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恐怖主义活动中的女性 ：性别视角的分析 *
潘 玥
[摘 要 ]2018年5月的印尼泗水连环爆炸袭击案，是印尼首起女性执行、儿童参与的自杀性袭击，也是印尼首个由多个核心家庭、在同一时间实施的连环爆炸案。这说明印尼女性在恐怖主义活动中的参与度有上升的趋势。她们基于社会性别印象、宗教义务和自由解放等三个层面的原因，突破了社会对女性“温柔、母性和非暴力”的刻板印象，从“受害者”变为“加害者”，成为恐怖袭击者。作为参与者，印尼女性被伊斯兰极端组织所接受；作为执行者，女性从后勤走向一线。在未来，核心家庭成为恐怖袭击执行主体的可能性在加大。由于利用女性身份的便利性来实施恐怖主义活动具有培训成本低、目的容易实现、影响力广泛和威胁大等特点，女性未来频繁地参与策划或直接执行恐怖主义活动的可能性逐渐加大，这种新变化应得到印尼政府和反恐当局的重视。
[关键词 ]社会性别； 印尼； 女性； 恐怖主义； 伊斯兰
2018年5月，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发生了连环爆炸袭击案。5月13日，父亲为迪达·乌普里扬(Dita Oepriyanto)、母亲为布姬·古斯万蒂(Puji Kuswanti)的一个六口之家在不到10分钟内，制造了三起教堂自杀性爆炸袭击。在三起教堂袭击案中，母亲带着12岁和9岁的两个女儿在泗水中央五旬节教堂制造了自杀性爆炸袭击；而他们的儿子，18岁和16岁的两名少年则同乘一辆摩托车，携带炸弹，制造了印尼基督教堂的恐怖袭击，此家庭六人全部死亡[注] “Family of Six Carried Out Bombings at Three Indonesia Churches,Killing 13 People”,Straits Times ,May 13,2018,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attack-on-indonesia-church-leaves-one-dead-several-injured,7 July， 2018.。第四起爆炸案则发生在警方搜查泗水南部诗都阿佐(Sidoarjo)一座公寓时，父亲为安东·弗布瑞安图(Anton Febrianto)的另一个六口之家正在房间内装配土制炸弹，炸弹意外爆炸[注] “Tak Disangka,Anak Anton Febrianto Lakukan ini ke Dua Adiknya setelah Bom Orangtuanya Meledak”(《出乎意料的是，弗布瑞安图的儿子在父母的炸弹爆炸后，对他的两个妹妹做了这件事》),Tribun News ,14 Mei 2018,http://surabaya.tribunnews.com/2018/05/14/tak-disangka-anak-anton-febrianto-lakukan-ini-ke-dua-adiknya-setelah-bom-orangtuanya-meledak?page=3,6 Juli 2018.。5月14日，发生第五起爆炸案，一个五口之家袭击了泗水市警察总部，他们在警察局入口的岗哨遭到盘查，随即引爆了炸弹。截至2018年5月15日，五起连环爆炸袭击共造成28人丧生，57人受伤，是自2005年巴厘岛爆炸案以来印尼本土伤亡最惨重的恐怖袭击事件[注] Abi Sarwanto,“Korban Tewas Teror Bom Surabaya 28 Orang,57 Luka”(《泗水恐怖主义炸弹案28人死亡，57人受伤》),CNN Indonesia,14 Mei 2018,https://www.cnnindonesia.com/nasional/20180514194201-12-298164/korban-tewas-teror-bom-surabaya-28-orang-57-luka,7 Juli 2018. 。“伊斯兰国”(IS)组织通过喉舌通讯社Amaq宣称对这起连环爆炸袭击案负责[注] Rivki,“ISIS Klaim Jadi Dalang Bom 3 Gereja di Surabaya”(《ISIS声称是泗水三座教堂爆炸案的策划者》),detikNews,13 Mei 2018,https://news.detik.com/berita/4018648/isis-klaim-jadi-dalang-bom-3-gereja-di-surabaya,21 Mei 2018. 。因此，这起连环恐怖袭击案甚至被认为是印尼恐怖主义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注] Aryodamar,“Teror Bom Surabaya,Ini Analisa Pengamat Terorisme soal ‘Pengantin’ Wanita”(《泗水自杀性爆炸恐怖分子 恐怖主义观察家对“圣战新娘”女性的分析》),IDN Times ,13 Mei 2018,https://news.idntimes.com/indonesia/gregorius-pranandito/teror-bom-surabaya-ini-analisa-pengamat-terorisme-soal-pengantin-wanita/full,21 Mei 2018.。
走了好远才找到公交车站。坐车进城。路过一风公司时，他见一风公司木制的招牌已经风化了，白底上爆出丝瓜布一样的细小网纹，甚至有一些乳白色的漆已经脱落了。淡黑色的仿宋体公司名斑斑驳驳，下端被刀划了一些不规则的图案和线条，不知谁用红色粉笔在上面写了一行淡淡的英文：ILoveYou.
印尼警察总长狄托·卡尔纳维安(Tito Karnavian)确认，此次袭击由亲ISIS的“神权游击队”(Jemaah Ansharut Daulah,以下简称“JAD”)负责执行，三个家庭都是JAD的追随者。而三起教堂爆炸案的始作俑者，父亲为迪达·乌普里扬(Dita Oepriyanto)的六口之家曾在叙利亚受训[注] Maria Rita Hasugian,“ISIS Klaim Bertanggung Jawab atas Teror Bom Surabaya”(《ISIS宣布对泗水恐怖炸弹袭击案负责》),Tempo ,13 Mei 2018,https://dunia.tempo.co/read/1088468/isis-klaim-bertanggung-jawab-atas-teror-bom-surabaya,21 Mei 2018.。在案发前，两个核心家庭中的父亲，即迪达·乌普里扬和诗都阿佐的安东·弗布瑞安图原本相识，后者是前“唯一真主游击队”(Jamaah Anshorul Tauhid,以下简称“JAT”)的成员，而前者则是JAD泗水分支的头目。JAD和JAT渊源复杂，关系密切[注] JAD由伊斯兰传教士阿曼(Aman Abdurrahman)于2015年成立，由20多个支持IS的印尼极端团伙组成，其前身是JAT。JAT被认为是“伊斯兰祈祷团”的分支，2008年7月27日创建于梭罗，总部设在印尼，其创建者为伊斯兰祈祷团的精神领袖阿布·巴卡·巴希尔(Abdul Rosyid Ridho Ba’asyir)。他曾与阿曼一起被关押在中爪哇省的坎邦安岛监狱。2014年8月，JAT开始分裂，巴希尔宣布效忠于IS的首领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许多唯一真主游击队的成员并不认同上述决定，包括巴希尔的儿子，因此他们成立了新的组织，称为“伊斯兰教法捍卫者”(Jamaah Ansharusy Syariah)。2015年3月，JAT更名为JAD。自“伊斯兰祈祷团”宣布放弃暴力圣战后，JAD就成为印尼最致命的恐怖组织，包含近12个印尼的小型极端组织。JAD未来可能成为统一当地伊斯兰国支持者的中坚力量。JAT加入伊斯兰国后，本已衰弱的JAT借助伊斯兰国的势力，在印尼重新开辟恐怖主义的新阵地。 。
贵铅是指铅与贵金属形成的铅合金。熔融的金属铅是贵金属的良好捕集剂，这一特性被用于贵金属的提炼，称为贵铅熔炼[1]。企业为了贸易、控制冶炼过程和做好金属平衡，需要对贵铅中银的含量进行分析。目前测量银的方法主要有原子吸收光谱法(AAS)[2]、分光光度法[3]、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ICP-AES)[4]、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5]、滴定法[6]、火试金重量法[7]、电位滴定法[8]等。本文建立了自动电位滴定法分析贵铅中银的方法，探讨了影响分析的相关因素。方法应用于实际样品分析，结果满意。
一般来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恐怖组织大多禁止女性参与恐怖主义活动，如伊斯兰祈祷团(JI)，更不用说让女性去充当人肉炸弹[注] 范春林：《女性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应对策略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第10页。 。近一两年间，印尼女性参与恐怖活动的频次明显增加，但此前未有印尼女性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自杀性恐怖袭击，利用未成年人作为人肉炸弹更是首次。此前，在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中，虽也有未成年人参与袭击，但只是负责后勤，并未直接作为人肉炸弹[注] Vanny El Rahman,“Polemik Pembebasan Abu Bakar Ba’asyir: Politis atau Kemanusiaan?”(《巴格达迪获释争议：政治还是人道主义？》),IND Times ,23 Januari 2019,https://www.idntimes.com/news/indonesia/vanny-rahman/polemik-pembebasan-abu-bakar-baasyir-politis-atau-kemanusiaan,7 Maret 2019.。从执行主体来说，本次的系列自杀性爆炸袭击案出现许多新变化，最大的变化为，这是印尼首起由女性执行、儿童直接作为“人肉炸弹”参与的自杀性袭击，也是印尼首个由多个核心家庭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实施的连环爆炸案。
