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的传播学特征——基于五大城市社会调查的跨学科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产论文,社会调查论文,传播学论文,五大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产阶层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最早出现于工业化以后的西方国家，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而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是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化相伴而生的，如赖特·米尔斯在1950年代所指出，现代社会结构变迁中一个普遍而重要的社会现象就是以白领为代表的新中产阶层的崛起：“白领职业者悄无声息地步入了现代社会”，①可以说，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层，是以自身掌握的知识与技能服务于社会的新型阶层，这一阶层的力量广泛存在于各种专业领域内，是一个具有可在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予以区分的独特群体，是现代性的一个宏观表征。在信息或后工业社会中，他们作为新的中产阶层形态，最初经常被称为“新中产阶层”，然而近世以来，则已完全成为当代中产阶层的主流形态和代名词。
中国始于19世纪末的现代化进程曾经催生出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史料表明，上海二十世纪二三十年的中产阶层白领人数达到20-30万之众，②其时，由小企业主、小店主、小商人、职员、科层制管理人员、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等构成的中产阶层，已成为上海社会规模庞大的中产阶层。[3]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早期的中国中产阶层是脆弱和幼稚的，并且很快随着国家革命而成为了历史的明日黄花——1949年以后，红色政权运动导致中产阶层基本上不复存在，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整个社会基本处于一种“去阶层化”(destratification)④的同质性状态。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全面垄断，力图使不同层级的人群成为不占有任何个人资源的“无产阶级”，这种“强国家弱社会模式”⑤有力地摧毁了社会权利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地位，而知识阶层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亦成为了“小资产阶级”的代名词，成为了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公敌。
逮至1978年，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阶级与阶层的分化重新急剧发生。这种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变革与其带来的巨大冲击成为学术界、传媒界、民间抑或官方讨论和关注的中心议题。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中国官方在正式文本中未使用中产阶级的概念——而使用中性的“中等收入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来代替。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本身是翻译语，可被译作中间阶层、中产阶层、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等。但无论称之什么，作为一个“社会事实”(social fact)，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阶层的确存在了；并且，无论对社会学、传播学，还是任何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深入考察都不仅必要，而且急需。
中国学术界直接以中产为主题的研究大约始于1998年，2001年之后逐渐增多。⑥因而，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成为了学术界的重中之重。概括而言，中国社会学家关注并研究的社会分化及社会分层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重大变迁机制及其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研究，二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新中间阶层的研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权力、财富的分配与社会流动等方面，并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机制及其阶级阶层的结构变化作出了自己的分析、解释，如陆学艺等人的“层化论”、李强的“碎片论”与孙立平“断裂论”等。⑦
