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解构分析：结构、变迁与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系论文,结构论文,动力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6)07-0046-07
大概从上世纪60年代以后，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可以说言必称系统，体系理论的研究因此不断地向纵深发展，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宽。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2005年的两次讲话中亦多次提到中国与国际体系的问题，要求中国同美国“一起维护、协调和推进使中国获得成功的和平国际体系”①，国际体系再度成为国内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的一大热点。然而，当代西方国际体系理论纷繁复杂，学派众多，这既是国际体系理论繁荣的表现，同时也使这一概念太过杂乱，给人们理解和把握造成了困难。因而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国际体系理论的过程中，深感需要对各种理论加以分析整理、梳理整合。故此，本文试图提取西方国际体系理论研究的不同观点，从国际体系的多侧面来解析这一概念，希冀有助于目前关于国际体系理论的讨论。
体系理论在体系层次、互动层次、单元层次等三个层次上被国际关系学界所普遍认可的、可以充当“解释来源”的独立变量分别是：体系的“结构”、互动的“过程”和单元的“属性”。[1]但为了对国际体系有进一步的深入的整体认识，本文忽略单元属性这一国际政治学普遍关心的问题，选取了国际体系的形成、结构形态、变化模式、稳定机制与变迁动力等几个变量进行解构分析比较。
一、国际体系的形成
关于国际体系于何时何条件下形成，不同学者看法略有区别。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视为国际体系产生的标志，对国际体系的研究一般是对其后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研究。这种观点认为，国际体系实质上就是国际政治体系，主要指的是由国家行为体组成的体系，尤其是那些以大国和支配大国为核心的、由多边和双边国际条约与协议联系起来的主权国家体系。
沃勒斯坦则指出，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16世纪开始形成的。莫德尔斯基也认为最初的国际体系出现于16世纪。沃勒斯坦提出了当代世界体系得以维持的三个依靠：依靠高利润的世界生产体系；依靠主权国家（特别是处于中心地带的主权国家）的社会内聚力；依靠相对稳定的国家之间的关系。[2](P102-103)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实质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他认为，1848年的资本主义革命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历史转折点，自此，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民主主义开始全面影响世界体系。[2](P94)
赫德利·布尔则界定：“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而且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决策可产生足够的影响，从而促成某种行为，那么国家体系或国际体系就出现了。”[3](P7)布尔的界定有两个要点：第一，国际体系是国家互动的产物；第二，这种互动达到了影响彼此政策的程度。
英国学派强调要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这两个具有历史差异的概念进行区分，认为国际体系从逻辑上看，是一个更基本的、更先进的理论化的概念，是指欧洲在15世纪权力向外扩展后使原本孤立的人民、政治实体开始进入正常接触的时代。[4]19世纪末期，随着共同利益与观念在欧洲的形成，在体系的基础上产生了更具有历史深度和广度，更能理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概念，即国际社会。[5](P94)
英国学者巴里·布赞认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真正实现全球化是在二战后原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后。但他同时指出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五大弱点，即当前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中心主义。[6]认为主流国际体系理论只研究欧洲扩展以来形成的全球国际体系，忽视此前存在的地区性国际体系；总是在无政府状态的前提下考察国际体系，忽视了历史上曾长期和广泛存在的等级状态；把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主要或惟一行为体，忽视其他行为体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因此提出了前国际体系时期、相互联系的国际体系时期和全球国际体系时期。
