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现代社会学的逻辑起点_社会学论文

市民社会:现代社会学的逻辑起点_社会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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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到底有没有自己的逻辑起点?其逻辑起点是什么?“现代性”能否作为社会学的逻辑起点?等等,澄清这些问题对于完善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完整地理解社会学的整个逻辑结构、积极实现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等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现代社会学逻辑起点的科学界定

从哲学上来审视,“作为一个逻辑起点,应该满足这样三个条件:(1)它必须是整个研究对象中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的东西,是‘最简单的抽象’;(2)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是以后整个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胚芽,或者说,在这个最抽象的概念中,潜在着尚未展开的全部丰富性;(3)逻辑起点也应该是历史的起点。”[1](P4)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的形成和发展到底有没有符合上述条件的逻辑起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进行深入的探讨。众所周知,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是一门学科形成的标志,社会学是一门理论性、应用性和实证性都极强的学科,是一门“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即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研究别的社会科学都涉及但不做专门研究的东西”,[2](P3)这就是“社会运行”。尽管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目前学术界观点众多,有“社会说”、“社会问题说”、“整体社会说”、“社会关系说”、“社会过程说”以及“社会组织说”等等,但就其共性来说,都是研究“社会”的学说,都构成了“社会运行”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社会学者都是从各自的研究对象出发,建构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以社会化、社会变迁、社会群体、社会控制、社会文化、社会组织等内容的“问题域”或“范畴体系”,从而使社会学能够跻身于社会科学的行列,获得自身生长的土壤。

作为一门有着独特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它的形成和发展势必存在一种“原初形态”,即社会学之所以建构、形成和发展的基点。从社会学的形成历程来看,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确实有着“某种基点”、“逻辑起点”或“理论假设”:奥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基点就是假设人类社会具有自然界一样的运动规律,完全可以用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社会发展进行研究和阐释,因而其实证主义社会学也称为“社会物理学”;斯宾塞(H.Spencer)的“社会有机论”和“社会进化论”,其研究的基点就是假设人类社会与生命有机体具有相似的结构和功能,对应于生命有机体消费系统、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人类社会也有其相应的“保证向社会供给必需产品”的“支持系统”、“保证社会有机体各部分联系”的“分配系统”以及“保证社会各个组织部分服从于整体”的“调节系统”;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解社会学”,其研究的基点就是假设社会行动的合理性能为我们所理解,从而可以根据我们对行动的意义和合理性理解来说明社会行动;同样,像后来的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论以及社会冲突论等也都具有各自的研究假设或逻辑起点。

尽管各派社会学家的理论观点各不相同,其研究的理论假设与逻辑起点也形态各异,但社会学作为一门有着自身独特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其理论形成的逻辑起点不可能是多个同时并存,而应该有着相同的逻辑起点。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确定。

首先,社会学的逻辑起点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紧密相关。

研究对象构成了一门学科的本体论基础,规定了其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根本属性。社会学研究别的学科都涉及但不做专门研究的东西,即“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这既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社会学的研究目的和实质之所在。这一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有其深刻的“历史时代根据”、也有其深刻的“现实社会根据”,还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1](P4-8),但研究对象所表明的只是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体系,是一种社会学的“外在表象”。从历史哲学的视角来审视,“外在表象”总是“内在本质”的体现,总是正确地或弯曲地反映着社会的内在规定性,事实上,作为社会学逻辑进程的出发点,它构成了整个理论大厦的奠基石,是社会学理论“内在规定性”或“本质体现”形成的“导火线”。因此,要探讨和研究社会学的逻辑起点,必须紧紧联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目的,从它们中去探寻便于揭示社会学逻辑起点的有益线索。

其次,社会学的逻辑起点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紧密相关。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属于社会学研究中“元哲学”层次的问题,是社会学研究对象不断展开、社会学理论体系形成的理论主线。郑杭生教授从社会学的定义、社会学理论学派的区分以及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等角度进行审视,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并且“这个问题贯穿于社会学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是每个社会学家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解决的问题”[1](P12)。事实上,对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判断,构成了社会学理论大厦的基本假设,“这个基本假设是该理论系统的逻辑出发点和归宿点,对整个理论体系有着根本的、决定性的影响。对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理论体系的基本格局和走向,决定着社会学内部个流派的分野”[3](P41)由此可知,社会学的逻辑起点就是对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假设,因而要探寻社会学的逻辑起点必须紧紧抓住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最后,社会学的逻辑起点与社会学的“范畴问题”紧密相关。

