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语音文献的再解读_中原官话论文

朝鲜对音文献入声资料的重新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入声论文,朝鲜论文,文献论文,资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

在官话语音史上,入声的演变是关键问题。但是,不同来源的历史资料在入声反映上矛盾重重。概括如下:(1)《中原音韵》(1324年)清入归上声,全浊归阳平,次浊归去声。(2)稍早于《中原音韵》的《蒙古字韵》(1269-1292年间)和《古今韵会举要》(1297年)保留独立的入声调。(3)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说:“今中州之韵,入声似平声,又可作去声。”(4)《洪武正韵》(1375年)不仅保留独立的入声调,而且保持入声韵韵尾-p-t-k三分的格局。(5)明朗瑛《七修类稿》杭音条表明宋末汴音(即当时的中原之音)阴入字已归上声。(6)崔世珍《四声通解》(1517年):“今俗呼入声诸字,或如全浊平声,或如全清上声,其音不定。”(通解凡例第七条)但在《翻译老乞大朴通事》中却说:“入声之音,如平声浊音之呼而促急,其间亦有数音,随其呼势而字音亦变焉。”(凡例汉音条)“汉音入声有二音,《通考》则皆一点,而反译则其声直而高,呼如去声者一点,先低后厉而促急,少似平声浊音之呼者二点。”(7)现代中原官话清入字、次浊入字读阴平,全浊入字读阳平;现代东北和北京官话清入字读阴平、去声、阳平和上声,全浊入读阳平,次浊入读去声。

这些矛盾带来一系列疑问:(1)《中原音韵》所据的基础方言是什么?《中原音韵》和《蒙古字韵》是什么关系?(2)明代官话与《中原音韵》代表的官话是否有不同的方言基础?(3)近代官话史上是否存在两种不同的官话,即有学者指出的北系官话和南系官话?(4)北京官话在宋元明清期间是否因战乱移民发生过大规模的方言融合甚至替换?由于汉语资料有先天缺陷,所以学者很早就把目光投向域外文献,近代朝鲜对音文献就倍受关注。

二 朝鲜对音文献中有关入声的资料

(1)《洪武正韵译训》

入声诸韵今南音伤于太白北音流于缓弛,蒙古韵亦因北音,故不用终声。黄公绍韵会入声如以质韵卒等字属屋韵菊字母以合韵閤榼等字属葛韵葛字母之类,牙舌唇之音混而不别,是亦不用终声也。平上去入四声虽有清浊缓急之异而其有终声则固未尝不同。况入声之所以为入声者以其牙舌唇之全清为终声而促急也,其尤不可不用终声也明矣。本韵之作并同析异,而入声诸韵牙舌唇终声皆别而不杂,今以-k-t-p为终声然直呼以-k-t-p则又似所谓南音。但微用而急终之不至太白可也。且今俗音虽不用终声而不至如平上去之缓弛,故俗音终声于诸韵用喉音全清以别之。(译训凡例八条)

(2)《四声通解》

今俗呼入声诸字,或如全浊平声,或如全清上声,或如去声,其音不定。(凡例)入声(注意-t已成了-l)三音汉俗及韵会蒙韵皆不用之,唯南音之呼多有用者,盖韵学起于江左,而入声亦用终声。故从其所呼类聚为门,此入声之所以分从各类也。古韵亦皆沿袭旧法各收同韵而已。然今俗所呼糓与骨、质与职同音而无之辨也。故今撰通解亦不加终声。通考于入声诸韵皆加影母为字,唯药韵则其呼似乎效韵故蒙韵加为字。

(3)《翻译老乞大朴通事》

汉音入声有二音,通考则皆一点,而反译则其声直而高,呼如去声者一点,先低后厉而促急,少似平声浊音之呼者二点。(凡例第四条旁点)