二、国际体系的结构与形态
所谓“结构”(Structure)是指体系构成单元之间的排列以及这种排列所依照的原则。国际体系的结构一般指，根据主要行为单元在全球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地位进行分类和排序，从而确立一种较为稳定和持久的国际关系构架和态势。
对当代已成鼎足之势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三个学派来说，[7](P4)国际体系是存在不同的结构和属性的。对于它们的主要假定，温特做了这样的概括：新现实主义把国际体系的结构看作是物质力量的分配，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参与者；新自由（制度）主义把国际体系看作是物质力量加国际制度，承认国家是主要国际体系参与者的同时，强调非国家行为主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对国家的作用和意义，认为尽管国际互动存在权力政治，但相互依赖所导致的国际合作和国际体制，包括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也是国际关系的一种常态；[8]而建构主义则把国际体系看作是观念分配，[7]通过观念互动，“国家”之间会形成一定的相互“看法”和“态度”，其总和就构成了国际体系的主观结构。[9]
按照现实主义理论，所谓国际体系，就是无政府状态下以国家为主角的权力政治，是由国家行为体组成的主权国家体系。权力政治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全球的力量分布格局如何，是单极还是多极，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的对比情况如何，国家间的结盟情况如何。例如克拉斯纳等政治学家所提出的单极国际体系，肯尼思·华尔兹所侧重的两极国际体系，汉斯·摩根索、莫顿·卡普兰、斯坦利·霍夫曼等分析的多极国际体系等。[10]二是这些力量之间如何互动，是处于和平状态还是战争状态，有怎样的分化与组合，所存在的冲突是体系中挑战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冲突，还是其他力量（比如恐怖主义组织）在向霸权国挑战等等。[8]
国际体系有多种分类法。根据国际体系的组织原则与形态结构，赖特把国际体系分成国际性国家体系和宗主国国家体系；沃尔兹概括成无政府型和等级型国际体系；霍夫曼分成变革型和温和型体系；[11](P308-314)沃勒斯坦把它归结为“世界经济”和“一个世界帝国”；曼(Michael Mann)则提出“多元行为体文明”和“帝国支配型”。[12]与以上学者不同的是，另一些学者认为国际体系存在多种中间形态。如沃特逊(Adam Watson)建立的分类标尺包括无政府体系、霸权体系、进贡国体系、单个大国支配体系、帝国体系等。[13]
从命名角度看，通俗的分类称多极体系、两极体系和单极体系等。莫顿·卡普兰根据历史上国家间的权力分布状况和同盟排列模式，归纳出六种类型的国际体系模式：[14](1)均势体系（一种多极体系），指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均势格局；(2)松弛的两极体系，指战后初期的两极格局；(3)牢固的两极体系，指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冷战对峙；(4)环球体系，指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的世界多极趋势；(5)等级体系，指大国称霸的局势；(6)单位否定体系，指出现一国的威慑力量足以影响和阻止别国行为的情势。另一种命名法则根据特定战争结束后的大国安排的秩序来命名 （也有以一个时代的结束为标志），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梅特涅体系）、俾斯麦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和后冷战体系。
就每一历史时期的体系而言，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分体系。例如琼·斯佩罗提出了 20世纪70年代全球体系的三大子系统，即相互依赖的西方体系、具有依附性的南北体系、彼此独立的东西方体系。[15]关于冷战后的国际体系模式，哈肯威提出了七个不同的国际体系模型或范式，[16]分别是：(1)新重商主义及地缘经济学的三大集团体系；(2)传统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框架下的多极均势体系；(3)颇有争议的“文明的冲突”理论；(4)根据传统地缘政治学“长周期”理论及“霸权稳定论”的单极主导体系；(5)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日益扩大的鸿沟所显现的“和平区域”与“冲突区域”体系；(6)根据权力与主权从民族国家向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的转移，以及全球机制的功能性增长推导出的“全球村”模式；(7)随着中国、俄罗斯、日本或欧洲的崛起，可能重新出现的早期两极模型或类似的两极集团结构。当然这些体系模型之间并不一定互相排斥。例如，三大集团的地缘经济模型与和平／冲突区域模型间可能有重叠；多极均势模型与“文明的冲突”模型间也不一定是矛盾的。此外，还有人将资本主义体系按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初期、资本主义上升期、资本主义全盛期和多元资本主义期五期来划分。[12]
