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经济新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新格局论文,进程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33/4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856(2006)01-0033-08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浪潮汹涌澎湃。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产品和要素流动加速的市场化过程，其主要特征表现为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生产一体化和经济区域化。东南亚国家是参与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① 经济全球化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愈益重要的影响。
一、东南亚经济的增长与波动
战后，东南亚国家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热点地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波动加剧。随着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同步性愈益增强。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南亚经济取得了较其他地区更快的增长率。尽管70年代中期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但在70年代东南亚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其他国家。80年代上半期，由于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但到80年代中期之后，东南亚经济出现了快速复苏。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南亚经济均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出现了较大的波动起伏。1997年东南亚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1998年各国经济普遍陷入严重衰退，1999年和2000年却出现快速复苏或强劲反弹，而到2001年多数国家经济又急转直下，甚至呈现负增长。2002年后，东南亚经济再次出现复苏的态势。(见图1)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东南亚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严重衰退、迅速复苏、再陷衰退和又呈复苏的增长轨迹。东南亚经济增长的急剧波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经济全球化下受到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和金融危机后国内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拖累。
尽管有充分的数据表明参与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同时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也增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更加密切，经济增长波动的同步性愈益增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4。[1] (P68)在东南亚国家，这种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性更大。例如，据新加坡贸工部的研究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长对新加坡经济的影响最大，美国经济每增长1％，新加坡经济就会增长0.96％。[2] 另据美国著名的所罗门美邦公司的研究，日本的经济增长对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分别为：日本经济每增长1％，新加坡经济就会增长0.24％、泰国经济就会增长0.17％、马来西亚经济就会增长0.13％。[3]
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向东南亚国家的传导，是通过世界市场扩散的。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在国际商品市场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向发展中国家传导，是通过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的变化实现的。但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促进了新的国际分工发展，东南亚国家已经成为制成品生产国和出口国，该类产品已占东南亚国家商品出口的50-90％。因而，国际商品市场的价格传导已经从初级产品价格为主转向以制成品为主。近年来，国际市场上制成品价格下降，不但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包括高技术产品。东南亚国家紧跟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发展新经济的步伐，大力扩展以芯片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该类产品出口比重分别高达65％和64％，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高达25％和19％。菲律宾、泰国和印尼的相应比重也很高。据计算，1992—1999年电子信息产品价格下降对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造成的损失部分相当于它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部分的6.71％、3.31％、1.13％和0.96％。(见表1)2000—2001年，全球电子信息产品销售额从年增长30％到下跌30％，导致东南亚国家的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急剧波动。例如，2000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为9.6％，而2001年则下降2％，其中约有12个百分比的大幅波动。据新加坡贸工部的研究显示，世界半导体工业每下降1％，新加坡经济增长就会下降0.12％。而2001年全球半导体工业增长波动达60个百分点，它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影响高达6.8个百分点。[2]
表1 1992-1999年信息技术产品价格下跌对国内生产总值、贸易条件和国内需求的影响(％)
贸易条件 国内需求
国家GDP
(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新加坡 6.71 -6.46 0.25
马来西亚3.31 -3.13 0.18
菲律宾 1.13 -1.03 0.10
泰国0.96 -0.87 0.09
韩国0.85 -0.59 0.27
台湾0.58 -0.37 0.21
香港0.20 -0.01 0.20
美国0.38