建立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储备机制的实践和思考（王志卿） .............................................................................3-35
一 恐怖主义研究的性别视角
与作为“参与者”的特点不同，作为“执行者”的特点有其特殊性和阶段性。作为“执行者”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被动执行和主动执行。
本文希望通过性别的视角，分析印尼女性在恐怖主义活动中的角色与作用，说明印尼恐怖主义发展的新特点。性别是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指的是由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一整套制度，性别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随着社会文化发展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与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注] 范若兰：《暴力冲突中的妇女：一个性别视角的分析》，时事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从性别的角度分析，一直以来，印尼社会赋予女性更多生活、非政治与热爱和平的角色，即承担家庭责任的母亲和妻子，远离战争和暴力，而保家卫国则是男性的天职。在爪哇的传统文化中，就有“女德”(wani ing tata)的说法，女性是服从者，善于处理各种事务，女性的主要任务在家庭，而男性的主要任务在公共领域[注] Wasisto Raharjo Jati,“Wanita,Wani Ing Tata: Konstruksi Perempuan Jawa dalam Studi Poskolonialisme”(《女性、“女德”：后殖民主义研究中的爪哇妇女建构》),Jurnal Perempuan :Untuk Pencerahan dan Kesetaraan ,No.84,Tahun 2015,hlm,82-95.。但现在，印尼出现了女性自杀性炸弹袭击者，击碎了传统印尼社会对“女主内”、女性“温柔善良”和“母性”的刻板印象，为什么通常作为受害者的印尼妇女，成为自杀性袭击者，成为加害者？她们基于什么动因突破社会性别的桎梏，成为恐怖主义者？如何从性别的视角解释印尼恐怖主义的新变化？
随着国际关系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国内外学界已尝试从性别的视角分析激进化女性，尤其是亲左翼和穆斯林女性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社会性别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使得女性恐怖分子在执行恐怖袭击活动时收效甚佳[注] Caron E.Gentry,“Twisted Maternalism: From Peace to Violence”,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Vol.11,Issue 2,2009.，反之，出现女性恐怖分子也主要由于女权思想和母性伦理[注] Cagla Gul Yesevi,“Female Terrorism”,European Scientific Journal ,Vol.10,No.14,2014.。他们通过建构社会性别和女性恐怖主义等理论，分析解释车臣“黑寡妇”、巴勒斯坦“玫瑰军”和摩纳哥“女性人体炸弹”等典型案例，剖析女性恐怖主义活动的特点与优势，并尝试从身份政治、意识形态和战术考量等角度，阐明女性成为恐怖主义者的动因[注] 相关学术成果参见戴圣强《论女性恐怖主义的根源及其治理》，外交学院硕士论文，2015年；陈明：《社会性别视阈下女性暴恐犯罪及对策阐释》，《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年第1期；古丽燕：《国际女性恐怖犯罪及其对新疆的警示》，《新疆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4期；车智怡：《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当代女性自杀式恐怖主义》，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Mohd Adhe Bhakti,Perempuan dan Terorisme(《女性和恐怖主义》),Jakarta: PAKAR,2016; Mia Bloom,Bombshell :The Many Faces of Women Terrorists ,Hurst Publishers,2011; Laura Sjoberg,Caron E.Gentry,Women ,Gender ,and Terrorism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1; Margaret Gonzalez-Perez,Women and Terrorism :Female Activity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 Groups ,Routledge,2008; Monshipouri M and Karbasioun K,“Shaping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Muslim World: Women’s Empowerment as an Alternative to Militarism,Terror,and War”,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0,No.3,2003; Samad Y.,“Media and Muslim Identity: Intersections of Generation and Gender”,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11,No.4,1998.。相比起“黑寡妇”、“玫瑰军”和“女性人体炸弹”等典型案例，关于IS的研究成果相对不多，更多学者关注的是IS在东南亚大区域内的渗透与扩张问题[注] 主要参见卢光盛、周洪旭《“伊斯兰国”对东南亚的渗透：态势、影响及应对》，《南洋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王玉娟、方天建：《泛伊斯兰背景下“伊斯兰国”对东南亚的渗透》，《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1期；贾春阳：《试析“伊斯兰国”对中国周边的渗透和扩张》，《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0期。 ，对个案的关注度更显不足，研究IS在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扩张与发展的成果也是屈指可数[注] 此类研究参见沈燕清《“伊斯兰国”在印尼的渗透、扩张及印尼政府的应对》，《东南亚南亚研究》2017年第3期；廖朝骥：《“伊斯兰国”在马来西亚的扩张：基础及其应对》，《南洋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 。从性别的视角，分析印尼女性参与IS恐怖主义活动的相关研究[注] 主要成果参见Nesa Wilda Musfia,Tri Cahyo Utomo,Fendy Eko Wahyudi,“Peran Perempuan dalam Jaringan Terorisme Isis di Indonesia”(《印尼女性在ISIS恐怖主义网络中的作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ume 3,Nomor 4,Tahun 2017,hlm.174-180; “Mothers to Bombers: The Evolution of Indonesian Women Extremists”,Institute for Policy Analysis of Conflict ,31 Jan.,2017,https://www.jstor.org/stable/resrep07796,19 October,2018; Unaesah Rahmah,“The Role of Women of the Islamic State in the Dynamics of Terrorism in Indonesia”,Middle East Institute ,10 May,2016,http://www.mei.edu/content/map/role-women-islamic-state-dynamics-terrorism-indonesia,28 May,2018; V.Arianti and Nur Azlin Yasin,“Women’s Proactive Roles in Jihadism in Southeast Asia”,Counter Terrorist Trends and Analysis ,Vol.8,No.5,2016.