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璐[1]2017年在《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对外贸易制度是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管理和经营所采取的管理机构、管理权限分配、管理方式以及经营组织形式、经营分工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制度,它是一国国民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外贸易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对外贸易结构日益优化,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日益重要。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不断完善的对外贸易制度是分不开的。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有针对性的、不断变化的对外贸易制度。2016年,在面对全球经济缺乏复苏动力,国内经济的下行压力较大,对外贸易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严峻的形式,中国对外贸易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进出口总额为36849.3亿美元,其中出口贸易额为20974.4亿美元,进口贸易额为15874.8亿美元。尽管与上年相比有所下降,但仍然好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得到进一步提高。但是,在取得显着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楚的看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存在的问题,如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建设进程缓慢、对外贸易产权制度不健全、内外贸管理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对外贸易技术创新制度缺乏、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不完善、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制度不明晰以及利用外资制度不合理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对外贸易健康持续的发展。从制度层面上来看,有效的制度在推动对外贸易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合理的对外贸易制度一方面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还能够缩小收益差距,极大的激发企业或个人从事对外贸易的积极性,加快对外贸易的发展。因而,在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创新,对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在新形势下平稳增长,提升中国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紧紧围绕对外贸易制度这一主题,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梳理的基础上,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工具,对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历程、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发展现状、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实施效果等进行分析,对中国对外贸易制度进行深入探索,并借鉴美国、日本以及德国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制度的经验,对中国对外贸易制度进行创新。全文共分为6章。第1章,导论。主要阐述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框架结构,指明了本文的可能创新与不足之处。第2章,对外贸易制度的理论基础。对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以及交易费用理论进行梳理与总结,并指出其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第3章,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分析。首先,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历程以及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与对外贸易发展之间的联系。其次,从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构成与特点等方面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发展现状。再次,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存在的问题,即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建设进程缓慢、对外贸易产权制度不健全、内外贸管理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对外贸易技术创新制度缺乏、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不完善、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制度不明晰以及利用外资制度不合理等。最后,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是过度追求利益、过于依靠劳动力优势、国际环境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第4章,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实施的效果评估与实证检验。通过实证检验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实施的效果,为完善中国对外贸易制度提供依据。第5章,国外对外贸易制度及其启示。首先,对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制度进行梳理和分析。其次,分析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制度对中国的启示。第6章,完善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目标及对策建议。首先,确定完善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目标,包括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的公平性、提高对外贸易的自由化程度、优化对外贸易结构、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促进网络对外贸易发展以及形成制度比较优势。其次,提出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创新的对策建议,包括培育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加快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建设、健全对外贸易知识产权制度、降低对外贸易交易费用、推动自由贸易区制度建设、建立有效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构建利用外资的新制度等。
陈小蕴[2]2008年在《中国国际收支结构》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演进,既有悖于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阶段理论,在现实中也是十分罕见的。分析其成因不仅对于检验、丰富和完善国际收支结构理论具有重要的尝试价值,而且对于正确理解当前中国经济中内外均衡的突出矛盾,探究其政策调整取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比较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独特性的基础上,着力从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考察了它的成因,并对当前国际收支结构的均衡性作出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国际收支调节的政策取向。全文由五大部分组成:第一章,探求国际收支结构与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是全文的基础。首先,工业化的演进与国际收支结构的演变具有内在的关系,已有的理论能够揭示工业化演进中的贸易周期与债务周期过程。或者说,国际收支结构的演变正是工业化发展在国际收支帐户上的反映。然而,有关国际收支结构演变的理论虽然是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演变的经验总结,但在最近叁十年中,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新型工业化国家都不能给予其经验支持,也就是说,工业化演进与国际收支结构的演进在实践中并没有与理论描述相一致。