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比较和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韩论文,可持续发展战略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日韩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比较
可持续发展最初提出于20世纪60年代，进入70年代以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科学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给出了定义：可持续发展是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损害人类后代的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进入21世纪以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又通过了多项相关文件和公约。目前，可持续发展已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组织承认和接受。众多国家都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观时期。
中日韩是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大国，近年来，中日韩区域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钢铁、汽车、化工、造船、IT产品制造业等产业的生产和出口居世界前列。中国经济连年持续稳步增长，成为近年世界经济中的“亮点”。韩国经济在摆脱金融危机后重现健康增长势头，日本虽尚未最终摆脱经济不振状态，但仍是世界经济中位居第二的工业化大国。
然而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及工业化进程的不同，中日韩在产业发展阶段和产业增长方式却呈现了不同的状况，从而使三国的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差距较为显著。
1.中国快速进入新“重工业化”时代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快速地呈现从轻加工业发展阶段向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转换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重工业比重迅速上升，发展速度猛然加快，出现了一批以汽车、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为主体的高增长行业，推动中国工业化进入与以往计划经济时期不同的新“重工业化”时代。
促使中国重新进入“重工业化”阶段有外源性和内源性双重因素。外源性因素主要是国际重化产业对中国的加速转移。中国加入WTO后，利用外资的结构和方式发生一些新的变化，虽然制造业仍将是吸纳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但其重点则由20世纪后期侧重于劳动密集型的轻加工组装业，转向重化工业和深度加工业。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持续增长，使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业分工中地位日益凸显。继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含量较低的制造业之后，近几年发达国家和地区加大了将部分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如石化等产业向我国转移的势头内源性因素则是：随着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国内消费结构开始升级，部分居民进入大额消费阶段，对重工业产品或资本品（如汽车、住房等）产生了巨大需求；促使钢铁和汽车等重工业部门的投资激增。
2.日韩相继进行产业的战略性调整，从重工业化进入技术集约化时代
从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的规律分析，工业化一般呈现“轻加工业→重化工业→高加工度化→技术集约化”阶梯式的发展。
在中国产业由轻加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变时，日本和韩国则在完成了重工业化后相继进行产业的战略性调整，逐步地向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阶段发展。
近年来，日本开始实行结构性战略调整，即由技术与产业上的追赶型战略向独创型战略转变，使产业成长与经济增长的基础由“移植”转向“内生”。在2001年度开始实施的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日本进一步明确提出科技立国的国家战略，强调重视基础研究，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决定将科技开发和应用的重点放在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环境和纳米技术四个领域，进行重点投资，并已开始新的“赶超”竞争。
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重化工业化战略，积极发展钢铁、机械、石油化工、汽车等重化工业，伴随着重化工业飞速发展步伐的是现代、三星、大宇等大财团、大企业的崛起。在完成了重工业化后，政府又大力推行扶植科技发展为主导的产业政策，以高科技为导向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3.中日韩产业增长模式的不同对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在一国重工业化完成后继而向技术集约化阶段进展时，则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即促使经济增长由产值型、速度型和数量型增长向效益型、结构优化型和质量型增长转变。
战后日本经济实力伪增强，与战后日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粗放型的投入来取得的。70年代以后，由于石油危机和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大规模的公害等问题，资源匮乏的日本走上了以节约能源、原材料为中心，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的道路。此后日本进行了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高投入、高产出、高速度的集约增长转变以为低投入、高效益的集约增长。
韩国在大力推进信息产业的进程中，也逐渐地实现了产业增长模式的转变。
表1 中日韩产业污染指标的比较（2001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2003年。
与日韩两国的产业增长模式转变相比，中国的产业增长模式仍以粗放型为主。中国产业虽然在较短时期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产业发展是以大量资源消耗为代价取得的，依靠扩大建设规模，大量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方式虽然带来了较高的增长速度，然而这种增长方式产生的弊端与问题也日益显露突出。
目前，我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0%以上，而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的能源消费又占整个工业终端消费的70%以上。也就是说，我国高能耗行业差不多消耗了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一半！
同时，由于资源与环境的产权制度不完善，缺乏相应的约束与补偿机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方法不当，我国生产企业的资源使用效率不但低下，且环境污染较为严重。表1是依据世界银行资料进行的中日韩产业污染指标的比较，从中可清晰地观察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机污水排放量等主要环境污染指标都显著高于日韩。
