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本于经”说的文体学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1—0119—06
文学批评史研究不应把古人的“常识”拒之门外。事实上，“常识”虽然不像专家专著那样以理论本身的创新性、深刻性取胜，但常识在影响上所具有的普泛性与持久性却往往是其他理论所不及的，这正是常识的研究价值所在。“文本于经”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学批评的基本观念之一，① 这个命题在古代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遂成为老生常谈的套语。叶燮就曾感慨道：“为文必本于六经，人人能言之矣。人能言之，而实未能知之”（《与友人论文书》，《己畦集》卷十三）。而近代以来，经学在激烈的文化批判中越来越边缘化，“文本于经”又成了不值一提的陋儒之见。总之，自古至今，“文本于经”说虽然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命题，但尚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
“文本于经”说的含义相当复杂，但主要有二：一是文应本于经，这是出于对文以载道的期待，限于篇幅，本文不拟涉及；一是经为文之本，即文体原于五经。从文体学的角度看，“文本于经”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学与文化内涵的命题，它既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描述，也是对文体谱系的理论建构，有时还表现出一种理论的策略。
一、从经学到文体学
将文章之源追溯到五经首先应该与古代学术源流说相关。汉代文学批评兴起依经立论之风气，《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已把汉赋与《诗经》联系起来。班固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文选·两都赋序》），确立了汉赋与《诗经》的渊源关系。其后王逸《楚辞章句序》“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把《楚辞》的源头归之五经。文章源于五经，意即以五经为源头，以后世之文为流别支派，这一说法亦来源于学术分类。《汉书·艺文志》以源流譬喻学术，“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章学诚《校讐通义·原道》），又以五经统百家之说，“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旨，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在汉人的观念中，能归入“文章”或“文辞”的，不仅诗赋二端，还包括奏疏章表等大量实用文体。《汉书·艺文志》没有把这些文体独立出来，而是附于六艺、诸子中。如《六艺略》中《尚书》类著录《议奏》四十二篇，《礼》类著录《议奏》三十八篇，《春秋》类著录《议奏》三十九篇、《奏事》二十篇，《论语》类列《议奏》十八篇。另外，史部著作也没有独立，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类。对此，刘师培《论文杂记》分析说：“观班《志》之叙艺文也，仅序诗赋为五种，而未及杂文；诚以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经、诸子之中，非六经、诸子而外，别有古文一体也”，“今人之所谓文者，皆探源于六经、诸子者也。”[1](P230) 这个结论是有见地的。《汉书·艺文志》的这种归类，一定程度启发了后世文体源于经书说。