崔世珍的入声描写有自相矛盾之处。在《四声通解》中入声归阳平、去声和上声,但在《翻译老乞大朴通事》中,却只归阳平和去声,没有归上声的。

《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对每个字都有旁点标明调类,对入声字的归调,和凡例中说的一致,通通归到阳平和去声。据远藤光晓(1984)研究,《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右音入声调的归派不是以声母清浊为条件,而是以主元音高低为条件,“具有高元音i,u,iu的入声字大都读去声,其他非高元音的入声字基本上读阳平。”据他统计,符合这个规律的入声字有237个,占所出现的入声字总数290个的82%。这个规则也有少数例外,其中一些例外是入声按声母清浊分化所致,如次浊入声“热肋钠”按规则本当归阳平而实际归去声,符合次浊入声变去声的规律,全浊入声“侄熟席石”按规则当归去声而实际归阳平,也符合全浊入声变阳平的规律。而其他字不符合按声母清浊分化的规律,如全浊入声“集袭十拾实直独服局”等字《中原音韵》和现代北京话都归阳平,而《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归去声,次浊入声“纳蜡墨莫月若”等字,《中原音韵》和现代北京话都归去声,而《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归阳平。吴葆棠(1991)对《老乞大谚解》(即崔世珍《翻译老乞大》)入声调的归派进行了研究,他也归纳出了与远藤光晓大致相同的规律。以[i][u][iu][ia]为韵母的字,全读去声;以[a][io][oa]为韵母的字,全读阳平;以为韵母的字,去声和阳平兼而有之。

我们也对《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入声归调作一个不完全统计:

似阳平者二点:北月落乐学折帖别节克说八歇客黑切熟桌發拔蓆塌法石贼捉。其中清入字:北帖节克客歇八黑切塌桌發法捉;次浊入字:月落乐;全浊入字:学折别说蓆拔熟石贼。

如去声者一点:日一喫不直竹押出各只十恰识食宿息六匹合隔揖没束疾壁肉肋热物覆及目尺。其中清入字:一喫不押出各恰隻识食宿匹隔揖束壁覆尺;次浊入字:日六没肉肋热目物;全浊入字:直竹十合疾及。

就是说,无论是读阳平还是读去声者,都是清、次浊、全浊字齐全。全然看不出规律。

蔡瑛纯(2002)有《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和《朴通事新译谚解》(1756年)入声归调的统计数字:

清入 全浊入次浊入

《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去56%阳平41%去46%阳平 54%

去62%阳平38%

《朴通事新译谚解》 去36%阳平64%去43%阳平57%去33%阳平67%

这样一种不以声母清浊为依据的入声归派方式,实在是非常独特。而且从吴葆棠列出的韵母看,入声归派也不是严格按元音高低进行的。现代所有的官话方言,都是以声母的清浊为入声归派条件的,有的依清、全浊、次浊三分,有的二分。没有一个官话次方言(哪怕是个别方言点)有类似《翻译老乞大朴通事》这种归派模式。因此这个描写是可以商榷的。

三 朝鲜对音文献有关入声的描写需要重新解读

迄今为止多数学者都认为,朝鲜对音文献对当时汉语语音的描写是相当细致和可靠的,尤其是在音段成分(声母和韵母)的描写方面,崔世珍等人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审音水平。既然他在音段方面的描写是可靠的,那么对超音段的声调描写也应该是可靠的。

远藤光晓(1981)把《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右音的入声与南京音的一类入声联系起来,认为其右音反映的是来自南京而当时通行于北京一带的官话。吴葆棠(1991)对《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归调模式的解释是:“至少在14世纪以前,汉语入声韵伴随浊音韵尾的脱落,而分派到阴声韵的调类中去。开始先根据声母的清浊,入声字分派为去声和阳平;随着浊音清化日久,声母对入声字的分派失去约束作用,16世纪初,原已分派到去声和阳平的入声字,按韵母舌位高低前后进行了调整,形成《原本老乞大谚解》所反映的格局。”他认为《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右音入声依元音高低派入二声,是以声母清浊为条件分派的方言经过“调整”的结果。金基石(1999)认为,《老乞大》和《朴通事》是朝鲜历史上最具权威性的汉语背讲科目,崔世珍翻译这两本书的目的就在于为朝鲜人提供更为实用的汉语口语读本。因此,崔世珍是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判断来随意归派入声字的。陶宗仪“今中州之韵,入声似平,又可作去声”的说法,跟崔世珍的入声归派大势非常相似。因此,崔世珍的入声归派决不可能是主观的,而是以当时口语音的实际观察为其依据的。蔡瑛纯(1999)通过对译音与现代官话方言的比较认为:(1)译音与现代官话方言中的北京音与洛阳音关系最为密切。(2)译音的基础方言可能是当时的北京音,但当时中国官话的正音则可能是洛阳音。