0.28 0.67
日本0.37 -0.19 0.17
注：计算信息技术产品价格下跌对实际GDP、实际国内需求和实际净出口的影响的方法是把信息技术的最终支出以经汇率调整的美国享有效用价格进行平减(而非根据GDP平减因子)，然后再链式加权。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01年10月(中译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对东南亚经济的影响，不仅在于流入这些国家的资本流量减少，更在于金融资产价格，主要是股价和汇率变动的传导。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引进外资的规模持续萎缩，它对以投资—出口推动的东南亚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近年国际股票市场价格和美、日货币汇价的剧烈波动，也引发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的动荡，并危及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据美国所罗门美邦公司的研究，日元汇率的变动对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分别为：日元每贬值10％，泰国经济就会下降0.3％、新加坡经济就会下降0.22％、马来西亚经济就会下降0.21％。
由于金融危机后区域各经济体实力的消长，30多年支撑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model)已发生巨大变化。所谓“雁行模式”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NIEs)产生与发展的一种独特的区域国际分工形态，即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的日本将成熟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后者又将其成熟的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四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纺织、化工、机械、电子等产业均以这样的次序转递，从而在区域形成了一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日本、亚洲“四小”和东南亚经济均受到强烈冲击。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吸纳区域产品的能力下降，对外产业转移的进程放缓。亚洲“四小”经济深陷困境，产业升级举步维艰，对外投资规模锐减。这样，由日本主导产业转移过程所决定的区域国际分工格局出现衰变，使得区域内赖以高速发展的增长动力机制和产业循环机制难以顺利运行，经济增长的变数大大增加，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后东南亚经济的急剧波动。
二、全球化下东南亚经济运行的特征
随着东南亚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经济全球化不仅加大各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同步性，而且对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从东南亚经济的运行看，经济全球化推动各国的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一体化的进程。
(一)东南亚的贸易自由化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贸易自由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先导。进入90年代，全球性和区域性的贸易自由化迅速兴起。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建立，90年代初以来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一再加速，大大推进了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各国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逐步放宽贸易管制，大幅降低关税水平。东南亚6国(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②)均为WTO成员国，在乌拉圭回合中均承诺削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同时，它们也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缔约国，并在协定中均作出了相应的承诺，提交了承诺项目表，其中包括各国实施自由化领域中现存的贸易壁垒和自由化的例外措施等。
9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对贸易体制和关税政策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与调整，进一步推动了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作为WTO成员国的东南亚6国，在实施乌拉圭回合中承诺的削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同时，也进行了各自单边的关税减让行动；在加快经济开放的条件下，越南等后进国家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大幅降低。目前，新加坡的简单算术平均关税率和按贸易额加权的算术平均关税率均为0％，2000年文莱的简单算术平均关税率为1.98％；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尼的简单算术平均关税率普遍低于10％，按贸易额加权的算术平均关税率也都低于5％；越南、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的平均关税率都在15％以上。在取消非关税壁垒方面取得较快进展，许多国家逐步消除进口许可证、配额制度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不过，由于东南亚国家处于工业化的不同阶段，经济开放的时间和程度也不相同，各国关税水平和关税结构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性，它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经济发展水平使得各国间关税的绝对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一般说，一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与其关税水平直接相关。目前，新加坡、文莱的税率水平几乎为零，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关税相对较低，而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仍然维持较高关税；(2)各国经济发展程度和关税初始水平的差异导致关税削减速度不尽相同。近年来，除新加坡和文莱外，印尼、菲律宾的关税削减速度相对较快，马来西亚因非关税措施关税化使平均关税水平不降反升，越南等后进国家关税削减速度相对较慢些；(3)各产业之间和具体产品之间关税水平的不平衡。现阶段，各国农产品，尤其是像大米等敏感性商品的保护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商品；工业产品中运输设备、化学制品的关税水平也居高不下，纺织品和成衣也是各国关税政策倾斜的重点。
