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约型社会的发展伦理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节约型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07)01-0020-04
节约型社会目的是通过“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推动循环经济发展，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问题，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国办发〔2004〕30号文件)，即解决人与自然生态的矛盾和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它立足于当代人类对经济与环境的辩证关系的深刻认识，强调在经济活动中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同等重要性，要求经济效率和环境保护并驾齐驱。要求人类发展生态经济，追求以节约资源、能源和减少污染为前提的生态经济效率，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统一。目前，建设节约型社会多从节能技术、绿色技术、循环经济等方面展开，这有利于节约型社会建设的深入发展，但是，建设“节约型社会”不仅仅是个技术实践问题，深层上说是文化伦理问题。从鼓励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到号召建设“节约型社会”，折射出伦理选择中的困惑、矛盾，如果没有与之对应的文化伦理上的支持，“节约型社会”就不会真正实现。
1 挥霍性社会发展模式的价值反思
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是挥霍性的，体现在它以超过基本需要的挥霍性消费为发展动力、以时尚尺度取代使用价值评价商品价值、以外在的物质财富占有衡量人生意义和价值。节约型社会不可能建立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基础之上，应当是对现有的“知识—机器—市场”的工业发展模式反思的基础之上，实行有约束的经济发展。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它以科学知识为基础，促进了技术的巨大进步。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机器工业体系，创造出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借助市场经济体制，开始了具有全球化意义的扩展过程，把挥霍性的发展模式推广到了全世界。这种挥霍性模式包含的矛盾是内在于工业文明的“知识—机器—市场”机制之中的。这种矛盾表现在：
1.1 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
人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他不仅要活着，而且还要有意义地活着，这是人生存的两个维度，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生意义探寻。现代文明的一个巨大功绩就是释放了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创造了物质文明建设的奇迹。但它也有一个致命的弊病，那便是它误导了人们的生存的意义追求。机器工业体系表现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离：以经济学为立论基础，主要将视野集中在物质财富的发展上，并借助经济增长来说明经济发展；把科技视为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其注意力不是放在人的完善而是放在以科学和技术为代表的理性的不断进步以及相应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上。这就是发展中的异化，原本从属于“人的发展”的经济发展，不再是手段而成了发展的目的，“增长发展一直趋于对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偏离，转而聚焦于效用、收入、财富等逻辑学和工程学问题，其视角之褊狭导致对人类发展路径理解的欠缺和迷茫，结果直接肇始了当今世界的‘人态’和‘生态’两重危机”[2]。也就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人被奴役状态下的单向度发展。就“生态”而言，造成了逼近或超出自然循环极限的物质追求，最终危及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追求。
1.2 消费拉动与资源有限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奉行的是一种勤俭节约的精神，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凭着勤俭节约的伦理精神，西方资本主义取得了迅速发展。但是这种伦理精神与经济发展的完美契合在后来出现了“断裂”。按照贝尔的描述，是经济的“贪婪攫取性”突破了“宗教冲动力”，成为自我膨胀自我扩张的机制。它最大的特征是以挥霍性消费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消费成为工业文明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它不断以时尚引领、广告渲染等文化工业手段鼓吹消费主义价值取向，以延期支付制度为支撑，以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调控为保障，从而在人们以超过需要的挥霍性消费中获得经济增长。
