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的典范——郑珍《母教录》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母教论文,刍议论文,家庭教育论文,典范论文,郑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乃一个人一生立身处世之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是不存在的。教育，可以分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三方面。学校教育，能使一个人识文断字，知古鉴今。社会教育，能使一个人处世做人与整个社会道德风气不相悖逆。而家庭教育，则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根本，父母长辈的一言一行，从孩子一出世开始，就无时无刻不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子女的情操、心性和志趣。
当然，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并不是单纯的，这三种教育往往相互融汇、相互补充，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这里，我想谈论的是作为教育根本的家庭教育，尤其是母亲的教育这一课题。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母亲的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尤为重要。历代传颂的孟母三迁、岳母刺字便是母教的典范。不久前，我有幸读到了“西南巨儒”郑珍先生回忆其母生前言行所著的《母教录》，也堪称近代母教的典范。（郑母黎氏被收入《清史稿·列女传》。是贵州入传的两位女性之一。）
《母教录》一共有六十八则，从总体来看，所论述的不外乎是教育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教育内容；二是教育方法。下面作一些具体分析：
一、教育内容
郑氏世代耕读传家，形成勤劳俭朴的良好家风。郑珍的祖父仲侨（字学山）考取秀才，又是个医道高手，平时给人看病，往往药到病除，因此家道富裕。但是他为人慷慨，有客来访，杀猪宰羊款待，对贫苦者，临行还送盘缠；邻里有难，他总是送谷送物帮助，郑珍之父文清也精于医道，对于求医者，不论贫富，只一壶酒，不另取酬金。这种侠义刚直的品德对于郑珍的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
郑母黎氏，是遵义沙滩著名教育家黎安理（字静圃）先生第三女，自幼受父薰陶，能识文断字，又经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养成勤苦耐劳、慈和宽厚的情操，是一位葆有民族传统美德的女性。她出嫁本县西乡水烟田（今属鸭溪镇）郑氏，侍亲待戚，很有矩则，遇事有主见；对子女的教育，既慈爱又严格，而且有明确的原则和目的，方法灵活多样。
首先，重视人格精神的培养，教育子女树立人格的尊严，不做坏事。她说：“坏事总不可做过一次，尽明知道不好，不惟不做，还得劝别人。若做了一次，便觉得如此也不妨，往后越做得有味，直以为好事了，已是不孝不悌、不仁不义，他还说出许多道理、许多缘故来，竟是合该如此底。故凡一切坏事，只是拿定主见，宁忍耐着，莫去试手。语云：‘一回是徒弟，二回是师傅。’为善容易回头，为恶能回头，十未见其一也。”话语明白通俗，说理却非常深刻。
要保持人格尊严，必须尊重他人人格，待人宽厚和蔼。郑母教育郑珍应如何待人处世，包括对朋友和对家里人，也极有见地。比如：有一次郑珍出外读书，郑母就告诫他说：“汝贫人子而幼，众人非不得已，必顾惜汝也。汝于贤者，常亲之，事事尽诚实焉。于不贤者，亦常亲之，事事勿沾惹焉。如此则贤者乐教汝，不贤者未从笞骂汝，汝虽远我，不汝虑也。”