近年来，东南亚国家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也取得进展，但各国的发展仍不平衡。一般说，一国的经济发达、开放度高，服务业地位重要，其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相对较快，开放程度也高。在东南亚，作为国际性金融、海运、空运中心的新加坡，它在国际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开放度均是最高的；马来西亚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电信服务、离岸金融和保险、运输服务、旅游都已对外开放；印尼、泰国、菲律宾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步伐有所加快，但仍有诸多部门限制；文莱的服务部门多为政府管理，但某些部门的开放程度较高；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经济比较落后，服务部门的开放也相对滞后。另一方面，各国服务部门之间自由化程度的不平衡。在电信服务领域，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自由化和开放度相对较高，而其他国家进展则较慢。在金融服务领域，新加坡的开放程度最高；马来西亚的银行业仍在较多限制，而保险与证券业开放度较高；泰国允许在10年内外资拥有银行和金融公司多数股份，但保险业的外资股份被限制在25％以内。在运输服务领域，空运、海运的开放速度有所加快，尤其是航空公司的跨国联盟和港口跨国营运商参股发展较快，但陆运开放则明显落后。在旅游服务领域，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开放程度较高，而泰国对外资股份仍限制在49％以下。
(二)东南亚的金融国际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金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席卷西方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和证券化浪潮也在东南亚国家渐次出现。尤其是80年代中期后，这一趋势在广度和深度上迅速发展。在全球化潮流中，东南亚国家金融深化的国际进程大大加快。各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均以放宽政府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加速金融国际化为特征。
在东南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率先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泰国、印尼和菲律宾起步较晚。1968年，新加坡率先设立亚洲美元市场，以此带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1968年政府取消了非居民利息收入的40％利息预扣税，率先批准跨国银行在新加坡经营离岸金融业务。1972年宣布放宽对银行的外汇交易管制，1973年宣布取消对黄金交易的一切限制，1978年全面取消外汇管制，1990年宣布对跨国公司从事以新加坡为中心进行外汇买卖、岸外投资和财务服务所得收入仅征收10％的所得税。从1973年起，马来西亚进行了金融改革，颁布《银行法》和《证券法》。80年代中期以后，马来西亚加快国内金融的市场化改革步伐。放松对利率的控制，放宽信贷限制。1990年设立了纳闽岸外金融中心，加快金融国际化的进程。从1990年开始，泰国实施了空前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其广度和深度均是前所未有的。1990年5月泰国实行外汇管制自由化措施，1991年4月解除与资本项目有关的外汇管制，1993年泰国建立曼谷国际金融机构(BIBF)，以推动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1983年6月，印尼颁布新的银行管理条例开始了金融自由化改革的进程。1988年10月，政府又制定一套新的全面改革方案，这标志着印尼开始实施第二阶段金融自由化政策。印尼放弃中央银行对信贷市场存贷款利率和限额的硬性规定，取消了银行贷款的上限；放宽对国内私人银行的限制，并扩大其活动范围；减少对外国金融机构的限制，外国银行可兴办合资银行，允许外资持有印尼上市银行不超过49％的股权。1980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指导下，菲律宾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金融改革。90年代，拉莫斯政府积极推行金融改革政策，菲律宾再度取消了外汇管制，放宽外资银行的进入限制，允许外国银行在当地设立分行，并拥有当地银行60％以下的股权，外国公司可拥有当地保险公司100％的股权。
80年代开始，东南亚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进展十分迅速，也取得明显的成效。但是，随着各国经济逐渐步入转型期，一些国家金融改革与经济转型不相适应，金融自由化进程过快，金融改革政策失误，终于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以货币、银行、债务以及信用等危机交织并发为特征。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东南亚国家大力进行国内金融体系的重组与改革，实施银行金融机构的合并，处理不良金融资产，加强金融风险管理，以应对金融国际化的严峻挑战。印尼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督促下，政府成立银行重组机构，中央银行提高了银行最低资本限额。政府大力整顿国有和私营银行，实施了一系列银行兼并与收购计划。马来西亚实施了大规模的银行金融机构合并，完成了将54家银行合并为10家银行集团的计划。政府宣布金融公司全盘合并计划，指令国内68家保险公司进行合并。新加坡从2001年6月开始刮起了银行兼并的风潮，先是华侨银行收购了吉宝资本控股公司，接着大华银行兼并了华联银行，从而形成了星展银行、大华银行和华侨银行三足鼎立的国内商业银行体系。2003年底，泰国政府提出将国内的8家国有银行、5家私营银行、18家外资和合资银行合并成3至4家大型银行，政府还通过减少通常对金融机构合并所征收的税收等措施，鼓励银行的合并，以提高银行的竞争力。为加强金融风险管理，东南亚国家成立专门金融重组机构，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泰国设立金融改革局，政府要求国内商业银行完成自有资本的增资，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到8.5％，并重新制定债务级别。为化解巨额的不良金融资产，东南亚一些国家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大量收购和处理不良金融资产，以提高国内金融机构资产的质量。
(三)东南亚的生产一体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生产一体化迅速扩展，跨国公司成为国际生产一体化的主体，也是与宏观的经济全球化过程相对应的微观的企业组织形式。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国家的国际生产一体化得以不断发展。
