞争和维护中小企业利益，而中小企业一般来说效率比大企业要低，如果不允许兼并，就是维护低效率的存在。同时，他们还认为，企业兼并是效率低的企业向效率高的企业转移，兼并后会提高企业集中率，大企业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竞争能力，是提高企业效率的必由之路。这些学者竭力主张放松对企业的兼并立法管制。
另一派意见认为，兼并行为形成庞大的企业，大企业会产生高价格、高利润的企业结构，大企业之间较易达成协议进行结构共谋，大企业会产生成本高、效率低的现象，造成不合理资源配置。他们竭力主张强化企业兼并立法机制。(33)
20世纪60年代企业兼并高涨，出现了大量混合兼并，兼并立法的争论焦点转移到是否要对混合兼并予以法律制裁。
一派意见认为，混合兼并是不同部门相互之间的兼并，这种企业生产过于庞杂，规模过于庞大，经营管理存在着潜在的危机，应该予以严格限制，兼并立法应立专项条款予以制止。
另一派意见认为混合兼并有很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它可以调整产业结构，可以使企业从管理不善人员手中转移到有管理经验的管理者手中，可以扩展企业规模，增加企业竞争能力等，因而，竭力反对制定立法对混合兼并予以制裁。(34)
在法学界，一些法学专家从法学理论出发，对反垄断法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
一部分属于自由派法学家的观点，他们依据达尔文进化理论，认为兼并是一种自由竞争所形成的优胜劣汰的经济现象，企业通过竞争以淘汰不适于生存的落后企业，利用立法保护一些自然淘汰的低效企业，是不符合事物发展自然规律的。同时，他们还认为，政府制订法律条文，对私人企业予以干预，是不符合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财产权的基本原则的。这些学者竭力反对各种严厉的反兼并立法。
另一部分属于保守派法学家，他们认为，达尔文进化理论主要是针对生物现象，经济现象不尽相同，优胜劣汰支配着生物的进化，但经济现象需要通过人为的选择，经过不断调整使之合理化。同时，他们还认为，私有财产不是自然存在的，它的存在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增长自己财富形成的，不可剥夺的财富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企业违反社会利益，通过兼并进行自我增值，社会有权通过立法予以制止。因此，这一派法学家竭力主张制定严厉的反垄断法。(35)
四
垄断在经济学理论中处于一个关键地位，与诸多经济因素有着密切关系，在当今世界经济千变万化的形势下，垄断与这些经济因素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垄断与竞争、垄断与技术、垄断与兼并、垄断与产业结构、垄断与经济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关系均起了质的变化。如何在这些不断变化的经济联系中，找出各种理论矛盾之所在，从意见分歧的争论中消除矛盾、统一思想，总结出合乎客观规律的理论特征和实践基础，是研究垄断理论争议的主要目的之所在。
垄断与竞争利弊之争，是经济学界垄断理论争论的焦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理论界通过长期对垄断利弊的权衡，从而得出垄断本身所具有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应区分两种性质不同的垄断，一种是靠独占形成的市场势力，控制供给、垄断价格，导致不合理资源配置，是一种非效率垄断；一种是由于技术创新效应、国际竞争力强势效应、网络规模经济效应形成的市场优势，是一种效率垄断。面对垄断本质特征存在着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人们应该不断调整对垄断利弊的认识，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关系，以便更有利地促进整个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垄断与技术关系之争，是学术界有关垄断理论争论的另一个永恒的主题，垄断究竟是抑制技术发展，还是促进技术创新，各派理论针锋相对，相持不下。但是，当今世界经济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更多的学术界人士认识到，垄断本身就是高科技迅猛发展所导致的，只有大垄断企业才是促进技术创新的首要保证，理论界只有巩固这种思维，才能确立垄断对技术创新积极作用的认识，才能正确处理垄断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兼并形成垄断是提高效率还是降低效率之争，是经济学理论中一个较为普遍的关注点。多数学者认为企业兼并是生产要素由劣势企业向优势企业转移，能够合理地组织资源配置。当今世界经济兼并高潮一浪高过一浪，把全球经济带向更加高度垄断，有力地促进了整个经济不断向前发展。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对如何把我国的弱质企业通过兼并和资产重组，更好更快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重要启示。
反垄断法争论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对垄断的性质与作用的认识差异所导致的，由于对垄断的性质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从而关于垄断对经济发展所起作用方面有着根本不同的认识，这样，在制定法律依据时，必然产生分歧，对经济发展也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效果，人们应该审时度势，依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处理好垄断企业效率高低之争所引起的反垄断的强化与弱化之争，制定出符合各个国家客观实际的反垄断法。另一方面，反垄断法的审理原则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上，各派学说意见不一，依据美国反垄断法的实践，以占有市场份额多少、造成经济效率高低、是否促进技术创新或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作为反垄断法审理原则的理论基础，应该依据时代变迁而不断调整理论基础，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基础作用，在我国制定反垄断法时，是值得借鉴的。
注释：
①《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3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77页。
②［英］阿弗里德·马歇尔：《工业与贸易》，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19年，第655页。
③［美］威廉·格·谢佩德：《市场势力与经济福利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94页。
④［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绛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10页。
