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度、多方法才能深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国语言研究方法论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方法论论文,语言论文,刍议论文,少数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方法论依不同的学科而不同。语言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与别的学科相比在方法论上有同有异。语言研究的方法有大有小，有宏观的有微观的，我今天主要根据自己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实践和体会，偏重在宏观上谈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一、要有多角度、多方法的宏观把握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其存在与发展受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生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加上我国语言种类多，语言影响历史久远，语言交融与分化的现象十分复杂，因此要深入揭示语言内部规律、理清各种语言的关系，深化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必须坚持多元的方法论，即通过多角度观察、使用多种方法来揭示语言的奥秘，而不能是一元的、单一方法的。
比如，我研究藏缅语松紧元音的现状及其来源，之所以能够揭示松紧元音来自“一头一尾”（声母的“清浊”和韵尾的“舒促”）的演变规律，就是从不同的角度逐渐深入的。其中，既有共时的分析，又有历时的探索。共时的分析，包括分析松紧对立在声母、韵母、声调上的种种变异，以及不同语言存在的不同状态。历时分析是从松紧元音的共时特征和亲属语言的比较中，寻找历史演变的“蛛丝马迹”，并进而理出历史来源和历史演变的规律。共时描写和历时分析的有机结合，相互映照，应该是认识松紧元音特征的基本方法。
语言研究的方法，从大的方面说，有传统方法和现代语言学方法之分，不同方法都是在不同时期、依不同国度的特点产生的，都有其必然性。传统方法和现代语言学方法各有长短，对于语言研究者来说，对其使用存在多选择性。比如，在分析汉藏语的语音结构时，我就习惯于使用传统的声韵调分析法，认为这种方法有明确的位置概念，便于揭示音节内部各成分的关系，包括共时的结构关系和历时的演变关系，它比辅音元音的音位分析法更适合汉藏语的音节特点。当然，在运用传统的声韵调分析法时，还要吸收现代语言学中有关音节分析的方法来补偿声韵调分析法的不足。
但是在我的研究中，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语言语法的研究中，除了运用传统的分析、描写方法外，还很重视学习和使用现代语言学的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如类型学、认知语法、构式语法、优选论、韵律学等。比如，我近年来所写的一些有关汉藏语被动句、话题句、语法化方面的研究，都受到上述理论、方法的启发。现代语言学是当代最新的语言学流派之一，反映了众多语言学家的智慧和思路，是要认真学习和使用的。
这当中，存在一个如何对待不同学派的问题。我认为，不同学派的功能是互补的，都是应客观的某种需要而产生的，各有其某一角度的解释力，不能互相代替，不存在适用于一切语言、“包打天下”的方法。所以，对待不同的学派，要宽容并包，不能以一方之长贬一方之短。只要能揭示语言规律的，包括大规律和小规律，不管是什么方法都可以用。要比较，应该比较揭示语言规律的能力大小，而不是比使用什么方法。
再说，即便是在语言史上已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和方法，随着语言事实的新发现和语言研究的深入，也会暴露出其局限性，也要对它再做进一步的修正和补充。比如：历史比较法是在印欧语的基础上产生的，运用于原始印欧语的语音构拟和确定印欧语之间的历史关系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印欧语学者常常引以为自豪。但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汉藏语的学者用它来研究汉藏语却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难点主要在于：汉藏语不同语言的同源词和借词的界线难以区分，无法用同源词和语音对应规律来证明同源关系。我们知道，同源词的语音对应是确定印欧语系属的主要依据，已证明是可行的；但壮侗语与汉语的亲缘关系一直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因为语言相互交融的情况复杂，分不清哪些是同源词，哪些是借词。多年来，中国的汉藏语言学家在寻找解决汉藏语系属关系的研究中费尽苦心，在方法论方面做了各种探索。如：有的提出了通过“深层语义”研究法来寻找汉语和壮侗语的同源词，有的通过词汇有阶分布研究来论证语言的联盟关系，有的结合社会文化、考古证据来看语言关系等等。能用的都用上了，包括历史比较法的一些基本方法，但汉藏语的系属问题至今依然是一个“悬案”。但不管怎样，语言学家在汉藏语历史比较上所做的许多探索，对汉藏语系属关系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我再强调一句，对待语言学的不同流派必须宽容。我们常看到，在国外或海外的一些语言机构中，语言学流派之间的“门户之见”很厉害，功能派和形式派互相看不起，互相攻击，互相揭短，不能在一个研究室共事，甚至有的连话都不能说。我们在学习外国的经验时，这种偏见不能学，不能受到传染。当然，正常的学术讨论、争论是必要的。