那么,其中的原因何在呢?我们的进一步探讨正是基于这样的疑惑。工业化进程面临要素约束,突破这一约束的表现之一就是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这进而表现为一国国际收支结构的演变。然而,当一国政府试图通过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影响工业化发展进程时,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的方式可能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到该国的国际收支。联想到中国国际收支结构演变的“超前”特征,我们期望尝试从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国际收支结构演变中的种种矛盾现象。第二章考察贸易战略演变对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影响。首先研究中国贸易战略目标的演变,指出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强制性出口”特征。其次,研究在既定的战略目标指导下的进出口政策对贸易的影响。第叁,研究汇率政策对贸易政策的依附性及其对贸易的影响。第叁章考察外资战略对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影响。首先,我们研究外资战略目标的演变及其战略目标的多重性特征。其次,研究在既定的目标指导下外资政策对国际收支结构的影响,这一外资政策包括中国利用外资形式的演变、以及外资优惠政策中体现的政策导向。最后,讨论外资政策实施的制度基础仍然是十分必要的。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外资政策的主要推动者或执行者——地方政府的扭曲行为,以及它们对国际收支结构的扭曲作用。第四章我们将试图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均衡性做出一个判断。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其合理性,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中的贸易战略与外资战略目标体现了各个时期政府的国际收支均衡观,因此它对国际收支结构的影响也是必然的。但当前中国国际收支结构中的种种矛盾现象已经凸显了它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协调性,这提示我们重新评价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的均衡性。这一评价当然首先建立在专家学者们对国际收支均衡的认识上。其次,基于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我们来衡量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均衡性。最后,从经济理性与可持续性两个角度更深入地来衡量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均衡性。第五章,基于上一章的分析判断,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于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反思,而发展战略的调整正是国际收支调节政策制定的基础。在这一章我们将指出中国国际收支失衡中的战略目标偏失、战略理论偏失和体制缺失。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按照传统理论调节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存在不能解决的矛盾,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基于对外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调节思路,即转变对外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以及加快行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
温怀德[3]2012年在《中国经济开放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和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经济开放水平得到显着提升增长潜力得到了极大挖掘,促使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是,这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污染问题。目前,经济开放带来的国内外要素价格均等化趋势逐渐显露出来,高污染和高增长的趋势有可能因此而改变。过去的研究很少在要素价格均等化情况下系统的分析经济开放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分析经济开放度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以及经济开放引致的技术进步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从而寻找经济开放条件下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途径。本文认为,持续深入的经济开放将促使要素价格均等化和经济增长动力改变,因而经济开放将会促使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呈现为EKC关系,即经济开放初期经济增长倾向于刺激环境污染,而经济开放后期经济增长则可能倾向于缓解环境污染。经济增长动力与环境污染的理论与经验关系体现为,以物质资本积累为主要增长动力的发展模式,使得环境污染增加,而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主要增长动力的发展模式,将使得环境污染下降。中国的整体数据表明,中国还处于经济开放的初期,经济增长处于刺激环境污染的阶段。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和结果均有不同表现。出口贸易的环境污染影响可以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要素价格变化和要素禀赋升级是整体环境污染效应呈倒“U”变化的重要原因。当前,出口贸易的规模效应刺激环境污染,结构效应缓解环境污染,而技术效应还不能显着影响环境污染。进口最终产品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生产替代效应、消费污染效应、技术效应等方面。进口中间产品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也可以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目前,进口贸易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也不够突出,仅东部地区进口贸易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环境污染。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方面,文章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透过人力资本对环境污染产生作用。通过中国和世界银行WDI多国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协调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具有重要作用。这进一步凸显了劳动力要素价格均等化趋势下,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经济开放能够促进技术进步,而经济开放带来的技术进步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在当前阶段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背景下,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还不能起到明显控制的作用。当经济开放促使新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形成之后,技术进步可能才体现出显着的污染控制效应。污染性产业比较优势消失后,并不一定能够出现清洁产业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选择清洁生产的方向是有条件的,这包括人才条件和技术条件,其中的人才条件需要依靠人力资本积累。通观全文可以发现,经济开放背景下,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几个方面来缓解环境污染,例如有利于改善经济增长动力；有利于技术进步选择清洁生产技术方向；有利于协调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等,并且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因而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从经济开放、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协调的角度看,要素禀赋结构应升级为以人力资本为主。另外,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环境管理对环境污染控制也具有非常积极的一面。对此,本文提出了如下一些政策建议,要坚定不移的实施经济开放政策；采取切实措施促进技术进步；必须不断的重视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尤其是发展高等教育；动态地扶持要素禀赋升级、应协调进出口贸易,主要是扩大进口贸易；要建立一套引进FDI的甄别机制；此外,还要继续加强环境立法与环境执法,继续加强政府对环境的管理,改变官员政绩观,等等。
