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进展之管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见论文,东南亚论文,研究进展论文,企业集团论文,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东亚、东南亚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些地区的华人企业集团迅速崛起，经济实力不断壮大，极大地推动了各国（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对外经济合作的进程，也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力。正因为华人企业集团的兴起成为海外华人经济发展的明显特征，也是东南亚经济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部份之一，又与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有密切关系，因此，自80年代起，关注这一现象的研究逐渐增多，到了90年代，关于华人企业集团的研究更成为探讨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乃至“东亚模式”的热门话题，也是中国引进外资进行四化建设的热门话题。在这一背景下，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海外学者的研究著作也陆续被介绍到国内，总起来看，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问题有所深入。但是，毕竟国内在华人经济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弱，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目前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浅尝辄止”的状态。为促进这一领域的研究，笔者想对前些年的研究动态作一简单回顾，就中、日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作一比较，并对今后的研究说点个人看法。
国内学术界的研究
一般而论，国内学术界较早注意到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问题，首先把它作为战后海外华人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来研究。70年代末，就有关于林绍良企业发展情况的文章发表（注：冯洋“林绍良三兄弟”，《华侨问题资料》1979年第3期，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印。 ），到了80年代中期，国内已有多篇论文分别探讨诸如印尼林绍良集团、泰国华人金融集团、新加坡的华人银行集团、谢国民的正大集团等等。有的文章已有一定深度，如蔡仁龙先生的“试论林绍良企业集团的形成与发展”一文（注：蔡仁龙“试论林绍良企业集团的形成与发展”，《华侨历史论丛》第四辑，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编，1987年，福州。），资料翔实，分析透彻，可谓当时研究华人企业集团的代表性论文。该文的精彩之处是在战后印尼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分析了三林集团形成和发展的4个重要历史阶段，它的主要经营业绩、经营特点， 指出林绍良集团的形成和发展“首先与印尼政府所执行的政策（包括对华侨华人的经济政策）及当地社会经济建设的发展密不可分”。至于所谓“主公制度”，该文认为，苏哈诺政府执政后，本质上是采取排华、反华及全面同化华侨华人的政策，华侨华人充分认识到，在印尼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为了长期生存和发展，除了加入当地国籍及在企业经济上与当地军政官僚、民族企业家合作联营外，没有更好的出路。但是这种“主公制度”是“主公”（主要是极少数华人企业家）和印尼军政官僚资本家的结合，主要得益者只是极少数的印尼官僚资本家和华人资产阶级，因而必然地产生许多弊病，最为明显的是加速两极分化，使贫富更加悬殊。林绍良及其企业集团由于与苏哈托家族的密切关系，便经常成为国内藉以反对苏哈托政权的替罪羊。因此，该文认为，印尼华人经济（包括林绍良集团）的存在和发展始终伴随着潜在的危机，“林绍良企业集团的未来发展前景不排除遭到重大打击以至被清除的可能性”。10年后，遭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印尼国内动乱双重打击的林绍良三林集团的境况，正好映证了上述“预言”。另外，就华人企业集团的个案研究而言，暨南大学王绵长的《正大卜蜂集团成功之道》、《泰华家族资本的一个典型——陈黉利》等文章，也是国内较早论及单个华人企业集团形成发展问题的有份量的论文（注：王绵长“正大卜蜂集团成功之道”，《东南亚研究》，1990年第3 期：“泰华家庭资本的一个典型——陈黉利”，《东南亚研究》，1991年第2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