将文章之源追溯到五经同时也与文章特质进一步受到重视，文学逐渐走向相对独立、自觉的时代发展有关。为何五经能应用到文章学之上，五经与文体究竟有何联系？五经之所以成为文章的渊源，一方面是五经本身具有文章的特质，这是潜在的前提，另一方面，汉末魏晋以降逐渐重视文章特质的时代风气也为当时人提供了在五经之中发现文章之美的意识和眼光。如果说汉初把《诗》推崇为经，这时的文学批评则反之视经为文。傅玄说：“《诗》之《雅》、《颂》，《书》之《典》、《谟》，……浩浩乎其文章之渊府也。”（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七十九）陆机《文赋》提出文章写作要“漱六艺之芳润”。任昉也说：“六经素有歌、诗、书、诔、箴、铭之类。”（《文章缘起》卷首）这些看法还只是总的判断，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则将《诗经》句法与后世诗歌句法一一对接。到了六朝的刘勰与颜延之更具体地提出各体文章源出五经。至此，顺流而下的古代学术的源流，与文学逐渐自觉之后逆流而上的文体溯源交汇在一起，五经为文体之源的说法遂成为普遍的观念。
五经既是经，又是圣人之文。宋孙复《答张洞书》云：“是故《诗》、《书》、《礼》、《乐》、《大易》、《春秋》，皆文也。总而谓之经者，以其终于孔子之手，尊而异之尔，斯圣人之文也。”（《孙明复小集》）因此，古人认为六经乃是文章之极致。宋陈耆卿《上楼内翰书》云：“论文之至，六经为至。”（《篔窗集》卷五）宋濂云：“文至于六经，至矣尽矣！其始无愧于文矣乎？”（《徐教授文集序》，《文宪集》卷七）。明焦竑《刻两苏经解序》：“文之致极于经。”（《澹园续集》卷一）五经既然是文之极致，那么，五经的体类自然也就成为文章文体分类的渊源。近人王棻云：“文章之道，莫备于六经。六经者，文章之源也。文章之体三：散文也，骈文也，有韵文也。散文本于《书》、《春秋》，骈文本于《周礼》、《国语》，有韵文本于《诗》，而《易》兼之。文章之用三：明道也，经世也，纪事也。明道之文本于《易》，经世之文本于三《礼》，纪事之文本于《春秋》，而《诗》、《书》兼之。故《易》、《书》、《诗》者，又六经之源也。”（《柔桔文抄》卷三）叶燮《与友人论文书》说：“六经者，理、事、情之权舆也。合而言之，则凡经之一句一义，皆各备此三者，而互相发明；分而言之，则《易》似专言乎理，《书》、《春秋》、《礼》似专言乎事，《诗》似专言乎情。此经之原本也。而推其流之所至，因《易》之流而为言，则议论、辨说等作是也；因《书》、《春秋》、《礼》之流而为言，则史传、纪述、典制等作是也；因《诗》之流而为言，则辞赋、诗歌等作是也。数者条理各不同，分见于经，虽各有专属，其适乎道则一也。而理与道为体，事与情总贯乎其中，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己畦集》卷十三）总之，在古人看来，文章的类别与文体，都可以追溯到五经。
二、从经各有体到文体分类
把各类文体分别归于某经，其理论前提是经各有体。
考察六经差异主要有两种角度：一是各经的整体风格不同。如《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汉书·艺文志》、《法言·寡见》等亦有类似的说法。既然六经风格体制不同，那么文本于经，便可以从中吸收不同类别的营养。《文心雕龙·宗经》所论甚多，此不赘论。韩愈《进学解》谈到吸收各种不同的学术养分时说：“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柳宗元谈自己的写作经验时就更具体地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源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河东集》卷三十四）柳宗元所本，以经为主，从不同经典获得不同的文风。
二是五经在内容与文体上互有差异。古人对此所论甚多，如《庄子·天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五经是否各自有体？表面上看，似乎有不少人否定这种观念。宋陈骙在《文则·上》中认为：“六经之道既曰同归，六经之文容无异体。故《易》文似《诗》，《诗》文似《书》，《书》文似《礼》。”明苏伯衡《空同子瞽说》：“《易》有似《诗》者，《诗》有似《书》者，《书》有似《礼》者，何体之有？”（《苏平仲文集》卷十六）我们要注意到，这些说法正是针对当时的常识而言的，所言乃是普遍中的个别情况。他们的说法，潜藏的更深层的观念背景正是经各有体。五经本身确已有一定的文体意识。就一书之中而言，《诗经》就有风、雅、颂之别，《尚书》中的诰、誓、命、训也各有差别。就整书而言，五经各有不同特色。诸经各有分工，各擅其事，共同组成一个彼此各有特色，整体又比较完备的体系，包括了古代各方面的知识，所以古人认为许多学术类别都源于五经。章学诚《立言有本》：“史学本于《春秋》，专家著述本于《官礼》，辞章泛应本于《风诗》，天下之文，尽于是矣。”（《章氏遗书》卷七）。