《翻译老乞大朴通事》的入声描写果真是依据某一活的口语吗?我们提出质疑。理由如下:(1)这种归派模式找不到现代方言的例证;(2)这种归派模式无法从音理上得到解释;(3)与其他多数历史资料反映的归派情况相矛盾;(4)结合现代方言的入声归派情况,这样的归派无法理出演变的来龙去脉。

四 现代官话入声归派

入声调已并入舒声调的官话各次方言的归派概况如下表:

官话区

清入全浊入 次浊入

北京

阴平,去声,阳平、上声阳平去声

东北

去声,阴平,上声、阳平阳平去声

冀鲁阴平 阳平去声

胶辽上声 阳平去声

中原阴平 阳平阴平

兰银去声 阳平去声

现代官话各次方言入声调的归派,都是以声母清浊为依据,浊入字的归派非常整齐一致,全浊入归阳平;次浊入归去声,只有中原官话例外归阴平。清入字其实走向也相当一致,除胶辽官话大量字归上声外,其他官话区清入字要么大量归阴平,要么大量归去声,包括北京官话和东北官话,清入字中都是阴平字和去声字占据大的比例。

反观崔氏的入声归派,和现代官话的任何一支都格格不入。汉语声调演变因声母清浊而分流,平、上、去、入概不例外,这是汉语声调演变的铁律。包括现在还保持独立入声调的南方方言,如果有分调的都是以声母的清浊来分调,几无例外。按声母清浊分调用现代语音学可以解释其音理(浊声母导致低调,清声母导致高调)。崔氏的入声归派,恰恰违背了这条铁律,所以显得特别刺眼。再进一步看,如果《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如实反映了当时入声实际,那么它读阳平的古次浊入和古清入字后来都到哪儿去了呢?在现代官话中,次浊入几乎不读阳平,清入也只有北京官话和东北官话有少量字读阳平,而《翻译老乞大朴通事》这两类字读阳平的是大量的,而且从《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到《朴通事新译谚解》读阳平的字还是呈增加的趋势(见上引蔡瑛纯的统计数据)。我们总不能说,崔氏描写的那种方言或共同语中途消失了,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没有继承者了吧?

吴葆棠(1991)的“调整”说同样面临解释的难题。如果说在崔世珍时代汉语的某方言入声是在清浊分调的基础上又经元音高低的调整,那么现代北方官话怎么又回到清浊分明的模式中去了呢?

五 朝鲜文献中的入声归上声

崔世珍在《四声通解》和《翻译老乞大朴通事》的凡例中都提到入声有些字可以读如上声,在他所编的另一部书《老朴集览》中也有一些入声读上声的资料。《老朴集览》是对老乞大朴通事出现的汉语词汇进行考释的书。据《朴通事谚解序》,1677年刊行《朴通事谚解》时,发现当时已经亡佚的《老朴集览》,于是《朴通事集览》的内容就插在各辞条的翻译后面,《老乞大集览》和《单字解》就附在后面。

据远藤光晓(2005),《集览》本身含有许多先行文献的成分,特别是《音义》和《质问》。对此《老朴集览·凡例》中有说明:“《音义》者,即原本所著音义也。所释或与《译语指南》不同,今从《音义》之释。《音义》有误者今亦正之。”“《质问》者,入中朝质问而来者也。两书皆元朝言语,其沿旧未改者,今难晓解。”可见二者的内容不是崔世珍撰写的。至于其成书年代,两者都有时用谚文来加以解释,因此最早也是谚文发明(1443年)以后成文的。

下面是《集览》中一些入声字读上声的记录,注意这些全都是清入字:

喫,正音kil,俗音cil,啖也。……字虽入声,而俗读去声,或呼如上声。(《单字解》)

