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负面论文,税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收入迅速增长，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4年的11%上升到2002年的16.8%。虽然近十年税收的大幅度增长迅速扭转了当时财政困难的局面，为以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为各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财力保障，但是按照经济理论，在不考虑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增长效应的情况下，税收收入的连年超常增长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为研究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税收连年超常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我们选取宏观税率特别是边际宏观税率的高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角度进行研究。这种研究角度的选择，主要是出于两点考虑：第一，税收超常增长最终会体现在税收负担水平不断提高上；第二，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主要体现在税收负担提高对微观经济主体经济活力的抑制作用上。从宏观角度来说，税收负担水平主要由两大指标来衡量，一是宏观税率（税收收入占GDP的比率），二是边际宏观税率（税收收入增量占GDP增量的比率）。宏观税率高低可用于分析现有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对经济的影响，边际宏观税率高低可用于分析税收收入增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本文中，我们以宏观税率和边际宏观税率为解释变量来分析税收收入连年超常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和区域差异。
二、税收负担水平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一）模型估计和检验
考虑到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年度经济数据较少，难以直接用于计量分析，同时也为了分析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梯度开发理论的引入和发展，区域经济学界提出了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井被作为我国政府组织国民经济活动的一种重要的地域依托。三大地带主要是指：东部地区（含辽、冀、京、津、鲁、苏、沪、浙、闽、粤、桂、琼）、中部地区（含黑、吉、蒙、晋、豫、鄂、湘、赣、皖）和西部地区（含渝、陕、甘、青、宁、新、川、滇、黔、藏）。在地带的划分上，关于桂、琼、陕、川的划分有些争议，但地带的划分上基本上已经被人们接受。这种划分能从总体上反映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反映我国宏观布局的总趋势和大致轮廓，但作为综合经济区划分显然太粗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界定的西部概念除传统四川、重庆（原包含在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0省区外，还包括内蒙古（原中部）、广西（原东部）2区，再加上湖南湘西、湖北恩施、吉林延边3个自治州。）税收发展的差异，我们采用将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结合的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 Model)。它能够同时反映研究对象在时间和截面单元两个方向上的变化规律及不同时间、不同单元的特性。该模型的基本结构为：
式中，截距项为α+u(i)；β为斜率；i表示横截面数据；t表示时间序列数据。由于在我们的面板数据中，时间序列数据很少，横截面数据较多，所以我们认为差异主要表现在横截面的不同个体之间，即参数不随时间而变化，且通常假定斜率系数为常数，即个体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截距项上。截距项中的u(i)度量了个体间的差异。如果u(i)为确定数则称为固定影响模型；若u(i)是一个描述第i个主体观测值的随机扰动，并且始终保持不变，则称为随机影响模型；若u(i)不随个体而改变则称为混合回归模型。这个模型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面板数据模型，可以直接利用OLS回归估计。我们在使用面板数据模型时，先要进行模型设定检验以决定使用哪种形式的面板数据模型。具体的检验方法是首先利用布罗施—帕加(Breusch-Pagan,1980)的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判断是选取混合回归模型还是面板数据模型；若确定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再利用豪斯曼(Hausman,1978)设定检验来判断是选取固定影响模型还是选取随机影响模型。下面我们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模型1：全国各地区税收负担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OBS=216)
式中，R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RTAX代表宏观税率；RMTAX代表边际宏观税率；OBS代表样本数据（下同）。
模型2：东部地区税收负担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OBS=77)
模型3：中部地区税收负担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OBS=63)
模型4：西部地区税收负担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OBS=69)
表1为模型1～模型4的检验结果。
从表1的检验结果上看，模型1、模型2应取为随机影响模型，模型3、模型4应为混合回归模型。
表1 面板模型1～模型4检验结果
说明：布罗施—帕加LM检验为原假设1:Var[u(i)]=0。豪斯曼设定检验为原假设2；系数的差异是非系统的。P大于0.05则接受原假设，否则拒绝原假设。接受原假设1意味着模型为混合回归模型，接受原假设2意味着模型为随机影响模型，同时拒绝原假设1和2意味着模型为固定影响模型。对豪斯曼设定检验无法判别的模型，采取随机影响模型（下同）。