王慧[4]2010年在《FDI流入对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结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已经十余年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同时顺差的“双顺差”结构。“双顺差”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既有悖于传统的国际收支阶段理论,又与现实中各国的国际收支阶段有很大差异。通过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收支结构变动历程的研究,发现“双顺差”结构的形成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影响途径和影响程度等方面进行考察,发现经常项目的贸易顺差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商直接投资贡献的,但总体程度低于国内企业出口能力。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中国外汇管制的不平衡,导致了金融项目的长期顺差局面。中国必须及时合理地采取措施调整“双顺差”结构,以保证国内外经济的均衡发展。
马骥[5]2008年在《人民币汇率调整的贸易效应研究》文中认为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人民币贬值争议,还是近年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其关注的焦点都是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基于此,正确分析人民币汇率调整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不但关系到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中国对外贸易的健康持续发展,而且事关中国整个经济发展大局,关系到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研究人民币汇率调整的贸易效应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人民币汇率调整的贸易效应问题从理论与实证分析的角度进行探讨。首先,从历史演绎的角度分析我国人民币汇率调整的路径。分析认为无论是改革开放前的固定汇率制或“一篮子货币”计算的单一浮动汇率制,还是改革开放后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以及2005年汇率改革实施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汇率制度改革理性的选择。因为汇率制度的选择没有固定模式,合意的汇率水平是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其次,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在此过程中,世界经济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引起了对人民币汇率激烈讨论。一是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所引起的“人民币贬值”争议,二是21世纪初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世界主要货币调整,而中国商品出口强劲所引发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与预期。无论是“贬值”还是“升值”,其争论的焦点是人民币均衡水平。本文分析汇率水平测算的方法,利用算术加权汇率公式,选择与我国对外贸易极为密切的17个贸易伙伴为样本对人民币汇率水平进行了测算,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并不存在严重低估。第叁,从理论与实证分析角度,运用弹性方法、协整方法等分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贸易的影响。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中国贸易总量影响很小,中国对外贸易需求弹性并不满足马歇尔-勒拉条件;由于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特点不同,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加工贸易的影响较大,但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能促进加工贸易的发展;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大比重,但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外资企业出口影响较小,其主要原因是与我国利用外资有关;由于中国东、中、西部区域资源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贸易方式的区别,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区域影响存在差异,对东部影响小,对西部影响大;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各贸易伙伴的分析表明,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善贸易伙伴的贸易收支。最后,根据目前形势与未来发展趋势对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进行分析,根据目前我国贸易顺差依然不减、外汇储备增加迅速以及弱势美元等到因素的影响,认为人民币升值趋势短期内难以消除。根据我国经济形势以及人民币升值对贸易的影响,提出短期内稳定人民币升值趋势,长期向自由浮动汇率制度选择。
郭欢[6]2013年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及其对浙江省对外经贸的影响分析》文中提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贸易、投资等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各国纷纷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收益。然而与此同时,东北亚的区域经贸合作却相对落后,作为东北亚主要经济体的中国、日本、韩国并没有建立实质性的区域经济合作关系。随着叁国间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入,建立中日韩叁国的制度性合作越来越受到各方重视。2013年3月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首轮谈判正式开启,对自贸区的建设进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对我国各地区的对外经济贸易产生积极影响。本文依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特别是自由贸易区的效应理论,借鉴相关研究成果,首先从叁国间贸易现状和产业互补性的角度分析了中日韩自贸区建立的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从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两个方面对中日韩自贸区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而后以浙江省为切入视角,从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直接投资叁个层面分析中日韩自贸区对浙江省对外经贸的影响。在分析中日韩自贸区对浙江省贸易规模的影响时,运用浙江省对其贸易伙伴国(地区)出口额的面板数据构建贸易引力模型,通过引入虚拟变量FTA的方法对自由贸易区的出口促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能够促进浙江省出口的增加,进而证明中日韩自贸区对浙江省的出口促进效应。同时,浙江省与日韩间贸易潜力的分析结果显示,浙江省与日韩间的贸易潜力巨大,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将进一步深化浙江省与日韩间的贸易,促进双边贸易增长。在贸易结构、直接外资方面,主要通过现状描述和对比分析的方法分析中日韩自贸区对浙江的影响。最后,结合前文关于中日韩自贸区对浙江省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对浙江省如何应对中日韩自贸区可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发展对日、对韩贸易,升级贸易结构及增加与日韩间的直接投资给出政策建议。