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学术界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来源、构成、规模、行为特征及其发展前景等方面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李培林强调，社会学视野中的中等收入阶层不仅是一个反映收入水平的概念，也是一个反映生活质量、收入分配、城乡结构、职业结构和国情差异的概念。⑧同时他认为，职业是最能体现各种经济社会资源占有和使用信息的尺度。⑨李强则认为，直观地看，中产阶层是指生活水平、财产地位处于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其与社会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就中国社会而言，1949年后，一般说来，中国的普通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和普通干部阶层一直是中国社会比较典型的中间阶层。到了20世纪90年代，各类中小型企业主、中小老板、中小公司经理、各类承包商、企业承包者、外企人员等似乎可以称为中国的新中产阶层。⑩张宛丽对中间阶层作了这样的界定：所谓中间阶层，是指占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社会关怀的社会地位群体。这些社会中间层包括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等。(11)
本研究的意图在于尝试对当代中产阶层，特别是知识或教育指标意义上的当代中产阶层作传播学视角的描述，探讨他们的传播行为和媒介素养特征。这样的探讨，将丰富我们对这个群体的认识，看到它不仅是由经济和社会特征所构成的群体，而且是由社会行为和文化价值取向特征所构成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崛起，不仅重构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而且重构了中国社会的传播形态和文化实践的结构。
此一研究在传播学意义上涉及到两个学术传统：其一是传播学受众研究中所界定的“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其二为经典意义上的“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的研究。限于篇幅，此处仅略述本文对“媒介素养”的概念界定：媒介素养是指公众接触、解读、使用媒介的素质和修养。它有三个主要的环节：接触媒介——获取信息；解读媒介——批判地接受媒介信息；利用媒介——借助媒介工作和生活，通过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维护自己的利益。(12)具体而言，本文认为，从媒介素养的角度而论，一个阶层的传播学特征应该包括其接触媒介、认知媒介、利用媒介、批判媒介的全部水平。
不同的社会阶层在社会地位、经济利益获得方式、生活态度、价值观念、文化理念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从而在社会需求上也必然呈现不同的特点。因此，不同的社会阶层对媒介的消费欲望、媒介的选择偏好等自然表现各不相同。(13)在传统的相对简单的社会阶层结构下，媒介受众的划分、互动方式相对简单得多，而随着中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巨大社会变革，媒介受众群体的划分和他们社会阶层的结构是否是对应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试图比较中产与非中产，以学历、职业、收入、支出四维度划分成的不同的组别，利用方差分析进行“组内与组中”的比较。
本研究将先横向比较职业、收入、支出因素对于媒介接触、使用、认知素养的差异，然后聚焦在“知识学历”因素上来，这是在尝试从显著性水平视角来对比职业、收入、支出因素划分与知识水平划分之间的不同，从而揭示“知识中产”群体可能具有的特质。
我认为，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考察中产阶层的内部分化，这对社会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来说都有重要意义。为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建设一个系统性的反思体系，本研究把焦点放在：以中产阶层为研究对象，通过科学的社会调查手段，考察其是否在和传媒互动的过程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简言之，就是用“传媒”来做镜子，对比我们所假设存在的阶层差异。要言之，本研究的总体假设是：
1、媒介素养水平与按照经济和社会学指标区分的社会阶层相对应。几种划分中产阶层的指标之间是联系的——尤其是在经济指标与学历、职业、认同等指标之间；与此同时，学历、职业、认同等指标与阶层媒介素养诸种水平的强弱是联系的。如果假设成立，那么中产阶层的传播学特征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阶层区隔工具。
2、不同阶层媒介素养的差别与其社会批判性、参与性之间的关系是显著的。而媒介使用行为和媒介素养两方面的特征可以丰富我们对中产阶层这一群体的理解，并在理论上揭示中产阶层的特质。尤其是，对于知识中产，本文假设：如以教育水平指标作为区隔因子，中产阶层特性在统计的显著性水平上将更为明显。
一、研究设计与调查概览
