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护动物 尊重生命——记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中国代表葛芮女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物论文,基金会论文,中国论文,女士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话双方:邹晶 本刊记者
葛芮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中国代表
邹: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宗旨?
葛: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英文全名是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IFAW)。从名称上就一目了然,提高动物的福利是我们的宗旨。我们指的是所有的动物,包括野生和家养的,动物的群体和单一的个体。我们的工作主要分成三个部分:1.通过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大规模商业剥削来保护濒危野生物种;2.利用保护动物的栖息地以实现保护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3.通过救助自然或者人为灾难下受到危害的动物来提高动物的福利状况。
邹:IFAW何时成立?请谈谈它的历史?
葛: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成立于1969年,已有32年的历史。基金会的成立是为了反对当时每年春季在加拿大东海岸对幼年小海豹的大批屠杀。屠杀的方式十分残忍,捕猎的人用棍子击打小海豹的头,以求保护皮毛的完整。皮毛主要出口到欧洲,用做衣物、背包等。在基金会和很多其他组织的呼吁下,20世纪80年代欧洲共同体禁止了海豹皮毛的进口。在一段时间里,加拿大的冰面上恢复了平静。但是今天加拿大又开始了对海豹的大规模猎杀,每年都是几十万的数额。而今天的杀戮是为了满足另一个市场,亚洲国家的补品市场。比如,在中国市场上出售的海狗鞭、海狗油等都是取自海豹。正因为在亚洲很多国家有这个市场,才造成加拿大海豹再一次遭遇大屠杀。
邹:海豹的情况跟中国的藏羚羊是否相似?
葛: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正是人们被商业利益驱使,大肆捕杀动物以满足市场需求给许多野生动物带来了灭顶之灾。虎、豹、大象、犀牛……和藏羚羊一样,也是因为有人要佩带沙图什披肩,所以在中国才有大规模的盗猎,才有人走私贩卖,有买卖就有杀害。
邹:那么国际上都有哪些手段和渠道来限制这种行为?
葛:国际上有一些公约和国际法用以管制这种贸易。例如,《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即CITES就是由150多个国家签署并执行的国际法,对国际间野生动植物的贸易进行管理和控制。还有许多政府间或民间的组织也参与着这项工作,帮助监控贸易和提出保护建议。
邹:IFAW在中国都做了哪些项目来减少对动物的残害呢?
葛: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的状况。最开始的项目就是为了挽救亚洲黑熊。80年代活熊取胆的方式刚传入中国,大批的人一窝蜂似的争开熊场,随意在野外抓几只熊,然后就在家开始取胆,无视黑熊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的二类保护动物。取胆的方式极其残忍,不仅对熊的个体造成极大伤害,而且也对野生的熊种群造成很大的压力。中医药利用熊胆入药是有几千年的历史的。但是,中医药熊胆用量有限,更多的熊胆被用来开发新的非药用的产品,如酒、茶、饮料等。更有的熊场主无视亚洲黑熊是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附录Ⅰ的保护物种,公开贩卖、出口熊胆制品。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联合政府有关部门收容了从关闭的熊场里解救出来的黑熊,建立了中国首家黑熊养护所,并且支持政府开始对熊胆代用品的研究。
邹:黑熊贸易是属于完全禁止的吗?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里有些虽是受保护动物,但也允许少量交易,是吗?
葛:简单地说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分有3个附录,附录Ⅱ与附录Ⅲ中的物种可以在出口、进口国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少量贸易。附录Ⅰ的物种是不允许以商业为目的进行国际贸易的。藏羚羊和亚洲黑熊都是附录Ⅰ的物种。
邹:在人们印象当中,藏羚羊似乎比其他的濒危物种更珍贵一些。
葛:为什么有很多野生动物到现在人们才觉得它们这么珍贵,而且,好象珍贵了我们才要去保护。其实寻其根源,就是因为人们忽视了对很多物种最初的保护,没有保护它们的栖息地、食物源和生命的安全,才使得它们到了现在濒危、极危,最后到绝种的地步。
邹:那么野生动物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葛:人类的威胁是最大的。动物受到的威胁有很多种,如栖息地的丧失、食物的减少、人的干扰和商业的捕捉等,但这些因素归根结底都是人的因素。从商业威胁来看,因为有的人认为自己很富有,愿意购买这个物种或其制成品,因此也就有了捕捉和买卖;从栖息地的角度看,比如说,某种动物在亚洲的大陆上生存了几百万年,为什么现在栖息地越来越小,也是因为人侵占了它,人进入后开垦农田,进去居住,使动物的栖息地越来越小;狩猎也使很多的大型食肉类动物的食物越来越少,而且人使用的方法是弱肉强食的自然环境中动物本身不具备的,人有枪、套子、夹子,漫山遍野地布下了天罗地网破坏栖息地动物资源,他们捕捉了动物可以得到商业利益。另外,人不会因为吃饱了就不再去捕捉,而动物只是到了饿时才会捕食。所以归根结底人是许多野生动物生存最大的威胁。
邹:教育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
葛:的确是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在亚洲做动物保护的工作尤其艰巨、尤其困难,因为亚洲的人太多。
邹:并且亚洲人的生活方式也有别于其他国家。
葛:亚洲地区一是人口多,二是亚洲人的生活方式、传统文化里有一些对野生动物的保护非常不利的不良习惯。
邹:野生动物与人类生存权利发生矛盾时,您认为应采取什么原则?