而建构主义代表温特认为，国际体系的单元最终是个人。国际体系的单元有两个层次：个人与群体（当前最主要的政治群体是国家）。温特认为国际体系中存在三种角色结构：敌人、对手和朋友。观念所导致的角色认同差异建构出不同的国际体系，即：(1)霍布斯式的国际体系，建立在“敌人”角色认同结构之上。又称古代国际体系，是真正的自助体系，国家的消亡率很高，出现在17世纪民族国家体系之前。(2)洛克式国际体系，建立在“对手”角色认同结构之上的。这种体系已有近 400年的历史，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仍居主导地位。洛克体系是彼此尊重主权的共存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洛克式体系。(3)康德式国际体系，建立在“朋友”角色认同结构上。[7]后现代的国际体系模式，初显于欧美、大西洋地区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当中，目前不占主流。
三、国际体系变化及模式
国际体系有两种基本的变化方式：其一涉及国际体系的组织原则和构成单位。例如，国际体系是否改变了其无政府状态，形成类似于国内政治的权威等级制，其基本行为体的性质有无变化。其二则涉及体系内成员实力分布的变化，各主要成员国相对实力的急剧增减也可能会使该体系发生变化。[17](P9)由于前一种变化在短时段内并不明显，因而，对国际体系变迁的研究一般都着眼于后一种变化上。
关于国际体系的变化模式，一般来说有两种情况：循环性变化的周期论、递进式或无序性变化的非周期论。有人称为“趋势性变化”与“循环性变化”两种模式；[18]还有人称“递进式转换”与“霸权式更替”两种类型。[10]莫顿·卡普兰的六模式、卡尔·多伊奇的“多元安全共同体”一体化理论都被认为是递进式转换理论的代表。此外，亦有人引用爆发式与非爆发式分类观点，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变革可以分为激烈的斗争形式（战争）与平缓的演进形式，[19]例如战后美苏两极体系的瓦解方式。
周期论事实上是一种霸权更替论，代表人物有奥根斯基、莫德尔斯基、吉尔平等。主张周期论的学者们认为，就像表面上混沌无序的国内经济生活存在着起伏升降、长短不一的各种周期一样，国际政治生活中同样存在着不同的、各有规律可循的周期，并且对于特定的周期而言，一般都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或国家集团。国际体系的发展因霸权国家的更迭而呈现出有规律的周期性特点。
周期论的观点最早见于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的世界经济长波理论和汤因比 (Arnold Toybee)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周期理论。[20]康德拉季耶夫提出，从1780年至今的两百多年里，世界经济出现了三次大的周期，每个周期大约持续60年。康德拉季耶夫指出了政治和经济现象在宏观运动中的相互关联性，因而他的周期论是第一个真正具有政治和经济学见地的循环论。而汤因比认为，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大约每隔50年便有一场大的战争。16世纪以后，国际体系便存在着一个以115年为周期的“全面战争”(General War)与“全面和平”(General Peace)的大循环。
莫德尔斯基提出的“世界政治长波论”则提供了一个以各个大国的兴衰和全球战争为关注重点的周期模式。他认为，国际体系实质是全球政治体系，是世界强国为行使世界领导权而建立的。在对1494年以来的国际冲突和领导权模式进行考察之后，他发现了以大约一个世纪为间隔的长周期，即一个周期相当于两个康德拉季耶夫波，分为全球战争(global war)、世界强国(world power)、权威丧失(delegitimation)、权力分散(deconcentration)四个阶段，[21]每个阶段约30年。每个周期里都存有一个领导者，它们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20]全球战争导致世界强国的出现，而世界强国出现后又总会出现它的挑战者与之相抗衡。以世界强国为中心所建立的世界政治体系经历一定时期后都会崩溃、瓦解，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以新的世界强国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除莫氏外，沃勒斯坦也认为，世界体系的结构变化受长周期过程的影响和支配。
与周期论相对的是非周期论。以汉斯·摩根索、汉迪·布尔以及肯尼斯·沃尔兹等为代表的多数新、旧现实主义者从国家实力政治和力量均衡的角度出发，认为权力政治是国际政治亘古不变的本质特征。他们指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行为的自助性和国际权力的平衡性是惟一重复的现象；国际体系内至多存在某种“拱形”(overarching)的连续性，但不会有起伏跌宕且周而复始的所谓“循环”。[13]但也有现实主义者如米尔斯海默则认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下“大国政治悲剧”的无限循环与再现。[22]