本项目以访谈与文献资料的分析为先导做探索式研究，自2003年12月至2005年4月，我所在的南京大学中产阶层研究课题组在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针对代表性人群进行了深度访谈，共获得访谈资料86份。基于前期定性访谈所形成的内容、观点和方法观念，课题组展开了调查研究的组织、论证与执行工作，经过诸多专家的反复论证、试调查、再修订等必要的设计流程之后，最终完成了《中产阶层生存与发展调查问卷》的准备工作，并于2007年，以国际通行的CATI(计算机辅助调查系统)电话调查的方式与流程对五大城市的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电话调查号码的获得是在上述五个城市黄页电话号码簿中的电话局号中，按各城市电话号码位数(n)与电话局号位数(m)之差(n-m)，由计算机生成0-10[n-m]之间的随机数，最后由局号×10[n-m]+随机数组成电话号码样本，共获得有效样本3038个。电话调查的样本情况与国家统计局2006年千分之一人口普查抽样调查结果相比，无论在性别结构还是在年龄分布上都存在很高的一致性。(14)
本研究对中产阶层的考察是从“职业，收入，学历，支出”四个维度考察的。课题组参照社会学同行在类似的研究中使用的界定方法，对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是：
1.职业中产阶层：职业中产阶层的职业包括(1)党政机关公务员，(2)事业单位管理与专业技术人员，(3)经理人员，(4)私营企业主，(5)企业管理技术人员。
2.收入中产阶层：指家庭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那部分被调查者。
3.学历中产阶层：指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那部分被调查者。
4.支出中产阶层：指家庭月支出在3000元以上的那部分被调查者。
5.最后，综合指标意义上的中产阶层是以收入、学历、职业三个维度为指标，即这部分人群必须同时满足月收入5000元、大专以上文化学历和相应的职业划分标准。
五大城市符合“教育水平、职业地位、收入”三方面标准的中产阶层人口所占的比例，广州最高，约19.8％，北京次之，约17％，上海居第三位，约9.5％，南京则刚过7.1％，武汉最低，仅超过3.5％。综合来看，符合“教育水平、职业地位、收入、消费”等条件的中产阶层在五大城市所调查人口中的比例为11.8％，这一数字可以与前面提到的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组的调查结果相互印证，考虑到后者调查的城市包括了全国12个省及直辖市(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黑龙江、河北、河南、江西、四川、贵州、内蒙)中的73个区县，我们选择的调查样本来自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所以调查得到的中产阶层比例要高于陆学艺等学者调查得出的数字也在情理之中——而与李春玲等人的研究差异则相对较小。根据五大城市统计局的资料，这五大城市之间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与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居民收入上的差异有较大的一致性。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我们也只是希望从一个整体视角考察这五个城市，在分析中没有强调每个城市的特殊情况。比如武汉地区的经济、收入水平相比其他大城市肯定要低，但没有必要把划分中产阶层的经济标准变低，从而让武汉拥有的中产阶层比例与北京、上海一样多。
在本次电话访问的3038户家庭中，被访问者的性别分布为：男性1503人，占49.5％，女性1535人，占50.5％。3038位被访者中平均年龄为37.96岁，中位数为35岁。样本中20岁以上人口的年龄分布与实际人口的年龄分布比较接近。被访者中非党员居多。其中党员669人，占总数的22％，民主党派40人，只占1.3％，非党员2329人，占76.1％。
调查对象的家庭月收入分布情况是1501-2999元的所占比例最大，有22.9％，其次是3000-4999元占18.7％，1500元以下占14.0％。家庭月支出方面，1500元以下的占大多数，有31.6％，其次是支出1500-2999元的占27.2％，支出3000-4999元的占10.4％，5000-6999元的占0.8％，7000-9999元的占0.8％，15000元以上的又0.6％。
调查对象的职业分布，按百分比排序，依次为：企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19.7)；学生(17.4)；事业单位管理与专业技术人员(14.1)；企业管理技术人员(13.4)；其他(12.3)；党政机关公务员(5.4)；下岗失业人员(4.9)；个体工商户(4.1)；拒绝回答(2.9)；私营企业主(2.7)；经理人员(2.5)；农林牧渔劳动者(0.7)。按照学术界职业中产的划分标准，职业中产占到35％左右。
收入问题，是所有社会调查最困难的地方，本次调查也不例外，拒答率高达22％。如果用5000元每月作为收入中产的话，那么，20％左右的被调查者可被看作是收入中产；和收入一样，关于支出的问题在调查中也难以处理。拒绝回答的比例甚至高达26.7％。如果仅仅用月支出消费3000元以上来划分是否中产的话，支出中产阶层还不到15％，是所有划分标准最低的一个。
从学历角度来说，本科和高中段的人数最多，分别为28.0％和29.0％。但如果按照大专学历以上划分为知识中产的话，其累计的百分比超过了50％。与支出中产15％的比例相比，数据跨度是惊人的。
回到本文分析的原则：要有利于最后分析的显著性水平明显，也就是说从中发掘更多内容使最后的研究价值最大化；要在追求研究质量的前提下不违背基本的常识。因此，这里的研究重心是阶级视野下的传播学特征：传媒与中产、知识中产的分析。因此，在随后的分析中，我们把对象的统计值更多看作是“职业、学历、支出、收入因素”，而不是简单、直接地认定他们是“职业中产、知识中产、消费中产”。
二、中产阶层的传播学指标分析
(一)知识中产的媒介接触水平
A、从基本的媒介接触习性来考察