葛:这要因情况而定。有的情况下,人完全没有必要那么做。比如活熊取胆,中医们认为,熊胆并不是“救命药”,完全没有必要非要用熊胆来治疗疾病,更没有必要用它来做补品、滋养品。现在中医界很多以熊胆入药来解决的疾病都已有其他替代品。在这个争端上人完全可以退一步,给动物一条活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项目,针对人和动物在竞争地盘的情况时,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比如我们现在做的亚洲象项目,在云南思茅地区(这是亚洲象种群在世界上最靠北的地点),历史上有过亚洲象。有一段时间,那里的环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就看不到象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象又回来了,说明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有所好转。但很多农作物也是象非常喜欢的,对农民来说,就遭殃了,每次都是在正要收割的时候,象来了,把作物都糟蹋了或吃掉了。而当地的农民本来是把象视为神的,他们是不杀象的,很爱戴它们。但是象破坏了农田,就引起了百姓很大不满,而国家的象损补偿机制也很难从根本上帮助他们减少损失。所以3年前我们就开始做可行性调查,经过2年的调查和参与式乡村评估,去年我们的项目在云南开始实施了。
我们的项目与很多其他的保护方式不一样,我们是用小额的资金,以贷款的方式,帮助村民发展经济,增强对象损的抵抗能力。我们是把钱给农户,由村里的农户组成基金小组,有需要的农户向基金小组贷款,发展替代经济,如种植大象不喜欢吃的经济作物如茶叶等,或做运输、养殖等。用他们认为可行的方式来改变生产方式,既保护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提高了他们对当地栖息地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在发展替代经济的同时,我们动员当地的老百姓上缴猎枪,不再猎捕野生动物,帮助政府实现禁猎令。并且我们还推动当地老百姓退耕还林。另外,在林子里建象喜欢的硝塘,就是盐水池,这样就能吸引象到林子里去,而不到村子里来。
邹:为什么要用盐水池?
葛:大象的生活需要很多的盐,它经常会被盐份大的池塘所吸引,人们在林子里建专门的硝塘,就可避免大象到村子里去。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保护大象的栖息地,同时也是为了减缓人和动物的矛盾。与此同时,我们在社区的教育也紧紧跟上,一是对儿童、村民的环境教育,二是对他们的安全教育。以前,就发生过围观大象导致人死亡的事件。
邹:但愿别的地方也能效仿。要提高当地农民的意识就必须给他们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很难让他们舍去一些利益来增强自己的保护意识。
葛:你说的很对。而且这种方式比纯粹的补偿要好得多,比如某家几亩地遭到破坏,就按亩或收成(斤)来给予补偿,有时会出现有的农民谎报、虚报等现象。我们现在做的这种方式是间接提高当地农民抗损能力,同时农民这样做是出于自愿,减少了他们对政府的依赖,也提高了他们的自信心。所以这个项目现在进展情况不错。
邹: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自然保护区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您作为IFAW在中国的首席代表,一定去过世界很多保护区,您怎么看待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物保护现状?