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制定政策鼓励消费，把拉动消费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甚至把消费与爱国等同起来都是可以理解的，一旦消费停滞增长就会停止，显然这种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需要大量物质能量系统的支撑。以美国为例，以占世界总人口不到5％的比例却要耗费全球39％的能量。因此，工业文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发展与资源供给的矛盾，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造成民族国家之间生存竞争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是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否定。
1.3 自由性与盲目性
工业文明的发展，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无疑造成了大量的物质浪费，随后西方发达国家逐渐控制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强度，但其周期性经济衰退，仍然是一种物质浪费。在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作为后发展中国家争相模仿学习的发展模式，多是在威权政府主导规划下建立的，市场并不能发出真实的信号，而政府管理也并非完全遵循市场规律，作为市场力量的制约因素存在，而是以积极的行动参与了市场活动，增加了经济发展中的盲目和混乱。比如，市场经济要求统一、公开、流通，而在行政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恰恰因行政的条块化和区域化而陷入分割状态。中国经济建设中，在地方利益驱动保护下大量低区别度的重复建设就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比如，一窝蜂地城市扩张，占用大量耕地，国家控制有失效的迹象。
这种工业模式还内在包含市场主体与公众利益的冲突。这就是我国存在有“类公地性悲剧”。“在环境资源开发方面，各环境资源开发者仅核算自己的利益，忽视负外部性”。“在环境管理方面，各级环境保护管理者之间频频出现冲突……相对的管理失控。”[3]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主体或政府介入的市场行为中，出于对个体利益和部门利益的追逐，往往忽视环境的保护与资源的合理利用，更为严重的是，作为利益攸关方的当地居民却处于哑语状态。
工业文明的“技术—机器—市场”机制是以物质发展为取向、高自然消耗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它依赖资源供应和消费拉动，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鼓励消费的经济。只有大规模的消费，才会有广阔的市场。农业社会勤俭、朴素的美德在市场经济社会中逐步被侵蚀。人类与此前的社会形态相比真正进入了一个高消费时代。刘福森认为，即使这种生产或经济增长本身是非常注意节约的，但因为它是以挥霍性消费为前提的增长，本质上也依然是挥霍性经济，是与可持续发展相冲突的。这种机制必然造成资源匮乏、生态危机、人类文明前景黯淡。建设节约型社会，不仅仅在于实行绿色技术，更应该在发展模式层面上进行反思，着眼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建立符合节约型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伦理价值取向。
2 节约型社会的发展路径及其价值取向
传统工业文明的价值观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寡、效率的高低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即以GDP数量和技术推动的生产率为发展标准。二是追求不断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的器官的功能，以便生活更舒服、轻松。“发展模式使价值物质化：当前的模式完全采取个人利益的动力：利润动力，个人升迁，对绝对权力的需求。在这种刺激下，发展中社会实际上不可能实行节约。”[4] (p21)“(传统上)发展被等同于总量经济增长、现代体制的建立，以及消费欲望与专业野心的扩散。可是从最基本的意义上看，这些都不是发展：它们至多是可以促进真正发展的社会变革。”[4] (p167)显然这种发展极易造成资源匮乏和生态危机。
面对这些发展中的问题，我们可以听到两种相反的声音：一种认为，这些问题说明，现在这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发展机制是完全不合理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彻底抛弃现行的发展模式和制度，全面改造社会，找到一种全新的发展道路；另一种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不必改变现行制度，只要充分竞争和发展，这些问题都将逐步地解决。前一种观点也许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远景方案，但是，由于现行发展模式已经演进为一种成熟的社会制度和世界交往体系，这一远景方案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成功。后一种观点，随着市场经济制度在全球范围的被认可，越来越具有诱惑力，一些人认为，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被夸大了。丹麦学者比约恩·隆博格就提出，对环境不必太悲观，他认为，资源不像人们原来预计的那样快地走向枯竭，污染在人们变得富裕之后开始减少，人口增长终将会停止，我们的农业技术能够提供足够的食物给庞大的人口。[5] 隆博格的观点并不是过于乐观的盲目之辞，确实是一种我们已经达到的结果或可以达到的一种前景。但是，隆博格在描述这一前景时却忽略了一个主要事实，那就是，达到这样的结果或前景并不是靠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的自然逻辑，而恰恰是在人们对这些问题警醒的前提下，通过对市场经济反思和采取制度制约的结果，就资源紧张和生态危机问题而言，放弃发展，甚至说放弃目前被广泛认可的发展机制行不通；同时，任由这种发展机制按照自身的逻辑任意扩张也必然会导致更为严重的恶果。我们的选择应该是有约束的发展。
