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存款结构成本与规模经营效益_银行论文

国有银行存款结构成本与规模经营效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银行存款论文,效益论文,成本论文,规模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在采集大量经营指标、数据,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剖析国有银行存款结构成本与规模经营效益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力求澄清并调整当前存款经营观念的误差,并找出增大存款成本的主要原因。

一、存款结构成本分析方法的误区

成本与效益这一对互为因果的经济学范畴,在“吃大锅饭”的经济体制下曾长期被埋没,而近年来却频频出现在经济金融论坛上,并深入到银行存款及其它业务领域。

从无须关注筹资成本到按存款期限结构利率着手进行高、低成本存款的划分,银行经营观念无疑有了一大进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专业银行开始向国有商业银行过渡,初步形成了以企业法人为代表的利益主体或经济实体,同业竞争日益加剧,专业分工与局部垄断的坚冰逐渐消融。在外部竞争压力和内部利益动力的双重撞击下,国有银行经营者不能不强烈地意识到筹资成本与效益的重要意义。因此,可以说银行存款成本、效益意识在基层行经营实践中刚刚启动,尚处于稚嫩的萌芽状态,一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方面又在其分析方法上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其主要表现是把当前一些行处经营效益不佳的原因归咎于存款结构不合理,各项存款中的储蓄存款尤其是“高成本”的定期存款占比过大,而对公存款和活期储蓄等“低成本”存款占比太小,导致银行成本支出庞大和经营亏损。因此,主张压缩前者的占比、大力提高后者的占比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这种比较方法只注意到利率因素,忽略了成本中其它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耗费及存款留存量等相关关系,陷入了逻辑上以偏概全的思维误区。若充分考虑到构成银行筹资成本的各类劳动耗费、活定期存款业务量笔数、存款留存量、综合成本率和上存资金利率、贷款利率和同业拆借利率等一系列相关因素,那么,活、定期存款结构成本之差异究竟如何?经营储蓄存款,尤其是定期储蓄存款是否成本过高或亏本?下面,我们以实证调查与分析做出解答。

二、高定期储蓄占比功不可没

在负债成本构成中,除利息之外,还有其它营业费用支出。目前国有银行的财务管理中,负债成本未单独核算,而是同银行总成本捆在一起,仍吃“大锅饭”,很难准确测算,给存款结构成本分析带来困难。

最近,我们组织了一次储蓄存款结构成本调查,分别选取了A、B、C三类趣款规模不同(储蓄存款余额高于、接近和低于全省工行平均水平)的六个县级支行,对其1995、1996两年的储蓄存款(包括活、定期)的各项成本费用,分别按平均余额或标准业务量权重进行分摊,得出几组数据与判断:

其一,活、定期储蓄存款利息成本率差异较大。单纯从利息支出和利率(剔除政策性定期保值贴息,下同)因素进行比较,三类被调查行1995年月均储蓄存款余额为36.79亿元,利息支出为3.33亿元,综合利息成本率为9.056%。其中,活期储蓄存款利息成本率为2.609%,定期储蓄存款利息成本率为10.072%;活、定期储蓄存款利息成本率之差为7.463个百分点,A、B、C三类行分别为7.49、7.47和7.87个百分点。1996年三类行综合利息成本率为7.459%。其中,活期储蓄存款利息成本率为2.438%,定期储蓄存款利息成本率为8.23%;活、定期储蓄存款利息成本率之差为5.792个百分点,A、B、C三类行分别为5.69、6.34和6.25个百分点。尽管两年内国家利率作了调整,但活、定期储蓄存款利息成本率之差都比较大。另据1995年我行一次调查,全省储蓄存款余额222.72亿元,综合利息成本率8.735%,其中定期储蓄平均余额182.83亿元,占81.36%,平均利息成本率10.175%;活期储蓄平均余额41.89亿元,占18.64%,平均利息成本率2.547%;活、定期储蓄存款利息成本率之差为7.628个百分点。