考虑职业因素 职业中产和职业非中产者相比，获得新闻的渠道在电视、网络和广播上存在显著差异。人们工作方式不同，信息来源自然存在差别；但媒介不仅仅是信息承载者的角色，它还是具有文化教育作用的综合载体；电视、广播、新媒介的接触差异，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有着社会资源和社会行动力的含义。
而在其他媒介的接触上，职业中产和非中产间存在一致性，也就是说职业差别对于不同媒介的接触情况影响很小，只有在新媒体接触上出现了显著性水平差异。
考虑学历因素 知识中产者和知识非中产者获得新闻的渠道，在报纸、电视、网络上存在显著差异。知识中产阶层接触电视的人数比非中产阶层少，接触网络的人数则比后者多。这表明知识中产阶层越来越习惯于通过新的媒体获得信息，电脑成为他们生活工作学习的一部分。
考虑收入因素 收入中产者和收入非中产者获得新闻的渠道，仅在网络上存在显著差异，前者比例达40.3％，后者仅为18.8％；其次是广播，前者为11.8％，后者为6.3％。以上差异均通过了检验。其他方面则差异不大，但未通过检验。
上述分析表明，收入并不是获得新闻渠道不同的决定因素，现代社会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向人群中渗透。只有网络因为还是新兴媒体，而买电脑和上网还是需要经济实力的，因此与收入之间存在间接的联系；而影响新闻渠道的最关键因素，还是在于不同人群的受教育水平。
考虑支出因素 与收入中产情况十分相似的是，支出中产者和非中产者获得信息的渠道仅仅在网络媒介接触上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为39.7％，后者19.8％；其次是广播，前者为11.3％，后者为6.5％。以上数据通过了检验。其他方面则差异不大，但未通过检验。
讨论要点：
1、无论是哪种中产阶层(知识、收入、职业、支出)，它们在网络媒介的选择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参见下文)。
2、职业、知识因素的划分造成了电视媒介接触的不同程度的差别；而支出因素与收入因素对中产阶层媒介接触的行为影响有较大一致性——但在显著性差异上，支出因素没有收入因素表现明显。
3、在报纸媒介的选择上，知识非中产的偏好高于知识中产。知识中产“不看报纸”最可能的原因是他们被分流到其他媒体了。
4、网络和电视传媒的状况正好相反：中产阶层相对喜欢网络，排斥电视；而非中产相对喜欢电视，和网络隔离。从显著性水平来看，知识中产相对职业中产，对网络的依赖性更高，对电视更排斥。
5、除了网络、电视之外，中产阶层选择其他媒介的比例相当少，这也印证了作为现代与传统的代表性媒介的网络、电视的重要性，它们是当今传媒的真正主角。
6、更进一步说，无论哪种划分，中产阶层都在网络选择上有着与非中产的明显差异，这一点从下文对网络等新媒体的选择接触指标的考察中可明显看出。
B、从新媒体的选择接触指标来考察
本次调查显示，职业中产阶层比非中产更经常登陆国内新闻网(44.7％＞36.3％)；非中产比中产阶层不上网的比例更高(51.0％＞37.6％)。以上两项均通过了检验。但在登陆其他类型网站上，从调查资料看，中产阶层都比非中产阶层登陆的百分比高，但没有通过检验，这也和问卷设计只能最多选填三项有关——由于其他的选项很少被选，造成随后的统计学意义不太明显。
知识中产在登陆网站上，每一项都比非中产高，并且都能通过检验。不上网的非中产比中产阶层比例更高。知识因素作为阶层的区隔，看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而如果分别从收入、职业、消费角度通过上面类似的方差分析来看考察登陆网站的偏好差异，我们发现收入中产阶层更经常登陆商业网站(56.7％＞28.6％)、国内新闻网站(17.0％＞9.9％)、境外网站和搜索引擎网站(10.7％＞3.2％)；与之相类，支出中产更经常登陆商业网站、境外网站和搜索引擎网站，不上网的比例也少于非中产阶层。所以，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出现显著性水平的维度多少来看，教育因素相比收入、职业、消费因素对于媒介接触的影响要大得多。
讨论要点：
1、知识中产在对新媒介的选择上有着明晰的偏好：无论是在国内商业网站(如新浪等)搜索引擎、国内新闻网站(如人民网等)、国内博客网站(如博客中国)、境外网站等所有类型的网站，都和非中产有着明显的差异。
2、相比在其他指标体系内的作用，职业因素在新媒介的选择上似乎不那么重要。这说明职业分化对社会成员接触网络等新媒介没有太大影响——毕竟，社会整体信息化能给各个职业阶层带来好处。
3、支出和消费中产阶层在新媒介属性上高度一致——只有对国内新闻网站的选择上，支出中产比收入中产少了一项，“收入-支出”的联动效应是明显的。
4、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中产与非中产对作为web 2.0的代表性媒介博客网站的选择——在所有类型的中产阶层中，只有知识中产与非中产有显著差异。
(二)媒介认知水平
本研究中，对调查对象的媒介认知水平的判断，主要基于他们对媒介的可靠性的认知的差别比较。研究表明，职业中产阶层比非中产阶层更相信党报(11.6％＞7.4％)：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其中一部分(5.7％)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但有意义的是，这部分人群也更愿接近境外媒体(12.3％＞6.6％)——希望听到各方声音，反映了他们积极和开放的媒介素养特征。
知识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在是否相信“党报和境外传媒，地方电视台和晚报、早报、都市报”方面明显不同。结合对城市都市报接触的差异，可看出其媒介选择差异形成的原因——知识中产更不相信“晚报、早报、都市报”，故更少选择接触报纸。他们对不同新闻和信息具有自己独特的辨别习惯。