只,止此之辞。韵书皆上声,俗读去声。唯韵会注云:今俗读若质。(《单字解》)

朴通事上:骨朵,今俗音gu0 do0,皆上声。

朴通事中:划,排挤割开之意。百韵书不收,《免疑韵略》音百,凡陌韵字类诸字如泰韵之音,故百字呼如摆字;而乡习呼字音bai0,亦从上声读,则字作摆亦通。

朴通事中:搅撒,搅作觉是。觉字虽入声,而凡入声清声则呼为上声者多矣。如角字亦或呼如上声。记书者以觉撒之觉呼为上声,而谓觉字为入声,不可呼如上声,故书用搅字耳。

清入读上声,和《中原音韵》的归派是一致的。这些记录至少说明,在十五世纪中叶以前的一段时间,清入字读上声是很普遍的,(注意:“而凡入声清音则呼为上声者多矣”)崔氏在《翻译老乞大朴通事》中把入声字全归入阳平和去声,肯定是不准确的,并不完全符合当时语言的实际。

六 明代笔记反映的方言资料

陆容(1436-1494年,江苏太仓人)《菽园杂记》:“河南人以七弟为妻弟,北直隶、山东人以屋为乌,以阁为果,以缉为妻,以叶为夜,以甲为贾。”

河南清入读阴平,与今中原官话相合;北直隶、山东清入读上声或阴平,次浊入读去声,与今冀鲁、胶辽官话相合。

杨慎《古今风谣》[正德北京童谣]:“马倒不用喂,鼓破不用张。(马永成、张永、谷大用、魏彬四宦,专权害政,后皆废出。鼓,即谷也。燕京之音,呼谷为鼓云)。”谷,清入屋韵字,读作鼓上声。正德(1506-1521年)是明武宗的年号。正德间正好是崔世珍撰《四声通解》的时候,北京的清入字(不是全部的话,至少是一些)有读上声的。

祝允明(1460-1526年,江苏苏州人)《猥谈》:“太宗朝,山东都指挥朱迪朝辞,北人语重,奏迪音如地。上色忽厉,左右莫测。……”明太宗名叫朱棣,棣是去声字,可能由于迪字在当时的山东话中读来与棣同音,因此朱迪犯了皇帝的忌讳。但迪,全浊入声字,今山东话全浊入声字和其他官话一样读阳平,想来明代山东话也不会读去声。现代山东话不少方言点阳平今读调值是降调,现代河南方言阳平也大都读降调。是不是当时山东阳平读降调,北京去声读降调,听山东人读阳平降调就如同去声,“朱迪”在朱棣听起来就像“朱棣”了。

吕坤(1536-1618年)是河南宁陵人,他在《交泰韵》的凡例“入声辨异·平入相近”中列举了一系列易混的平声字和入声字:

支韵:知质、笞尺、批匹、悲北、皮匹、疑逸、衣一

齐韵:西悉、妻七、低地、赍即、鸡吉、欺乞、奚吸、蓖必、梯剔、畦檄、妮匿

鱼韵:虚旭、区曲、迂玉、居菊、须夙、疽足、蛆淬、殊术、枢出

模韵:模没、铺朴、租蹙、都督、胡斛、孤骨、枯哭、呼忽、粗促、初缩、诬屋、苏速、竦叔、夫福、扶佛

歌韵:歌葛、轲渴、呵喝、何盍、阿恶、醝错、他脱、罗捋、多掇、窝捾、和活、挼诺、坡泼、戈郭、科阔、波剥、俄愕、蓑索

麻韵:巴八、葩趴、沙杀、搓察、楂札、霞辖、虾瞎、鸦鸭、甲家、瓜刮、蛙袜、呿恰、咱杂

遮韵:遮哲、奢设、些屑、车彻、磋截、爹跌、蛇舌、咩灭

其中全浊入声对应阳平字:檄(匣)畦(匣)、殊(禅)术(船)、胡(匣)斛(匣)、扶(奉)佛(奉)、何(匣)盍(匣)、和(匣)活(匣),其他清入字和次浊入声字对应的都是阴平字。表明当时的河南方音和现代中原官话入声字的归派完全一致。