，以及关于IS的女性招募、“圣战新娘”女性恐怖分子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注] 参见Jacoby T A,“Jihadi Brides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Contemporary Feminism”,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37,No.4,2015; Helen Stenger,“Gendered Jihad-Recruitment Strategy of the Islamic State”,Master Thesis,Leiden University,July 2017; Nur Irfani Binte Saripi,“Female Members of ISIS A Greater Need for Rehabilitation”,Counter Terrorist Trends and Analyses ,Vol.7,No.3,2015; Aryodamar,“Teror Bom Surabaya,Ini Analisa Pengamat Terorisme Soal ‘Pengantin’ Wanita”(《泗水自杀性爆炸恐怖分子，恐怖主义观察家对“圣战新娘”女性的分析》),IDN Times ,13 Mei 2018,https://news.idntimes.com/indonesia/gregorius-pranandito/teror-bom-surabaya-ini-analisa-pengamat-terorisme-soal-pengantin-wanita/full,21 Mei 2018.。实际上，近两三年间，IS在成员招募上体现出明显的性别意识。通过“一地一策”，对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的目标女性，采取“个性化”的宣传方式和招募规划，前往IS控制区的西方女性人数及比例均有显著上升[注] 潘星宇：《社会性别与身份政治：西方女性加入ISIS的原因》，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 。这在保守宗教恐怖主义组织中实属罕见。本文将以性别分析的视角从参与者、执行者和家庭化三个层面分析印尼女性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发展与趋势，并尝试从社会性别印象、宗教义务和自由解放三个方面来分析她们执行恐怖主义袭击的动因，最后说明女性实施恐怖主义活动所带来的可能影响。
二 印尼女性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发展过程和特点
综上，印尼女性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数量与频率的确有上升的趋势。而现有的研究，对女性在激进运动中的作用分析往往过于简单化，并且剥夺了妇女的自主权，将她们视为强壮或魅力男人的受害者。事实上，她们大多并非被动加入的“倒霉蛋”或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她们的角色发生改变，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从“被动参与”变成“主动出击”，逐渐成为恐怖主义组织重要的成员，直接策划或参与执行恐怖主义活动[注] Unaesah Rahmah,“The Role of Women of the Islamic State in the Dynamics of Terrorism in Indonesia”,Middle East Institute ,10 May,2016,http://www.mei.edu/content/map/role-women-islamic-state-dynamics-terrorism-indonesia,28 May,2018.。在印尼这个性别观念相对传统的国家里，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女性参与恐怖主义活动，参与策划并实施自杀性连环爆炸袭击？根据布鲁姆(Bloom)的“5R”理论，女性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个人动因包括复仇(Revenge)、救赎(Redemption)、关系(Relationship)、尊重(Respect)和强奸(Rape)这5个方面[注] Mia Bloom,Bombshell :The Many Faces of Women Terrorists ,Hurst Publishers,2011,pp.235-237.。在印尼女性参与恐怖活动中，促使她们投身恐怖主义活动的因素，显然有别于“黑寡妇”的血亲复仇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型和宗教狂热型。本文从社会性别印象、宗教义务和自由解放三个方面，探讨她们参与恐怖袭击的动因。
现实生活中的苦涩和无助，则使得部分穆斯林女性对宗教信仰更为虔诚，更容易被IS曲解的教义所蛊惑。由于女性在执行恐怖主义活动中独特的性别优势，IS通过曲解伊斯兰经典的方式，加大了招募女性支持者的力度。正统的伊斯兰教价值观崇尚“尊重生命、维护生命，反对滥杀无辜以及自杀”。根据《古兰经》，“你们不要违背真主的禁令而杀人，除非因为正义。无辜而被杀者，我已把权柄授予他的亲戚，但他们不可滥杀”[注]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14页。 。此外，教谕中还规定：女性被排除在“圣战”外，女性无权参战，她们属于土地，必须“依附于土地，守护着土地”。而IS曲解伊斯兰教义，给所谓的“圣战”打上“神圣的、正义的”标签。IS宣称，加入IS是穆斯林女性的宗教义务，通过参加“圣战”，可以得到自我救赎与自由，死后能受真主感召“上天堂”。但实际上，自杀性爆炸袭击与伊斯兰教的教义背道而驰，伊斯兰教强调生命由真主创造，生命的期限由真主决定，自杀行为违背了伊斯兰的信仰，违背了《古兰经》和圣训的要求[注] 张志鹏：《宗教禁忌对自杀行为的影响》，《中国民族报》2009年10月20日。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向穆斯林讲述了自杀者的下场，自杀的人死后会在地狱里重复自杀行为[注] 即：“如果有人跳崖自杀，那么，他在火狱永远跳崖不止；如果有人服毒自杀，那么他将在火狱永远服毒；如果有人用铁器自杀，那么，他将在火狱中手拿着同样的铁器永远在身上扎。” 。尽管自杀与宗教教义相违背，但这不影响IS为自杀性袭击寻求宗教合法性，以“牺牲”代替了“自杀”的概念进行宣扬。通过社会构建，“牺牲”是崇高的，自杀是非理性的，并且允诺执行自杀性爆炸袭击，是为了实现“圣战”的目标，死后可以进天堂。这也是母亲带着子女一起执行自杀性爆炸袭击的主要原因，她们作为母亲，有爱子的天性，她们从心底里相信，通过自杀性袭击，她们和子女都能顺利进入天堂。
实际上，近一年来，印尼籍IS女性支持者已经多次直接参与了恐怖主义活动，只是由于印尼方面情报部门和警方的通力合作，预先粉碎了她们的恐怖袭击计划。早在2016年12月，印尼警察逮捕了4名自杀性爆炸袭击未遂的女性[注] Bilal Ramadhan,“Tersangka Perempuan Disiapkan Jadi ‘Pengantin’ Bom Bekasi”(《怀疑女性准备成为勿加泗炸弹案的“圣战新娘”》),Republika ,11 December， 2016,http://www.republika.co.id/berita/nasional/hukum/16/12/11/oi0fva330-tersangka-perempuan-disiapkan-jadi-pengantin-bom-bekasi,24 Mei 2018.，说明印尼女性直接参与IS恐怖主义活动的人数在日益增加，行为呈现出激进化的态势。而这次泗水连环爆炸案不是个体事件，与此前的几起恐怖袭击案直接相关。据悉，泗水连环爆炸案中的两名袭击者，曾前往雅加达近郊德波(Depok)专门关押恐怖分子的印尼精锐警察机动部队(Mako Brimob)总部监狱探望恐怖分子[注] 《连日肇爆炸案2家庭人弹施袭·泗水惊险儿童炸弹客》，星洲网，2018年5月14日，http://www.sinchew.com.my/node/1755678/%E8%BF%9E%E6%97%A5%E8%82%87%E7%88%86%E7%82%B8%E6%A1%882%E5%AE%B6%E5%BA%AD%E4%BA%BA%E5%BC%B9%E6%96%BD%E8%A2%AD%EF%BC%8E%E6%B3%97%E6%B0%B4%E6%83%8A%E7%8E%B0%E5%84%BF%E7%AB%A5%E7%82%B8%E5%BC%B9%E5%AE%A2，2018年7月7日。 。2018年5月8日，该监狱曾发生严重的警囚冲突，造成5名反恐特遣队警察死亡，1名警察遭挟持。IS宣称对此次暴动负责。就在泗水连环爆炸案发生前一天，印尼警方逮捕两名计划刺杀警察未遂的印尼籍女性，她们分别只有18岁和21岁。被捕后，她们承认通过Telegram与IS成员取得联系，加入IS，并希望通过刺杀特警，以回应数日前被镇压的警囚冲突[注] Martahan Sohuturon,“Berencana Tusuk Brimob,Dua Wanita Pendukung ISIS Ditangkap”(《计划行刺汽车兵团，两IS女性支持者被捕》),CNN Indonesia,12 Mei 2018,https://www.cnnindonesia.com/nasional/20180512211329-12-297687/berencana-tusuk-brimob-dua-wanita-pendukung-isis-ditangkap,24 Mei 2018. 。当“母亲”和“妻子”切实参与了连环爆炸案，并造成一定的伤亡，势必将会极大“鼓舞”印尼籍IS支持者的“士气”，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印尼女性参与到自杀性爆炸袭击事件中的人数将会逐渐上升。由于印尼女性多身穿黑袍或罩袍，印尼方面的安检难度将会大大提升，发生恐怖袭击的风险也将大幅增加，这种情况对印尼情报机构和警方的反恐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
(一)作为参与者的印尼女性激进分子