相比知识中产，收入中产阶层比非中产阶层的更相信境外传媒(15.3％＞7.5％)，更不相信地方电视台(18.0％＜24.3％)，并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而在对待党报、中央电视台和早报、晚报、都市报上没有显著差异。但他们也比非中产阶层对各种媒体怀有更大的怀疑性(8.7％＞5.3％)。与收入中产一样，支出中产阶层也比非中产阶层的更相信境外传媒，更不相信地方电视台。
图一：各类型中产阶层的媒体信任度比较
说明：图中实线表示，与非中产相比，该类型的中产阶层更信任该媒体；虚线反之，表明更不信任。
讨论要点：
1、在所有关于中产阶层的区分标准中，很明显，学历区分最有区隔效用——在各项与非中产的对比分析中，它的显著性都是最强的。
2、在境外传媒因素上，中产阶层认知度高于非中产——不管按照何种视角来划分中产阶层都是如此。显然，在这里，对媒介的认知水平匹配了社会阶层的综合特征。
3、排除了寥寥无几的“都不可信”选项之后，可以发现：“收入-支出”因素的区隔作用惊人的吻合——例如：都造成了对地方电视台和境外传媒不同的态度。
4、无论哪个阶层，对中央媒体的可信度都是持肯定态度的，都接近或者超过了70％。这证明了即使在社会批判力较强的阶层那里，中央媒体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威望和公信力。
5、地方电视台的可信度和中央媒体差异很大，它们的指标没有超过20％，而且在中产阶层那里受到的质疑更多。显然，它们的权威性、可信性以及其他更多的指标均相对较低。
(三)媒介利用水平
对媒介利用水平的研究，主要以人们对信息选择类型的偏好作为指标。
首先，研究发现，职业中产阶层比非职业中产阶层更看重自己的业务信息(23.5％＞16.9％)、国内要闻(69.5％＞59.7％)和国际要闻(46.3％＞38.7％)，三者均通过了检验。可以认为，他们出于职业的需要，更关心自己事业的发展和时政信息。
其次，知识中产阶层比非中产阶层更看重自己的业务信息、国内要闻、国际要闻、文化科学知识和文化体育信息。学历越高，对信息的接收量越大。
第三，收入中产阶层比非中产阶层更看重自己的业务信息(31.3％＞16.3％)——关注自己的业务信息也使他们获得了更大的经济收益。收入高者大多是企业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或经理人员，他们需要长期关注自己行业发展情况，以作出更明智的判断。在其他各项上，他们则与非中产阶层保持一致性；而支出中产阶层也与收入中产一样，比非中产阶层更看重自己的业务信息(32.7％＞17.5)。
讨论要点：
1、不论是哪种中产，相比非中产阶层，他们对“自己的业务信息”都更为感兴趣。这说明：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媒介的使用被赋予了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业务信息可以为中产阶层带来收入增长和地位稳定，不断关注国内动态则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为自己今后的发展指引方向。换言之，中产阶层对媒介的利用度是更深的、更社会化的。
2、职业中产对“国内外信息”更感兴趣；而知识中产对媒介信息关心的范围是最广的：从自己的业务信息到国内、外要闻。尤其是，知识中产阶层对“文化、科学知识信息”和“文化、体育信息”的需求产生了与非中产阶层的明显差异，这说明“知识中产”的传播学特性在这里是可以自证的。
3、如果将媒介素养的所有概念结合起来考察，中产阶层对媒介的使用有明显的现实性、功利性。也就是说，在高度发达的信息化社会，这些社会的中间层为了在激烈的竞争、阶层的流动中占得先机，对媒介利用的要求也趋向于更高。
4、支出因素与收入因素对中产阶层媒介使用的行为影响仍然有惊人的一致性。但在显著性差异上，支出因素没有收入因素表现得明显。
(四)媒介批判水平
对媒介批判水平的考察，基于调查对象对“如发生重大事件，当官方报道和小道消息(传闻、流言等)严重不相符合时，您会更相信谁？”这一问题的回答。
首先，职业中产与职业非中产在对待官方消息和小道消息上，没有显著差异，表现出一致性，但没有通过检验。
面对同样的问题，知识中产阶层则比非中产阶层有更明确的回答。他们回答“不知道该相信谁”的比例很少(2.2％＜7.8％)。知识中产相信官方消息的比例比非中产阶层低(49.8％＜64.9％)，而在对照两者后再作回答的人比非中产阶层更高(30.6％＞14.1％)。看来，知识与人的辨别力及处理问题的复杂程度有很强联系。
而收入中产阶层对此问题也比非中产阶层有更明确的回答：他们回答不知道该相信谁的比例很少(5.3％)。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比非中产阶层有更多的信息来源和消息渠道，但是显著性水平没有知识中产高。
在这一问题上，支出中产阶层与支出非中产阶层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讨论要点：
1、知识因素对于中产阶层的区隔，是所有区隔方法中最优的——其显著性水平最明显。知识中产阶层在面对“如发生重大事件，当官方报道和小道消息(传闻、流言等)严重不相符合时，您会更相信谁？”这样的问题时，他们回答不知道该相信谁的比例很低。同时，知识中产“相信官方消息”的比非中产阶层比例低，“对照两者后再作回答”的情况也比非中产阶层更普遍。
2、职业和支出中产没有显示出显著差异，职业中产没有通过检验的主要原因，或许在于职业中产阶层相信官方媒体的人数较多，而相比非知识中产，知识中产明显在相信官方信息的人数上少了很多，造成阶层差别非常大。
3、支出和收入这次没有表现出一致性，但从数据整体来看，这两者之间的特征背离并不明显。
三、进一步的讨论
对中国五大城市的调查表明，中国中产阶层潜在的媒介素养特征，在其接触媒介、认知媒介、利用媒介、批判媒介的水平等各个方面均有所体现。从而，本文在传播学意义上阐明了这一阶层是一个“清晰的存在”，亦即，本研究依靠传播学分析解决了社会学研究中中产阶层是“如何可能”的问题。
1、“知识”对于中产阶层传播特性的决定性意义