社会学的“范畴问题”是指“社会学历史地形成的概念内容”[1](P13),也就是社会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种研究范式、理想模式以及运作机制等问题的总称。社会学在其形成的初期曾借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并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更不用说各个社会学学者之间交流所形成的共同范畴体系;随着社会学理论的完善和发展,社会学的“范畴问题”逐渐形成,社会冲突论、社会互动论、符号互动论、社会化理论、社会变迁理论等理论范畴和话语体系逐渐统一,从而使社会学理论在各派社会学学者的交流中实现着自身的发展。既然社会学“范畴问题”是在社会学理论冲突与交融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就必定存在一个促成社会学统一理论话语的理论内驱力或者说原动力,这一原动力或理论内驱力实际上就是社会学的逻辑起点,这是因为假如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或起点不一致的话,社会学理论的“范畴问题”就不可能实现统一、达成一致,从而实现发展。由此可见,研究和探讨社会学“范畴问题”由孤立到统一的发展过程有利于揭示出社会学形成的逻辑起点。

二、“现代性”不能作为现代社会学的逻辑起点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研究指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学的核心主题和逻辑起点。国外社会学者斯马特(B.Smart)指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界定、学科主题的建构和适当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为了系统说明现代社会的现象,说明社会技术——这种技术既是为社会生活现行形式的规则或统治而提供的,又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控制。正是基于这些术语和假定,社会学才在现代事物的秩序中以及在‘现代性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4](P20)这把社会学的整个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都说成是为了迎合现代性发展的基本要求。

目前我国学术界也有学者指出,“‘现代性’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5](P73)其理由如下:其一,从发展的过程来说,“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了满足现实的认知需要,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作为一独立形式的社会学的出现与现代性的产生是一致的,它既是对现代性发展及其后果的理解和阐释,又是现代性发展的后果和原因”;其二,从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来说,“社会学作为研究现代社会及其变迁的一门学科,是对现代社会特征的一种反思性分析,其关注的核心就是‘现代性’的形成和命运”;其三;就现代性本身的特征来看,即“现代性就其内在的特征而言,本身就具有社会学的性质”。

“现代性”到底能否作为现代社会学的逻辑起点关键要看它是否满足了作为现代社会学逻辑起点的几个条件。然而,无论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还是从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视角来审视,“现代性”都不符合作为社会学逻辑起点的基本条件。

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来分析,尽管“现代性”的出现与社会学的形成体现为同一过程,但并不能因此而认定“现代性”就是现代社会学形成的逻辑起点。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分析,“现代性”的出现与社会学的形成确实体现为同一过程: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打碎“传统性”、形成“现代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问题域”和物质条件,从而促进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另一方面,以科学技术为圭臬的“现代性”与形成的社会学理论呈现出某种形式的互动,“现代性”要避免“有组织的风险”就必须要有社会学理论的正确引导,社会学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也离不开“现代性”为其提供“理论素材”,可以看出,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现代性”与社会学理论在各自形成的过程中实现某种形式的动态互动。尽管“现代性”的出现与社会学的形成体现为同一过程,但并不能因此而认定“现代性”就是现代社会学形成的逻辑起点,这是因为真正导致社会学出现的并不是“现代性”,而是由劳动的“异化”所导致的“社会异质性”,这一“社会异质性”向社会提出了整合的要求,从而围绕着“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形成了社会学的整个理论体系,至于“现代性”则只不过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充其量也只能说是社会学形成的外部环境。

其次,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考察,“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并没有实现与现代社会学研究目的的一致性。

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学的最大理想就是为了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也是现代社会学研究的根本目的。作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和形态,“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面即“社会的善”,也有形成“社会异质性”、引发社会问题、导致社会动荡、生态危机和道德价值危机等阻碍社会发展的情况即“社会的恶”,马克思将其称之为“历史进步的代价”,这一“历史进步代价”不仅表现在各种历史主体价值发展的不平衡上,而且表现为价值体系内在结构的畸形演变以及人的价值片面发展上,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6](P4)可以看出,现代性的两面性使其不可能迎合现代社会学的研究目的,不能作为现代社会学的逻辑起点,充其量只能作为现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即克服现代性所内蕴的“社会的恶”并发扬其“社会的善”。

最后,从事实判断的视角来审视,“现代性”没有在研究对象、基本问题以及“范畴问题”等层次上实现对现代社会学的“理论推衍”。

从事实判断的视角来审视,“现代性”没有在研究对象、基本问题以及“范畴问题”等层次上实现对现代社会学的“理论推衍”:其一,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代性”并没有“衍生”出现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现代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确定与由劳动“异化”所导致的“社会异质性”有关;其二,“现代性”也并没有“衍生”出现代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既不是“现代性”所引发的分析框架,也不是“现代性”能够解决的理论问题,因而不能作为现代社会学的逻辑起点;其三,“现代性”也并没有实现现代社会学“范畴问题”的统一,并没有导致现代社会学形成统一的话语体系,相反,“现代性”所引发的“多样性”、“多元化”使现代社会学形成了不同的专业话语,社会学的发展必须整合这些不同的专业话语,进行术语的沟通和对话。