其二,活、定期储蓄存款综合成本率之差相对缩小。为了较为全面、完整地测算存款成本,我们列出三类被调查行储蓄存款综合成本的主要构成。其中不仅包括利息支出、手续费和其它费用在内的变动成本,而且包括固定资产折旧、修理费、工资性支出等固定成本。变动成本中的利息支出按活、定期储蓄的帐面实际填列,其它费用按各自平均余额分摊;固定成本按活、定期储蓄标准业务量(笔数)权重分摊。经过测算得知,1995和1996年,三类行定期储蓄存款变动成本率都高于活期储蓄存款变动成本率,而活期储蓄存款固定成本率都高于定期储蓄存款固定成本率。由于利息支出在全部成本中占比大,故定期储蓄存款综合成本率仍高于活期储蓄存款综合成本率。两者之差1995年平均为5.595个百分点,1996年平均为3.695个百分点,比其利息成本率相对缩小(见表1)。

表1 活期储蓄存款综合成本因素比较表单位:万元;比率;%

其三,定期储蓄提前支取和扣减了一块实际付息。定期储蓄允许储户提前支取,利率按活期计算,且一年以上定期储蓄利息采取按季预提、到期支付的形式;但是实际支付一般低于预提数额。据测算,各类支行定期储蓄提前支取率不等,经济较活跃地区货币资金流动性大(见表2)。

表2 定期储蓄提前支取付息率因素分析单位:万元;比率;%

1995和1996年,因提前支取因素合计减少付息6574万元和7231万元。相应调减定期储蓄的综合成本率(见表3)后,其与活期储蓄的综合成本率之间的差异缩小了2个百分点左右。尤其是1996年,三类行平均活、定期储蓄综合成本率之差只有1.93个百分点。如果再考虑部分定期储蓄逾期未取而按活期付息因素(本调查暂且忽略不计),活、定期储蓄利息成本率之差和综合成本率之差还将进一步缩小。

表3 定、活期储蓄存款综合成本率差异比较单位:万元;比率;%

其四,预提定期储蓄应付利息增加一块可用资金投入。如前所述,定期储蓄利息按季预提、到期支付,应付利息预提日期离实际支付日期存在较长的时间差。在这段时差里,一定额度的应付利息可转化为可用资金而获取相应的收入(视同可用资金收入)。我们把六个被调查行两年的应付利息总额按上存资金利率计算得出,1995年这部分视同可用资金收入金额为1275万元,1996年为1843万元,分别占当年定期储蓄平均余额的0.4%和0.45%。在进行活、定期成本比较时,似有理由从定期储蓄实际利息成本率和综合成本率中再次扣减。这样,活、定期储蓄综合成本率之差已更为接近,1996年加权平均仅为1.48%。

其五,派生存款大部分源于定期储蓄存款。通过信贷资金周转循环,原始存款可以派生出多重的企业存款。实际调查表明,贷款在企业帐户上的留存率,大约10%左右(多重派生暂不考虑)。由于原始存款中定期储蓄占80%以上,因此,派生的企业存款也大部分来源于定期储蓄。付息率较高的定期储蓄存款便由此转化为付息率较低的以活期为主的企业存款。

其六,定期储蓄的稳定性支撑着国有银行资产超负荷营运。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我国国有企业自有资本比例小且逐年下降,为维护其生产经营而过度负债,其中绝大多数靠国有银行贷款。企业过度负债及经营风险转嫁给国有银行,形成沉重的信贷资产包袱,加之国有银行自有资本比例小,资产超负荷营运的局面主要依靠负债业务支撑,尤其是靠负债中较为稳定的储蓄存款支撑。可以说,假如没有稳定增长的储蓄存款来源,没有较高占比的定期储蓄存款,那么,任何其它形式的负债均不堪承受如此重荷。

三、活、定期存款的辩证关系

第一,活、定期储蓄的特点、规律及相互关系。相对而言,活期储蓄存款具有利率较低、利息等变动成本支出部分较少、耗费的劳动量大、存款余额少、单位资金量分摊的固定成本较高、资金流动性大、户头留存率低及稳定性弱等特点。而定期存款则具有期限长、利率较高、利息等变动成本支出较大、耗费的劳动量较少、存款余额及单笔金额大、单位固定成本较低,户头留存率及转存率高、资金稳定性强等特点。活、定期存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比如,当一个地区居民货币收入有限,只够应付日常生活开支时,储蓄余额较少,储户选择的大都是活期存款。随着货币收入盈余积累的增加,个人金融意识逐步增强,储户往往把活(短)期转入定(长)期储种,所在地银行的定期储蓄等较高息存款的比重相应扩大。另一方面,定期储蓄的一部分也将以提前支取或逾期不取的形式转化为活期储蓄。