为了判断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可持续发展的中长期综合影响，我们又构建了产业不可持续指数。该指数选取了对产业发展环境影响较大的若干主要指标，其中有化学工业污水排放占有机污水排放总量的比重、金属工业污水排放占有机污水排放总量的比重、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美元GDP）、煤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等5个指标。该指数数值越大则表明产业的发展环境越差，产业发展的不可持续越强。
从图1数据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的产业不可持续指数始终运行在0.6左右的高位。它清楚地显示了我国产业长期在高污染、高能耗状态下运行，产业发展中的环境污染颇为严重。因此中国产业的可持续增长能力较弱。
而日本的产业不可持续指数则始终运行在0.25左右，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起的产业战略调整卓有成效，日本的低污染、低能耗的产业结构早已形成。
韩国的产业不可持续指数则介于中日之间，且近年来有微幅上升的态势，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能源生产中，煤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有所增加。
图1 中日韩产业不可持续指数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2003年，表中2002年数据为作者推算值。
二、中国实施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转变
要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要实现经济持久、高效的增长，就必须保证经济运行的质量与稳定性，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同时保持经济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如果供需持久失衡、通货膨胀率过高，或经济增长伴随高能耗、高污染，以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那么，经济增长是不会持久的，也是低质量的。因此，保持经济总量的供需平衡和较低的通货膨胀，克服经济增长中的短期行为，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是经济集约型增长的重要内容。
1.中国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转变势在必行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因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中国在全球化强国战略中的内在要求。
中国虽然在21世纪初，快速进入了新“重工业化”时代，产业规摸和生产效率都有所扩大和改善，但传统的产业增长模式仍未得以根本改变。
传统的产业增长模式是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虽然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在其本国范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全球范围看，发达国家自工业化以来对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已经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现在，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进入了世界前5名之列。在资源和能源需求上，我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
这么大的经济规模和资源需求，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如果还继续采用粗放为主的产业增长方式，资源和环境问题必然会更加突出。2003年，我国实现的GDP约占世界GDP的4%，但为此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经折合后粗略估算为50亿吨煤，其中，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的消费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25%、40%。由于国内资源不足，相当一部分资源依靠进口解决，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日益增大。
由此可见，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中，对资源和能源的支撑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从石油对外依存度的日益提高及国内电荒的频发。可见传统中国产业增长模式不但已严重“透支”我国原本就脆弱的支撑能力，而且，我国的经济增长亦将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国内外环境的制约。
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最近发表报告称，亚洲电力消费量20年间将增加1.2倍；由于拥有汽车的台数将从1.4亿增加到3.4亿台，因而将带动能源消费；2020年世界总的能源消费量将增加到2000年的1.5倍，其中亚洲增加的量将占一半。报告预测届时亚洲初级能源消费量将达到46亿吨（换算成石油），为2000年的1.9倍。其中中国为2000年的2.2倍。中国在整个亚洲所占的能源消费量比重，也将由2000年的38%扩大到2020年的45%。同期日本能源消费仅增加7%。
2.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率，发展高效低能耗产业，达到可持续的产业发展
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率，发展高效低能耗产业，是突破资源瓶颈的重要战略措施。
世界银行对一些国家的单位能耗产出的GDP值进行过相关比较，但GDP值是以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的。我们认为，就中国经济目前状况而言，以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的GDP值存在高估因素，因此我们依据世界银行资料对中日韩三国单位能耗产出的GDP值以汇率法重新计算。
图2 中日韩单位能耗产出的GDP值的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2003年。
如图2所示，以汇率法计算的我国单位能耗产出值，2001年我国单位能耗产出为0.92美元／千克石油当量，同期，日韩两国单位能耗产出值分别为7.14和1.96，分别是我国的7.76和2.13倍。
对能源消耗总量产生重大影响的有经济增长模式、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等因素。首先从理想模型推算，中国如果能采用目前发达国家低能耗支持高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能源消耗总量将成倍减少。但事实上受工业化发展阶段的限制，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其次，若采用以高效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也能大幅度减少能源总量的消耗，如天然气发电的能效为60%，而煤电的能效不足40%，且对环境的污染较大。然而，受我国资源禀赋所限，我国的高效能源较为缺乏，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耗总量中的比例高达60%以上，在短期内也难以降低比率。与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和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相比，我国节能潜力巨大，尤其在钢铁、水泥等重化行业及交通和建筑领域。表2我们对中日部分重化产业能耗进行了相关比较，从中可观察到中国的火电厂煤耗（克／千瓦小时）、吨钢能耗（千克标煤／吨）、水泥能耗（千克标煤／吨）、乙烯能耗（千克标煤／吨等数值分别为日本的1.23、1.21、1.44、1.70倍。
表2 中日部分重化产业能耗比较
火电厂煤 吨钢能耗 水泥能耗乙烯能耗
耗（克／千 （千克标煤
（千克标煤 （千克标煤
瓦小时） ／吨）
／吨）
／吨）
2001年 2000年2000年
2000年
中国385 781
181 1212
