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文明冲突的新思路
金瑞徐 娟闫恒
【提 要】 “文明冲突论”试图以“文明”的视角解读冷战后的世界冲突，为美国“重建世界秩序”提供理论依据。文明本无优劣之分，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才是世界发展之势，和平发展、和而不同、合作共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化解文明冲突的新思路。
【关键词】 文明冲突论 美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1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习近平发表了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这个演讲不仅引发了全球各界人士热议，而且有力回击了渲染东西方“文明冲突”的言论和说法。文明冲突论最早始于1996年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该理论的核心是，“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1]。事实上，围绕文明冲突论的讨论时至今日仍未停止，今天国际冲突的根源究竟是文明的冲突，还是有意利用文明间的差异挑起冲突，抑或是打着文明冲突的幌子先发制人，认清文明冲突论的本质才能真正找到破解之道。
一、文明冲突论的本质
文明冲突论体现了西方文化的一种自省意识，也提供了一种国际政治观察的新范式，以新的思维解释国际政治。但该理论的终极目标却是为维护西方霸权，确切地说是为维护美国霸权而服务的。
本质一：文明冲突论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
一国往往会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其国家战略做出相应调整，美国也不例外。若将20世纪以来美国不同时期的国家战略进行比较不难看出，防止并遏制其他国家的挑战，维护美国霸权地位，是美国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和任务，从无例外。未来不管国际形势如何演变，外交政策服务于国家利益这一点始终是美国要遵循的基本准则。文明冲突论作为构建冷战后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仍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失去强大的对手，发现潜在对手并战胜它成为美国实施全球战略并维护其霸权的必然要求，文明冲突论契合了以西方价值观重构世界新秩序的一种战略需要。从冷战到文明的冲突，它们之间的区别无非是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不同而已，其本质并无差别。亨廷顿认为构成文明冲突的主干是三大文明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从实践中看，美国从未放弃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并且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美国遏制围堵中国的一面也在不断增强，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的“极限施压”价值观其用意显而易见，美国的外交实践和文明冲突论的结论如此一致，如此切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同样，当伊斯兰世界与美国冲突时，美国首先想到的是伊斯兰文化对美国的挑战，而事实上，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史表明，美国并非同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都处于敌对状态，美国决定与谁结盟、与谁对抗完全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所谓文明冲突早已抛于脑后。“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起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实质，它的实质是对冷战后其经济利益及权力关系严重失衡的一种抗议，之所以诉诸宗教，乃是通过这种神秘的精神力量的自然合法性来达到现实的目的”[2]。亨廷顿用宗教原教旨主义来指代伊斯兰文明，进而得出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全面对抗的结论，无疑是“伊斯兰威胁论”的真实反映。美国今天同伊斯兰世界关系紧张，美国真正需要反思的是在这一地区采取的“利己主义”政策。如此看来，文明冲突论的本质就暴露了出来：问题的关键是美国的全球利益是否受到威胁。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并非是国际冲突的根源，利益仍然是世界秩序的核心要素，文明的冲突只是利益的载体和工具，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利益决定论无疑是本末倒置。
他深情地朝江岸上望了最后一眼：“永别了，老婆；永别了，儿子。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条真正的鱼了！老婆，这几年咱俩打工挣的钱都在你那儿呢，你和儿子好好过日子吧。你们娘儿俩还不知道，我得病了，要活下去一年就得花十几、二十万。这种病咱看不起，咱也不看了……”
本质二：以文明冲突置换意识形态的对立
亨廷顿声称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却又陷入文明对立的漩涡。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文化的内在灵魂，二者有着内在的必然逻辑，文明冲突的背后离不开意识形态这一核心要素，这一点亨廷顿不可能意识不到，他只不过将意识形态的对立扩大到包容性更强的文明冲突来解释冷战后世界的冲突。“未来解脱重大的国际事件，他不得不将文明冲突的因素强调到极点，即超出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因素，认为文明的冲突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的主宰因素”[3]。这样的认识是冷战思维的延续，表面看是以文明的差异来划分世界，实质上却是以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来划分不同的集团，使用遏制、分化、均衡等手段挑起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甚至对抗。冷战思维最典型的特点并非是意识形态的伸张，而是一种对抗、敌对思维，从这个维度看，文明冲突论依然强调的是非此即彼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另外，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不依附于任何载体而独立存在，文明只有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才会形成所谓文明的冲突，将利益所引发的矛盾上升到文明层面不仅不利于国际秩序的维护反而会引发矛盾和冲突。
本质三：文明冲突论是文化霸权论