此外，属于建构主义学派的拉格也不赞成体系转换的普适性原理，认为社会实践进程的偶然性和意外后果使国际体系转换没有规律可循。[10]拉格认为，国际体系的转换实际上只是国际社会实践长时段延续的渐进物的继续。
主流建构主义学者温特则认为，国际体系的未来是不断进步的。虽然不能保证现实的国际体系发展史会是线性的，也不能确保这些前后相继的阶段不会倒退，但是退一步会进两步，最终，世界国家必然会实现。[23]国际体系的未来也是有方向的，并非漫无“目的”的适者生存式地不断进化。温特给出了五个前后相继的理想类型：国际体系（个人与国家都没有获得承认；传统战争与全面战争时期）、国际社会（国家获得初步承认、个人没有获得承认；全面战争与有限战争并存）、世界社会（国家与个人都获得初步承认；有限的反叛者战争）、集体安全（国家与个人都获得进一步承认；有限的反叛者战争）、世界国家（国家与个人都获得完全承认；无战争）。[24]个人与国家“争取承认的斗争”的观念方面与物质方面都不能单独导致世界国家的必然出现，只有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使国际体系的结构超越无政府状态，进入新的阶段。
四、国际体系的稳定机制与变迁动力
国际体系的稳定机制与变迁动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否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合理的组成方式，二是有效的协调机制。[19]不稳定的结构必然会被稳定的结构所代替，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关于何种结构是稳定的，则各派意见纷呈。有人认为，从力学角度看，多极均势体系是稳定的。肯尼思·华尔兹则认为，两极国际体系比多极体系更能发挥稳定的作用。[25](P221)而罗伯特·吉尔平则以“古罗马治下的和平”、“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以及“美国治下的和平”为研究和论证蓝本，提出了“霸权稳定论”，[26]因为霸权可以带来公共权威，并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商品。[27]
协调机制是国际体系正常运行的润滑剂和稳定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自发的、盲目的机制，主要指“势力均衡”（均势）；另一种是人为的、自觉的机制。[19]前一种机制在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汉斯·摩根索承认，“在主权国家组成的人类社会中，权力均衡也是一个基本的稳定因素。”[28](P182)然而，这种自发的协调机制是“不确定、不现实、不健全”的。[25](P267)因而，包含重要国家间交往原则与制度的国际法体系、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等自觉的、可控制的国际协调机制越来越重要。
关于国际体系变迁的动力，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有不同的观点。理想主义将人性视为社会变迁的动力，现实主义重视政治经济的实力变迁，建构主义则探究文化变迁与认同变化的重要作用。
理想主义认为，人类知识的欠缺是战争爆发的根源。它强调公众力量在国际体系变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10]理想主义学说谴责追求强权政治以谋求自身利益的国家行为，主张国家应依据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原则行事，通过对人性的改造实现国际体系的和平。理想主义注重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建立一种基于实力和权力联合之上的民主国家联盟。
相比于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学派，尤其是新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对国际体系变迁的理论更加实际。它的一个重大革新，就是在肯尼思·华尔兹的影响下，把国际体系变迁的动力从人性转移到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由于无政府性的存在，国际体系必然是自助体系，自助体系又必然导致权力政治，结果是军事竞争、势力均衡和国际战争。国际体系的结构被看作是大国物质力量的分配，而结构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体系的变化是由各单位实力对比的变化造成的。对国际体系能否和平转换的问题，现实主义学者不抱乐观态度。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和平的国际体系转换只能是权力政治的“意外”结果。
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转换的根本动因可以归结为三方面的综合作用：一是世界性大国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导致的国家实力的改变，即发展不平衡规律。这一点是目前“中国威胁论”的主要依据。二是结构内部关键要素的重组、移位或裂变，如苏联的解体。三是外部因素催化剂，[19]如科技革命、能源危机、环境问题、恐怖主义等。