⑤Harold Demsetz,"The Market Concentration Doctrine",in William Baldwin,Market Power,Competition and Antitrust Policy,Richard D.Irvin Inc.,Homeword Illinois,1987,p.310.
⑥Leonard Weiss,"Quantitative Studies of Indust rial Organization",in Michael D.Intriligator,Fronties of Quantitative Economics,North Holland Amsterdam,1969,p.362.
⑦John E.Kaoka,"The Effect of Market Share Distribution on Industry Performance",Review of Economic and Statistics,Feb.,1979,p.101.
⑧Roman Curlings and Lee Preston,"Price,Cost,Profit and Industry Organization",Economic Review,Aug.,1969,p.272.
⑨［美］肯尼思·W·克拉克森，罗杰·勒鲁瓦·米勒：《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杨龙、罗靖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174-175页。
⑩Harold Demsetz,"The Market Concentration Doctrine",in William Baldwin,Market Power,Competition and Antitrust Police,p.312.
(11)Harold Demsetz,"Information and Efficiency,Another Viewpoint",Jounal of Law and Economics,Apr.,1989,p.11.
(12)［德］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24页。
(13)F.M.Scherer,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Rand McNally Chicago,1990,p.424.
(14)［美］肯尼思·W·克拉克森，罗杰·勒鲁瓦·米勒：《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杨龙、罗靖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611页。
(15)［美］肯尼思·W·克拉克森，罗杰·勒鲁瓦·米勒：《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杨龙、罗靖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601页。
(16)［法］泰勒尔：《产业组织论》，张维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26页。
(17)［美］肯尼思·W·克拉克森，罗杰·勒鲁瓦·米勒：《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杨龙、罗靖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6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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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William Baldwin,Market Power,Competition and Antitrust Policy,Richard D.Irvin Inc.,Homeword Illionis,1987,p.317.
(23)Lawrence L.White,"Trends in Aggregate Concentration in the U.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Summer,2002,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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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龚维敬：《垄断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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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S.R.Reid,New Industrial Order,Concentration Regulation and Public Policy,McGraw-Mill Book Co.,New York,1976,p.364.
(29)P.A.Samuelson,Samuelson Dictionary,entry 369,380.
(30)John Blair,Economic Concentration:Structure Change and Public Policy,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1972,p.546.
(31)Norman Korlings and Lee Preston,The Different of Concentration and Price in Manufacture,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Berkley,1968,p.58.
(32)Samuel Reid,New Industrial Order,Concentration,Regulation and Public Policy,McGraw-Hill Book Co.New York,1976,p.254.
(33)Neil Flytein,The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Control,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0,p.220.
(34)Neil Flytein,The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Control,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0,pp.204-221.
(35)Neil Flytein,The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Control,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0,p.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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