2002年和2005年两次巴厘岛爆炸案震惊世界，此后十余年间，印尼为反恐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开展反恐合作，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搜捕行动，逮捕和击毙大部分袭击事件的恐怖分子。受此影响，印尼的各个恐怖组织，如印尼的“伊斯兰祈祷团”和“自由亚齐运动”，迅速分裂成小分支，或重新组合，多以5至10人的小团伙单独活动，相互间的联系较少[注] Andy Budiman,“Radical Ideas Flourish Ten Years after Bali Attack”,Deutsche Welle,11 Oktober,2012,http://www.dw.com/en/radical-ideas-flourish-ten-years-after-bali-attack/a-16297967,23 May， 2018. 。在这一时期，印尼大多数女性由于婚姻关系而进入极端组织。有别于“黑寡妇”的是，虽然印尼ISIS女性支持者也有丈夫或男性亲属“殉教”的情况，但在她们丈夫或男性亲属“殉教”前，她们就随丈夫或父兄加入IS。而且她们与恐怖分子结合，一般都得不到娘家人的支持，使得她们在婚姻关系中更为孤立无援，从而更加重了她们对丈夫的依赖，对丈夫言听计从。比如在泗水连环袭击案中，布姬·古斯万蒂的娘家在外南梦(Banyuwangi)，身家清白，没有任何涉恐的记录和历史。她的父母认为迪达·乌普里扬对宗教的理解很极端，并不同意将女儿嫁给他[注] “Orang Tua dari Awal Tak Menyetujui Pernikahan Puji dengan Dita Pelaku Bom Bunuh Diri di Gereja”(《布姬的父母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她与教堂自杀性袭击者迪达的婚姻》),Tribun News,15 Mei 2018,http://www.tribunnews.com/regional/2018/05/15/orang-tua-dari-awal-tak-menyetujui-pernikahan-puji-dengan-dita-pelaku-bom-bunuh-diri-di-gereja?page=2,6 Juli 2018. 。可以说，布姬·古斯万蒂最初加入恐怖组织，完全是因为受到丈夫迪达·乌普里扬的影响。在印尼这些伊斯兰极端组织中，父权制森严，女性的地位较低，必须无条件服从她们的丈夫，这反映了印尼的父权制社会结构和对伊斯兰教文本的传统解释[注] Lies Marcus,“Why do Indonesian Women Join Radical Groups?”,Indonesia at Melbourne ,26 November,2015,http://indonesiaatmelbourne.unimelb.edu.au/why-do-indonesian-women-join-radical-groups/,28 May,2018.。她们不得过问丈夫在外的活动，几乎不可能主动举报自己的丈夫。而当丈夫“要求”她们加入组织时，她们也无法拒绝。即使我们看到社交媒体上不少穿着黑袍、扛着步枪的女性照片，大多属于“摆拍”，宣传意味居多。哪怕上战场，她们也不属于主动进攻的主力部队[注] Noor Huda Ismail,“Perempuan ‘ISIS-ers’ dalam Jaringan Terorisme”(《恐怖主义网络中的女性“ISIS支持者”》),CNN Indonesia,14 Desember 2016,https://www.cnnindonesia.com/nasional/20161212082236-13-178951/perempuan-isis-ers-dalam-jaringan-terorisme,23 Mei 2018. 。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在极端组织中多被边缘化，扮演着辅助性的角色。
但上述情况在IS的势力与印尼本土的恐怖主义组织“合作”后有所改变。在加入伊斯兰国后，这些衰弱的印尼本土恐怖组织借助伊斯兰国的势力，在印尼重新开辟恐怖主义的新阵地。另外，由于美国、俄罗斯等国的不断打击，对于控制范围急速萎缩的IS来说，海外扩张也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2015年，“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土缩水大约14%，到2017年初，“伊斯兰国”领土缩水近三成[注] 苏玉兰：《伊国组织穷途末路 在叙遭全面包围》，《联合早报》2017年2月7日，http://www.zaobao.com/realtime/world/story20170207-721901，2018年5月24日。 。要扩张就意味着必须在短期内大量招募支持者，于是IS不得不将目光转向长期被压抑的印尼女性。同时，随着社交媒体和通讯软件的使用与普及，印尼青年群体也成为IS的主要发展对象，印尼存在大量受IS恐怖主义影响而产生激进思想的青年群体[注] “2 Singaporean Youths Radicalised by ISIS Arrested,One of Them Detained for Planning Terror Attacks”,Straits Times ,27 May,2015,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2-singaporean-youths-radicalised-by-isis-arrested-one-of-them-detained-for-planning-terror,24 May,2018.。虚拟的空间也打破了印尼社会“男女授受不亲”的限制。根据印尼智库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IPAC)的报告，相比起印尼男性，印尼女性，尤其是在海外从事家政服务的女性，由于社交活动较少，更热衷于通过社交媒体与国际进行联系，这使得印尼女性成为恐怖主义者的理想招募人群[注] “The Radicalisation of Indonesian Women Workers in Hong Kong”,IPAC Report ,No.39,26 July,2017,http://file.understandingconflict.org/file/2017/07/IPAC_Report_39.pdf,25 May,2018.。IS通过社交平台鼓动印尼女性，促使她们更积极地参加恐怖组织的论坛，阅读IS的宣传内容，了解国际圣战，为IS筹集资金和提供后勤支持[注] John Mcbeth,“Inside the Cauldron of Indonesian-ISIS Terror”,Asia Times ,17 January 2017,http://www.atimes.com/article/inside-cauldron-indonesian-isis-terror/,24 May,2018.。IS的男性支持者通过在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宣传IS，然后选择点赞和评论的女性用户，将她们拉入Telegram和Whats App等具有加密或“阅后即焚”功能的通讯软件中，与她们私下交流，向她们描绘伊斯兰国“美好的未来”，并在线上向她们求婚。如果这些女性以已婚为由拒绝，这些男性就通过曲解《古兰经》的方式，宣称只要她们的丈夫不效忠于IS的首领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她们就有权与之离婚，并与这些IS的支持者结婚。在虚拟的网络中，这些印尼女性获得久违的“自由与自主”。通过社交网络婚姻，越来越多的印尼女性被IS招募，婚后与“丈夫”前往IS的大本营叙利亚，正式成为IS的支持者。而随着女性加入人数的增加，也更便于继续招募女性支持者，形成“良性循环”。比如拉菲齐·哈奴姆(Rafiqa Hanum)和胡琳·乐思达利(Hurin Thin Lestari)她们利用社交平台“现身说法”，通过照片展现她们在叙利亚的“乌托邦”生活，宣扬“姐妹情谊”，招募更多印尼的女性亲友，甚至鼓动她们变卖印尼的家产，举家搬到叙利亚，投身于建立“哈里发国”的“伟大事业”中[注] Laura Huey and Eric Witmer,“IS Fangirl: Exploring a New Role for Women in Terrorism”,Journal of Terrorism Research ,Vol.7,Issue 1,2016.。实际上，印尼已成为最大的IS“战士”供应国，是招募印尼公民和外国圣战分子前往叙利亚的双重来源地[注] Foreign Military Studies Office,“OE Watch: Foreign News & Perspectives of the Operational Environment,Indo-Pacific Asia”,US Army 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 ,Vol.5,No.11,2015.。单是2014年就有514名印尼公民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入IS，而同期仅有40名马来西亚公民、200名菲律宾公民和60名澳大利亚公民加入IS[注] Nani Afrida,“Radical Islam Movement Changes Focus,Lacks Leadership”,The Jakarta Post ,18 February， 2015,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5/02/18/radical-islam-movement-changes-focus-lacks-leadership.html,23 May， 2018.。
“对对，就是那个乾隆皇帝的‘乾隆’，这‘乾隆通宝’，就是他在位时铸造的货币，不过因为款式面值，发行地各有不同，流传下来的‘乾隆通宝’也是各有差异。”老贾看向少的那一堆。孟导顺着老贾的目光看过去，果然发现那一小堆钱上正面基本都有“乾隆通宝”的铭文，不过反面朝上的则铭有许多自己不认识的符号。即使认真看了看，也分不出是哪国文字。
(二)作为执行者的印尼女性激进分子