如果从区域研究的视角出发，将东南亚各国华人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问题综合起来考察，并进行国别的比较研究，然后总结出华人企业集团形成和发展进程中的共性和个性问题，更全面地说明华人企业集团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则是促进华人经济包括华人企业集团深入研究重要的一环，王勤教授有关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兴起、发展特点、海外投资研究的系列论文（注：王勤“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迅速兴起”，《世界经济》，1995年第4期：“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海外投资”， 《亚太经济》，1994年第5期等。）， 将东南亚地区华人企业集团的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工业化的进程结合起来论述，较早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讨。饶志明的《东南亚华人财团跨国投资战略及行为特征》等论文（注：饶志明“东南亚华人财团跨国投资战略及行为特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等。）， 也是较早探讨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经营特征的文章。而当时对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研究“集大成”者，则是汪慕恒教授主编的《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一书（注：汪慕恒主编《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该书从国际经济和东南亚国内经济发展的背景，分析华人企业集团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专著。该著认为70年代以来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迅速形成与发展并非偶然，从根本上说，首先它是华人所在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产物，与战后东南亚国家普遍实施的以工业化为中心带动产业结构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正是东南亚的工业化政策促进了华人产业的发展，也正是东南亚国家产业结构的迅速变化，促进了华人企业资本规模的急剧扩大和经营领域的日趋多元化，并向集团化发展。其次，各国政府在推行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同时，为利用华人的资金、人力、网络等资源而放宽了对华人经济的限制，即各国华侨、华人经济政策的变化也是促进华人企业集团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华人经济是居住国经济的一部分，从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和政策去揭示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得以在70年代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说清问题。在“各论”的各章中，本著作以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各国的华人企业集团为例，更具体地分析、论证了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因即在于当地实施的工业化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而这些政策和战略又是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紧密相连的。这就有力地反驳了所谓“华人”资本主义是“密友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 ）和“仿资本主义”（Ersatz capitalism）的观点。1980年代以来， 在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论著中，对华人企业为代表的华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动力作用多有肯定，对华人经济是当地民族经济组成部分的性质也多有论述，然而也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而且又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东南亚华人企业家大部分都是所谓“仿资本家”，而不是产业资本家，一些作者甚至声称，华人企业家只能在腐败和贿赂的条件下才能生存发展，华人与当权者成为“密友”才发展了他们的事业。不可否认，华人企业与当地的其他企业一样，其中有官商勾结式的“密友”企业存在（例如上面已提到的“主公”制度），华人企业家中也有非产业资本家，但是仅用极少数华人企业家的事例来解释华人企业集团发展的根本原因、解释华人经济的存在，虽然是违背了基本事实的“误解”。细读《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一书，将有助于正确了解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问题。该著作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著名的华侨华人经济研究家游仲勋曾专文评论此书，认为此著作“充分利用东南亚各国的资料，简洁地描绘出了各国华人企业集团的全貌。日本尚无此类著作出版，因此该书不仅对于日本的研究者，而且对于经济界也是有用的”（注：（日）《东方》杂志，1997年第2期（总第191号），第29—31页，东京。）。