徐常萍[7]2016年在《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但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资源消耗速度过快、能源利用率低等问题日益凸出,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尤其是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加快经济转型发展迫在眉睫。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以及生活环境,国家加强了环境规制强度。但是,环境规制在实现环境保护的同时,必然会对制造业发展形成一定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就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环境规制对制造业"FDI"、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还不多。环境规制直接和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技术创新、FDI等要素及其组合,影响并最终形成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机制。首先,环境规制的实施势必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负担,从而可能会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消极的"资源挤占"效应或者积极的"创新补偿"效应,产生对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方向不定的影响。其次,理论上环境规制会促使清洁产业逐步取代污染密集型产业,促进制造业的"清洁化"发展,直接对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施加积极影响。另外,环境规制的实施还会通过对制造业的FDI、出口等施加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构建制造业的产业结构高度指标,对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间结构高度和产业内结构高度进行测算。并利用中国制造业1996-2013年的数据以及制造业2009-2013年的分行业数据,分别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Panal Data模型,并得到结论:环境规制在促进中国制造业产业间结构升级的同时,约束着制造业的产业内结构升级。鉴于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东中西区域差异,基于2009-2013年制造业的相关数据,对叁大区域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得到结论:环境规制是东中部地区制造业产业内结构升级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但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体系无法对其产业间结构升级形成有效影响。利用灰色预测法,构建GM(1,1)模型对东中部部地区的制造业产业结构高度进行预测,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产业内结构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但制造业产业间结构高度的差距将逐步缩小。产业结构升级理论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实践表明,在工业升级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污染密集度也会呈现出污染密集型产业、清洁产业的演进规律。通过计算2009-2013年制造业行业的污染治理强度,将制造业行业划分为污染密集型制造业和清洁产业,构建制造业的"清洁化"高度。结果发现,中国制造业的"清洁化"高度整体上呈现比较明显的提高趋势,即中国的制造业更趋清洁化。利用GM(1,1)模型进行预测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的"清洁化"高度与环境规制强度呈现"剪刀差"现象。从传导机制上看,一国的FDI、出口和技术创新都会对其产业结构产生直接影响。利用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Panal Data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制造业FDI、出口和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显着性约束了制造业的FDI、出口和技术创新,从而必然对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负面影响。本文在总结中国环境规制实践的基础上,充分借鉴美、英、日、德制造业环境规制的经验,并结合论文中实证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提出了中国优化环境规制、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建议。
丁桂红[8]2007年在《中国“双顺差”的成因及其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分析》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份外,中国一直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双顺差”规模出现迅速放大的趋势。在“双顺差”的推动下,中国外汇储备资产保持快速增长,目前中国累积外汇储备已过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外汇资产持有国。种种事实表明,中国“双顺差”的格局在短期内已难以改变。中国国际收支保持较大顺差,对于增强中国综合国力,提高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但长期的顺差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存在问题。一方面,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资产,在目前美元贬值的背景下,中国外汇资产将遭受惨重损失;另一方面,巨额的外汇储备使中国外汇储备管理面临严峻的挑战,给中国的货币、汇率政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对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增长与均衡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资本流动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为背景,首先从发展中国家引资理论出发,借鉴宏观经济学中国民收入决定理论,通过一个“双顺差”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找出中国持续十多年的“双顺差”形成的原因及本质。接着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双顺差”的成因因素对外汇储备增长的影响,并对外汇储备持续积累的损益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为降低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控制外汇储备过度增长和加强对外汇储备的管理,论文最后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梁军[9]2007年在《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与中国不同地区的引资战略》文中研究指明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及其影响是战后西方学者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而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尽管研究者众多,但专门探讨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时空特点特别是从时空结合角度对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同样,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空间分布差异的研究很多,但就中国不同地区如何根据开放型经济发展阶段采取差异性引资战略的研究文献也不多见。当前正值中国开放型经济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何通过引进利用外资提升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令人关注,在进一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探讨现阶段中国不同地区的引资战略意义重大。本文结合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时空理论、区位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等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侧重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纬度及其结合的视角上,深入系统地探讨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现阶段不同地区的引资战略进行研究。本文研究发现,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在时间特性上表现出长期的增长趋势与短期的波动性,是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的统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各国的技术进步、制度变迁、政策调整与国际竞争加剧等是导致国际直接投资长期一般向上增长趋势的主要因素,而全球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变化以及跨国公司的国际并购等是造成近些年国际直接投资呈现短期波动的重要因素。