国外有学者认为，印尼上述一系列自杀性袭击案可归为“女性恐怖主义”(Female Terrorism)，并在不少成果中广泛使用“女性恐怖主义”一词[注] 具体参见Karen Jacques,Paul J.Taylor,“Female Terrorism: A Review”,Terrorism &Political Violence ,Vol.21,Issue 3,2009; Lindsey A.O’ Rourke,“What’s Special about Female Suicide Terrorism?”,Security Studies ,Vol.18,Issue 4,2009; Margaret Gonzalez-Perez,Women and Terrorism :Female Activity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 Groups ,Routledge,2008; Cunningham K.J.,“Countering Female Terrorism”,Studies in Conflict &Terrorism ,Vol.30,Issue 30,2007; Cunningham K.J.,“Cross-Regional Trends in Female Terrorism”,Studies in Conflict &Terrorism ,Vol.26,Issue 3,2003.，其含义是“女性参与恐怖活动”(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errorist Activity)[注] Ness C.D.,Female Terrorism and Militancy :Agency ,Utility and Organization ,Routledge,2008,p.3.或“女性加入恐怖组织”(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errorist Groups)[注] Anne Speckhard,“Female Terrorists in ISIS,al Qaeda and 21rst Century Terrorism”,TRENDS Research & Advisory Working Paper,Vol.3,2015. ，总结起来是女性主动或被动参与恐怖袭击活动的现象，其中自杀性恐怖袭击是当代女性恐怖主义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国内使用“女性恐怖主义”概念的成果则并不多见[注] 相关的学术成果参见戴圣强《论女性恐怖主义的根源及其治理》，外交学院硕士论文，2015年；陈莹：《国际政治中的女性恐怖主义》，上海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根据上述定义，“女性恐怖主义”更多属于一种现象，对经验现象的抽象化和概括性不足，不能反映“女性参与恐怖活动”的特点、本质和规律，因此，本质上不是一个理论。另外，部分学者并不认可“女性恐怖主义”的提法[注] 详见2018年10月5日于珠海对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范若兰教授的访谈；2018年10月20日与印尼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院(Sekolah Kajian Stratejik dan Global,Universitas Indonesia)反恐研究中心尤斯丽卡·古苏玛·瓦尔达尼(Jusrika Kusuma Wardani)研究员的邮件访谈。 ，第一，如果女性参与恐怖活动，就能称为“女性恐怖主义”，那么，男性参与恐怖活动，是否就能称为“男性恐怖主义”？第二，“女性恐怖主义”这种提法，让人容易产生“女性主义与恐怖主义有某种联系”的误判，由“女性恐怖主义”的概念可知，女性参与恐怖主义活动，既不是为了争取女性权益，又不是女性的天性使然。而且女性主义旨在消除对妇女及其他受压迫群体在经济、社会及政治上的歧视，同情弱势群体；而恐怖主义的攻击对象很多时候就是妇女、儿童、平民等无辜的群体，女性主义者必定反对恐怖主义活动，故女性主义与恐怖主义间并无任何联系。基于此，本文没有使用“女性恐怖主义”的概念来分析印尼女性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现象。
印尼社会对女性长期的性别特质塑造和性别角色构建，使得社会逐渐对女性形成了刻板的性别印象，即为人母，要照顾子女；为人妻，要传宗接代和料理家务，并且从事一些手工劳作以增加家庭的收入。这种倾向在苏哈托的“新秩序”时期达到顶峰。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曾在“母亲节演说”中谈到，“妇女是世代相传的文化道德和国家社会准则的守护者。防止已经侵入印尼的其他文化的影响、加强自我修养、防止她们的孩子出现自负和空虚等毁灭性的恶习，是印尼妇女的主要职责”[注] J.Berninghausen & B.Kerstan,Forging New Paths :Feminist Social Methodology and Rural Women in Java ,London: Zed Books,1992,p.311.。虽然苏哈托把妇女的参与视为国家现代化的象征，然而“新秩序”使妇女仅能有限地参与公众生活。对于妇女来说，作为公民就是做贤妻良母[注] Sharyn Graham,“Negotiating Gender: Calalai’ in Bugis Society”,Intersections :Gender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Asian Context ,Issue 6,August 2001,http://wwwsshe.murdoch.edu.au/intersections/issue6/graham.html,24 March， 2014.。只有在家庭结构里妇女才是完整的公民；此外，没有适合妇女的其他合法身份，也不鼓励她们的公共参与权。这样的社会性别印象将妇女控制在核心家庭中，远离原生家庭和朋友，服从丈夫，与社会脱节，这深刻地影响了印尼女性的自我认同，使之更易于受到亲缘关系的影响，更易于受恐怖组织利用和蛊惑，从而投身于恐怖阵营中。社会性别在印尼女性参与恐怖活动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相较于男性，女性更加感性和情绪化，容易被蛊惑和利用。女性被社会建构为相对于男性的弱势一方，用于实施恐怖主义活动的辅助工具。印尼的IS女性支持者更多基于亲缘关系而加入恐怖组织，大部分印尼女性加入IS，主要受“丈夫”“兄弟姐妹”“男性亲属”或“父母”等亲缘关系的影响。这一现象对以往的女性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研究提出了一定的挑战，比如以往的研究一般认为女性加入恐怖组织多数由于亲属或个人遭遇不幸、家庭贫困或受教育程度低，更倾向于参加左翼恐怖组织而非宗教恐怖组织[注] 潘星宇：《社会性别与身份政治：西方女性加入ISIS的原因》，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第1-2页。 。
12次测定结果偏差均处于标准值-20%～+20%，符合LS/T 6115-2016[5]中关于X射线检测仪器校准与测量准确度的要求。
(三)家庭化的印尼恐怖主义活动：女性的角色
这一阶段的发展不仅是主动参与，而且带有家庭化的特征。在印尼社会背景下，女性和家庭的关系是天然密切的，即没有女性，基本上就没有家庭。因此，当女性选择了主动参与的时候，家庭必然会被牵扯进来，尤其是作为家庭成员的幼子。IS的招募策略十分清晰，即鼓励整个家庭追求神圣的伊斯兰文化，这与基地组织的招募有着本质的区别[注] Fergus Hanson,“Countering ISIS in Southeast Asia: The Case for an ICT Offensive”,Perth USAsia Centre Strategic Insight Series,February 2015,http://perthusasia.edu.au/usac/assets/media/docs/publica-tions/FINAL_F_Hanson_ISIS_ICT.pdf,24 May， 2018. 。具体策略是，IS注重宣传、招募媒介和语言本土化。2015年IS就曾发布一个招募宣传视频，视频中展示的是正在IS领土上接受武器训练的、讲马来语的儿童[注] Maria A.Ressa,“ISIS’ Global Ambitions and Plans for Southeast Asia”,Rappler,18 November， 2015,https://www.rappler.com/thought-leaders/112914-isis-global-ambitions-paris-southeast-asia,24 May， 2018. 。2015年8月，IS在社交媒体上用一张含儿童、AK-47步枪和手榴弹的照片，附上“叔叔、阿姨们，无论你们在哪儿，来叙利亚参加圣战吧！”的字句，鼓动印尼的穆斯林民众加入IS[注] 靳晓哲、李捷：《“伊斯兰国”与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发展》，《东南亚南亚研究》2016年第3期。 。2016年6月，IS发行马来语报纸《征服者》报，其口号是“为‘伊斯兰国’中马来语移民所备”[注] Jasminder Singh,Muhammad Haziq Jani,“Al-Fatihin: Islamic Stat’s First Malay Language Newspaper”,RSIS Commenatry ,No.155-23,June 2016,https://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6/06/CO16155.pdf,23 Mei 2018.。该报将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最新资讯传播到东南亚地区，并发布招募东南亚地区极端主义分子的信息，主要目标受众是马来西亚、文莱、印尼、新加坡、泰南与菲南的IS支持者。