从衡量国际化生产的一些重要指标看，东南亚国家的生产国际化程度不断发展。无论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或是跨国公司的跨国并购和技术引进，还是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固定投资的比重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表明东南亚国家的生产国际化程度的迅速提高。据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和工业发展组织的统计，1980-2002年，东南亚10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量从24.14亿美元增至139.57亿美元，增长4.8倍；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从247.22亿美元增至3062.68亿美元，增长11.4倍；1990—2001年，跨国并购额从13.14亿美元增至131.42亿美元，增长9倍；1985—1998年，东南亚5国的技术引进支出费用从9.63亿美元增至61.25亿美元，增长5.4倍。1980-2002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固定投资的比重从3％升至23％，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3％升至32％，均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4]
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东南亚国家的生产国际化进一步发展，日益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工业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在东南亚的跨国公司全球网络，不仅仅由母公司和子公司组成，还包括供应商、分包商、经销商、零售商、研究开发联盟以及各类合作协议。它们在东南亚国家投资设厂的主要动机，是交易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而获得当地低成本熟练工人和多种专业化生产能力，进入快速增长的可竞争性市场，缩短技术和市场需求变化反应时滞，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东南亚的电子信息工业、石化工业、汽车工业的渗透率较大，这些工业部门多数企业由跨国公司所主导，并被纳入跨国公司全球的生产体系中。
东南亚国家是世界主要的硬盘驱动器生产基地，跨国公司在当地形成了庞大的硬盘驱动器生产的区域网络。早在80年代初，当今全球的硬盘驱动器生产巨头美国希捷(Seagate)公司就将硬盘驱动器的装配线大部分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它率先在新加坡设立子公司，随后又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地设立子公司。此后，美国主要的硬盘驱动器生产厂商将绝大部分最终组装工序转移到东南亚。它们把精密元件加工制造和研究开发等价值链的高尖端环节留在美国进行，将绝大部分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组装和中低档元件的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硬盘驱动器生产价值链的最低端环节被设在马来西亚，设在泰国的厂家从事加工元件和进行部分组装，新加坡的厂家则集中生产较高档次产品和从事精密测试。到1995年，美国国内生产的硬盘驱动器不到5％，而在东南亚国家组装的硬盘驱动器却占64％。[5] (P12)
欧美石化公司在90年代大举进军东南亚石化市场，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德士古、荷兰、德国等石油跨国公司纷纷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的炼油与石化工业投下巨资。由于印尼、马来西亚、文莱均为产油国，新加坡是世界第3大炼油中心，欧美炼油与石化公司将东南亚作为它们全球战略的重要环节。这些跨国公司在中东地区和东南亚当地取得廉价石油，按照合理的区域分布，跨国界组织炼油加工，定点生产，定向销售。它们在新加坡所设的子公司，则是把它作为石油加工转运的一个区域中心。
早在60年代，日本汽车制造商开始在东南亚投资设厂。进入90年代，日美欧著名的汽车制造商大举投资东南亚的汽车工业。日本的丰田、日产、本田、日野、三菱汽车、铃木汽车，美国的通用、福特汽车，德国的戴姆勒克莱斯勒，意大利的菲亚特等均在东南亚国家设立了汽车生产基地。由于泰国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高度集中，产品质量高且制造成本低，许多跨国汽车制造商开始从汽车零部件到整车生产转移到泰国，使之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汽车生产与出口基地。同时，日美欧的汽车制造商根据汽车工业的专业化分工，在区域内建立了汽车零部件的物流体系。许多日本汽车公司在东南亚生产的汽车，其汽车的引擎来自泰国，冷气机来自马来西亚，变速器来自菲律宾，压力机零件来自印尼，电子部件来自日本，最后在泰国和印尼装配出整车。[6] (P51)例如，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在泰国生产的新型Civic系列轿车在区域内的零部件采购就达到72％。
三、东南亚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当今世界发展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时代浪潮，东南亚加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前，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从三个层次展开：一是东盟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二是东盟与区外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三是东盟成员国与区外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东盟自身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经历了从特惠贸易安排到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再向经济共同体迈进的过程。自1978年起，东盟特惠贸易安排实施了15年的时间。从1993年起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正式启动，随后这一进程不断加速，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员不断扩大，涵盖的领域逐步深化。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由6个增加到10个，自由贸易区也逐步从贸易扩展至服务、投资以及其他经济合作领域。到2002年，原有6个成员国初步建成自由贸易区。2003年10月，在第9次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各国同意在2020年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加速推进自身区域经济一体化。根据实现东盟经济共同体的行动计划，东盟将全面推进和落实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定和投资区计划。[7] 各国已确定了在2010年之前率先实施11个领域的一体化，这11个领域包括木材、橡胶、汽车、纺织、电子、农业、资讯科技、渔业、保健产品、航空以及旅游等。2004年11月，在老挝举行的第10次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各国同意加快东盟经济共同体的行动计划，确定了原有6个成员国在2007年之前率先实施上述11个领域的一体化，新成员国将在2010年前实现这一目标。