葛:如果从保护区数量上看,中国一点不少于其他国家,据统计到今年止已达1000多个。但是保护区到底是不是得到了保护?保护区物种是不是得到了保护?保护区是不是纯粹的保护区,保护区里是否有人的活动?在这点上很多的保护区不尽人意。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决定在建新保护区的问题上慎重考虑,并且要提高现有的保护区的能力建设。我认为这种方式是对的,如果建很多保护区最后都变成我们称之的“纸上公园”(Paper Park),就违背了原来的初衷。中国没有人的活动的保护区很少,有的甚至是保护区核心地带(最中心区)都有人的活动。特别是在亚洲,如果建一个保护区里面完全没有人那不太可能。但是一定要分得很清楚,有的地方可以住人,有的地方绝对不能住人,而不能纯粹出于经济目的搞开发。很多保护区建立后,就让他自足,那么出现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的保护区里的野生动植物、土地、林子就是管理人员挣钱的手段。因此,国家建立保护区一定要给予长期的帮助,否则就会使保护区名不符实。
邹:保护区不能排除有教育人的功能,完全不让人去,建保护区意义就不太大。我曾经去过国外的保护区,有的甚至完全就是在沙漠中,但其环境教育的功能仍体现得十分充分,真正起到了保护区在教育方面的作用,中国似乎在这方面不尽人意。
葛:的确。有的保护区就起了挣钱的功能。当提到生态旅游时,有的保护区说我们这里可以开展生态旅游,但是这种生态旅游就意味着搞基建,在核心区建房、建旅馆、建公路,把水、电都引进去,等于破坏了保护区。保护区可以有人去,保护区的周边也可以作些宣传教育活动,这点我是绝对赞成的。但同时也应该对保护区周边的人进行教育,提高他们对保护区的爱护意识,这是他们的土地,他们生活在那里。所以如果当地人的保护认识没有提高到一定程度,这个保护区就不一定能保护好。我觉得政府建立保护区绝对不只是给个名字就可以了。不管是国家级、省级、市县级一定要给他们保护和教育方面的资金,而且这个资金一定要说明是专项利用,否则可能就给了一个挣钱或是破坏保护区的借口。
邹:吃什么、补什么是中国人的传统。最近广东出台了一项关于食用野生动物的处罚规定,大约是食用野生动物者,罚款1万元人民币,那么会不会带来花钱买合法吃野生动物的权力?你怎么看待?另外,你对北京一些老人的遛鸟行为怎么看?
葛:(顺手拿桌上报纸念)“从7月1日起、明知是非法加工的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物或其产品而食用的,最高处以1万元罚款。”关于这一条我一会再谈。首先吃什么、补什么的观念一定得改,要不改的话,过几年恐怕什么也吃不着了。现在像淡水龟、蛇类、穿山甲等已经吃不着了,现在吃的是东南亚的,而且有的人还理直气壮地说,这是国外来的,似乎吃得心安理得。这种狭隘的观念令人不可理喻。刚才那句话,“明知而食用的”,本来食用了就是违法,不是知不知道的问题,要是谁吃了野生动物,问他知道这是犯法吗?他完全可以说我不知道是违法,那这一条款就起不到限制和惩罚的作用了,等于在执行条例时建立了一个障碍,所以我认为这个条例还是很弱的。广州曾有个野生动物市场,每天买卖上吨野生动物,那个地方卖的动物无奇不有。我去过南宁的野生动物街,有人在杀蛇,我拿出相机,那人拿着刀子冲我就过来,气焰十分嚣张。所以在目前情况下,中央应有命令,促使各个省形成严格的野生动物管理条例,条例中语言模棱两可是没用的。我认为有三个关键问题应得到重视:一是国家要有法律,二是法律要明确、严谨,三是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严格执行。中国现有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已经十几年了,急需补充和修订,有些动物当时受到的威胁还不严重,但是现在很可能已经很濒危了。还有就是中国缺少一个动物福利法。
邹:那么野生动物保护法里没有动物福利的内容吗?
葛:野生动物保护法里没有动物福利的内容,也不包括所有的动物。动物即使被捕捉到以后,应该怎么对待?包括人们驯养、繁殖动物应注意什么?动物园里动物应得到什么待遇?动物和人一样有生存所必须的东西,如空气、阳光、水、食物和活动的空间,这些都是生命所必须的,这一点是动物福利法的一个根本内容。可惜因为中国还没有一个动物福利法,并且野生动物保护法也没有这样的内容,也给执法人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邹:那么国际上的情况如何?