亨廷顿将世界划分成八大文明板块，但只做了两个归类，即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敌我界限如此泾渭分明的划分本身就违背了历史发展趋势，文明冲突论表面上主张文明的多样性，提倡未来的国际秩序是多元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本质上却主张“西方中心论”，或者说是“美国中心论”。在亨廷顿看来，文化越多元化，非西方文化越是兴盛和自我伸张，西方分裂的可能性就越大；世界越是普及西方的价值理念和制度，世界越安全。因此，只有当西方文明成为普世文明，美国才能维持其霸权地位。亨廷顿认为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武断地将非西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置于完全对立状态。西方文明在亨廷顿眼中是最优秀的文明，蕴含着自由、民主、平等，是人类所向往的，而非西方文明是专制的、独裁的，有待改造的。在对两者的论述中，作者不仅没有提出对西方文明的任何质疑，反而处处不吝溢美之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见。事实上，不同文明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理念，很难用一种文明去准确而完整地解读另一种文明，将西方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这足以说明亨廷顿的价值取向。文明冲突论是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遮羞布，美国用一种比较隐蔽的霸权形式向美国眼中的落后世界输出美国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西方国家霸权思维在文明领域的表现，这为之后西方国家的霸权扩张提供了“文明”的思维范式和理论基础。
在国际局势日益复杂的今天，如何避免冲突，共建持久和平，实现共同发展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为了追求自身“绝对安全”而牺牲别国的西方中心主义发展理念正在走进死胡同，“文明冲突论”已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共享文明盛宴，这不仅能实现国家间的正向互动，而且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人文基础。
二、文明冲突论的实践危害
文明冲突论是对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多元化的悲观审视，只看到了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所带来的矛盾冲突一面，却对不同文化的融合性和同一性视而不见，将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推向矛盾和斗争。文明冲突理论指导下的国际政治实践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它将政治冲突化约为宗教、文化冲突，将国际格局中利益机制存在的公平正义问题化约为价值问题，进而将可通过政治对话协商解决的问题变成了只能从根本上诉诸武力、无解的军事问题。
在亚太，中国的快速发展打破了西方模式的神话，从实践看，中国的现代化并非西方化，而是选择了一种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式，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生成的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共鸣，并动摇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触及了西方的战略利益。中国崛起的价值取向证明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令西方恐惧的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经验对后发国家具有普遍示范作用，这意味着有别于西方文明但同样适用于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的出现，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范式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一时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在文明冲突论的指引下，美国的第一反应是避免自己的朋友选择追随中国而抛弃自己。于是美国处心积虑利用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挑拨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导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不断恶化；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经济霸权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越演越烈。美国的这些做法是对中国崛起可能对美国全球霸权地位带来冲击所采取的防御性举措，而追求“绝对安全”的外交实践却将别国置于不安全的境地，直接导致地区局势和中美关系紧张。就中美关系而言，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冲击美国霸权地位的实力，但从发展趋势角度看中国具备这样的潜力。在国际关系领域，对实力的认知变化同实力本身的变化一样重要。中国的崛起至少已经在认知上冲击了美国霸权，加剧了美国的焦虑感，塑造了美国的战略决策。
《礼记·礼运》用“大顺”这一概念描述中华文明视野下理想的国际秩序：“故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之至也”。文明间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而是“深而通，茂而有间”的互嵌共生，复杂并行。正如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所讲：“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13]实现文明共存需要扩展人性中固有的合作意愿，逐渐生成命运共同体，在不同文明之间搭建起沟通理解的桥梁，通过“和而不同”“修文德以来之”的方式消除恐惧和误解，化解冲突，扩大共识，“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在保持各自信仰独特性的同时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在差异中寻求一致，在多样中达成统一。