三、“市民社会”作为现代社会学逻辑起点的理论依据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所日益独立出来的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紧密相联并协同作用的私人活动领域与非官方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功能系统。”[7](P50)这一市民社会的出现,使社会学终于“脱胎”于社会哲学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社会科学中出现,随着市民社会的逐渐扩张和不断完善,社会学也在不断的对话与交融中完善其理论体系、实现其专业术语的话语化以及全球化。社会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市民社会始终是现代社会学形成的逻辑起点。

首先,逐渐摆脱“政治国家”束缚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开始诞生的标志,也是以“社会”作为问题对象的现代社会学开始形成和发展的逻辑起点。

不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分歧有多大,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社会学是以“社会”为问题对象的,即总是围绕着社会的运行、社会的整合、社会的团结、社会的变迁、社会的文化等“问题域”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自己的社会学理论的。可以看出,只要“社会”尚未“独立”,只要“社会”尚束缚于“政治国家”而丧失其自主性,那么,社会学的形成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才隐约地出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市民社会”,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将“市民社会”说成是“近代社会”或“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而此前,“市民社会”长期淹没于“政治国家”之中,黑格尔之前的思想家如洛克、卢梭等,一般都将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混为一谈,认为政治自由是市民社会的主旨,因而他们的市民社会理论更多的是确立了市民社会的政治传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革命的推动,市民社会中的重心转向了经济活动,由此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与政治国家相背离的“市民社会”;这一“市民社会”的出现,使“政治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转变,“市民社会”的基础性地位使传统意义上“社会”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成为与政治国家相对应、具有自主地位的重要功能系统,这一真正意义上“社会”的形成为现代社会学的产生提供了问题对象,现代社会学开始形成和发展的逻辑起点。

其次,“市民社会”作为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功能系统,确立了现代社会学研究的“个人-社会”的问题域和分析框架,明确了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市民社会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相对于政治国家而言的一切私人活动领域和非官方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功能系统。作为高度自治的自组织社会,市民社会体现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以及个人自由的自治需求,内在地包括崇尚合理个人主义的私人活动领域以及排斥国家权力的非官方公共领域。

在私人活动领域,具体的特殊的个人成为市民社会的权利主体和道德意识主体,个人成为社会生活的最终目的,社会只是满足个人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手段,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构成了国家权力的最后边界,当然盛行于市民社会的这种个人主义同长期以来汉语中强调“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不同,市民社会所崇尚的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整体主义相对而言的、倡导个人自由行为的合理的个人主义;在非官方公共领域,公众内部自由的、理性的、批判的讨论指向一切涉及普遍的问题,公众以自由人的身份处理普遍利益问题,完全不受任何商业利益或强制性权力的束缚,市民社会成员在公共领域中保持了一种平等的社会交流,与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公共领域相比,非官方公共领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整合和群体的认同,实现了私人活动领域与官方公共领域的沟通,促进了对国家政治活动的民主监督和控制。

毋庸置疑,市民社会所内蕴的私人活动领域与非官方公共领域,实际上为现代社会学的形成提供了一个“个人-社会”或“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确定了现代社会学的根本属性,即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都是以这个问题为准绳的,现代社会学的主要内容,不论是社会化、社会互动、社会角色、社会群体,不论是社会组织、社会分层、社会设置、社区,也不论是社会问题、社会控制、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变迁等,无一不是直接、间接地包含或体现着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个人与社会,具体说来,就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个性发展与社会需求,必须保持适度平衡。”[1](P13)可以看出,“市民社会”作为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功能系统,明确了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最后,“市民社会”确立了现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极大地实现了现代社会学话语的统一,成为现代社会学形成和发展的逻辑出发点。

“市民社会”确立了“个人-社会”的分析框架,为实现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市民社会”由于很好地处理好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成功地克服了由于科学技术、社会分工、劳动异化所带来的职业异质性和社会异质性,有效地规避由“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的恶”,促进了社会的理性整合和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为现代社会学确立了明确的研究对象。随着市民社会的不断完善和继续发展,各位社会学者在以“社会”为主题的背景下或“围绕社会这一问题域”进行了交流与沟通,实现了专业话的统一,像个人社会化、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社会变迁、社会现代化、社会组织等等,而专业话语的统一则为现代社会学的理论化、系统化、规范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由此可见,“市民社会”促成了现代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明晰化以及社会学理论的话语化,构成了现代社会学形成和发展的逻辑出发点。

综上所述,“市民社会”作为现代社会学形成和发展的逻辑起点,这对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成为检视中国社会现代化成败得失的重要理论视角,有助于对我国的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以及现代化建设进行目标定位,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真正建立和逐步完善,实现社会的稳定、团结、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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