葛:很多国家都有动物福利法,包括发展中国家也有,像菲律宾、印度等。在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也有相应的保护所有动物的条例。所以动物福利法决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而且随着中国逐渐在经济、政治、环境等各领域和国际接轨,如果要想参加一些国际贸易和环境协定的话,动物福利法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如果没有动物福利法的话,就可能成为参加贸易协定的一个障碍。例如,在和另外一个有动物福利法国家在产品上进行竞争时,就可能产生不公平的竞争,因为没有动物福利法的国家,生产动物制品时成本很低,价格同样会非常低,那么与另外一个有动物福利法的国家相比,那个国家对他们生产动物制品的厂家要求就非常高,那么要提高产品的质量、技术水平,其成本就比中国高,价格也就高,所以会产生不公平竞争。
邹:这么说形成动物福利法对国家是有好处的?
葛:当然有好处。
邹:那这要靠IFAW去劝说政府了。
葛:这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
邹:回到我刚才问的遛鸟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葛:有人说遛鸟是老人的一种习惯,对他们身心有好处。但是如果这个鸟是人工繁殖的,而不是野生的话,我觉得在家养养也就罢了,否则这种笼养鸟的习惯就会造成对野生鸟的很大威胁。在鸟市上,很多鸟是用网捕获的,捕一只鸟有的时候要伤害约20只鸟。而且在捕捉、运输过程中,鸟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最近支持并参加了“湿地国际”组织的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国际研讨会,得到的信息是中国鸟类资源破坏的现象非常严重。湿地是鸟类最重要的一个繁殖区域,在中国沿海地区有很多湿地,每年很多来自国外的迁徙鸟类都会在沿海湿地停息越冬,鸟不分国界,而飞到中国后却受到大量捕捉。当然我不是说,每个老人遛的鸟都是野外来的,但我还是希望他们不要笼养鸟,尤其不要去买野外捕来的鸟来养。其实中国佛教倡导是自然的东西就让它生活在自然里,不要把大自然里的东西拿回来自我享受。有时我在办公室里能看到窗外一些像隼等的鸟类在盘旋,每次看到的时候我都感触很深。在国外,看到鸟在天上飞不会使人感到意外,在中国大城市里要想找个鸟实在是困难。我们每年都要开展一个教育项目,叫爱护动物行动周,即在每年10月,用一周或一个月的时间,让孩子们做些实际的工作来保护动物。今年的行动周有一项活动是让孩子围绕一棵树,在12米范围内找一找有什么样的动物。如果在北京,孩子们在一棵树周围,除了蚂蚁什么也看不见的话,这是非常让人担忧、非常让人伤心的一件事。
邹:你的愿望非常好,但愿这些老人能看到我们的杂志阅读到我们今天的对话。我下面的问题刚才也说了一些,就是IFAW在中国都开展了哪些项目?意义如何?
葛:刚才我只是提了一点关于爱护动物行动周的活动,今年是全世界开展这项活动的第9年,在中国是第4年。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有一个主题,1999年的主题是保护濒危物种,包括鲸类。我们给参加学校提供录像带、广告、海报、画报,给他们一些建议,孩子们愿意做些什么都可以。2000年的主题是紧急救助动物征文活动,其中有一个征文主题是Cage yourself,把自己关在或想象关在笼子里,写你自己被关的感觉。今年的主题是“科学,保护动物的力量”。前两年每年都有6万名儿童参加这些活动,而且反响非常好,尤其去年的那些征文(本刊第4期刊登了两篇获奖文章)。这个活动是我们每年必行的项目,从小学4-5年级直到大学都有学生参加。学生可以自己选择看录像、征文、画画等。可以发挥,还可以提名为保护动物做出突出贡献的同学。我们的目的是鼓励孩子们为动物做事情。为动物思考,思考动物福利。
邹:IFAW北京办公室还有哪些近远期计划?
葛:最近发布了一个关于藏羚羊的报告。针对藏羚羊的贸易,去年我们在一些国家做了一个调查,调查已经公布。前面向你提到的所有项目都会继续下去。还有医生狗的项目,医生狗是一个动物医疗项目,我们带着经过严格检查的小狗(身体上和性格上都很健康的温顺的小狗)去学校探访弱智儿童或有孤独症等心理上有一定残疾的孩子以及病人和老人。在探访时动物医生与人之间的亲密接触带来了无限温馨。在北京新源西里小学和南菜园小学、北京房山小学、良乡二小都搞过这样的活动。因为动物也是一个有感觉、有情感的生命,对这种生命,你应该怎么对待它?可以说这也是我们环境教育项目之一,也可以说是一个动物保护的项目。通过医生狗的项目,我们希望能提高狗主人的责任心,提高社会对人与动物亲密关系的认识,也宣传一种善待生命,尊重自然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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