二、辩证地处理好两个关系
深化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在方法论上要处理好许多关系。我这里主要讲如何辩证地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
1.“近”和“远”的关系
语言是线形的、历时的，所以语言研究既有共时研究，又有历时研究，二者不可缺少。这当中存在如何处理好“近”和“远”的关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起步晚、底子薄，所以我认为应重点先做身边语言现状的研究，弄清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现状，并逐渐再延伸到历史深处。近处入手是基础工程，打得越厚越有后劲。
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有的语言学家过早地（或超前地）做了一些远程项目，如“××语原始声调构拟”，后来证明站不住脚。
我们主张多做近处的基础工程，并不反对有少数学者去做远程的研究。远程的研究，能开阔人们的眼界，也有利于近程的基础研究。
2.“小”和“大”的关系
语言研究的选题有大有小，怎样处理二者关系？从方法论上说，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最佳的途径是从小到大，即先做小题目，后作大题目。具体说，先要把一个个语言研究得好些，再做大的语言比较；先要有一个个小专题的研究，大的专题研究才有基础。
小的研究容易深入，更能贴近语言实际，由此引申的理性认识会更可靠，更有说服力。比如：研究藏缅语族彝语支语言，我是现做了彝语支语言的声母清浊、松紧元音、声调等专题的研究，然后才做较大规模的彝语支语音比较和构拟，认为这样的顺序比较合乎认识规律，比较顺手。
现在有些年青人做研究，次序搞倒了，小文章没写几篇就写书。这样的书让读者看了心里不踏实。
三、充分使用不同语言的“反观法”
不同语言的“反观”，是深化语言认识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语言研究必须重视采用的一种方法。我国的语言类型丰富、特点殊异，有着发展语言学取之不尽的资源，是提炼语言研究理论、方法的宝地。
比如，我国的语言中有的语言隐性特征多，有的语言显性特征多。显性特征容易被认识，而隐性特征往往要通过分析对比才能被揭示。在语言研究中，可以使用“反观”的方法从显性特征和隐性特征的相互映照中发现隐性特征。
汉语和非汉语之间，隐性特征和显性特征的分布不平衡，在汉语里是隐性特征，在其他语言里有可能是显性特征，反之亦然。如景颇语在语法形态上有个体名词和类别名词的对立，但汉语没有。如：
上例的“水果”一词，在“我吃一个水果”和“水果是有营养的”这两个不同句子里，汉语的“水果”是同一个形式（句法结构不同）；而景颇语不同，通过形态构词表示。所以，景颇语类别名词的显性形式有助于启发思考汉语名词有无类别范畴的问题。
半个多世纪的经验证明，通过非汉语和汉语的相互反观是我国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一条能获得成果的途径。但是，运用“反观”法要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反观：同源关系的反观和非同源关系的反观。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反观，在内容、方法上都存在不同的特点，也各有不同的价值。
1.同源关系的反观
是指所比较的客体在历史上存在同源关系，即现在的形式和特征都由古代的一个共同的“源流”或“语源”分化下来的，有着共同的“基因”。这种同源关系在各语言形成的共同点和相异点，都有规律可循，可以通过比较确定先后串成一条演变链。如汉语和非汉语使动范畴的反观就属此例。
使动范畴是汉藏语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原始汉藏语阶段就已出现的一个语法范畴，但后来由于不同语言在演变速度、演变方式等方面出现不同的特点，各语言存在共时的差异。在现代汉语里，使动范畴主要是通过分析式手段表达的，屈折式使动词所剩无几。但在非汉语的亲属语言里，则保留大量的屈折形式。其语音对应关系有浊声母对清声母、不送气声母对送气声母、松元音韵母对紧元音韵母以及不同元音、不同声调的对应等。例如：
这些屈折形式虽然包含了各种语言后来的各自创新，但在总体上却都是原始汉藏语特点的遗留，通过比较能够追溯到原始汉藏语的形式。这对我们研究汉语早期使动范畴的特点及其后来的演变会有重要的价值。据研究，古代汉语也有使用浊音对清音的交替形式表示自动、使动，一般是浊音表自动，清音表使动。如：“自败”为b-，“使败”为p-。这与藏缅语有对应关系。
通过语言比较可以看到，汉语和藏缅语的使动范畴，都是从屈折型向分析型转变的。这是共性。但不同的是，汉语走得快，屈折型的使动词大都已消失了，分析型表达形式大量发展。而藏缅语不少语言还保留着不同语音形式的屈折型使动词，相互间还有语音对应规律可寻。在演变趋势上，不管是汉语还是非汉语，都存在屈折式向分析式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受汉藏语整个语法体系由屈折式向分析式演变的共性制约的。梅祖麟先生通过汉藏语诸语言的比较，认为“使动化*s-的清化作用产生汉语的清浊别义，如‘败’*b-‘自破’/‘败’*p-＜*s-b‘破他’……使动化*s-前缀在原始汉藏语中已经存在。”[1]
用非汉语反观汉语，使动范畴的研究至少可以形成两个认识：一是使动范畴在汉藏语可以推至原始汉藏语阶段。二是汉语与非汉语在使动范畴上有同源关系，汉语在更早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屈折型使动词。
2.非同源关系的反观