明朗瑛(杭州人)《七修类稿》(成书大约在1522-1566年间)杭音条:“城中语音好于他郡,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如呼玉为玉(音御),呼一徹为一(音倚)徹,呼百零香为百(音摆)零香,兹皆汴音也。唯江东人言语噪动,为杭人之旧音。教谕张杰尝戏曰:高宗南渡,只带一百(音摆)字来。亦是谓也。审方音者不可不知。”全浊入读去声,清入读上声,都与今中原官话不合。

很多学者都釆信了这条资料,把它作为宋元时中原之音清入作上声的证据。例如,郑张尚芳(1998)就认为,从朗瑛的记述可看出,南宋时汴音入声已经派入舒声,全浊归去,全清归上,跟中原音韵所记相同。可见中原音韵入声格局是真正“中原”的声调格局,并非当时的大都话格局。

我们认为,从南宋全浊入归去、清入归上的格局到今中原官话全浊入归阳平、清入归阴平的格局,这之间的演变根本无从解释。结合吕坤的资料,明代河南话应是全浊归阳平、全清次浊归阴平的格局,和现代中原官话一致。一个杭州人,一个是河南人,一个描述和现代中原官话完全不合,一个完全相合,这就需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当时从汴洛流传过来的“玉一百”的舒化后的入声调,听起来像杭州人的“御倚摆”,就是说,这些字的调值是杭州话的去声和上声的调值,而并非汴梁话的去声和上声调值。这种情形同上面引到的祝允明记述的资料有点相似。下面张位对“梁宋”入声的记述,也可作如是观。

张位(1538-1605年,南昌人)《问奇集》“各地方音”条:“大约江以北入声多作平声,常有音无字,不能具载。燕赵北为卑,色为筛,粥为周,霍为火,谷为孤;秦晋国为归,梁宋墨为昧,席为西,齐鲁国为诡,麦为卖……”“北色粥谷国”,清入,燕赵读阴平,“霍”读上声,与现代冀鲁官话相合;秦晋“国”读阴平,与中原官话相合;梁宋(今以河南商丘为中心的地区,正是中原腹地)“墨”次浊入读去声,“席”全浊入读阴平,均和今中原官话不一致;齐鲁“国”读上声,次浊入读去声,与今胶辽官话相合。

沈德符(1578-1642年,嘉兴人)《顾曲杂言·弦索入曲》:“叶字北音作夜,急字北音作纪,叠字北音作爹,今之学者颇谈之,但一启口便成南腔,正如鹦鹉效人言,非不近似而禽吭终不脱尽,奈何强名曰北。”叶,次浊入叶韵字,读同夜去声;急,清入辑韵字,读同纪上声;叠,全浊入帖韵字,读同爹阴平。清入和次浊入都符合官话例读,唯全浊入读阴平与任何官话例读都不合。

以上资料记录元明时代的入声归派,几乎涉及所有入声舒化的官话次方言,大部分都与现代官话的入声归派相一致,可见至少明代的入声归派格局已同现代一样了。

七 从调值描写看入声归派

崔世珍在《翻译老乞大朴通事》中对当时汉语调值有详细的描写,摘引如下:

平声全清次清之音,轻呼而稍举,如国音去声之呼,全浊及不清不浊之音,先低而中按后厉而且缓,如国音上声之呼。上声之音低而安,如国音平声之呼。去声之音直而高,与同国音去声之呼。入声之音,如平声浊音之呼而促急,其间亦有数音,随其呼势而字音亦变焉。(凡例第二条汉音)

凡本国之音,有平有仄,平音哀而安,仄音有二焉,有厉有举,如齿字之呼者,有直有高,如位字之呼者,哀而安者为平声,厉而举者[为上声],直而高者为去声为入声。故国俗言语,平声无点,上声二点,去声入声一点。(凡例第一条国音)