进入21世纪，东盟与区外国家的区域贸易自由化迅速兴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相继涌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降税计划已全面启动，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开始实施早期收获计划，日本—东盟的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府间协商已经展开。2000年11月，中国首次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宏伟构想。时隔一年后，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宣布决定在20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宣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正式启动。2004年11月，双方正式签署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根据协议，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降税计划共涉及7000多种商品。[8] 2005年7月20日中国与东盟的货物贸易降税计划正式启动，中国与文莱、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泰国等东盟6国相互实施自由贸易区协定税率。继中国之后，东盟与印度宣布将在2011年建成印度—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东盟与日本也确定了在2012年建成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尽管东盟与韩国直到2004年11月才正式宣布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但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区在2009年的实现目标均要早于中、印、日。
与此同时，东盟成员国与区外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取得较快进展。目前，新加坡已与新西兰(2000年11月)、日本(2002年1月)、欧洲自由贸易协会(2002年6月)、澳大利亚(2003年2月)、美国(2003年5月)、约旦(2003年6月)、印度(2005年6月)、韩国(2005年8月4日)正式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正与加拿大、墨西哥、印度、斯里兰卡等国进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泰国已与印度(2003年10月)、澳大利亚(2004年7月)、新西兰(2005年4月)正式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美国等国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正在进行。2004年起，菲律宾、马来西亚与日本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正式展开。与以往区域贸易自由化形式不同，新兴的双边贸易自由化形式的目标和内容更为广泛而多样。除商品贸易自由化外，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成为重要方面。它突破地区和距离的限制，协定双方的非对称性，强调与WTO规则相一致，所承诺开放的程度超过WTO成员国之间的协议范围。
四、结语
综观全球化时代的东南亚经济发展，各国既经历了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也遭受到经济全球化而引发的巨大冲击。作为参与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国际经济机构的权威研究显示，尽管有充分的数据表明参与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同时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同步性愈益增强。作为高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东南亚国家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各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加大，同步性也随之增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间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尽管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依赖是双向的，但它并不意味着相互依赖的双方是对称的和均衡的。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属于非对称和非均衡的相互依赖。战后，虽然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总体上有所缩小，但未根本消除。东南亚经济的开放经验表明，全球化使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加深，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对各国的生产流程、产业升级、对外贸易乃至经济政策均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的经济安全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国家经济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实施积极的全球化战略，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以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
注释：
①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和A.T.Kearney咨询公司的联合调查显示，根据经济、政治、科技、跨国界流通等4项指标，对62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排名；2003年20个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分别是：(1)爱尔兰、(2)瑞士、(3)瑞典、(4)新加坡、(5)荷兰、(6)丹麦、(7)加拿大、(8)奥地利、(9)英国、(10)芬兰、(11)美国、(12)法国、(13)挪威、(14)葡萄牙、(15)捷克、(16)新西兰、(17)德国、(18)马来西亚、(19)以色列、(20)西班牙。
②2003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5次部长级会议上举行表决，各成员一致同意接纳柬埔寨为正式成员；2004年10月13日，柬埔寨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8个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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