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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962（2004）03-0064-04
国内生产总值是随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形成而诞生的，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统帅全局的核心指标。它把全部活动的产出成果概括地反映在一个极为简明的统计数字之中，通过这个数字来全面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水平，分析经济效益，预测经济趋势[1]。在过去的20年，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平均GDP增长率为10.1％和10.7％，在世界上206个国家和地区之中分别居第二位和第一位。但与此同时，世界银行数据库刚刚公布的中国自然资源损失占GDP的比重也是十分惊人，而这一点在现行GDP的核算中无法体现，这使我们不得不从经济发展的横向影响因素、纵向发展阶段及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的数量与质量、近期需求与长远供给等，综观地思考寻找GDP核算的新指标体系。
一、经济增长——GDP不能承受之重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即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国经济总量的若干指标中的一个，并逐渐成了经济增长的代名词。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GDP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也承受着沉重的压力。
GDP是指用来衡量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运用全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和。GDP所包含的内容很多，涉及到生产、分配、流通和使用等各个环节，其作用是：第一，计量经济总量。这个经济总量既可以反映一定时间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社会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和地位，也可以在同一时间同其他相关国家（或地区）作比较。第二，判断经济增长所处的发展阶段。在经济按照自然规律发展的情况下，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GDP可以很好的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从而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综合标志。第三，显示经济增长速度。GDP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运行的基本状态。第四，表明基本经济结构。GDP的增加值可以反映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支出结构或需求结构等。第五，人均GDP可以表明人均产出的水平。在进行国际比较中，由于各国国土面积和人口差异很大，因而最有意义的指标是人均GDP[1]。
GDP是一个非常重要和不可替代的经济指标，由于GDP的新创价值属性能够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所有长住机构单位生产的较为合适的全面尺度，而使其应用范围正在逐步扩大，从年初经济增长指标的确定，到月度季度的经济形势分析，一直到年末的经济增长率实现了多少，都把GDP的总量及其增长率作为首选指标。
GDP指标是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6694亿元，虽然受到非典的影响，但我国经济发展仍然保持了9.1％的增长速度，中国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市场，人民的物质生活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得到了极大改善和丰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中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
GDP指标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GDP指标却是万万不能的，GDP指标的作用就象货币或者语言，已不可或缺。GDP为经济发展和管理所提供的关键性信息无疑极大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当然，几乎任何一个通用的经济指标都有某种程度的内在缺陷性，GDP也不例外。
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现行GDP指标的片面性和缺陷越来越多的为人们所认识。主要表现在：1、注重经济增长数量，忽视经济增长质量。现行GDP指标未反映收入分配结构，而不同的收入分配对应不同的社会福利；GDP包含了一些对社会福利没有贡献的中间支出，如交通事故和意外灾害。2、指标体系中遗漏很多。GDP对成为积累进入存量的投资与现实消费未做区分；仅反映经济中的“货币化”部分，不包括诸如环境破坏和家庭主妇劳动等未进入市场的项目；反映家庭劳动、公共事务和社会资本的投资不是根据实际效益，而是仅仅根据资金支出。3、忽视增长与环境的关系，忽视可持续发展。GDP没有计算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价值与贬值，而它们关系到当前与未来经济福利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对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忽视，常常造成：从某一年来看，只考虑当年产值的高低，不能区别经济活动的成本与收益；从较长时间看，只考虑当前，不考虑长远，不能区别经济活动的长期与短期。
按照经济增长主要目标的不同，经济增长可分为数量型经济增长和效益型经济增长。在以追求产品数量增加为主的数量型增长阶段，现行GDP指标的缺陷不明显，在总量和增量加大，要大量耗费资源时，它的缺陷就越来越明显，随着经济发展进入不同的阶段，当经济增长的侧重点在效益方面时，GDP指标应有改变。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将从数量型转向效益型，即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真实国民财富为目标。因此，在我们把GDP指标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全面尺度时，必须正确理解、看待和使用[2]。
二、重在可持续——不以GDP论英雄
GDP，经过多年的宣传和使用，已为各级决策者、分析人员、工商界和一般公民接受，它不仅是各级政府政绩的首要考核指标之一，而且已成为经济生活中人们使用最频繁的统计指标，但GDP的增长是否体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是首要的。
经济学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内涵作了严格区分，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理论界现在多用经济发展而不用经济增长一词。横向而言，经济发展的内容具有多样性。它不仅包含经济增长，还包括收入分配、社会公平、法规沿革、制度变迁、结构调整、福利增加、价值观念转变乃至文化习俗革命等更为广泛的内容。纵向而言，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发展是硬道理，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一种长久维持的过程和状态，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即要找到人类社会恒久发展的动力源，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原则，也是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相区别的根本所在。把握这一原则的关键是正确理解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生态的可持续性四个方面，它是社会经济的综观发展。
可持续发展必须体现国际之间、人与人之间、代际之间在分配资源和占有财富上的“时空公平”要求，既要使人类现实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
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所以经济增长也在转型之中，而这种经济增长的转型又反映在GDP上。在改革的过程中，经济增长表现为“行政压力”导致的经济增长和“市场压力”导致的经济增长两部分。
