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方法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就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从方法论上作了阐述。文章认为，在新形势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的基本要求和条件是：坚定的政治信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以及所应具有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正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些年来，世界上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都需要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和说明。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主义需要坚持，更需要丰富和发展，这既是现时代的大趋势，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内在要求。正如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明确指出的：“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①]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在这方面，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而且其中所蕴涵的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原则，对于我们从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坚定的政治信念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和精神动力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基本前提是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诚然，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和论断，会失去它的适用性，需要创新，需要用新的结论去取代它们。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完整、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它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的。从实践来看，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认清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形成并坚定地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没有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丰富和发展就没有了基础，就会被一些所谓的新思潮所迷惑，丧失正确的方向。
坚持马克思主义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动力。只有具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才会形成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紧迫感和时代感，才会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努力回答、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前进、不断发展。
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突破了经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原有结论，对马克思主义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发展和创新。这种创新，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正是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自觉坚持。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社会主义事业在一些国家所遭受到的严重挫折，邓小平始终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一个漫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②]正是这种坚定的政治信念，促使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认真思考如何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好的先进的成果为我所用，使我们的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正是这种艰苦探求的宝贵结晶。这一理论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制度区别开来，他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③]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对市场经济的这一重新界定，破除了国际国内那些希望我们通过市场经济，走向私有化，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在国际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之时，坚定地高举起社会主义的大旗。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历史早就证明，这样的事业如果从经典作家的本本条条出发，从外国模式出发，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全新的事业需要创新的理论加以指导。这就必须牢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根据自身实践，重新审视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把自己的思想从不符合国内国际实际，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
早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即将拉开帷幕之际，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④]他果断地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为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正是沿着这一思路，邓小平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具特色的创新理论。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实行市场经济被看作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基于这样的传统观念，形成了一整套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束缚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主义活力释放的主要根源。邓小平的高明之处正是在于他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现实状况和发展要求出发，对“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这一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解放思想，大胆求索，把像中国这样的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脱胎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区别开来，从而冲破了人们对计划经济的崇拜、对市场经济的禁忌，创造性提出必须大胆运用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市场经济这一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运行制度，发展中国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为中国的全面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邓小平曾经这样说过：“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⑤]这一朴实的话语中，其实包含着如何在新形势下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思想基础和科学态度，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离开了这一基础，是很难设想能产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样的创新理论的。
三、坚持运用辩证法分析问题，是进行理论创新不可或缺的锐利武器
与经典作家不同，邓小平并没有专门的辩证法专著，但仍不失为辩证法大师，这不仅充分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一国两制”、“两手抓”，“两手硬”等许多饱含辩证法思想的著名方针、政策，也充分体现在他的理论创新活动中。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极其娴熟自如地运用共性与个性、本质与手段的辩证法，就是突出的例子。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般不能脱离个别而存在，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个别又总是同一般相联系，个性体现着共性，为共性、一般规律所制约。邓小平深得这一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之精髓，在市场经济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既注重把握住事物中普遍的共性的东西，又顾及到事物中特殊的个性的东西。他一贯反对照抄书本，照搬别国经验的做法，十分重视研究中国国情，强调要走自己的路，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同时又十分注意坚持社会主义的共性，发展生产力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坚决反对任何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倾向，反对借口中国国情拒斥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做法。他不仅注意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联系，也充分注意到两者的区别。正如他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但也有不同，……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⑥]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密切相连的。邓小平认为，本质是事物的根本属性，手段是为本质服务的方法：一种手段可以为不同的本质服务。“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⑦]正是通过辩证地把握本质和手段的关系，邓小平打破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截然相对立的误区，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的理论创新活动是和他具有的高超的辩证思维艺术分不开的。邓小平娴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本身也正向我们揭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统一的。
四、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是理论创新的突破口和试金石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有许多亟待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迫切要求理论的指导；实践中形成的许多新思路、新经验，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以利于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因此，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使命。如何选择理论创新的突破口？如何检验新理论？这里的立足点都应该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
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著名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尊重实践。尊重生产力、尊重人民，三者是一个整体，是完全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得以检验，只有实践获得了预期的成果，才能证明人的思维与所反映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实践标准，体现在历史观中，具体到当代社会主义建设中，则必须始终坚持生产力标准。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人们实践的结果，首先集中体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上，坚持实践标准，就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生产力观点和群众观点也是统一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尊重实践，就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总结群众在实践中形成的新经验。尊重生产力，就要求我们能够从群众利益出发，把是否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否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和进行理论创新的突破口和归宿点。邓小平同志在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之所以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正是因为他始终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观点、生产力标准和党的群众路线。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得到了生动鲜明的体现。
中国的改革没有先例可供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早在党中央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初期，邓小平就开始对中国改革的方向作了深入思考。1979年11月在会见外国朋友时，极具洞察力地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此后的十多年中，邓小平不断推动中国的这场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总结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用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检验他的这一开创性的新思路。通过中国的实践，他看到凡是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势态就比较好，人民生活也比较富裕，使之更加坚定了这一认识，并把这一新认识逐步推向发展和完善，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五、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在国内国际真正拥护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中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最基本的有两种：一种是坚持一切从本本条条出发，固守经典作家的任何一个结论，以此作为衡量、鉴别是非得失的唯一标准。这种态度和做法看似牢牢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与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无益，与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有害。另一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但不拘泥于经典作家在特定条件下的个别结论，而是努力结合自己国家、自己时代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不断创新，使之丰富和发展，推动本国社会主义实践不断走向前进。邓小平无疑是属于这后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讲，这后一种态度和做法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但是采取这种态度和做法是需要有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因为这种态度和做法有时并不能被人们所理解，反而有可能受到指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1979年提出到1992年被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性理论写入中共十四大报告得以正式确立，经历了十四年时间。其间的很多年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并没有形成共识，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方面先后形成的一系列新的提法，尽管从总体上看与邓小平的设想是逐步接近的，但毕竟还存在一定距离，在一定时期里也曾出现过反复。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了解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人，对这一思想曾多次提出责难，甚至一度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理论界的表现，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于经济领域。对此，邓小平一方面反复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反复重申，提倡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就是自甘落后，并不断推动实践的发展，以此为基础推动人们认识的提高。纵观《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所收录的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八次讲话，不难发现这些讲话大多恰逢中国改革开放正处在关键时刻，这需要何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理论创新是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这种勇气来自何处，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⑧]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坚定的政治信念。
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邓小平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穷尽中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方面的全部认识，这一理论本身也需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因此，我们不仅要大力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此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也必须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进行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也是当前“讲政治”的需要。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6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383页，人民出版社。
③ 同上第37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人民出版社。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人民出版社。
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6页，人民出版社。
⑦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
⑧ 同上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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