中产阶层的传播学特征(在这里主要为媒介素养特征)，无疑要通过它与非中产阶层的差异来呈现出来。调查表明，这些差异无处不在，与此同时，这些差异的来源则更加值得讨论。本文对于中产阶层的划分分为四种维度：职业中产和职业非中产，收入中产和收入非中产，支出中产和支出非中产，知识(或学历)中产与知识非中产。研究设计中，我假设了知识(或学历)因素对研究议题的重要性。数据分析表明，该假设是完全成立的，几乎所有的指标分析都凸现了“知识中产”在传播学意义上的独特价值。
例如：知识中产相对“职业中产”而言，对网络依赖更高，对电视更排斥。知识中产在对新媒介的选择上有着明晰的区分：无论是在国内商业网站(如新浪等)搜索引擎、国内新闻网站(如人民网等)、国内博客网站(如博客中国)、境外网站等所有类型的网站，都和非中产有着明显的差异。我们特别需要关注中产与非中产对博客网站的选择差异，在所有类型的中产阶层中，只有知识中产与非中产有显著差异——这是在表明：Web 2.0时代，依然是由那些知识领先的阶层掌控着主动权。
2、“网络依赖症”、数码沟与社会阶层的不平等
不过，也许我们更应该强调这一点：无论是哪种中产阶层(知识、收入、职业、支出)，它们在网络媒介的选择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中产阶层相对更喜欢网络，排斥电视；而非中产是相对更喜欢电视，与网络之间相对而言更隔离。
就中产阶层的网络依赖症而言，我们要指出的一个重大议题是：曾经，互联网被人们寄予厚望，以为作为信息权利平等象征的它的出现，会有效地填平以往在传统媒体时代形成的知识沟、信息沟，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新的知识鸿沟却以数码沟的形式变本加厉地出现了。本文通过中产阶层与传播的关系的实证研究，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与网络媒介的选择相关联的另一个分析是：知识中产对媒介信息关心的范围是最广的：从自己的业务信息到国内、外要闻。尤其是知识中产阶层对“文化、科学知识信息”和“文化、体育信息”的需求产生了与非中产阶层的明显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阶层与非知识阶层的差异日渐形成“马太效应”，可能会进一步固化不同社会阶层间业已广泛存在的不平等。
更深刻地看，本文从社会学意义上表明了，有关知识、知识沟、数码沟产生的原因的证明，指向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命题：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带来的新的不平等，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教育”(学历或知识)。中产化是这一现象的结果，也是其新的起源。
3、“电视疏离症”与报纸的困境
就中产阶层的电视疏离症而言，要补充一个说明，即：电视不是他们最为疏离的对象。事实上，除了网络、电视之外，中产阶层选择其他媒介更少，换言之，作为当下强势媒体的网络、电视也是中产阶层媒介素养中的主角。只不过，在电视方面，非中产阶层比中产阶层更为紧密的依赖着。
其中的潜台词是：中产阶层对另一个曾经的强势媒介——报纸的依赖度“变得”很小。这里的变化实际上是一个心理预期的落空——我们或许都会以为知识背景更为优越的中产阶层应该比非中产阶层更为亲睐富有深度的报纸，但是情况却恰恰相反：在报纸选择的比较上，非中产的偏好高过中产，知识中产似乎是“不看报纸”的族群。一个最为可能的解释是他们被分流到其他媒体了，但是，紧接著我们就会有一个追问：为什么别的媒介会更加吸引他们？
我以为：在当下的媒介中国，报纸在娱乐性上不如电视，而在其一贯优势的所谓“深度”上又不如网络——因为网络上的新闻深度是一种“意见自由市场”意义上的多信源深度，并且还可以通过动态化、交互性、搜索性表现出来，这远非是仍然受到宣传管理系统和意识形态制约的报纸所能比拟的。
4、信源博弈：中产阶层对媒介控制及媒介非专业化的反制
说到宣传管理系统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不能不谈及本研究中关于中产阶层对“境外传媒”的态度。调查表明，在境外传媒因素上，中产阶层的认知与利用度高于非中产——不管按照何种视角来划分中产阶层，都是如此。而知识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在是否相信“党报和境外传媒，地方电视台和晚报、早报、都市报”方面均有明显不同，而且表现了对“境外传媒”相信程度高于其他传媒的特征——请注意，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人的职业，恰恰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
显然，在这里，对媒介的认知水平匹配了社会阶层的综合特征。
如所周知，新闻控制通常的手段是通过垄断信息和有意识地利用大众传媒来影响公众的认知和判断，但在互联网时代，越境数据流(TDF,Transborder Data Flow，点对点的跨越国家政治疆界的数字化电子数据传递)却正在试图支持受众摆脱这种传统的控制。美国前新闻总署署长曾说：“全球电子网络……将对资料流通与文化整合带来实在的问题，通过高速的线路，这些网络将大量资料跨国传递，更有甚者，它们不受传统控制形式的影响，对一国文化的影响将超过任何一个直播卫星系统。”(15)无疑，在中国，境外媒介的信息是一种基于新媒介发展的新力量，而中产阶层对于它的态度，则可以视为这一未来主导阶层的价值取向与发展方向，包含了深刻的意识形态意义和人文特征。