三、文明间的交流与融合才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明并非单一的一元文明的专制统治，而是多元文明互动的结果，文明因交流而繁荣，文明因互通而厚重。世界几大文明板块间的交流融合才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我国自汉至唐的五百余年间，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吸收融合了印度佛教文明，形成了以禅宗为代表的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进而对整个东亚文明板块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元13世纪蒙古大军进行的三次西征，建立地跨欧亚，横贯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板块的四大汗国，使过去彼此孤立的中华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四大文化圈开始交流融合，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曾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中国的四大发明就像一把火炬引导着欧洲的航船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技术与器物的相互交流又促进思想文化的交流，引发交流双方的创新变革。在西方，虽然宗教战争一度成为文明间交流的梦魇，但恰恰是伊斯兰哲学家们最早开展了综合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哲学的工作，引发了欧洲人对于科学和哲学的兴趣，并进而从中世纪沉重的经院哲学中摆脱出来，走向文艺复兴。中国的儒家思想传入欧洲后，其中蕴含的“仁爱”“民本”“天下为公”等思想极大地触动了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进步思想家，成为近代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对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影响深远。纵观历史上几次大的文明交流事件，不难看出，当文明发生交汇和碰撞时，产生创新，带来技术、思想、制度等各方面的变革，推动社会发展，当今世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才是真正的主流。
中华文化是中原文明与周边少数民族在长期的交流、碰撞、融合中形成的。孟子认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由于自然条件、政经制度、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当然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有先进落后之差，有富裕贫穷之等。因此，依据发展程度的差等，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华夏”与“夷狄”做出了区分。但是，这种区分完全不同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当中“我们”与“他者”的对立，其有三项重要意蕴：第一，发展才是消弭文化差别、增进文明交流融合的根本要务，一部《春秋》的核心立论就在于“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退于夷狄则夷狄之”。第二，虽然发展程度各异，但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仍然同处“天下”之内，因而享有选择自身生活方式的正当性，此乃天经地义。中国也从未以自己的政治和治理模式，强行消灭、取代自己影响范围内各共同体的宗教、习俗、生活方式和政治体制。孔子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这是命运共同体理论深厚的文化渊源。第三，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而言，其最根本的国际义务就在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扶助欠发达文明与地区，使之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共赢局面，这就是孔子提出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凝定中华文明的根本机制也就在于《尚书》论述的“协和万邦”或“合和万国”：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的族群间、邦国间相互协调，组成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历史经验证明，中华文明的天下理念有可能提供一种最具包容性、公正性的国际新秩序，能够合理安顿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实现和谐世界。
真实的世界并非像亨廷顿所说的“我们”与“他者”的决然对立。“就文化的适应性而言，一种文化或文明与异质文化或文明发生交汇和碰撞时，既可能是冲突的，同时又在冲突中相互适应。冲突可以是一种表现形式，但文明间建设性对话和相互创造才是更有意义的”。[4]文明间的关系，并不是“强者为王”的丛林法则，也不完全是“优胜劣汰”的自然竞争，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并生多态关系。“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5]
四、走出文明冲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路
注释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与国际化大生产的开展更为文明间的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文明间的距离前所未有地拉进。互联网作为一种天然的全球性媒介，极大地推进了知识资讯体系的全球传播。在全球网络平台上，各种文化不断突破其固有地域和模式局限走向全世界，本民族文化资源不断转变为人类共同享有的信息库。“云系统”收摄的全球巨量文化信息，使得单一文化在对话、交流、冲突、碰撞中形成新的全球文化格局。在这个过程中，每个民族国家都是其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它一方面要守护自身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必须融入世界，在融合的过程中接受和补充本身缺失的东西。当前，互联网在人类文明交流融合方面已体现出若干新趋势。一是即时化（instantaneity），这是互联网的物理属性决定的。互联网及其带来的新兴产业样态压缩空间节约时间，进而大幅降低交流成本。二是开放化（openness），文化的创造主体——人得以从自己身处的地域属性、社会关系和文化结构中解脱出来，向整个世界实现深度开放和广泛开放。三是多中心化（polycentricity），文化交流不再借助传统的政治、经济与学术精英进行，而可以在任何层级上进行，传统的文化中心或边缘地带理论已不再适用，任何地点、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文化交流的中心。四是平等化（equality），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文化霸权和资本帝国控制的信息接收渠道，使得任何人、任何群体都有平等展示自身文化的权利，从而为被遮蔽的“非西方的现代化”开启了扬声器，中国互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正在印证这一点。互联网对文明交流融合的作用之巨，可能超过史上所有文明交流手段之总和，其深远影响值得长期关注。
1.文化熏陶。要为罪犯营造良好的改造环境，做到规划合理，设施齐全，环境美化，监区整洁。要在罪犯改造场所中营造一种文化氛围，将文化元素潜移默化到罪犯的思想之中。要开展传统文化学习宣传年活动，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橱窗、宣传栏、黑板报等多平台的宣传优势，对罪犯实行暴风骤雨式的宣传，使之“入口、入耳、入脑、入心”。要制作名言警句标牌，在罪犯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要求他们站到相应的警句下面，去背诵、去反思，能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要建设文化墙，文化墙既体现时代精神，又宣扬传统美德，对于激发罪犯爱国热情、强化道德行为养成有着促进作用。