经体之别，对于文体分类学有深远的影响。这里举两个比较少为人所注意的例子。元郝经《郝氏续后汉书》卷六十六上上“文章总叙”将历代文章归入《易》、《书》、《诗》、《春秋》四部，其中《易》部有序、论、说、评、辨、解、问、难、语、言诸体；《书》部有国书、诏、册、制、制策、赦、令、教、下记、檄、疏、表、封事、奏、议、笺、启、状、奏记、弹章、露布、连珠诸体；《诗》部有骚、赋、古诗、乐府、歌、行、吟、谣、篇、引、辞、曲、琴操、长句、杂言诸体；《春秋》部有国史、碑、墓碑、诔、铭、符命、颂、箴、赞、记、杂文诸体。郝经把各体文章分别归入四部经书中，每部之下的总序，分论各体的小序，集中体现了郝经的文体学思想。如《易》部总序：“昊天有四时，圣人有四经，为天地人物无穷之用，后世辞章皆其波流余裔也。夫繇、彖、象、言、辞、说、序、杂，皆《易经》之固有，序、论、说、评、辨、解、问、对、难、语、言，以意言明义理，申之以辞章者，皆其余也。”《书》部总序：“《书》者，言之经。后世王言之制，臣子之辞，皆本于《书》。凡制、诏、赦、令、册、檄、教、记、诰、誓，命戒之余也，书、疏、笺、表、奏、议、启、状、谟、训，规谏之余也。国书、策问、弹章、露布，后世增益之耳，皆代典国程，是服是行，是信是使，非空言比，尤官样体制之文也。”《诗》部总序：“《诗经》三百篇，《雅》亡于幽、厉，《风》亡于桓、庄。历战国先秦，只有诗之名而非先王之诗矣。本然之声音，郁湮喷薄，变而为杂体，为骚赋，为古诗，为乐府、歌、行、吟、谣、篇、引、辞、曲、琴操、长句杂言，其体制不可胜穷矣。”《春秋》部总序：“《春秋》、《诗》、《书》，皆王者之迹，唐虞三代之史也。孔子修经，乃别辞命为《书》，乐歌为《诗》，政事为《春秋》，以为大典大法，然后为经而非史矣。凡后世述事功，纪政绩，载竹帛，刊金石，皆《春秋》之余，无笔削之法，只为篇题记注之文，则自为史而非经矣。”这些总序，解释文体归类的原因或依据，反映了以经为本，追溯文体源流的文学思想。
明代黄佐的《六艺流别》一书是体现“文本于经”文体学理念的集大成者，此书首次用文章总集的形式把古代各体文章分别系之《诗》、《书》、《礼》、《乐》、《春秋》、《易》之下，形成六大文体系列，重新建构了一个庞大的中国古代文体谱系。黄佐在《六艺流别序》曾引用上述董仲舒的话，很明显，黄佐的文体分类，是建立在经体分类理论之上的。他在《序》中认为六经的功能分别是：《诗》“道性情”，“《诗》艺”主要包括诗赋文体；《书》“道政事”，“《书》艺”主要包括公文文体；《礼》主“敬”，“《礼》艺”主要包括礼仪文体；《乐》主“和”，“《乐》艺”主要包括音乐性文体；《春秋》主“名分”，“《春秋》艺”主要包括叙事与论说文体；《易》主“阴阳”，“《易》艺”主要包括术数类文体（《明文海》卷二百十九）。该书建构了一个以经为本的文体谱系：
《诗》艺：谣、歌。谣之流其别有四：讴、诵、谚、语。歌之流其别有四：咏、吟、叹、怨。诗之流不杂于文者其别有五：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附：离合、建除、六府、五杂组、数名、郡县名、八音）。诗之杂于文者其别有五：骚、赋（附：律赋）、词、颂、赞（附：诗赞）。诗之声偶流为近体者其别有三：律诗、排律、绝句。
《书》艺：典、谟。典之流其别有二：命、诰。谟之流其别有二：训、誓。命训之出于典者其流又别而为六：制、诏、问、答、令、律。命之流又别而为四：册、敕、诫、教。诰之流又别而为六：谕、赐书（附：符）、书、告、判、遗命。训誓之出于谟者其流又别而为十一：议、疏、状、表（附：章）、牋、启、上书、封事、弹劾、启事、奏记（附：白事）。训之流又别而为十：对、策、谏、规、讽、喻、发、势、设论、连珠。誓之流又别而为八：盟、檄、移、露布、让、责、券、约。
《礼》艺：仪、义。礼之仪义其流别而为十六：辞、文、箴、铭、祝、诅、祷、祭、哀、吊、诔、挽、碣、碑、志、墓表。
《乐》艺：乐均、乐义。乐之均义其流别而为十二：唱、调、曲、引、行、篇、乐章、琴歌、瑟歌、畅、操、舞篇。
《春秋》艺：纪、志、年表、世家、列传、行状、谱牒、符命、叙事、论赞。叙事之流其别有六：叙、记、述、录、题辞、杂志。论赞之流其别有六：论、说、辩、解、对问、考评。
《易》艺：兆、繇、例、数、占、象、图、原、传、言、注。