意味深长的是，调查同样表明：无论哪个阶层，对中央媒体的可信度都持肯定态度，信任的人群比例都接近或者超过70％。这证明即使在媒介素养较强的中产阶层那里，中央媒体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威望和公信力。那么，中产阶层是如何协调他们对于中央媒体与境外媒体的态度的？本文认为，对数据的深思可以启发我们形成一个更为有趣的推论：中产阶层的一部分似乎更倾向于作一个信息来源的博弈——即使这些信源来自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他们或许是试图对于内外信源(或许还是对立的信源)保持等距离的兴趣和关注。结果是，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说，既不必完全倾倒于他们信任的中央媒体，也不完全听命于他们感兴趣的境外媒介。在纷纭复杂的信息博弈中，他们相信自己可以仔细、科学的权衡，作出自己的结论和判断。无疑，这是中产阶层在文化上更为自信的象征。这种源自文化优势的自信的另一个例证是：知识中产在面对“如发生重大事件，当官方报道和小道消息(传闻、流言等)严重不相符合时，您会更相信谁？”这样的问题时，回答不知道该相信谁的比例很少。与此同时，知识中产相信官方消息的人比非中产阶层人少；而在对照两者后再作回答的人也比非中产阶层更多。
中产阶层对国内媒体的不尽信任是有原因的，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如果按照媒体的分布的类型来说，地方媒体显然要担负更多的责任。数据表明，中产阶层更不信任地方媒体——而非中产阶层也是如此！地方电视台的可信度和中央媒体差异很大，其信任指标没有超过20％，并且在中产阶层那里受到的质疑更多。显然，由于专业性、资源丰富性的差异，其权威性、可信性以及其他更多的指标均相对较低。
5、实用主义的中产阶层：后卫的还是先进的一群？
本文还可能会引发一个发人深省的讨论：中产阶层在媒介议题是更加实用主义的一群。不论是哪种中产，相比非中产阶层，他们对“自己的业务信息”都更为感兴趣。如果结合媒介素养的所有概念考察，中产阶层对媒介的使用有明显的现实性、功利性。也就是说，在现代高度发达的信息化社会，这些社会的中间层为了在激烈的竞争、阶层的流动中取得先机，对媒介利用的效用要求也更高。这个差异说明：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媒介的使用都被赋予了浓厚的实用色彩，业务信息可以为中产阶层带来收入增长和地位稳定，不断关注国内动态则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为自己今后的发展指引方向。换言之，中产阶层对媒介的利用度是更社会化、功能化的。
曾经，米尔斯对美国新中产阶层的根本判断是：政治上的后卫性和消费上的前卫性，身份的认同性和阶层的混杂性。米尔斯用“白领”统指那些从事非体力性劳动的文职人员，它包括了我们现在正在谈及的几乎所有的新中产阶层，“白领职业者悄无声息地步入了现代社会。不管他们的历史是怎样发展过来的，这历史中总没有任何惊世骇俗的事情；不管他们的共同利益是什么，这利益总不能使他们形成团结一致的力量；不管他们有怎样的未来，这未来总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作为个体，他们的生活方式很难说有什么独立性。”然而，“由于其生活方式的大众化……在最为公开的形式中，他们传递和体验着许多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心理问题。”在这个社会中，白领职业者是政治上的哑巴，分散在权力的边缘上，没有谁会把热情投向他们，他们自己也对紧迫的政治争端没有任何潜在的权力和热情。他们的意志是麻木的，精神是贫乏的。(16)
那么，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传播学分析，是否与米尔斯的观点契合呢？我以为，米尔斯的“后卫论”，其论证基础是中产阶层是更社会化、功能化的阶层；这一点，通过上文我们对中产阶层媒介利用的分析，直接证明了米尔斯的观点。但是，对于中国中产阶层也是“意志是麻木的，精神是贫乏的”的推论，我们却不能苟同，因为在本文中，我们同样证明了中国中产阶层在媒介的接触、利用、认知和批判上是与众不同的，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精神、积极作用，他们作为社会阶层的先进的一面，均可从他们对媒介态度的各个侧面得到证实。
与米尔斯的“政治后卫论”不同的是“专家治国论”，后者认为中产阶层会在政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会在政治上有一种更积极的表现。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断言，美国已经到达后工业社会的阶段，这是一个注重知识与技术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知识阶级的迅速扩展将使自己成为社会上最大的一个集团。这一集团的中坚力量是教师、工程师、科学家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而所有这一切，都与高等教育的民主化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人们沿着工业化的轨迹前进的时候——即人力日益为机器所取代之时，人们必然会看到产业工人自身的消蚀……与此同时，在阶级连续统一体的另一端，知识工人却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流。”(17)阿尔文·古尔德纳也认为，由于“掌握了多种文化、语言和技术”，这一由“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匠”组成的新阶级，“拥有独特的力量和特权”，他们是“一群将历史和集体所创造的文化变成资本，据为己有，并从中渔利的文化资本家。”(18)在他看来，这一新阶级既非如加尔布雷斯和贝尔的“宅心仁厚的技术官僚”，也非如巴枯宁的“统治阶级”或帕森斯的“旧阶级的盟友”，更不是乔姆斯基的“权力的奴隶”，它是“一个有瑕疵的普救阶级”，是精英主义者，他们追求私利，并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获取自身利益与权力。这一阶级在道德上尚难以确定，但在未来某个时候可能会成大气候。(19)