这是指所比较的客体或专题在历史上没有同源关系，即没有共同的“基因”。相互间有共同点或相似点，在演变上可能也会有相同、相似的规律，但这属于类型学的关系，没有共同来源的关系。
这里拿OV型语序和VO型语序的比较来说明这个问题。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是OV型语序，其蕴含性特点不同于汉语的VO型语序。前者是后置词型，后者是前置词型。前者宾语的语义简单，后者复杂。表示句子成分的关系，前者靠形态，后者靠助词。阿尔泰语系和汉语无亲缘关系，但OV和VO语序在蕴含关系上则存在一些对应。
又如，汉藏语的汉语和非汉语普遍有四音格词，但非汉藏语的阿尔泰语、印欧语等则没有或者少有，这是为什么？汉藏语的汉语和非汉语为什么存在四音格词的能产性？汉藏语内部各种语言的四音格现象究竟是亲缘关系，即从原始共同语继承下来的，还是后来各自产生的属于类型学关系？
这些都是需要弄清的问题。用非汉语的四音格特征反观汉语，有助于认识汉语四音格演变的轨迹，有助于揭示汉语四音格形成的语言机制。我们通过汉藏语诸多语言的比较，发现不同语言的四音格词在形式、结构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找不到相互间的同源关系。总的看来，缺乏形态手段的分析性语言，一般比形态手段丰富的语言更易于产生四字格词。由此可以推测，汉藏语普遍存在的四音格现象，并非来源于原始汉藏语，而是各种语言后来各自形成和发展的，是语言类型作用的结果。我们还看到，韵律、双音节化、对称、重叠、类推以及词汇化等因素，是汉藏语四音格词形成和发展的动因。
不同语言的反观至少有以下几个作用：1.有助于不同语言共时特征的发现、解释和深化；2.有助于发现不同语言历史演变的新轨迹；3.能够证实已有研究成果的可靠与否；4.有助于发现需要研究的新课题。
四、必须重视语言接触关系的研究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别的语言的影响，吸收别的语言成分来丰富自己，甚至局部改变自己的特点。如有些语言的汉语借词在常用词中已超过了50%，如白语、土家语、勉语等；有的语言还借入汉语的少量语序和虚词，如壮语、苗语等。甚至还有像倒话这样的混合语——词汇是汉语的、语法是藏语的。中国语言的系属问题得不到解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弄不清借用与非借用的关系。
所以可以认为，语言接触研究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带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方法论意义的大问题。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研究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之前人们对语言接触问题重视不够；后来的三十多年，语言接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伴随着主流也出现少量语言接触扩大化的现象，即把非接触关系的相似现象当成是接触关系。
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根据中国的语言特点建立语言接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包括：怎样认识中国语言的语言接触问题；中国语言接触具有哪些共性和特色；怎样根据中国语言的特点进行语言接触研究；怎样区分语言接触与非语言接触，等等。
五、深入语言生活做广泛、持久的田野调查
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状况必须要有一个大致的、切合实际的估计。上面说过，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数量众多，历史演变的情况复杂，加上研究的起步晚，所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与汉语相比差得很远，还有大量的未知领域。这是一个基本的、必要的估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语言研究实践，我深深感到深入语言生活做广泛、深入的语言调查的必要性。
比如，在语言本体研究上，我们调查到大量过去没有发现过的语言事实。如：声调产生、演变不同阶段的状况；复辅音的特点及其演变的种种表现；语音音素聚合的特殊规律；量词从无到有如何演变的事实；语序演变的内外条件；语言接触对语言演变规律的制约等。这些，对我国语言的研究，包括共时和历时研究、新的理论方法发现等，都有重要的价值。再如，在语言功能上，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中国小语种的生命力并不脆弱；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各民族语言存在竞争和互补的客观规律；语言影响与语言内部规律的关系等。此外，在跨境语言中还蕴藏着无数对语言研究非常有价值的语料，而在这一领域我们还所知不多。
深入语言生活做广泛、持久的田野调查，将是发展中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综上所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方法论研究大有可为。中国语言学家能够从中提炼出有针对性、符合语言实际的、有创新义的语言研究方法，丰富语言学理论宝库。但是，建立中国语言学的方法论，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而且要立足本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