黄佐《六艺流别》涉及文体有150多种，这在历代文体学著作中相当罕见。《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该书“分类编叙，去取甚严”，但批评说：“文本于经之论千古不易，特为明理致用而言。至刘勰作《文心雕龙》，始以各体分配诸经，指为源流所自，其说已涉于臆创。佐更推而衍之，剖析名目殊无所据，固难免于附会牵合也。”（卷一九二《六艺流别》提要）假如从文体发生学来看，黄佐把中国古代文体基本形态的渊源——归之于六经，显然有附会牵合之病。但从文体分类学的角度来看，《六艺流别》仍有某种创新的思想。假如我们抛开其文本于经的外在形式，黄佐实际上是力图把古代文体分为诗赋类、公文类、礼仪类、音乐类、叙事议论类与术数类六大类别。文体发展到明代，数量极多，黄佐意在对这些复杂纷纭的文体，总其类别，以简驭繁，起纲举目张之用。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一谓黄佐之治学“以博约为宗旨”，《六艺流别》也反映出这种学术精神。他的所谓“六艺流别”，本质上是从文体功能出发，创造出一套新的文体分类法，这是有其合理性与创新性的。明代以文体学为核心的文章总集不少，如《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文章辩体汇选》等，但如果就其理论的独创性与系统性而言，则无出黄佐此书之右者。
三、宗经与尊体
古人提出“文本于经”除了为文体溯源之外，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夹杂着宗经或者尊体的理论目的。
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所谓“文本于经”的形态主要有：一、直接从五经的篇目中获得文体名称。如《尚书》的训、诰、誓、命等自然成为后世同名文体之渊源。又如陈骙《文则·上》说：“大抵文士题命篇章，悉有所本。自孔子为《书》作序，文遂有‘序’。自孔子为《易》说卦，文遂有‘说’。自有《曾子问》、《哀公问》之类，文遂有‘问’。自有《考工记》、《学记》之类，文遂有‘记’。自有《经解》、《王言解》之类，文遂有‘解’。自有《辩政》、《辩物》之类，文遂有‘辩’。自有《乐论》、《礼论》之类，文遂有‘论’。自有《大传》、《小传》之类，文遂有‘传’。”
二、从五经的语言形式追寻文体渊源。如挚虞在《文章流别论》说：
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古诗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浥彼注兹”之属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稀为之。②
他在《诗经》里寻找各种句法，以证明后世诗歌都来源于对《诗经》的模仿或继承。
三、以经为源，以文体为流，把文体类别系于各经之下。《文心雕龙·宗经》篇说：“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统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刘勰把二十种文体分别归入五经之下。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
从文体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把历代文体的渊源一一归于五经，这不免有些牵强。纪昀在评《文心雕龙·宗经》时写道：“此亦强为分析，似钟嵘之论诗，动曰源出某某。”[2] 《四库全书总目》也批评“刘勰作《文心雕龙》，始以各体分配诸经，指为源流所自，其说已涉于臆创。”（卷一九二《六艺流别》提要）但若更深一层考察，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刘勰之语出自《宗经》，意在强调经典的巨大影响。此语中“首”、“源”、“本”、“端”、“根”诸语都是既有源头之义，又兼根本之义。文体溯源只是手段，目的在于“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文心雕龙·通变》）。刘勰是本着尊经的立场，认为五经内涵丰厚，后代许多文章的文体特征或要素已蕴藏其中，其意重在强调经典的伟大，而非要把后世各种文体与五经一一对应，其宗经之意远在文体溯源之上。研究刘勰文本于经的观念，还须把它与《辨骚》至《书记》等文体专论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刘勰自己并没有完全指明所有文体与经书在体制上的继承关系，比如在《杂文》中说宋玉“始造对问”，枚乘“首制七发”，扬雄“肇为连珠”，这表现了刘勰在这个问题上的灵活性。我们再看看颜之推的“夫文章者，原出五经”之说。其基本精神与刘勰是一致的，但两人所言的文体归类却略有不同。比如颜之推以为“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而刘勰则以“奏”系之《书》，以“箴”、“铭”系之《礼》。这种差异再一次说明所谓“文本于经”主要表现出一种尊经的精神，而其文体溯源也只是就大致而言的，并非绝对准确的定案。