一般认为，战后50年亚洲经济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轨迹：50—60年代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年代，60—70年代是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年代，而90年代是东盟国家和中国经济后来居上、高速增长的年代，因此，东南亚的华人企业集团在东盟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与开放后的中国的经济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自然更加引人注目，甚至“令全世界的产业界‘惊叹’”（注：（日）井上隆一郎编《亚洲的财阀和企业》，第1页，日本经济新闻社，1994年。东京。）。那么，从整个90 年代来看，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到底发展到什么规模，其实力、作用以及与中国的关系如何评价？经历了1997年夏季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最新变化如何，对其发展前景有何影响？这些新问题实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对此，国内学术界有一些讨论，但文章并不多。笔者在近几年曾发表过《试论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发展和前景》、《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合作：华人企业集团的作用》、《亚洲金融危机下的华人企业集团：影响、对策和动向》等系列论文（注：载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1999年第2期：《南洋问题研究》1997年第2 期）。归纳起来，笔者表达了这样的见解：第一，通过对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经济实力进行综合分析、国别分析，认为作为国内民间资本组成部分的华人企业集团在国民经济中并不具有垄断性，没有排他性，也不是本国经济的支配力量，但是在某些行业或经济部门中具有自己某一方面的垄断优势。从东南亚华人资本在各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来看，约占有1／3左右，所谓华人支配东南亚经济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另外，尽管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在90年代发展迅速，但若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亚洲NIES的企业集团相比，其实力又相当弱小。第二，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是东南亚国家对华投资的主角，但华人资本进入开放后的中国与一般外资进入中国是完全同步的，占领市场和谋求利润也是东南亚华人资本来华投资的根本动力，所谓“中国情结”或“感情投资”的说法失之偏颇。第三，正在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实力不断壮大之时，1997年夏季遭遇了席卷东亚的金融危机风暴，在这“跨世纪前人类面临的重大考验”下，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华人企业集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但华人企业集团并非完全是处于被动的“受灾”状态，相当多的企业集团依靠自身多年积累起的实力和跨国经济关系，在风暴中采取对应策略或重新整顿，也有的在逆境中开始反击，获得新的转机。所以，不能仅仅只看到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带来的负面影响。关于危机过后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发展前景，笔者在分析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国际资本对该地区投资的重新活跃化，以及华人经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等有利因素后，认为到下世纪初，随着亚洲经济的全面复苏，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重新崛起将是肯定的。
日本的研究
国外学术界对于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兴起问题注意较早，例如美国学者鲁恩·麦克维伊的《东南亚企业家的崛起》、澳大利亚学者杰米·麦基的《东南亚华人大企业模式的变化》等都是1986年写成的（注：原文见R.Mcvey ed.,Southeast Asian Capitalists,CornellUniv.,1992；中译本见薛学了译《东南亚大企业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他们从东南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MM（市场魔力）、CC（儒教文化）、SS（强硬国家）的关系探讨了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起源和作用，不仅资料翔实，而且在理论上有相当深度。日本在研究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方面成果较多，且资料更新速度快。其实，“企业集团”一词首先是在50年代的日本开始使用的，特指三菱、三井、住友、三和、第一劝业银行和富士六大集团，后扩展至新日铁、日产、丰田、东芝等大型独立系工业集团。英译Business Group， Industrial Group ，Enterprise Group，指的是以资本（产权关系）为主要纽带，通过持股、控股等方式紧密联结，协调行动的企业群体。早在二战之前就存在与企业集团类似的企业组织，如财团、财阀、康采恩等等，但日本人在战后提出的企业集团这个叫法比之具有垄断性质的财团、财阀、康采恩等具有较好的名声，法律对这种企业组织形式也没有明确限制，所以很快就在世界上流行起来（注：刘小 等主编《现代企业集团》（第一卷），前言部分，第48—49页，红旗出版社，1998年，北京。），而日本在战后也首先把过去的三菱、三井、住友等老财阀改造成企业集团。