对于近邻亲友，如何与之相处，郑母也有一番言论：“亲友间，非有大故，当委曲完全，不可便破脸破相。试想生平与居处往来者，能有几家？若因毫毛细事，即断绝一家，能够得几年断绝！……一物小事，令我与彼即算了一生，岂非不值？语云：‘吃得亏，住一堆。’”这是多么宽厚的胸怀啊！即使对待家里的使女，郑母也有其见解：“用使女，当以恩义得其心，彼于我如子女一般，自然事事鼓舞去做，亦不畏首畏尾。若稍不如意，即鞭挞随之，自然要弄巧弄诈，希图逃责。每见人如此，我真不解。灵蠢是天性，不能勉强。总之，妥善摆布，不合意助之可也，若不言而自喻，不教而自就，他那还作人使女！”
这一席话，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雇佣保姆的家庭日益增多，如何处理主、雇关系，郑母的这番话对人们是有一定启迪的。
不仅对人如此，对鸡、犬等牲畜郑母也是极为慈善的。有一次，邻居家的鸡飞入郑珍家院墙内，踩坏了他家菜园里的菜蔬，郑母见了，“必徐麾喝，或呼其主喌之去，珍谓‘盍击之！’母曰，彼畜牲何识，恐击之而伤也。”就这样，生性淳厚善良的母亲在儿子面前树立了一个旁人无法代替的楷模形象，这对于郑珍个性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人格教育，还包括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重要问题，各个阶级固然有自己的教育目标，但作为社会的人，也有做人的一些共同点，郑母提出“朴气”两字倒十分简单明白。她说：“我观人举动说话，都带几分朴气，大半不失为好人。反此，即不免薄相。”要求子弟们做“朴气”的人，这一目标，贯注《母教录》全书之中，成为此书总纲。
为了把子弟培养成朴实诚恳的人，郑母除正面诱导外，还从反面设立了一些“禁忌”，诸如不许赌博、不得酗酒喧闹、不得负债、不得玩鸟、不得游手好闲等，她也反对假装笑颜取媚于人。如云：“善说善笑，固取得人喜欢。其实当说当笑处能有许多，只是假得惯也。莫道如此始与人相宜。我生平都不会，而今也未见人道不好。”
人格教育，还包含意志力和挫折耐受力的培养等方面。《母教录》中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郑母教育儿子做事要从日常“丁丁点点”的小事做起，坚持不懈。她说：“懒人只是志气大，他把全副富贵都打算到了，却算丁丁点点做将来济得甚事，故亦都懒做。不知事事勤苦，固未必能富贵，终要眼前过得去。”坚持做日常小事，也是对意志力的很好锻炼。儿童受了挫折，父母要善于开导，增加其耐受力。郑珍十四岁参加秀才考试（院试），落弟而归，十天不上塾读书。郑母说：“汝再懊十日，不成便与汝一秀才！却早虚过了十日也。”郑珍八岁时，父亲文清先生带着他和表兄黎兆勋一起去山东长山县探望外祖父，走到朱仙镇，正遇李文成在滑县起义，数省震动，朱仙镇上许多人家都出逃，郑氏父子及兆勋只得留在旅店，不时听到“城堡角声轩然”，气氛紧张。父亲每天督促两个小孩读书。店主见了说：“生死未可知，何苦尔！”郑父说：“如当死，不读书不死耶？如不死，徒澜浪奚为也。”（见《播雅·郑布衣传》），几个月时间，郑珍背诵了全本《毛诗》。身处恶劣环境，仍坚持苦读，这对郑珍挫折耐受力的培养无疑有很大作用。他一生屡遭挫折而不心灰意冷，坚持读书撰述，与少年时代受的锻炼有很大关系。
除了人格教育外，在《母教录》中我们还能看到大量的关于郑母对子女进行劳动教育的记载。郑母十分注意培养孩子的劳动兴趣和劳动技能。她多次以先辈的勤苦劳作为例子，教育子女不要怕劳动：“读书人，于本分事，件件能得，急时皆有用处。先大夫穷时，课生徒，每有闲，即登纺车，膝上置书一册，手目并用，线虽较粗，日所赢，可一人食。谚曰：‘男无志纺棉花，女无志走娘家。’顽惰子弟，每以此藉口，于衣食全不解得，倘一朝落泊，去做哪一件？”