在这样的“感召”下，印尼许多核心家庭，变卖家产，通过偷渡的方式，借道土耳其，历尽艰辛到达叙利亚。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家庭中的成年女性最先被IS招募，继而说服丈夫，带着孩子，举家“移民”到叙利亚[注] Sri Lestari,“Gadis yang Bujuk Keluarganya Hijrah ke Suriah: ‘ISIS Telah Membajak dan Merusak Islam’”(《女孩怂恿家人移居叙利亚：“ISIS正践踏和摧毁伊斯兰教”》),BBC Indonesia,29 Mei 2018,https://www.bbc.com/indonesia/indonesia-43848676,10 Maret 2019. 。当然，这条路线充满风险和危险，许多家庭未能到达叙利亚就被土耳其当局遣返[注] “Batam Official Who Failed to Come Back from Leave Has Joined ISIS,Police Say”,Straits Times ,11 November 2015,http://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batam-official-who-failed-to-come-back-from-leave-has-joined-isis-police-say,28 May， 2018.。而几经周折到达IS大本营后的印尼籍核心家庭，以为在这“梦想家园”能实现宗教理想。然而，由于印尼家庭很少会阿拉伯语，很难完全融入“梦想家园”中，在IS中地位也较低，只能找到消耗体力的粗活或低等级的工作。
2018年4月，美国、法国和英国以叙利亚涉嫌使用化武为名向叙利亚的化学设施发射了105颗导弹[注] Helene Cooper,Thomas Gibbons-Neff and Ben Hubbard,“U.S.,Britain and France Strike Syria Over Suspected Chemical Weapons Attack”,New York Times ,13 April， 2018,https://www.nytimes.com/2018/04/13/world/middleeast/trump-strikes-syria-attack.html,26 May， 2018.。美国及其盟友的导弹袭击也再次打击了叙利亚的IS基地。许多印尼籍的IS支持者目睹他们的“乌托邦”被打得支离破碎。于是一批流离失所的印尼IS支持者开始“回流”，随着各国对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打击力度的加大，恐怖分子回流或分流的情况将加剧，他们将陆续返回东南亚[注] 详见2018年10月20日印尼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院院长穆罕默德·路斯法(Muhammad Luthfi)教授，在2018年首届中国—东盟地区安全与反恐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其中核心家庭有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妇孺，因而较为容易顺利地回到印尼。“回流”的一部分是出于主观意愿返回印尼，另一部分则是被土耳其当局遣返的[注] “Dua Keluarga Pelaku Serangan Bom Jawa Timur: ‘Sulitnya’ Penanganan Orang-Orang yang Kembali dari Suriah”(《东爪哇两个炸弹袭击家庭：处理从叙利亚“回流”国人的“困难”》),BBC Indonesia,14 Mei 2018,http://www.bbc.com/indonesia/indonesia-44105390,6 Juli 2018. 。其中就包括制造本次泗水连环袭击案的几个核心家庭。核心家庭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在泗水连环袭击案中，邻居对三个核心家庭的评价有两个共同点：“深居简出”和“普通平凡”，他们都对这些有儿有女的“幸福”家庭发动恐怖袭击一事感到惊讶和震惊。核心家庭中扮演双重身份的成年女性，既是妻子，又是母亲，成为整个核心家庭的重要纽带，她是丈夫与子女沟通的桥梁。而实际上，在2015年各国合力打击IS势力范围时，就已经有相当数量的IS支持者回到各自的国家。根据美国外国军事研究办公室(FMSO)的报告，回流的印尼ISIS战士，成为国内恐怖主义的重大问题。与在阿富汗作战的外国人类似，他们在返回家园时接受了必要的培训，以便在国内开展恐怖主义活动[注] Foreign Military Studies Office,“OE Watch: Foreign News & Perspectives of the Operational Environment,Indo-Pacific Asia”,US Army 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 ,Vol.5,No.11,2015.。根据印尼警方的记录，约有1,100名印尼公民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IS，其中103人已离开叙利亚，约500人被遣返[注] “Pemda Ikut Pantau WNI yang Kembali dari Suriah”(《地方政府参与监管从叙利亚“回流”的印尼公民》),Berita Satu,14 Mei 2018,http://www.beritasatu.com/nasional/492361-pemda-ikut-pantau-wni-yang-kembali-dari-suriah.html,6 Juli 2018. 。2017年的数据显示，从伊拉克和叙利亚“回流”的印尼外国战士(FTF)为343人，其中239名男性和104名女性[注] Audrey Santoso,“Polri: 84 WNI Diduga Teroris Kembali dari Irak dan Suriah”(《印尼警方：84名怀疑涉恐的印尼人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回国》),detikNews ,19 September， 2017,https://news.detik.com/berita/3649688/polri-84-wni-diduga-teroris-kembali-dari-irak-dan-suriah,6 Juli 2018.。尽管回流的IS战士数量不多，力量有限，但他们头脑中的极端思想足以在回国后制造恐怖袭击[注] John McBeth,“Jakarta Attack Raises Questions about Nature of ISIL Threat”,The National ,15 January， 2016,https://www.thenational.ae/world/asia/jakarta-attack-raises-questions-about-nature-of-isil-threat-1.188264,23 May， 2018.。可以发现，上述数据均未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统计，印尼官方似乎并未对印尼IS的家庭化趋势予以重视。另外，IS为了让外国战士对叙利亚产生“归属感”，多通过“组织指定”，鼓励“单身”男女尽快结婚生子，扩充IS的成员规模。在“组织指定”时，一般优先选择相同国家的男女，是否成年，此前是否有配偶，是否愿意与指定的对象结婚，均不在IS的考虑范围。2017年，一名年仅15岁的印尼女孩就被迫在伊斯坦布尔与IS成员结婚，并遭受性暴力[注] “Wanita 15 Tahun Asal Indonesia Dinikahi Paksa Anggota ISIS”(《15岁印尼女性被迫嫁给ISIS成员》),11 Juli 2017,Tribun News,http://aceh.tribunnews.com/2017/07/11/wanita-15-tahun-asal-indonesia-dinikahi-paksa-anggota-isis,10 Maret 2019. 。可以预计，当他们“回流”时，存在相当数量的两人家庭，甚至是核心家庭。因此，印尼出现首起女性执行恐怖主义活动案有其必然性[注] Febriana Firdaus,“Bagaimana ISIS Mencetak Seorang Bomber Perempuan Pertama di Indonesia”(《ISIS如何孕育印尼首位女性人肉炸弹》),New Naratif,5 Jun 2018,https://newnaratif.com/journalism/bagaimana-isis-mencetak-seorang-bomber-perempuan-pertama-di-indonesia/,10 Maret 2019. 。假以时日，印尼ISIS核心家庭也可能会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执行主体之一。
三 印尼女性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动因