有约束的发展指社会发展应当立足于人类的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通过约束与规范人类的实践行为，在自然、生态可承受的限度内获得进步和发展。在有约束的发展中，不仅仅有GDP、效率、收益等经济学指标，生态学等绿色因素成为考量发展的重要指标。自然、生态不仅仅是人们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而是作为“人无机的身体”与人类共存共生，真正成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人类发展必然以开发利用一定的物质资源为基础，如果像某些环境主义者主张的那样完全尊重自然和生态的内在独立价值，就取消了人类发展的可能性；而要像工业发展主义那样以无限的物质占有和资源消耗为基础的发展，又必然导向人类毁灭。因此，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对经济增长的方式和市场经济体制加以制约和限制，必须实行有约束的发展。
由于我们依旧处在造成生态裂变的工业文明机制之中，个人、企业、政府都受到知识—机器—市场机制所造成的利益格局的制约。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打破旧的利益格局，建立起与节约型社会及生态文明合拍的技术—社会新机制。这个新机制，应该从技术、社会两个方面入手。生态文明的新机制中技术被置于重要的地位，包括新的能源技术、废弃物处理技术、绿色技术等。技术的发展能为我们高效率利用自然资源和较少环境损害提供技术支持。但是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关键是人类应当控制技术运用中的异化，防止技术进步用于大规模的杀伤性破坏性战争和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保证技术造福于人类的生存。技术的进步能够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物质手段，整个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依靠社会机制发挥作用。
新的节约型社会和生态文明体制的建立要依靠整个社会的努力。社会必须通过政治、法律、经济体制的重构，对市场经济、技术发展中危害生态环境的方面进行限制和制约。就技术而言，既要建立防止有害生态环境的技术泛滥的机制，又要建立有利于绿色技术研究和应用的利益格局，使技术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建立相协调。
更为重要的是对市场经济的约束。市场经济确实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追求利益也确实是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之一。但是，任何利益主体追求利益的活动，都必须纳入社会的一定控制之内。实际上，传统市场经济也不是无控制的。问题是，那种控制只是要求经济利益主体之间保持有序竞争，远远达不到生态文明的要求。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利益格局和约束机制，使生态环境标准成为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体活动的基本规则。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市场也只是我们社会机制中的一个方面，就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它是我们的手段。对于它促进我们的社会有序发展的一面，我们要支持、保护，而对于它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的一面或其他负面的东西，应该而且必须予以制约。市场经济对物质欲望的过度刺激和对物质资源的疯狂消耗可以说是生态裂变的制度根源。这涉及到企业经营、市场竞争乃至广告宣传等市场经济的方方面面。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就必须建立起新的机制，对这些因素予以制约。
节约型社会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伦理自觉上，在社会发展的追求中，我们就应当把这一约束模式当作是更为自觉的选择。要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把一种伦理精神，即道德的责任感灌注到现行的社会发展机制之中。这就是我们所主张的广义的发展伦理。这种发展伦理最基本的伦理原则正是把有约束的发展当作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基石，既要承认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行为的合理性，又必须对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反对过度改造自然的行为，这正是发展伦理学的理论任务和立足点。
作为节约型社会的文化支持系统的发展伦理学行动原则：(1)在尊重人类生存利益的基础上重视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在这种发展观中，自然、环境被纳入伦理的调整视野，通过“人态”关系的调整实现“生态”的平衡及人与自然的和谐。(2)超越“欲求”的“正常需求”消费观。“生产的目的必须是为了满足人的正常需要。所谓正常需要是有益于个人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的文明与进步。”[6] 反对消费主义的挥霍性消耗，把适度的、节约型的消费看作是人类的美德，从而缓解或消除资源紧张和环境恶化。(3)发展伦理学不仅把人类的生存利益，更重要的是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放在第一位。发展伦理学把后代子孙作为伦理主体，尊重和保证后代的生存权利。可见，发展伦理学的价值取向与建设节约型社会旨趣是一致的，是指导节约型社会的伦理理念。