在许多批评家那里，文本于经的说法并非仅仅是纯文体发生学的考究，在五经崇高地位的光环之下，尊经在很多时候也成为了一种理论策略：名为尊经，实则尊体，五经成为一些文体的虎皮大旗。这在后代一些出身非古或品位未尊的文体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汉王逸《楚辞章句序》：“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宋王铚《四六话序》：“世所谓笺题表启，号为四六者，皆诗赋之苗裔也。”孔尚任《桃花扇小引》：“传奇虽小道，……其旨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犹《左》、《国》、《太史公》也。”近代姚华《曲海一勺·骈史上第四》：“曲之于文，盖诗之遗裔……传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诗》胡以亡？匪师失其声，史失其官尔。《三百篇》以降，递变而为南北诸曲，《诗》未尝绝也。”《曲海一勺·明诗第三》：“以曲承诗，独得正统。”（《弗堂类稿》）王钟麒《中国历代小说史论》：“盖小说者，所以济《诗》与《春秋》之穷者也。”[3] 以上论者都想方设法让辞赋、骈文、词、戏曲、小说等体裁与五经攀上关系：或其体源于经，或可补经之缺，或与经之义相同。这些被今人视为最富于文学性的文章体裁，在古代正统的文体谱系中，却处于非中心的地位。若能推源于经，则文体出身自然高贵。此方面尤以尊词体之论最有代表性。清代王昶所说：“夫词之所以贵，盖《诗三百篇》之遗也”（《姚茝汀词雅序》，《春融堂集》卷四十一）。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词导源于古诗，故亦兼具六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自序”论词体：“要皆发源于《风》《雅》，推本于《骚》《辩》，故其情长，其违永，其为言也哀宜思，其感人也深以婉。”康有为说：“为文辞者，尊诗而卑词，是谬论也。四五七言，长短句，其体同肇始于《三百篇》。”（《味梨集序》，《半塘填词丙稿》）刘师培也用这种方法论证词曲之源：
吾观《诗》篇三百，按其音律，多与后世长短句相符：如《召南·殷其雷篇》云：“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此三五言调也。《小雅·鱼丽篇》：“鱼丽于罶，鲿鲨。”此二四言调也。《齐风·还篇》云：“遭我乎峱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此六七言调也。……《召南·行露篇》曰：“厌浥行露。”其第二章曰：“谁谓雀无角。”此换头调也。大抵烦促相宣，短长互用，于后世倚声之法，已启其先。足证词曲之源，实为古诗之派别。[1](P247)
这种似乎实证性的考据，其实带有很强的主观随意性。鉴于古人以尊经为尊体的策略，对于古人之言，得意忘言可也。如果拘泥于文体史实，执着而简单地去肯定或否定某些文本于经的论述，就不免沦为皮相之论了。
注释：
① 《四库全书总目》谓：“文本于经之论千古不易”（黄佐《六艺流别》提要）。古人或谓“原于经”，或谓“源于经”，或谓“本于经”，字面略有差异，意义基本相同。据古文经学的观念，经本是六经，《乐经》毁于秦火。今文经学则认为乐本无文字，只是与《诗》、礼相配合的乐曲。汉武帝只立五经博士，故又称五经，后世纳入附经之传，遂有七经、九经、十三经之说。文论上又有文本五经、文本六经之说，内涵大致相同，本文为了行文方便，采用较为常见的五经之说。
② 引文见《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文章句法推本六经，兹其权舆也”（《文则》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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