一般来说，恐怖主义的研究多从男性的视角出发，普遍认为女性属于被动参与恐怖主义活动。她们在组织内部大多承担煮饭、保洁和照顾孩童等后勤工作，通常是被奴役和遭到性暴力的对象。但随着恐怖主义的发展，女性逐渐成为部分恐怖组织的重要力量，甚至逐渐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实施者，直接参与恐怖组织决策和准则的制定。早在1983年，乔治·艾勃耶(Georges Abeyie)就曾断言：“恐怖主义组织的女性大多扮演着次要角色，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女性的加入，可能会打破这种局面。”[注] Karen Jacques,Paul J.Taylor,“Female Terrorism: A Review”,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21,No.3,2009.随后出现了女性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现象，即女性主动或者被迫加入恐怖组织，组织策划或者参与协助实施恐怖袭击活动的现象。由于宗教影响和印尼主流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印尼女性一直游离于恐怖主义活动之外。而印尼学者2010年就曾预言，在特定的国内外条件下，印尼可能会出现女性恐怖主义分子[注] M.Endy Saputro,“Probabilitas Teroris Perempuan di Indonesia”(《印尼出现女性恐怖分子的可能性》),Jurnal Ilmu Sosial dan Ilmu Politik ,Volume 14,Nomor 2,2010,hlm，211-228.。一般而言，女性在恐怖主义组织中的角色与作用是逐渐发展的，是由间接支持者、直接支持者、自杀性袭击者成为组织领导者的一个渐进过程[注] Nesa Wilda Musfia,Tri Cahyo Utomo,Fendy Eko Wahyudi,“Peran Perempuan dalam Jaringan Terorisme Isis di Indonesia”(《印尼女性在ISIS恐怖主义网络中的作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ume 3,Nomor 4,Tahun 2017,hlm，179.。在泗水连环爆炸袭击案中，可以看出印尼女性参与恐怖主义活动出现的新发展，即女性的角色已成为“自杀性袭击案的执行者”。
(一)社会性别印象下的亲缘关系
在IS接受并积极招募女性后，女性激进分子在恐怖组织中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开始的“被动参与”，主要指后勤工作，如照料家庭生活、生养子女、看护伤员和支持丈夫从事恐怖活动等，逐渐走向“主动参与”，走向“一线”，通过接受严苛的军事训练，直接参与恐怖袭击活动，如宣传圣战、招募新人和筹集经费等事务，甚至成为自杀性爆炸袭击的执行者。而作为母亲，她们也深知发动自杀性爆炸袭击有巨大的生命危险，比如诗都阿佐爆炸案中，母亲慕斯必达萨利(Puspitasari)、长子(HA)当场身亡，次子爱努尔·拉赫曼(Ainur Rahman)和两名女童(FA和GA)重伤，随后爱努尔·拉赫曼伤重不治[注] “Anton Siapkan Bom Begitu Tahu Dita Tewas,Ini Dia Jatidiri Para Pengebom”(《在得知乌普里扬死亡后，弗布瑞安图准备炸弹，他的身份就是炸弹手》),Tribun News,15 Mei 2018,http://jateng.tribunnews.com/2018/05/15/anton-siapkan-bom-begitu-tahu-dita-tewas-ini-dia-jatidiri-para-pengebom?page=all,6 Juli 2018. ；而泗水市警察总部爆炸案中，母亲特里·爱尔纳瓦蒂(Tri Ernawati)、14岁的MDS和19岁ADAM当场死亡，8岁的幼童阿里斯(Alis)幸免于难[注] “Beginilah Kisah Masa Hidup Pelaku Bom Bunuh Diri di Markas Polrestabes Surabaya”(《这是泗水警察局自杀性爆炸袭击者的生平》),Tribun News,15 Mei 2018,http://kupang.tribunnews.com/2018/05/15/beginilah-kisah-masa-hidup-pelaku-bom-bunuh-diri-di-markas-polrestabes-surabaya?page=3,6 Juli 2018. 。但IS让她们相信，为“圣战”而牺牲是崇高而正义的。而泗水恐怖袭击案中，母亲带着未成年人执行自杀性袭击，被证明女性在恐怖主义活动中的作用越发重要，地位越来越高[注] Ayomi Amindoni,“Perempuan Mulai Ambil Peran Jadi Pelaku Utama Aksi Teror,Tetapi Mengapa Membawa Anak?”(《女性成为恐怖袭击的主要角色，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为什么要带上子女？》),BBC Indonesia,15 Mei 2018,https://www.bbc.com/indonesia/indonesia-44022494,19 Oktober 2018. 。她们不仅仅希望通过自己的丈夫“进入天堂”，还希望带上被自己用宗教信念操纵的子女，主动进入“天堂”[注] Lies Marcoes,“Bagaimana Para Perempuan Menjadi Pelaku Teror dan Membawa Anak?”(《女性如何带着孩子，成为恐怖主义袭击者？》),BBC Indonesia,14 Mei 2018,https://www.bbc.com/indonesia/indonesia-44106870,19 Oktober 2018. 。许多极端的印尼籍女性IS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希望追随“欧洲首位女自杀性袭击者”哈斯娜[注] 2015年11月18日，法国警方围攻了巴黎北郊一处公寓，目标是围捕巴黎恐怖袭击案主谋之一阿卜杜勒·阿巴乌德(Abdelhamid Abaaoud)，共击毙两名恐怖分子，其中一名女性哈斯娜·阿布拉森(Hasna Aitboulahcen)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身亡，另有七人被捕，请参见“Who Was Europe’s First Female Suicide Bomber?”,BBC,20 November,2015,http://www.bbc.com/news/av/world-34882105/who-was-europe-s-first-female-suicide-bomber,25 May,2018.据调查，哈斯娜是巴黎恐怖袭击主谋阿卜杜勒·阿巴乌德的表妹，她也因此成为“欧洲首位女自杀性袭击者”。 的脚步，实施自杀性爆炸袭击，其中单身女性居多，但也不乏已婚已育女性[注] “Mothers to Bombers: The Evolution of Indonesian Women Extremists”,IPAC Report ,No.35,31 January,2017,http://file.understandingconflict.org/file/2017/01/IPAC_Report_35.pdf,24 May,2018.。实际上，她们的这种想法，与叙利亚IS的思想并不完全吻合。根据“IS女子战斗旅(Al-Khansaa Brigade)”的规定，女性的主要责任仍是生儿育女和伺奉丈夫，当然，在特定环境下，女性也可被招募为武装圣战斗士[注] Charlie Winter,“Women of the Islamic State: A Manifesto on Women by the al-Khansaa Brigade”,Quilliam Foundation ,February 2015,p.22.。可以说，叙利亚的IS分子更常用儿童而不是女性作为“人肉炸弹”。利用女性“肉弹”实施恐怖袭击，这是印尼IS分子在执行自杀性爆炸袭击中的新特点。
(二)救赎的宗教义务
选取2017年1月～12月A医院收治的心血管病介入治疗患者100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各50例。其中，对照组女28例，男22例，年龄43～74岁；观察组女26例，男24老李，年龄42～75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三)自由解放与获得尊重的价值存在感
招募女性是IS为在短期内拓展成员的重要战术，具有明确的战略意义。并非所有恐怖主义组织都允许女性的参与，比如基地组织的精神领袖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认为，除非她们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和领土，否则不允许女性成为战术队伍的一部分或出现在战场上[注] “The Role of Women in Jihad”,SITE Intel Group,http://news.siteintelgroup.com/blog/index.php/about-us/21-jihad/41-feb09-sp-102064454,28 May,2018. 。而IS则将招募女性视为技战术，在战争和冲突地区，女性在IS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IS宣传的“自由”、“平等”和“觉醒”等概念，恰好迎合了部分印尼年轻女性长期被社会压抑的内心需求。IS为了吸引这一部分的印尼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的加入，经常以“自由、解放、平等”等极具感召力的言辞，来满足她们渴望自由与平等的心理。在部分社会性别严苛的地区，尤其是乡村，印尼女性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她们的活动空间非常有限，为数不多的人际交往就是通过手机上网，有些地方甚至连网络通讯都并不发达，只能依靠短信和电话。IS或通过社交媒体、通讯软件或电话短信，宣扬IS所谓的“平等与解放”，这对于那些长期身处“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社会，从内心深处渴望“平等、自由和解放”的印尼女性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在这种情况下，“获得尊重”成为印尼女性加入IS的重要动力来源，即除了亲缘“关系”外，来自IS“男友”和IS“异性姐妹”对她们的尊重与肯定，让她们感受到真实世界中少有的“一视同仁”，于是她们不惜铤而走险，也要义无反顾地加入IS组织。如服刑中的IS成员，通过短信或Whatsup向在香港的印尼女佣求爱，鼓励她们“冲破束缚”“勇敢做自己”和“做有价值的人”[注] “Sidney Jones: ‘Ada Napi Kasus Teror Pacaran Dengan Enam Perempuan TKI di Hongkong’”(《服刑恐怖分子与六名在香港的印尼劳工相爱》),BBC Indonesia,29 Juli 2017,https://www.bbc.com/indonesia/indonesia-40752709,10 Maret 2019. 。同时，“获得尊重”还表现为一种价值存在感。因为这种价值存在感，并不仅仅来源于她们的男友或丈夫，因为当她们的丈夫因实施恐怖活动去世后，她们作为“烈士”遗孀，地位反而能得到提高，并很快能与地位更高的IS“战士”再婚，不仅包括印尼人，还有乌兹别克人、北非人或车臣人[注] Sidney Jones,“Understanding the ISIS Threat in Southeast Asia”,ISEAS Yusof Ishak Institute,Discussion Paper,12 January， 2016,http://www.iseas-rof.sg/sites/live.rof2016.site.gsi.sg/files/ROF%20Session%204a.pdf,28 May,2018. 。