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问题，有研究表明，只有经济的年增长率保持在7％—8％，才能够化解由于人口增长导致的就业压力加大，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对于地方官员，当地的经济增长与政绩考核、升迁关系非常密切，所以维持一个高速的经济增长率是地方官员最为关心的事。在市场化进程中，“行政压力”并没有渐行渐远，特别是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资源配置行为，政府官员往往会“主动”对GDP施加压力，甚至“钻GDP指标设计上的空子”，产生了许多“无效GDP”，从而使得中国的投资效率乃至经济效率低下。
国家发改委国土研究所负责人杜平完成的有关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和机制的报告中提出，紧盯GDP的政绩考核不可取，各地官员片面追求GDP增长，而不惜破坏环境和资源。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政绩不要和经济增长挂钩，要用一套综合社会指标来考核干部，提出以社会保障率、就业率等9大指标作为考核地方首长政绩的主要标准，而不以“GDP论英雄”。
三、绿色GDP——适时而生，应运而来
绿色GDP，即生态国内产出（Environment Domestic Products），是在现行GDP的基础上变革和发展起来的。绿色GDP概念的提出，找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效利用资源的结合点，并已引起广泛关注。近年来，关心绿色GDP指标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不仅包括统计学界，而且包括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甚至自然科学界也参与其中的讨论。
绿色GDP是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力。过度开采资源，造成环境恶化，势必使经济失去可持续发展后劲。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20世纪70年代，随着大规模的石油、煤炭开发，中国能源占自然资源损失的比例迅速上升，到80年代初期达到最高点，接近GDP的1/4，而后有所下降，在80年代末期，大约占GDP的10％左右，90年代上半期约占GDP的5％以上，近年来迅速下降，1998年已不足1.5％。世界环境组织就中国环境污染对经济建设造成的损失所作的研究表明，在1995年水和空气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大体上占当年GDP的6％～7％。世界银行数据库资料显示，1998至2002年，我国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的投入占同期GDP的1.29％，是1950年到1997年47年投入总和的1.8倍，这表明，我们今天的努力是用“经济帐”来还“生态帐”。世界银行组织有关专家从生态经济的角度，对我国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危机、矿物资源枯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我国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而单位产值资源能源消耗为世界的3倍，污染总量增长率为总产值增长率的数倍，环境问题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极其严峻的问题[3]。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绿色GDP进行核算势在必行。
目前各国统计机构及世界组织都在努力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1993年联合国统计机构出版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手册》（The 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简称SEEA）中，提出了生态国内产出的概念，即我们现在所称的绿色GDP。世界银行在1997年推出了“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用以衡量各国扣除了自然资源（包括环境）损失之后的真实国民财富。绿色GDP可以理解为：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上，由于对外部影响因素和自然资源的考虑而得出的新的GDP，其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更综合的经济福利水平。
不难看出，西方福利经济理论对绿色GDP指标概念的提出及其设计思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A.C.庇古于20世纪初创立的，他主要是利用外部影响理论来研究经济福利与非经济福利的问题。外部影响包括的内容很多，对国民经济核算的影响也很大，最为常见的有：（1）地下经济活动。由于统计技术的局限性，各国至今仍未能将地下经济活动生产的增加值计入GDP内；（2）自给自足性服务活动。最常见的是家务活动，其活动成果未能在GDP中体现；（3）污染问题。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以及治理污染的大笔费用在现行GDP的核算中存在不合理的一面；（4）制度原因造成的外部影响因素。赌博业、卖淫业甚至毒品交易在宏观上增加的社会效益未计入GDP中。把外部影响因素作为绿色GDP核算的重要内容，借助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思路，来构造绿色GDP测算的理论公式是完全可能的。
综合以上的论述，绿色GDP几乎是呼之欲出了，世界许多国家都在酝酿着适合本国国民经济统计又适合国际比较的核算体系，但目前并无一致的看法，我国学界也同样将其作为一个热门话题讨论，百花齐放，观点各异，在此，笔者归纳目前较权威的几种核算公式，以供比较。
杨缅昆先生所给出的广义绿色GDP的公式简单明了，但外部影响因素的确定不明确：
绿色GDP=现行GDP+外部影响因素
=现行GDP+外部经济因素-外部不经济因素[4]。
中国科学院课题组所提出的绿色GNP的计算公式看似简洁，核算起来却较为繁杂：
绿色GNP=现行GNP-自然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
其中，自然部分的“虚数”包括：①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环境质量下降；②自然资源的退化与匹配的不均衡；③长期生态退化所造成的损失；④自然灾害所引起的经济损失；⑤资源稀缺性所引发的成本；⑥物质、能量的不合理利用所导致的损失。
而人文部分的“虚数”则包括：①由于疾病和公共卫生条件所导致的支出；②由于事业所造成的损失；③由于犯罪所造成的损失；④由于教育水平低下和文盲状况所导致的损失；⑤由于人口数量失控所导致的损失；⑥由于管理不善（包括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5]。
黄德发先生则认为，进行绿色GDP的核算必须从实际出发，由易到难，分步实施。具体步骤为：
G-GDP（Ⅰ）=现行GDP-自然资源损耗与生态环境退化降级成本；
G-GDP（Ⅱ）=现行GDP-外部不经济活动（自然资源损耗与生态环境退化降级成本+自然灾害+城市拥挤所带来的不舒适等损失）+漏统部分（地下经济活动、非市场交易的自给性生产与服务等）+时间资产与闲暇活动等；
G-GDP（Ⅲ）=G-GDP（Ⅱ）-人文虚数（毒品及烟草生产与服务、部分国防与警察开支、犯罪所造成的损失等）；
G-GDP（Ⅳ）=G-GDP（Ⅲ）±其他部分[6]。
还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核算公式。笔者认为黄德发先生的核算公式可操作性强，随着数据的逐步完整，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符合可持续性的要求。
事实上，虽然有许多学术机构在研究绿色GDP的核算方法，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正式公布过绿色GDP数据。2003年开始，我国国家统计局对全国的自然资源进行了实物核算，物流核算是绿色GDP核算的重要基础。2004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已成立了绿色GDP联合课题小组，正在组织力量积极进行研究和试验[7]。绿色GDP的核算仍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尽管如此，绿色GDP替代现行GDP已是必然趋势，我们期待着，“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那一天。
修回日期：2004-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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