先辈遗风，乃是后代最好的教育材料，不仅如此，郑母还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了一个勤劳母亲的榜样。她认为：“凡事只苦得，总不落空，”因此，她“一年每日三炊，每夜两繀薅种时，常在菜林中，收簸时，常在糠洞中。终日零零碎碎，忙得不了。”靠她的辛劳，郑珍才得以安心读书、治学。到后来郑珍成家立业，家境稍有好转时，他劝母亲好生歇息，什么事让孩子们做，同儿媳玩玩棋牌取乐。但是，勤劳一生的母亲并没有答应他：“好好一人，非手足不能动，焉有些子不做之理。”她已经把劳动当作一种乐趣：“我浇锄园圃，日见其美茂焉，饲豚狗彘，日见其肥泽焉。乐此，不劳也。平生且不喜看人博奕，焉能老作此，且老人若摩动此等物，小儿势必从旁观弄，久之必用心于此，非为乐，乃忧端也。”
这样，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郑珍既能浇园种田，也能饲蚕缫丝，还能纺棉，饲养家禽家畜。他的一生都喜欢劳作，尊重劳动人民。
古人如此，说古论今，我们是否可将目光移到现在，看看在众多的独生子女家庭里，孩子们所受的劳动教育是怎样的呢？答案是令人遗憾的。我们看到，不会穿衣、叠被、扫地、洗碗的孩子已经构成了社会上的独特群体——“小太阳”。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上学要父母送，放学要父母接，娇生惯养，连学校和社会对他们所进行的最基本的劳动训练要求都达不到。这样的一代人将来如何在社会上立足、生存、奋斗？当然，这不是在爱海漩涡中打转的孩子们所思考一问题。但是，作为他们的父母长辈，如果本着对子女未来负责的态度，是不是能从郑母那淳朴诚挚的语言中，那以身作则的行为上汲取点什么呢？
天下父母都有望子成龙的心态，郑母也不例外。她对于郑珍寄予了厚望，所以十分注意对他的智力培养。比如：她十分舍得智力投资，虽家道艰难，但为换取儿子读书的师资，她不惜变卖首饰：“我嫁时银饰，尽于汝丙子年师资。”儿子想购置图书，她积极支持。《母教录》中有记载：“壬辰，书贩至。有《礼》书数种，急欲购买。议价三金矣，计无所措，舍之。以告母，母曰：‘彼能欠乎？’对曰：‘虽春放夏收，然尔时终无出。’母曰：‘但系时收，我珥金环易一，足酬之；其一仍可化双珥也。’珍于是得读数种。后母遍翻《聂氏图》，笑曰：‘我不谓一小环，换得若干礼器。’”这些靠母亲首饰换来的《礼》书，对于郑珍的学术研究起了极大的作用，他的《仪礼私笺》、《轮舆仅笺》等专著就是在这些书籍的基础上写成的。
除了智力投资外，郑母在智力开发方面也有其独到的见解和作法。比如：她以自己劳动的亲身感受来形象地启导儿子用功读书：“我一时不作劳，即觉此身无安顿处。想真好学人，亦必舍却书即觉心无安顿处，同是一个道理。”她要求郑珍抓紧一切空闲时间读书：“晨气清明，读书易记，悟理易入。”读书的场所也不限于窗明几净之处，“或树下，或檐角，皆可”。夏秋的夜晚，郑母一边纺纱，一边还严格督促儿子挑灯夜读。郑珍在《题西黔西孝廉史荻洲秋灯画荻图》一诗中作了这样的描写。
平生我亦顽钝儿，家贫读书仰母慈。看此寒灯照秋卷，却忆当年庭下时。
虫声满地月在牖，纺车鸣露经在手。以我三句两句书，累母四更五更守。
在母亲的严格督导下，郑珍从小就锻炼出了刻苦向学的毅力和奋发进取的精神。
为了使儿子能够在各个方面得到全面发展，郑母也有意识地对孩子进行一些审美情趣的教育。比如对穿着打扮，郑母教育儿子衣着不可华丽，整洁是最重要的，不可褴褛，如果“拖衣落饰”，会“招人作贱”。认为讲究华丽。会被“有识者所轻厌”。
在家庭布置方面，郑母认为：“居家，虽破坛破罐，亦须安置整齐。妇女若全没收拾，终成家不得。”在郑母的眼里，奢靡豪华最遭人轻厌，整洁朴素乃是美之根本。这种观点，在现今社会上也是颇受多数人推崇的。
郑母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一直是她恪守的正理。但是，她并不主张盲目“三从”，认为遇“变”则可自家作主，否则，便“误了一生”。这种要求自主的见解，在对妇女有着严厉桎梏的封建社会中，是极为难得的。
在对待妇功、妇言、妇容、妇德即所谓“四德”的问题上，郑母也有独特的见解。《母教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妇言、妇容、妇功，只完全一个妇德。言，只要低声下气，即朴钝也不妨；容，只要衣裹整洁，即丑陋也不妨；功，则自小来针凿纺织，酒食菹醢，直是一生做不尽。妇人舍此三者，从何处寻出德来！”
这番阐释，虽有落后、迂腐的一面，但是，它论述了美与丑、钝与巧这间的辩证关系，很有新意。