在印尼，上述几个方面都能解释大部分女性参与恐怖主义组织的动因，包括她们对自身社会性别的认知，所肩负的宗教责任；通过加入哈里发国的建设，对社会不公平和不平等进行回应；以及希望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等。
四 印尼女性实施恐怖主义活动的影响
随着女性在恐怖活动中参与度的提高，由女性来实施恐怖主义活动具有容易实施、费用低等特点，恐怖主义组织利用女性执行自杀性袭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恐怖主义组织实施恐怖袭击的最终目的，是希望“既要更多人死，又要更多人看，还要更多人怕”[注] 陈明：《美国波士顿爆炸恐怖袭击事件对我国反恐怖能力建设的启示》，《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也就是说，既希望产生大量实质性伤亡，又希望达到较大的社会影响，还希望借此向政府或反恐组织传达威胁信号：他们的事业是神圣的，是不可能被打击和扑灭的。而利用女性的“性别优势”来实施恐怖活动，能较好地达到上述目的。
(一)培训成本低，女性身份具有便利性
由于公众对印尼女性“温柔、母性和非暴力”的刻板印象，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容易实施自杀性袭击，能造成更大的实质性伤亡。据悉，培训一名女性自杀性爆炸袭击者的成本较低，培训时间短于男性，女性自杀性袭击者只需经过数周短暂的培训就可实施爆炸行动，武器炸弹也可以更简陋[注] 范春林：《女性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应对策略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第15-18页。 。首先，女性很少被怀疑为恐怖分子，尤其是怀孕和带着孩子的女性。其次，由于宗教原因，女性多头戴面纱或身着罩袍，以男性为主的安检军警，对女性的检查较为宽松，尤其是如果女性自述已怀孕，甚至可以避开金属探测仪的检查，也可以不通过X光检测机。基于此，许多女性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将炸弹藏于腹部或内衣内。她们往往能够更轻易地深入人群中，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
(二)唤起舆论同情，对年轻男性号召力强
在印尼这个“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女性主要安于家庭，料理家务和生养子女，相当一部分女性成为人母后，就没有工作，完全靠丈夫的薪水生活；而打仗则理所当然是男性的责任与义务。恐怖组织利用女性实施自杀性爆炸袭击，彻底颠覆了社会对女性固有的性别印象，产生巨大的反差。IS刻意将她们塑造成“弱势群体”，是受社会/世俗政权迫害的“受害者”，为实现“社会公平”和“圣战”而“自我牺牲”的群体。她们的离世引起社会一定的同情和怜悯[注] 此处需要指明的是，绝大部分民众的同情和怜悯，首先建立在“女性服从男性”的刻板印象和“母性即天性”的社会性别认知上，认为这些毅然携子赴死的母亲一定是受到丈夫的胁迫，而非认同通过发动恐怖袭击“自我牺牲”的圣战，也并不一定认可“恐怖袭击可实现社会公平”的无稽论调。 。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号召男性加入恐怖主义组织。女性都能为“圣战”勇敢牺牲自我，男性怎么还能无动于衷？让女性上战场，对于“男权盛行”的印尼社会来说，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在此“感召”下，会促使一定数量的男性投身于恐怖主义活动中
(三)威胁与影响力大
利用女性实施自杀性恐怖主义袭击，能造成更恶劣的社会影响，带来公众恐慌，尤其是携带子女一同实施自杀性袭击的女性。这种极不人道的事件，引起了社会普遍的担忧，连“温和”、“非暴力”、“弱势群体”的母亲都要带着孩子一起自杀，在警察局等暴力机关发动袭击，民众不禁要问，哪里才是安全的地方？恐怖主义似乎无处不在，防不胜防。女性和孩子实施自杀性袭击，给政府和反恐当局造成巨大的压力。2017年，印尼国民军总司令加托(Gatot Nurmantyo)表示，目前印尼几乎所有的省份都有IS的蛰伏细胞组织(sleeper cells)[注] Kanupriya Kapoor,“Islamic State Cells in Nearly All Indonesia Provinces: Military Chief”,Reuters,13 June， 2017,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ndonesia-islamicstate-idUSKBN1940M2,24 May， 2018. ，政府不得不组织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反恐的斗争中。
结 语
在印尼的恐怖主义组织中，绝大多数女性并非主动参与恐怖主义活动，她们处于组织内的底层，其参与的意愿受社会性别体制中男性的建构与指挥，她们被塑造成男性的附属品，恐怖主义组织只是将女性视作实施恐怖主义活动的武器与工具。因此，印尼女性参与恐怖主义袭击既不是出于性别平等的追求，也不是妇女解放的表现，因此女性进行自杀性袭击，并非女性主义的体现，仅仅只是宗教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双重影响下的极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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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S的煽动下，近年印尼本土武装分子重新活跃起来。而IS在印尼的渗透与发展历程较短，但发展速度较快，IS已在印尼实施多起恐怖主义袭击，造成一定的伤亡和恶劣的社会影响。由于地缘原因，IS在印尼的发展，离不开印尼本土的恐怖主义力量。印尼地缘上离叙利亚较远，IS在印尼的扩张会出现明显的“印尼模式”，比如IS利用女性实施自杀性炸弹袭击，鼓励IS支持者通过网络远程学习自制炸弹，鼓动核心家庭直接参与恐怖袭击等。此外，还应注意到，IS熟练运用电子媒介和社交媒体，极有可能突破地缘的界限，给反恐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例如，2017年1月，IS的宣传杂志《罗米亚》(Rumiyah)详细指导了读者如何实施袭击行动，包括应使用哪种武器，实施行动后如何给IS留下记号，以便IS向世界宣布对袭击负责[注] Syed Huzaifah Bin Othman Alkaff,“Crowdsourcing Local Attacks: ISIS Expands Its Radical Reach”,RSIS Commentary ,No.032-20,February 2017,https://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7/02/CO17032.pdf,24 May， 2018.。IS的这些策略使得其招募支持者的范围突破了地域的界限，也使得本土化的袭击行动随时可能爆发。IS的“印尼模式”也向印尼政府提出了新的反恐要求，印尼政府对IS及其本土恐怖主义组织的打击工作，仍有较大的难度，仍需一定的时间和策略，并且需多部门、多国家联动，方能有效控制和打击IS及相关恐怖主义组织在印尼的扩张与发展，尤其需要关注2019年4月总统选举的安全局势。
[中图分类号 ]D734.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19)02-0068-18
DOI: 10.19561/j.cnki.sas.2019.02.068
[作者简介 ]潘玥，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印尼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基金项目 ]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2018年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委托课题“2018年区域与国别研究专项”。
* 感谢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范若兰教授对本文的悉心指导。
【责任编辑 ：陈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