（一）和平发展：超越传统大国崛起之路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两大主题。尽管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但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不会改变，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一起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外交始终奉行的目标，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涵和价值取向，即“和合”理念，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长盛不衰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为和平发展道路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西方重视对抗与差别不同，中华文明强调和谐与统一。西方国家以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来解读中华文明，将中国的发展纳入西方经历过的“发展阶段”中，以此论证中国崛起后必然走上一条霸权主义道路。“它确立了两个目标：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6]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走向的误判。人类文明并不是只有一种前进模式，武力扩张并不是不可变更的历史逻辑。中国历来反对霸权主义，中国不谋求霸权，也不挑战霸权。正如习近平在2014年接受《世界邮报》专访时指出，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合”理念的核心价值取向，又是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也是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判断。新时期，中国丰富了和平发展道路的时代内涵。一方面，划定和平发展道路的底线，“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7]。另一方面，号召世界各国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8]。
和平是需要争取和维护的，在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上，以“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为指导，完成大国关系良性互动，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习近平多次强调的，“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美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构建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上，“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9]。为此，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周边外交新举措，务实深入全面推进周边外交，全面提升同周边国家关系；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上，习近平强调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这些国家落地生根；在处理多边外交关系时，利用多边舞台广交朋友，加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和而不同：尊重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
承认并维护文明多样性是和谐共生的基本前提。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存在差异的文明才能相互借鉴，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10]。中国历来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应相互尊重，国际事务由各国平等协商，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做主。一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治理体系是由该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基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今天中国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的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独特的中华文明和基本国情注定中国选择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随着外部世界的变化和中国的发展，中国仍然会借鉴他国文明成果，但不会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中国仍会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如果“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11]。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以平等开放的态度加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合作维护文明的多样化，将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转化为发展的动力，不仅符合各国人民的意愿，而且有助于构建命运共同体。
2.3 放疗设备准备 术前1 d检查治疗机头能否升降操作，手术床前后升降移动是否灵敏，照明设施能否满足手术需要，电源插头是否安全够用;手术当日晨由放疗科技术人员对直线加速器进行工作测试，正常后方可接患者入手术室。
（三）合作共赢：树立正确义利观
[1][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72页；第182页。
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对西方现实主义外交理念的超越，摒弃了“二元对立论”思维，突破了零和博弈和“绝对安全”观念的桎梏，“变赢者通吃为各方共赢”，合作共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的共同体意识。中国是推动合作共赢的典范，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在积极推进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让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创造更多的市场机遇和增长机遇，为周边和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新动力，做出新贡献；中国坚持以各种不同形式的对话、交流、合作机制扩大同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特别是扩大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可见，今天的中国以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角、更大的自信，推动国际和地区秩序的良性互动与转型。