“三从四德”是枷锁封建女性的桎梏，郑母虽无力且无意将它打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它还有所维护，但是，作为一个没有受任何先进思想引导的传统女性，郑母的见解应该说是具有反封建伦理纲常的倾向的。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
二、教育方法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什么样的环境出什么样的人物。在社会风气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真正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才是不多的，郑珍之所以日后能够成才，郑家之所以日后能够振兴，这与郑母迁居有着直接的关联。
郑珍好友莫友芝写的《郑母黎孺人墓志铭》，其中就详细地描述了郑母迁居一事。当时郑珍家居住在天旺里一带，这是社会风气十分恶劣，“博道饰骰巧阀，反掌牟人钜产；否则，手画眉、黄雀语笑，三五闾巷头，……纵酒啖、博、嚣跃、寻干戈。少长成风，厉嚣未绝耳。”这样恶劣的社会风气，不能不引起郑母的担忧。她担心赌博、玩鸟、讹诈、游街闹事的恶习会祸及子孙，所以就萌发了迁居的念头。再加上郑父为人老实、憨厚，偶尔借人几两银子，待偿还时却找不到债主，原来借债人企图躲过偿还期，等超期后使之变成还不清的“阎王债”，以便牟取郑家家产。所以郑母愤然说：“我园庐涎是旧矣，奈何必殉子孙坟，馁先人鬼乎！”于是下定决心迁居。在郑珍十四岁时，郑家就迁到了遵义东乡乐安里，在郑珍外祖父家附近的尧湾僦屋居住。这里不仅山秀水碧，自然风光优美，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民风淳厚，文士荟萃，乐诗读文，男耕女织，和睦邻里，没有任何巧诈之行为，也没有赌博游惰之风气，与天旺里相比，这里仿若世外桃源一般。
秀丽的水光山色，陶治着郑珍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美的情操，而丰沃的文化土壤更造就出郑珍诗人学者的文化气质，使他日后能与莫友芝、黎庶昌等人一起组成沙滩学者、作家集团，享誉贵州乃至全国文坛。
郑母很善于因材施教，充分调动孩子的积极性。这与现代学者所提倡的教育原则和方法是一致的。比如，她见小孙子读书不认真，于是就告诉他说：“尔速成倍（背），我与某物吃，同我往某处去做某事。”郑珍认为母亲的这种作法是惯养孩子，不妥。郑母则说：“此教子古法，汝读书终不到。”后来，郑珍读《大戴礼·保傅》篇，看到上面有一段话：“择其所嗜，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才知母亲的教育方法，实乃导源于古训。
郑珍有一次给儿子讲解苏东坡的诗句：“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道理说了一堆，儿子总不得要领。郑母对郑珍说：“与小儿言，当就他所知处告之。太宽则不得头脑，亦且厌听。”于是便笑着对孙子说：“此道理如我种四季豆时，尔从旁种几窠，今日尔看去已说比我种底好，后来结子，亦必觉得分外有味。又如今晨剥蚕豆，尔自剥一盘蒸食，吃得净尽，更不别顾他物。可见凡事一经手作，便是有味，若都没有用过心力，任说出血来，尔只看是白水。”郑母虽然没当过教师，更没上过讲台，但她一番辅导孙子解诗的讲话，确是一则非常精采的“课堂实录”。即贯彻了因材施教的原则（即注意儿童理解力的特点），也注意调动积极性，用儿童亲手做过的事情作例子，形象而生动，很恰当地贯串着“量力性”、“积极性”和“形象性”等各种教学原则。
郑母教育孩子的又一特色是“循循善诱”。她对儿孙从不随意责骂或鞭挞，也不同有过失的儿女呕气。她发现郑珍在教育子女时方法欠妥就立即纠正。《母教录》中有这样一则：“母曰“‘汝于子弟有不喜处，经日不理睬之，何为也？’珍曰：‘待其愧悔，然后教之耳。’母曰：‘汝失计也。凡怒子弟，小则骂，大则笞，他当下自知愧悔、藏怒，汝自取烦恼耳。若他不专心务业，汝不成终日与之绝，待两三天才理睬他，他又乐得两三日顽混。何若如此耶？”待子弟要慈祥可亲，耐心诱导。但又须“慈”、“严”结合，不能放纵、姑息。郑母说：“教子须父严则母慈，父慈则母严。教女三分严七分慈。”这都是经验之谈。