自然，如果仅从本文的有限的视角看，有关中产阶层传播学特征的研究还远远不能推及“专家治国”之类的宏大议题，媒介素养的差异也无法直接导向“拥有独特的力量和特权”的美妙判断。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证明了中国中产阶层在媒介的接触、利用、认知和批判上是与众不同的，更进一步说，是先进的、面向未来的，那么谁又能否认他们会成为“在未来某个时候可能会成大气候”的一群？！
注释：
①米尔斯著，杨小东等译：《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导言，1页。
②朱邦兴、胡林阁、徐声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701页。
③连连：《20世纪前期上海中产阶层的发展模式与群体特征探讨》，《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
④关于“去阶层化”详见Parish,William L,"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in Waston,J.(ed.),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孙立平：《改革前后中国大陆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间互动关系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春季号。
⑤孙立平：《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分化——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研究之一》，《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2年创刊号。
⑥如戴炳源、万安培：《中国中产阶层的现状特点及发展态势简析》，《财政研究》1998年第9期；郑国霞：《关于我国中产阶层的思考》，《统计与决策》1998年第9期；张建明等：《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的现状及未来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李正东：《试论中国中产阶层》，《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李强：《市场转型与中产阶层的代际更替》，边燕杰等主编：《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李强：《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肖文涛：《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张宛丽：《中国中间阶层研究报告》，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张宛丽：《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近期研究综述》，《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李培林等著：《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等。
⑦张宛丽：《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近期研究综述》，转自《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
⑧李培林：《社会学视野中的中等收入阶层》，《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第4期。
⑨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6-10页。
⑩李强：《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第2期。
(11)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2)该定义由段京肃和本文作者合作拟定，参见段京肃、杜骏飞等：《媒介素养导论》第一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3)陈红艳：《当代社会阶层分化对大众传播的影响》，《社会》2003年第1期。
(14)限于篇幅，本文略去了一部分数据表格。下同。
(15)转引自梁俊兰：《越境数据流与信息政策和信息法律》，载《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16)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杨小东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15页。
(17)Daniel Bell,The Coming of Post - Industrial Society,New York,1973,P.125,P.148,P.343.
(18)阿尔文·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杜维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14页。
(19)阿尔文·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杜维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