该平台依托华山-五院-闵行社区医联体，通过互联网救治服务实现包括多学科远程会诊、溶栓取栓、评估随访、监护教育和大数据科研一体化的远程智慧卒中中心。据韩翔介绍，其中重点突破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预防（人群分类、智能筛查、风险预警）、干预（穿戴设备连续监测、个性化照护、O2O主动问诊与延方）和救治（多级联动、移动介入、远程手术）等方面的应用。从而满足患者普适就诊、提高诊疗质量、降低医疗费用、较大幅度降低脑卒中死亡率和致残率。
虽然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的本意是要通过对文明差异的价值理念分析来避免冲突，构建世界新秩序，但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却为美国霸权主义外交赋予了普世价值的正义取向。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人类总能找到更加合理、更加公正的方式化解矛盾、解决争端，以“二元对立论”为基础来解释世界政治范式必将人类引向冲突的漩涡，若将利益引发的矛盾上升到文明差异层面人类将永远无法跨越历史的鸿沟，在国际事务中西方如果总以自己的尺子来衡量他国，甚至是依靠硬实力干涉他国事务，那么以文明差异表现出来的冲突将难以调和，与其说文明差异导致冲突倒不如说冲突加大了文明差异。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不是冲突和争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共同发展才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思维范式。
染色体微缺失是导致智力低下、发育迟缓、多发畸形的常见遗传因素，CMA具有通量高、分辨率高等特点，能在全基因组范围内检测染色体不平衡的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nt，CNV)，能分辨检测染色体的微缺失微重复，也能明确染色体异常的具体位置，为产前筛选畸形的胎儿的诊断和临床遗传咨询提供依据。
走出文明冲突，定位全球治理的中国角色，不能不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规律。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朝代更迭、治乱循环、战火冲突的洗礼，对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积累了深刻的理论认识。与一神论文明截然不同，中国的传统信仰是高度理性化、非人格化的“天”，由此形成了涵容广大、普包周遍的“天下”意识，并展开一整套世界秩序的论述。天下秩序的核心特质乃是包容，也就是《周易·乾卦·彖辞》所言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天下秩序的根本原则是人的自主性，由此又推导出并肯定人的多样性。它包容不同文明、不同族群，允许生活方式的多样，治理模式的多样，鼓励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依据自己的历史文化特点选择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方式，此之谓“各正性命”。因此，天地万物，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宗教之间，文明之间，相互对待的正当方式只能是“保合太和”，亦即“和而不同”，多样化地共存、协调、并生、发展。这正是中华文化对世界秩序最深层的理解。
一国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硬实力，更体现在软实力上，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国外交得道多助的基础，也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大学》有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中国传统文化一向义重于利、取利有道，以邻为壑、以强凌弱、损人利己的做法不会长久，在国际上也会失去道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中国的对外交往不仅仅是追求经济利益，还要重信义、扬正气，要勇于承担国际责任，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要以义为先，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外交担当，这也是对所谓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最有力反驳。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世界的长期发展不可能以一批国家长期贫困落后为代价，合作共赢是中国在新时期对世界秩序理性判断的基础上做出的选择。“一个强劲增长的世界经济来源于各国共同增长。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相互帮助是不同国家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的客观要求。让每个国家发展都能同其他国家增长形成联动效应，相互带来正面而非负面的外溢效应。”[12]
[2][3][4]刘婧华：《霸权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页；第182页；第160页。
[5][10][11][13]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
利用回归方程求算各个处理中的异硫氰酸盐含量,结果如图2所示。与CK相比,在低浓度NaCl (0.25 mg/mL)处理时,萝卜幼苗中总异硫氰酸盐含量出现了升高,达到173.08 μmol/g(干重),比CK增加了6.89%; 随着NaCl浓度的持续增高,总异硫氰酸盐含量又开始逐渐下降,到NaCl浓度为10.00 mg/mL时,达到最低值45.63 μmol/g(干重),比对照降低了71.82%(图2)。
[7][8]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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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12]习近平：《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人民日报》2013年9月6日。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47（2019）09-0037-07
【DOI】 10.19632/j.cnki.11-3953/a.2019.09.006
（作者为内蒙古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内蒙古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内蒙古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赵 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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