（二）计量结果分析
从模型1的检验结果看，边际宏观税率的系数为负且通过检验，说明从全国整体上看，边际宏观税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降低0.027个百分点。可见，税收收入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将抑制经济增长。从模型2的检验结果看，各系数都通过了检验，宏观税率的系数为正，说明东部地区整体税负水平没有对经济增长造成明显的抑制效应，但是边际宏观税率的系数是负值，说明税收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不利影响。在模型3中，宏观税率的系数为负且通过检验，说明中部地区整体税负水平抑制了经济增长。在模型4中，各系数都通过检验，宏观税率和边际宏观税率的系数都为负值，说明西部地区现有的税负水平和税收增长都产生了抑制经济增长的效应。
综合分析通过统计检验的各系数，我们发现：(1)在各模型的宏观税率系数中，东部地区系数为0.67，中部地区的系数为-0.301，西部地区系数为-0.14，而以中部地区最低。这表明，尽管中西部地区的宏观税率比东部地区还低（根据计算，2002年东部地区平均税负为17.8%，中部地区为9.3%，西部地区为11.7%)，但就是这样低的宏观税率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仍然很大。(2)各模型的边际宏观税率均为负值，东部地区系数为-0.031，中部地区系数为-0.016，西部地区系数为-0.039。我们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很大；中部地区的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相对较小，很可能是因为中部地区的税收增长率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还低于西部地区的税收增长率（1996年以后，除了1996年和2001年，中部地区平均税收增长率低于西部地区）。
现在，需要我们深入分析的一个问题是：东部地区的宏观税率和税收增长率都高于中西部地区，可是该地区的宏观税率和税收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为什么却低于中西部地区？在我们看来，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不是绝对的，而且也不一定是主要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可能是制度、人才、技术、市场等，东部地区在这些方面都有绝对的优势。第二，与一个相对不发达的经济体比较，发达的经济体承受税收负担增加冲击的能力较强。第三，尽管发达地区税负较高，但是其为促进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出所筹措的资金也多，增收与增支的净经济增长效应可能是正的。
从税收角度上讲，上述分析结论的政策含义是：为了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贯彻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应进一步降低中西部地区税收负担水平，保持适度的税收增长速度。
三、税收增长对税后产出——资本比的影响
（一）产出—资本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
经济增长需要增加劳动和资本投入。我国目前劳动相对丰裕，税收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有限，税收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资本形成上，而资本形成又涉及投资和储蓄两个方面。就我国目前来说，居民储蓄已达11万亿元，我国并不缺乏储蓄资金，为促进经济增长，问题主要在于如何将大量的储蓄转化为投资上。刺激私人资本形成历来是大多数国家税收政策的重要目标，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广泛利用税收政策工具，促进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民间部门投资主要取决于税后资本收益，如果税收的增长降低了资本收益水平，那它必定会抑制民间部门投资的增长。资本的收益水平体现在单位资本产出量上，按卡莱茨基的说法，它是资本产出系数的倒数，它影响着资本形成的趋向、规模和速度（注：在分析税收对资本形成的影响时，我们认为税收对资本形成的影响主要不是体现在投资的总量指标上，而是体现在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资本收益水平上。这是因为投资的资金有一部分来自政府投资，而1998年以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加大了政府投资的力度，从投资的总量指标上难以观察税收对它的影响。）。
从一些经济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产出—资本比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早先的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中，哈罗德认为，一个社会的资本（存量）和该社会的总产量或实际国民收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这一比例被称为资本—产出比(v)，该比例也反映了社会经济的技术装备程度。哈罗德认为，在一系列假设前提下，要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增长率就必须等于社会储蓄倾向与资本—产出比的二者之比，经济增长率（用G表示）可表示为：G=s/v；s代表社会储蓄率。由此可见社会经济的资本产出水平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在卡莱茨基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中，其核心增长模型为：
r=(1/v)i-(m/w)(a-u)