日本314 646 125.7 714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2-2003》。
国家有关部门也对我国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作过测定，其中8个主要行业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73%。按此推算，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的工业部门每年多烧掉了约2.3亿吨标准煤。
由此可见，类似的重化产业却因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在能耗比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造成中国的重化产业能耗比高的原因众多，但最重要的是由于追求政绩等制度性原因而造成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我们以钢铁工业为例，钢产量从100万吨发展到1亿吨，美国用了73年，日本用了49年，而中国钢铁工业仅用了45年时间。如今，中国的钢产量已经发展到2亿吨，成为世界最大的钢生产国。然而在这2亿吨钢产量中，年产钢500万吨以上规模的企业只有10多家，占全国产钢总量的比重仅为44%左右。全国在钢铁产业上的总投资大约是对宝钢投资的8-9倍，但许多投资由于制度的原因，被用于各级政府为主体的低水平生产线建设和低附加值产品生产，常州的“铁本”则为典型案例。最终我国钢铁业的巨额投资未能形成8-9个像宝钢这样具有国际水准的优势企业，却形成了星罗棋布的众多小钢厂，不但形不成规模经济，反而却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能耗的高企。
因此我们首先要以宏观调控制止类似的重化热，应尽快建立重大项目投资失误问责制，以控制各级政府追求政绩的短期行为，并逐步减少和严格限制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权力和机会。
经国家有关部门测算，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降低高能耗行业的比重、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以及居民生活用能优质化等措施，近期我国的国民经济产值能耗节能潜力达3亿吨标准煤左右。其次，发展高效低能耗产业也是突破我国资源瓶颈的重要战略措施。
而在以往传统的中国产业增长模式下，我国符合高效低能耗产业要求的投资却增长缓慢。因此，从我国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中长期战略着眼，大力扶植高效低能耗产业增长已成当务之急。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在2004年度《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中，将信息、生物及新医药、新材料、先进制造、先进能源、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航空航天、农业、现代交通等10大门类的134项高效低能耗的高技术产业作为重点领域，以引导社会投资，促进其快速发展。
三、以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纽带，加强中日韩区域合作
近年来，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增长超过了三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增长，业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与贸易最为活跃的区域，但由于中日韩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加之中日、韩日之间政治关系方面还存在不少麻烦，中日韩区域内的经济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相对松散的状态。
我们认为可以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纽带，加强中日韩区域合作。
1.建立区域性能源合作机制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经济增长速度连续20多年居世界首位。尽管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五大石油生产国，但石油产量的增长远远滞后于经济的增长，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油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2020年中国国内石油产量只能满足国内石油需求的50%左右，有一半需要进口。
日韩特别是日本，既是世界经济大国、强国，也是世界资源小国，本国石油资源的严重不足，形成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巨大需求。
为了避免过度依赖中东石油所带来的风险，实施“多元化”战略，确保石油供应安全，中日韩也纷纷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多种手段进入国际石油市场，以寻求稳定的油气来源。近期，中日之间围绕着俄罗斯远东输油管道走向及东海石油开发等问题出现了较量的态势。从加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而言，中日韩特别是中日在能源关系上，应避免相互防范的恶性竞争，实现共同受益的“多赢”，这将会有效地促进中日能源竞争与合作的协调发展。
2.开展洁净煤技术开发的区域合作
中国作为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发展洁净煤技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早在1995年，国务院就组织制定了《中国洁净煤技术“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纲要》，提出在中国发展洁净煤技术应包括煤炭加工、洁净燃煤与发电、煤炭转化、污染物治理与资源综合利用等四个领域的技术。目前在开发利用水煤浆，循环流化床，煤制燃料甲醇技术，煤制气技术和地下煤气化技术等重要领域和关键技术研究开发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中国在洁净煤技术方面虽取得了进步，但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很多不足。
1999年，日本制定了“21世纪煤炭技术战略”，计划综合性地应用种种技术手段在2030年以前把煤炭转化为干净的、不产生公害的燃料，并在煤炭的液化和气化技术上取得了一些关键性的突破。韩国由于近年来煤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有所增加，也有洁净煤技术上的相关研究。由此可见，为了加强能源安全，提高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开展洁净煤的技术交流是中日韩三国之间可着手进行的区域间经济合作的具体项目。
3.加强新能源研究开发的区域合作
目前中日韩三国都在积极发展新能源。中国已经制定了中长期的能源战略，其中将开发新能源作为我国能源发展的基本战略，未来将加大科学研究的力度，把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质能和可再生能源，作为解决我国能源发展及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途径。日本在能源战略中将新能源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措施。日本经济产业省制定的新产业创造战略中，将燃料电池、环保能源确定为新产业战略的重点。为增加新能源的利用，日本国会在2002年6月通过了《电力设施利用新能源特别措施法》，以促进可再生能源标准的实施，预计到2010年，日本新能源的产量要相当于19.1亿升石油。约占日本主要能源需求的3%，到2030年，其比例将上升至20%。
在世界油气资源有限的状况下，发展新能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发展新能源既可以减少对进口资源的依赖，同时也是拓展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中日韩三国可在新能源研究、开发及产业的应用等多方面进行有效的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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