现实主义者吉尔平和莫德尔斯基都特别看重国际体系内部各主要国家所谓的“发展不平衡规律”，认为霸权战争是世界政治体系变化的基本机制。吉尔平认为，国际体系内部各主要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导致了权力竞争的体系危机，其表现方式极有可能是战争，而最终的结果是国际体系的转换。[29](P32-41)近代大国的崛起一般可归结为两个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是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及逐步强化；二是经济、军事以及技术变革在国家利益原则上的应用。[30](P54-55)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他认为，在各国都认为改变国际体系无利可图时，国际体系就稳定。反之，如果某一国认为改变国际体系得到的预期收益大于为改变国际体系所需支付的成本时，该国就想改变国际体系。
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长波论”提供了一个以各个领导国的兴衰和全球战争为关注重点的周期模式，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以领导国的革新因素和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革为中心的进化模式。在长周期框架中，主要表现为大国力量消长的结构性危机构成了威胁各个体系稳定的全球问题，正是全球问题的存在为国际体系的进化变革提供了依据和动力，而历史上解决全球问题、实现体系进化的主要机制便是全球战争和革新因素两者的结合。[22]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进化过程。
沃勒斯坦则重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供求关系。他认为在中心—准外围—外围结构中，存在着两大基本矛盾：中心与外围的矛盾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31]其核心是有效需求的满足，世界体系通过地理上的扩张和经济上的无产阶级化不断获得前进的动力，其间在扩张和停滞的循环往复中得到发展。
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者则探究文化变迁与认同变化在国际体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7]温特重新诠释了无政府性和自助逻辑，发展了国际体系结构的进化观，认为国际体系随文化结构的变化而变化。温特所强调的国际体系转换实际上是一种缓慢的质变过程。相比于前人所论述的以主要国家行为体变迁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转换，温特更注重国际关系行为体间整体意义上的国际体系变迁。他指出，国与国的互动实践将促使国家间的社会学习和模仿，在社会学习和模仿中形成了国家的文化选择，文化选择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集体认同变迁的过程，集体认同的变迁最终促成国际体系转换。温特提出，在转换过程中，有至关重要的四个变量，即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化以及自我约束。温特认为，遵循国际制度的内化、推行民主和法治、主张道义上的安全承诺这三种自我克制的途径，将使集体认同更容易实现。温特虽然在总体上对国际体系文化持进化态度，但并没有肯定国际体系的政治文化必然要有发展性进化。
总之，国际体系是一个具有各种特征的复杂的社会系统，而且愈来愈呈现五彩纷繁、错综复杂的态势。因而，要得到确切的理解，必须着眼于对这一概念的多维度剖析，才能将各个孤立的理论统合到这一概念中，加深认识。
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进程的加快，中国自己的国际体系理论建设已显得越来越重要。众所周知，我国国际体系理论研究起步晚，至今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而我们所面对的是相当发达的一大堆西方国际体系理论，在学习、借鉴、发挥的过程中，如果不从宏观上把握其研究的重点和方向，不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各种理论，而随意地抽取、借用一些概念和理论进行孤立分析、任意使用，就既不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真正理解，也会使起步较晚的中国体系理论混乱不堪。故此，我们应当认真分析当代西方国际体系理论，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之对中国国际体系理论的建设有所裨益。
［收稿日期］2006-03-10
注释：
①两次讲话分别是2005年9月22日就布什政府对华政策所做的演讲，以及12月8日第二轮中美高层对话。佐利克(Robert B.Zoellick)提出“我们现在需要鼓励中国成为一个在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