国际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格局受到国际环境、投资企业的垄断优势和东道国区位优势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也受到国际直接投资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动机及其变动的影响。此外,近些年主要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相对稳定的地区偏好,国际直接投资还表现出极强的空间集聚特点。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时空统一性质,其某一具体空间分布结构与某一具体时间相对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结构发生着动态变化,而地理空间分布变化的背后体现出国际直接投资寻求经济空间或利益空间的实质。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本文指出,近30年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与增长趋势,外商投资的投资方式、投资来源、投资产业以及外资本身质量等方面都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变化。同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空间分布严重不平衡相同,绝对差异分析和相对差异分析都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也存在着严重的空间分布差异。中国的区域导向性开放政策、不同地区的市场化与对外开放程度、市场规模和现有外资规模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异是造成中国不同地区引资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就对整体经济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资本形成、技术进步、出口规模的扩大、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都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市场垄断、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拉大、抑制国内投资、国民利益流失等负面影响。而具体到引资问题,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引资战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结合问题,即中国不同地区应该根据本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采取差别化的引资战略。作为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大国,要实现开放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经历规模扩张、结构提升和要素优化等叁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不同的阶段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而作为一个在人口上和地理上的发展中大国,现阶段中国不同地区的开放程度和发展水平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东部地区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经济规模的扩张,正处在由规模扩张阶段向结构提升阶段的转变时期,而中西部地区则仍处于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规模扩张阶段,经济进一步发展面临的约束主要不是由规模过度扩张导致的资源、市场和收益等诸多方面的约束,而主要是因投资缺乏而导致的资源未得到充分开发和本地要素未得到有效利用。为此,现阶段中国东部地区的引资战略应从服务于本地区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出发,改变粗放式的引资方式,将引资的重点从注重引资数量转移到努力提高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转移到通过引进利用外资大力提升本地区的产业结构上来。中西部地区则仍然应该把吸引外资、提高本地开放水平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战略主线,充分利用东部地区引资战略的调整和众多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时机,加快引资步伐、加大引资力度、增强资本吸收能力,采取多种方式大力吸收国外资本以及东部地区释放出来的大量外资和内资,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刘涛[10]2005年在《FDI的区位选择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投资的热点。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山东地处中国经济开放的前沿地带,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不仅缓解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短缺,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增长,并使国民经济走向了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叁位一体发展的道路。 论文在现有理论文献的基础上,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分析山东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状况和结构特征入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和区位选择;从经济计量检验的角度,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区域经济的影响和作用;定量分析了山东省近期合理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研究表明: 1、外商直接投资在山东省分布极不平衡,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现有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区域市场容量、资本产出率以及地缘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2、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区域经济影响是多方面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增大的趋势: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及其不平衡加剧了山东区域发展的差异,这种差异有拉大的趋势;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影响到区域产业结构水平,而且也影响产业结构的转换能力: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改善了出口商品结构。 3、目前山东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尚未超出其合理的容量,正确认识外商直接投资的循环累积效应、增加外商投资的技术含量等是未来山东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 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研究[D]. 郝璐. 吉林大学. 2017
[2].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D]. 陈小蕴.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3]. 中国经济开放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D]. 温怀德. 浙江工业大学. 2012
[4]. FDI流入对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结构的影响研究[D]. 王慧. 外交学院. 2010
[5]. 人民币汇率调整的贸易效应研究[D]. 马骥. 北京邮电大学. 2008
[6].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及其对浙江省对外经贸的影响分析[D]. 郭欢. 浙江工商大学. 2013
[7].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机制研究[D]. 徐常萍. 东南大学. 2016
[8]. 中国“双顺差”的成因及其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分析[D]. 丁桂红. 暨南大学. 2007
[9]. 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与中国不同地区的引资战略[D]. 梁军.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7
[10]. FDI的区位选择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D]. 刘涛. 山东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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