式中，r表示经济增长率；v是资本产出系数；i是投资率；m是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系数；a是折旧系数；u是改进系数。根据他的模型，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在于促进技术进步，如提高资本集约化程度即提高投资系数m，缩短机器设备使用周期；加速折旧和更新；改善现有生产能力利用率，即提高改进系数u，其中，降低资本产出比无疑对提高经济增长率有着根本的影响。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产出系数v本质上与哈罗德模型中资本——产出比v是一样的，（注：哈罗德中的资本—产出比v指的是投资增量△／与产出增量△Y的比，卡莱茨基的资本产出系数w是社会平均水平资本存量与产出的比，在社会经济的技术装备程度不变的情况下，△l／△Y=K/Y。另外，在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中，也暗含着资本—产出比对轻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这里不再赘述。）都体现着一定时期内资本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
在本文中，我们分析税收增长对单位资本产出水平的影响，它是资本产出系数v的倒数。
（二）模型估计和检验
对私人部门来说，影响微观经济主体资本形成的因素主要是税后资本产出水平，我们以税后产出—资本比作为税收增长的被解释变量。要计算各地区税后产出—资本比，首先要计算出各地区固定资本存量数据。对固定资本存量数据的估计有不同的方法，并且大多数估计的是全国固定资本存量水平，对各省区（直辖市）固定资本存量估计的较少。笔者尝试着估计出建国以来各地区固定资本存量水平，其方法如下：
(1)1995年以前，当年固定资本存量＝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上一年固定资本存量×(100%-5%)，5%表示固定资本的折旧率；1996年以后，当年固定资本存量＝上年固定资本存量＋当年固定资本形成—当年固定资本折旧。
(2)1952年的固定资本存量采用张军、章元(2003)的估计，设为1141.51亿元（按1952年价格），按各省区（直辖市）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分摊到各省区（直辖市），其理由是，假设建国初期各地区产出水平与固定资本存量线性正相关。
(3)江西、广东、海南、四川、宁夏缺乏1952-1977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1978年固定资本存量按此省（自治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乘以1978年全国固定资本存量求得。
(4)西藏、宁夏缺乏1978-1991年固定资本形成数据，用它们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代替。
(5)由于资料限制，1990年以前固定资本价格指数采用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1年以后采用各省市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6)重庆的固定资本存量并入四川计算。
得到各地区各年度固定资本存量数据后，可求出各地区各年度税后产出—资本比，公式为：
税后产出—资本比＝（GDP—税收收入）／固定资本存量
现在我们以1995-2002年度各地区税后产出—资本比(1/V)为因变量，以各地区宏观税负水平和边际宏观税负水平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模型5：全国各地区税收负担水平对税后产出—资本比1/V的影响(OBS=210)
模型6：东部地区税收负担水平对税后产出—资本比1/V的影响(OBS=84)
模型7：中部地区税收负担水平对税后产出—资本比1/V的影响(OBS=63)
模型8：西部地区税收负担水平对税后产出—资本比1/V的影响(OBS=63)
表2为模型5～模型8的检验结果。
表2 面板模型5～模型8检验结果
从表2的检验结果看，模型5～模型8应为随机影响模型。
（三）计量结果分析
从模型5的检验结果看，宏观税负的提高对税后产出—资本比具有明显的不利影响，从全国整体来看，宏观税负每提高1个百分点，税后产出—资本比降低0.545个百分点。在东部地区范围内，宏观税负每提高1个百分点，税后产出—资本比降低0.416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范围内，宏观税负每提高1个百分点，税后产出—资本比降低1.19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的方程系数未通过统计检验。
模型5～模型8的分析结果提示我们，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税收的大幅度增长在全国整体范围内严重降低了单位资本的产出水平，并且中部地区降低的幅度大于东部地区。1995-2003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率由10.3%上升到17.7%，按宏观税负每提高1%税后资本—产出比降低0.545%计算，9年间税收增长会降低税后资本—产出比4.03个百分点。从图1中我们可看到，在1994年以前，我国税后产出—资本比虽有起伏，但总体上呈逐步上升的趋势，1994年以后，税后产出—资本比迅速下降，其中税收连年超常增长对它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为提高资本的平均产出水平，避免我国未来经济出现停滞状态，促使经济跨入长期发展路径，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宜长期明显高于GDP增长速度。
图1 1978-2002年全国税后产出—资本比
四、结论
我们通过对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负面冲击研究，主要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税收的连年超常增长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从全国整体上看，边际宏观税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降低经济增长率0.027个百分点。在进行区域比较时发现，东部地区尽管税收增长较快，税负较高，但是这些地区经济受税收增长的负面冲击却低于中西部地区。第二，税收的连年超常增长严重降低了税后产出—资本比，并且中部地区降低幅度高于东部地区。
根据以上研究，我们看到，1994年税制改革的一大功绩是使税收收入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实现了这次税制改革的一大目标，为我国政府的财力增加奠定了制度基础。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十年来，税收收入的连年超常增长对我国今后继续保持长期高速增长、促进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可能产生负面效应，政府应适时调整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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