在东亚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当新兴工业化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一些企业资本和实力急剧扩张，并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产业集团时，日本学术界及时地注意到这一现象，对东亚的企业集团（包括华人企业集团在内）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出版了多种著作。较早系统论述这一问题的是井上隆一郎编的《亚洲的财阀和企业》一书（注：井上隆一郎编《亚洲的财阀和企业》，日本经济新闻社，1994年版，东京。），初版于1987年，1994年再版时作了大幅度修订和补充。该书选择了亚洲地区33家最有影响的企业集团进行分析，其中有22家为华人企业集团，其余为韩国和东南亚的原住民等企业集团。由于该书执笔者都是日本贸易振兴会的原海外工作人员和现职人员，因此能利用第一手的调研资料，对华人企业集团的产生与发展、资本结构、运营现状进行详细和系统地论述，受到工商界、学术界的重视。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小池贤治、星野妙子主编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集团》（Business Group in Developing Economic ）一书（1993年出版）（注：小池贤治、星野妙子主编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集团》，亚洲经济研究所，1993年，东京。），则是从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入手，对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华人企业集团的家族制和经营形态作了深入分析，并对企业集团的多元化经营的程度、市场占有率以及种族、家教、文化、价值观等与企业集团经营的关系作了探讨，所用的资料和数据大多是经作者亲自调查得来，难能可贵。有关东南亚国别的华人企业集团研究，可以举出末广昭、南原真著《泰国的财阀—家族企业和经营改革》（注：末广昭、南原真著《泰国的财阀—家族企业和经营改革》，同文馆出版，1991年，东京。）、岩崎育夫著《新加坡的华人企业集团》（注：岩崎育夫著《新加坡的华人企业集团》，亚洲经济研究所，1991年，东京。）、原不二夫编《马来西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形成与改组》和《原住民企业的兴起和马来人、华人的经济合作》（注：原不二夫编《马来西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形成与改组》（1994年）、《原住民企业的兴起和马来人、华人的经济合作》（1995年），亚洲经济研究所，东京。）等著作。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将当地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与华人企业集团的形成发展以及经营改革结合起来研究，并对当地知名华人企业集团有较深入地剖析。例如《新加坡的华人企业集团》一书，研究了战前已活跃在新加坡的一批知名华侨企业，在60年代新加坡实行工业化政策以后是如何发展为华人企业集团的，较详细地论述了战前与战后的新加坡华人企业之间的关系，60—70年代以后各企业集团之间的关系，各企业集团发展壮大的具体过程等，也可以说是一部了解新加坡华侨华人经济的基础性、学术性著作。《泰国的财阀》一书也是从泰国走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历程中，分析华人企业集团为主的泰国“财阀”的形成和改组过程，学术性、资料性突出，受到好评，1991年出版至今已再版5次。从对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个案研究来看， 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佐藤百合的《三林集团（Salim Group ）—东南亚最大的大型联合企业的发展与行动大批原理》等论文也是很好的典型研究（注：刊载于日本《亚洲经济》，1992年第3期，亚洲经济研究所出版； 佐藤百合的另一篇个案研究论文“印度尼西亚现代化经营的先驱—阿斯特拉集团的事例研究”，载于日本《亚洲经济》，1995年第3期。）。 例如在此文中，作者详细分析了苏哈托政权时代该集团的急速变化发展过程及其“追求支配市场”的行动原理，即尽量在消费和服务市场获取较多的市场占有率的行为。
有关华人企业集团研究的最新成果是朱炎主编的《彻底验证——亚洲华人企业集团的实力》一书（注：朱炎主编《彻底验证——亚洲华人企业集团的实力》，钻石出版社，2000年月1月，东京。），2000年1月出版。全书篇幅587页，分为八章。第一章“亚洲的华人企业集团”， 综合论述了华人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经营特征、在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中的贡献与地位、金融危机的影响和今后的发展前景等，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述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的华人企业集团，尤其着墨于有代表性的企业集团的个案研究。第七章、第八章是香港和台湾的企业集团研究。该著作比之此前日本出版的有关研究著作观点更新颖，内容更丰富，资料更翔实，可说是集学术性、资料性、实用性于一体的力作。具体说来，该著作有以下特点：第一，从整个东亚地区的视角出发，研究对象包括东南亚、香港、台湾地区的华人企业集团。不仅论述了东亚华人企业集团总的发展概况，包括形成和发展过程、发展背景和环境，以及组织结构、经营方式、华人网络，在亚洲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等，而且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代表性的华人企业集团的不同特点与发展道路，总共分析了28家大型企业集团的历史与现状，其中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20家。