郑母教育的有效方法之一是为子孙们树立亲近的活的榜样。如她常向子弟们讲述其父亲黎静圃的生平事迹：年轻时为养家活口，除开馆授徒外，还当医生、当挑夫，回家有空就纺棉。晚年辞官返家后，仍参加劳作。他行侠仗义，为朋友的急事夜行，掉下悬崖，几乎丧命。作官时为百姓作主，为“钦案”的受冤者平反。郑珍的祖父年青时非常勤劳刻苦，郑母说：“先舅（指其翁爹）未作秀才时，常白日牧牛割马草，夜始读书。布袜惟入冬始得着。独子之家，衣食饶足，教之严且如此。”外祖父和祖父，郑珍少年时代都见过，并亲聆其謦欬。经母亲的介绍，对他们了解更深，更感亲近，也更乐于学习他们的榜样。
此外，郑母时时处处以身作则，为儿子树立了一个好母亲的楷模。
郑珍家叔伯婶娘极多，郑母周旋其间，极受众人爱敬。郑珍不解，问及原因，郑母答道：“处兄弟妯娌，常想若父母舅姑止我一人，我未必不事事要做，即无不和睦之理。又常想若遇兄弟妯娌或病或痿废，我未必不饮食之、扶持之；今尚能助我一二，更无不和睦之理”。又说：“为嫂分既尊，我不善言不善笑，见叔等只肫肫款款与之接，诚诚实实与之言，一切闲是闲非，总不理会。爱敬我或因此。”郑母为人贤惠，诚恳待人，不仅对待家人和善，而且处邻处友也是如此。郑珍家有一个邻居何某，是个贫苦的佃农，没有孩子，年纪大了，有一次生了重病，“病体发黄，声如牛吼，人无敢视者”，唯独郑母不嫌弃他，与何妻一起照顾他，直至其死，死后还帮忙安葬了他。还有一个邻居，家境贫寒，“与其子攻竹为业”，一次父子两人都生了传染病，儿子病得更重，旁人没有敢去他家的。郑母听到此事后，拿了三升米，带着郑珍前去探望这一人家，并且催促郑父去替人把脉治病，不久，那孩子便成好人一般。
郑母的这种扶贫助弱的高尚品质，在年幼的郑珍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母亲那里学到了爱惜民生、同情贫苦人民的品德，这在他以后编纂《遵义府志》和所著的文章诗歌中都有所体现。所以郑珍在《母教录序》中说：“珍母黎孺人实具壶德；自幼至老，艰险备尝，磨淬既深，事理斯洞。珍无我母，将无以至今日。恩斯勤斯，子之闵斯，惟身受者心知耳。”从郑母毕生的言谈行事来考察，堪称“家庭教育”的典范，她是应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女教育家。
郑母逝世之后，郑珍十分哀伤，他回忆母亲生前言行，然后模拟其口吻逐一录载下来，于1841年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的写成距今虽有一个半世纪之久，但是我认为它对于我们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和教育意义。（此书收入《郑珍集·文集》，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当前社会人们十分注重教育。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乃立国之根本。这当然不是单纯的家庭教育，但是家庭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别的教育无法比拟的。
如何培养一代能适应未来社会激烈竞争环境，能撑起未来中国这一世界强国的栋梁之才？这是现代社会有识之士共同关注的问题。因此，针对一些独生子女家庭的姑息溺爱的教育方法，社会和学校相应采取了一些有意的“挫折”教育，减轻孩子对父母家庭的过于依赖，培养他们独立自主的精神品德，使之意识到社会生存的不易，可以说，这些“挫折”教育是费尽了心思的。其实，如果我们现代的父母能够将眼光稍微放远一些，学习古人教子良方，从古训中得到启迪，培养出一代合格的未来人才是根本不难的。郑母教子不就是一个好的典范，为何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