3 节约型社会的伦理行动
发展伦理是面向行动的应用伦理，它积极介入节约型社会的谋划和实践，是“人为自身立法”。发展伦理是人类对现有发展模式反思的结果，但是仅仅依靠道德的自觉达到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而仅仅依靠外在的制度强制也必然由于高额的社会管理成本和反制度的冲突而失败。伦理学必须设法进入发展工作者所使用工具的价值动力内部，融入制度设置和政策制定之中，使自身成为“手段之手段”，成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行动指南。
3.1 开展发展伦理的生态智慧启蒙
发展伦理作为一种理念，在新旧发展模式转换过程中不能自发地在普通民众中生成，发展伦理能否转化为人们的意识、能力和社会实践，首要的在于我们能否卓有成效地利用教育、宣传等途径使发展伦理成为人们的共识。通过教育宣传，说明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关切，保障公众对环境、资源、生态的知情选择权。其次，让人们明了个体的生态责任，明确个体行为对生态的影响，促使人们反思自己的行为，从而形成道德自觉，把生态意识和节约观念内化为自己的道德良心，把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节制消费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不仅要保证自己的行为对生态环境无害，而且要通过自己的行为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全民生态道德水平的提高，不仅需要我们用一定的生态道德原则和规范来教育各个层次的社会成员，使受教育者树立生态道德观念并明确其善恶标准，而且需要我们在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的过程中，注重个体实践生态道德的能力培养，只有做到这两者的统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生态道德问题。
3.2 促进新的发展的指标体系建设
建设节约型社会，必须修正原来的单一片面的经济发展目标，以发展伦理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人文向度、生态维持和环境保护纳入社会发展的整体目标体系之中，从而能正确引导和科学评价社会发展。目前GDP这种衡量方法是不利于节约型社会的建设的。GDP把货币交易额作为衡量经济活动的唯一指标，因而忽略了其他许多价值因素：“环境作出的贡献如清洁的空气和水被排除在外”“损耗自然资源用于生产商品和服务的相应环境成本也被忽略。另外GDP没有正确估算经济活动产生的污染。矿物燃料的消耗，如石油被累计计入GDP，尽管这种消耗造成损害。错上加错的是清洁灾难的费用也被添加到GDP中，而不是从中扣除。”[7] 因此，节约型社会要求对“发展”重新定义，重新定义组织提出了指标即“真实进步指标”(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简称GPI)，其一个主要目标是，不以相应的用于生产的硬指标减少为代价来实现经济增长额，“能量和材料更加节省的经济能提高GPI并使社会富足，是因为这种增长是生态更能支撑的”[7]。要完善经济发展指标考核体系，把经济产出中的要素成本(包括能源、原料、土地和劳动等)、环境成本(包括环境消耗以及为恢复生态平衡而支付的投资等)以及劳动安全成本(工伤事故所耗费的费用等)计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起“绿色GDP”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科学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使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生态环境的保护相一致，遏制为追求GDP的增长速度而不顾代价的传统做法。尤其在中国的体制环境内，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对建立节约型社会至关重要，当前迫切需要改革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观，不再把GDP作为考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竞争力、城市化、现代化水平的绝对指标，不再把GDP当作衡量干部政绩、决定干部升迁的唯一依据，要按照科学发展观，以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开发、人文发展等指标来考核领导干部政绩。[8]
3.3 发展伦理在与制度的相互促进中发挥功用
发展伦理作为节约型社会的软约束，必须结合制度建设的强制约束和内化于政府决策考量中才能真正发挥导向作用。即政府依据一定的法律法规凭借行政权力采取各种措施手段创造一个人—自然—社会协调的经济社会环境。具体来讲：政府的生态责任表现在自然生态和谐管理、人际生态和谐管理、社会生态和谐管理上。发展伦理把政府等公权力置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首要责任承担者位置之上，要求政府把节约、生态的理念和原则贯彻到社会的发展规划之中，要求政府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约束市场经济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盲目破坏，要求政府确定强制实施绿色节约的技术标准，保证科技的发展服务于人类的福祉。
总之，建设节约型社会需要伦理价值的澄清、个体的生态觉醒及自觉行动、政府的宏观规划和制度推动等多方面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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