第二，阐明了亚洲地区华人企业集团相互间的联系和合作关系，即分析了亚洲地区华人网络的状况。第三，作为本世纪末的新成果，该著作用大量篇幅论述了1997年夏季金融危机发生后华人企业集团的巨大变化，包括东南亚各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华人企业集团受到的不同冲击和影响，华人企业集团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调整、重组策略等等，可以说是全面把握了东亚金融危机后华人企业集团的最新发展动向。第四，从实用角度看，该著作首次较完整地收集了华人企业集团及其相关企业的名录、企业家人名录，而且都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对照表达，为研究者和有关读者提供了使用上的便利。书末附有世界华商500家和主要华人银行一览表等，从某种意义上说， 该著作也起着研究华人企业集团的专门手册的作用，实用性很突出。因此，该著作出版后，日本的《经济学家》、《日本经济新闻》、《东洋经济周刊》等报刊相继发表评介，认为是对“度过两年多金融危机期的华人企业集团的详细分析（注：（日）《经济学家》杂志，2000年2月15 日出版。）”，并对该著作微观分析华人企业集团的经营，华人企业集团的相互关系等给予好评（注：（日）《东洋经济周刊》，2000年3月 18日出版。）。日本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朱炎在该著作的“前言”中说：此项华人企业集团的研究成果也得到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诸位先生的很大帮助，该院的华侨研究最具历史和有着厚实的研究积累，王勤、蔡仁龙、林伍光、蒋细定、吴崇伯诸教授参与第一章至第六章的撰写，汪慕恒、李国梁教授参与了有关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中文稿全文的统稿和定稿。南洋研究院多年来一起致力于东南亚华人经济的研究，并受到国外研究者的重视，这也是一例吧。
今后的课题
总起来看，相对迅速发展变化的东南亚华人经济，有关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国内研究仍然多为宏观研究，集中于华人企业集团的形成发展过程、经营的一般特点以及与中国经济的关系等专题，典型个案介绍的文章虽然不少，包括对一些著名的华人企业及企业家都有涉及，但是“能为天下先”的个案研究文章极少，低层次的重复炒作屡见不鲜。若与日本的研究相比，在某些方面存在明显距离：第一，日本已出版和发表的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超过国内；第二，日本已研究的课题较深入，例如华人企业集团的家族经营的改革问题、企业集团组织结构的分析，企业集团的相互关系及华人网络问题等等；第三，研究资料大量来自对当地企业集团进行的调查，上述《泰国的财阀》一书即是一例；第四，追踪最新动态的速度较快，资料新颖，例如2000 年1 月出版的《亚洲华人企业集团的实力》一书， 对1997年夏季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两年多时间内的华人企业集团动向有详细分析，使用了直到1999年来的各类资料。依笔者之见，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正是在东南亚国家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高增长的条件下，产生的一种高级形态的经济组织形式，它可以大大增强企业本身的竞争力，因此在东南亚国家国民经济和对外经济中会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很有必要继续进行更深入地研究。但从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状况的中日比较来看，目前迫在眉睫的是需要解决资料来源问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于华人企业集团的经营情况不都是公开的，资料来源向来令人头痛，难于搜集到象样的资料几乎已是共识，这自然制约了研究的深入。目前可弥补的办法可在三方面下功夫：一方面评介、翻译国外研究成果，使我们的研究者能敏锐地接触到学术前沿，吸收新的营养，包括继续组织翻译有关华人企业集团研究的专门著作，也是值得考虑的“笨办法”。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寻求机会，到东南亚当地去调查研究，并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企业集团进行追踪式研究，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下去，提高研究水平。三是尽快实现资料的网络化建设，更新科研设备、手段，使直接上网进行资料传递与查询普及化。
在充分占有新资料和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应深入研究和开拓研究的课题当然不少，但下列问题已摆在我们面前呼唤回答，需要今后下功夫去探讨。例如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华人企业集团的内部关系、组织结构与经营管理；华人企业集团与金融市场；华人企业集团与现代企业制度；华人企业集团的相互关系（网络的效用）；华人企业集团的发展与企业文化；华人企业集团与IT革命；华人企业集团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华人企业集团经营成败的事例比较研究等等，须要指出的是，研究上述问题时尤其应注意华人企业集团的个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