在左字旁之点,则字用通考所制之字,故点亦从通考所点,而去声入声一点,上声二点,平声无点。在右字旁之点,则字从国俗编撰之法而作字,故点亦从国语平仄之呼而加之。

汉音去声之呼,与国音去声相同,故乡汉皆一点。汉音平声全清次清,通考则无点,而其呼与国音去声相似,故反译则亦一点。汉人之呼亦相近似焉。汉音上声,通考则二点,而其呼势同国音平声之呼,故反译则无点。汉人呼平声,或有同上声字者焉,汉音平声全浊及不清不浊之音,通考则无点,而其声势同国音上声之呼,故反译则亦二点。汉音入声有二音,通考则皆一点,而反译则其声直而高,呼如去声者一点,先低后厉而促急,少似平声浊音之呼者二点。(凡例第四条旁点 汉字下谚音之点)

当时的朝鲜语汉字音和固有词也有声调,据以上崔氏的描述,应是三个调类:平声、上声和去入声。崔氏为了朝鲜学习者能正确读出汉语中字的调值,就用朝鲜语汉字音的调值来为老乞大朴通事的文本加声点,所以《翻译老乞大朴通事》中的声点加得就和《四声通考》的不一样。我们把以上描述总结成下表并提出我们的构拟:

下面,请对比一下各家对《翻译老乞大朴通事》汉语调值的构拟:

李钟九的构拟和现代北京话太相似了,但去声和上声构拟都有问题,他认为“直而高”的“直”也可以指降调。但崔氏明明说“汉音去声之呼,与国音去声相同”,而且“平声全清次清之音,轻呼而稍举,如国音去声之呼”。阴平“轻呼而稍举”明显是升调。一个升调,一个降调无法都和朝鲜汉字音的去声相似,所以汉语去声只能是平调。崔氏对上声的描写是“低而安”和“哀而安”,上声应该低平调。值得注意的是,汉语的阴平、去声和入声二调值相似,根据描述只是略有差别,去声是一个高平调,阴平是高而略升的调,而入声二如去声也是高平调。阴平和去声如此相似,且调系中没有降调,汉语和朝鲜汉字音调值可能如此相似吗?考虑到崔世珍给字加声点的目的是指导朝鲜人利用朝鲜汉字音的声调调值来掌握明代汉语的声调读法,本身就有因陋就简的意思,所以我们推断这调值描写不够准确。下面我们把其他有关中古以后声调描写的资料和崔氏的描写相比较,看看能否对声调演变有所启示。

明觉《悉昙要诀》(1101年前后)卷一:(转引自平山久雄,2002)

六声家去声与八声家去声不同。今云去声者可是六声家去声,实是八声家之上声重音也。何者?初平后上之音,六声家为去声,八声家为上声重音。今e、o二字即是音欤?……今私案之,初昂后低为平声之轻,初后俱低为平声之重,初后俱昂为入声之轻,初后俱低为入声之重。当知重音者初低音也,初后俱昂名为上声,是六声之家义也。初低终昂之音为上声之重。

元世祖时日释了尊1287年所著《悉昙轮略抄》:

〈称颂〉云:平声重初后俱低,平声轻初昂后低;上声重初低后昂,上声轻初后俱昂;去声重初低后偃,去声轻初昂后偃;入声重初后俱低,入声轻初后俱昂。

金尼阁《西儒耳目资》(1626年):

清平无低无昂,在四声之中。最低曰浊,次低曰上。

清平不高不低,如钟声清远。浊平则如革鼓咚咚之音。旅人所知如是,恐于五方,未免有一二不相合耳。

不高不低之清平,极高之去声,次下至上声,次高之入声,极低之浊平。其上其下每有二,最高曰去,次高曰入……

清平不低不昂,去、入皆昂,上、浊皆低。

万济谷《官话方言语法》(1703年):

发第一声时,声音要平,不可升也不可降。

发第二声时,如果一个词是两个音节,要把第二音节稍微降低。

第三个声调发音时,先在元音上把握住一点,然后把声音降低三分之一,好像一个人在厌烦或生气时说No(不)一样。

第四声的发音,从第一音节的一点开始,然后上升三分之一。

第五声实际上与第四声相同,只是在发音的末尾要作一种胸腔的努力。……中国人称这一声为入声。

由于金万二人描写非常细致,各家构拟相当一致:

西儒描写的明末这种官话,我们相信是一种南方型的官话,最典型之处在于入声只有一类。可见它和崔世珍描写的不是同一种官话。

我们再看日僧安然描写的唐代汉语四个音系的声调:

我日本国元传二音:表则平声直低,有轻有重;上声直昂,有轻无重;去声稍引,无重无轻;入声径止,无内无外;平中怒声与重无别;上中重音与去不分。

金则声势低昂与表不殊,但以上声之重稍似相合平声轻重,始重终轻,呼之为异,唇舌之间亦有差升。

承和之末,正法师来;初习洛阳,中听太原,终学长安,声势大奇。四声之中,各有轻重。平有轻重,轻亦轻重,轻之重者,金怒声也。上有轻重,轻似相合金声平轻、上轻,始平终上呼之;重似金声上重,不突呼之。去有轻重,重长轻短。入有轻重,重低轻昂。

元庆之初,聪法师来,久住长安,委搜进士,亦游南北,熟知风音,四声皆有轻重着力。平入轻重同正和上。上声之轻,似正和上上声之重。上声之重似正和上平轻之重;平轻之重,金怒声也,但呼着力为今别也。去之轻重,似自上重;但以角引为去声也。音响之终,妙有轻重;直止为轻,稍昂为重;此中着力,亦怒声也。(安然《悉昙藏》880年)

把上面资料反映的调值构拟列于下表:

我们发现,这些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方言,阳平调值几乎完全相同(如果忽略崔氏的音节尾的上扬的话),都是低平调。阳入也大多是个低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所有入声舒化的现代官话次方言阳入都派入阳平。这也说明,官话入声舒化后按清浊分流是普遍的规律,崔氏在《翻译老乞大朴通事》中的入声归派违背普遍规律肯定有问题。

八《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入声归派失误探因

为什么审音能力很强的崔世珍会在入声归派上犯错?这要结合当时朝鲜人学习汉语的环境和条件来理解。在元代和明初,朝鲜半岛与中国的交往虽然不少,但文人和官吏中通汉语的人才还很罕见。洪武四年高丽朝金涛登明进士第,除授县丞不就,其原因是汉语水平不高。明严从简《殊域周知录》中有记载:“是科,高丽贡士入仕者三人,惟金涛登第,授东昌府安丘县丞,寻以不通华言,请还本国,诏给道里费遣之。”朝鲜王朝因汉语人才缺乏,连上表的表文都写不好,使臣不懂汉语,遭明太祖的训斥。正如郑麟趾所言:“小邦远在海外,欲质正音,无师可学。”

我们设想在当时条件下,崔世珍会如何根据调值为正在舒化的入声字确定归派。他“屡赴燕质习”,自然把当时的北京话作为标准,其时北京话全浊入声字读作或读似阳平,次浊读作或读似去声,清入字有读去声、阳平的,也有读上声、阴平的,他在赴燕质习时得到的印象是入声字大都读阳平或去声。如果他的质正对象说纯正的北京话,他又像我们现在方言调查一样将入声字都询问了一遍,那么他有可能得到真实的入声归调情况。但崔世珍毕竟不是现代语言学家,他的调查不可能像现代方言调查那样科学。好学的他在到处询问质正时,会得到不同方言区的入声读法。对不同对象的质正会出现相矛盾的结果,这会使调查者陷入困惑,哪怕像崔世珍这样的优秀学者也不例外,毕竟他们无法和现代语言学家一样正确理解调类与调值的关系。与申叔舟齐名并多次到燕都质正的成三问曾经写诗表达过这种困惑和忧虑:“华人胡羯杂侏儒,乡小正音知多少。韵中清浊混泾渭,一片愁火胸中煮。”想来崔世珍在为《翻译老乞大朴通事》注音时也经历过同样的煎熬。我们假设他质正过的一个方言,阳平和去声的调值正好和北京相反(这种情况可以在现代方言中看到,例如在冀鲁官话区的河北南皮、东光、乐陵、青县、沧州、盐山、庆云等地,阴平调值为213,上声为55,正好和北京相反),崔氏把北京和这个方言的质正结果综合起来,结果就会出现全浊入声字部分读阳平、部分读去声,次浊入声字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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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语音文献的再解读_中原官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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