第二,人为地偏重活期存款必然与降低成本之愿望相悖。存款结构的形成,取决于利率杠杆作用、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居民货币收入水平、手持货币量及其性质与用途、个人金融资产运用能力等综合经济要素,它不以银行经营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某地区货币资金资源有限,存款同业竞争白热化且极不规范的条件下,各家银行为完成存款结构指标而竞相吸收活期、低息存款时,一些存款户往往利用银行间同业竞争的矛盾,寻求利息之外的其它经济收益。银行不得不付出高于利息之上的隐形成本支出,以补偿储户或单位存款户金融投资的机会成本损失。因而,人为地偏重活期或低息存款,而又没有得天独厚的垄断地位或出奇制胜的竞争手段,其结果必然同降低成本之愿望背道而驰。

第三,活期储蓄占比高的行处未必盈利。调查表明,1995和1996年,A类行活期储蓄存款占比为12.7%和12.8%;B类行为14.4%和13.1%;C类行则高达26.2%和27.3%。然而,恰恰是活期存款占比最低的A类支行连续两年盈利,而活期存款占比最高的C类支行却连续两年亏损。事实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缺乏客观经济基础与必要的内外部经营环境条件,活期储蓄占比高的行处未必盈利。

第四,在一定条件下,活、定期存款皆可盈利。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各行存款规模、资产质量和财务管理水平存在差异,因而各地银行对利率反应的敏感度不同,对筹资成本的承受力也不同。例如A类行在1995年较高的存款利率及保值贴息压力下仍有盈利。1996年央行两次调低利率,取消新的保值贴息,基本上理顺了存、贷利差之间、存款利率同商业银行存款综合成本之间的关系。当年A、B、C三类行无论是否调减定期储蓄提前支取因素,其储蓄存款综合成本率及活、定期储蓄综合成本率,对照相应档次(均选取最低一档)的贷款利率、上存资金利率、市场拆借利率均有正利差。尽管不同类行正利差幅度不同,但表明在利率已基本理顺的条件下,储蓄业务并不亏损。

四、决定存款成本与效益的主要原因

研究表明,对银行存款成本与效益发生决定性影响的主要有如下几大因素:

一是利率水平及政策。当存款结构中的活、定期占比不变或变动不大时,存款利率直接决定筹资成本的大小。因1996年两次调低利率,三类行处平均储蓄存款利息成本率为7.459%,比1995年下降1.597个百分点;综合成本率8.44%,比1995年下降1.74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三类行处的活、定期储蓄存款结构几乎无大变化,而综合盈利水平明显提高,A类行增加盈利的幅度大,B类行减亏。

二是区域经济差异。经济决定金融,由于A类两个支行位于福建省经济最活跃的闽东南经济区中心城市,其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水平、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存、贷款总量等主要经济指标在我省名列前茅(见表4),因而,在三类行中其存款规模最大,成本率最低,盈利水平最好。B类行处于福建省工业较为集中地区或主要县(市),有一定经济基础,其存款规模、成本率与盈利水平比C类行稍好。而C类行则处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山区县,故其存款量最小,成本率最高,亏损较多。

表4 被调查行所在市、地主要国民经济指标比较表单位:亿元;元

三是存款经营规模。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关系到当地银行存款规模的大小。存款规模主要由余额和人均业务量来体现。在一定范围内,一个行存款平均余额和人均吸储额越大,所分摊的单位固定成本越低,从而影响综合成本率。我们抽取了1996年末三类六个支行自办所年末余额和人均、所均余额及综合成本率进行参照对比。A类行不论是存量规模,还是人均、所均余额,都远远大于B、C类行;B类行次之;C类行最小(见表5)。而A类行综合成本率仅8.075%,分别比B、C类行低1.639和1.907个百分点。

表5 储蓄存款规模与成本参照表单位:万元;个;%

四是资产营运质量。一家银行要取得最佳经济效益,一方面固然取决于该行能否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存款市场占有量;但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负债与资产(包括结构、期限、利率之间)的优化配比,尤其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资产质量和可(高)盈利资产占比,压缩非(低)盈利资产占比。调查表明,属于A类的两个县级支行,都是所在地区最大的存差行,资金来源丰富,可上存资金多。如A支行,虽然信贷规模小,但风险贷款占比也小,1995和1996年,三项贷款占比仅1.28%和1.35%,收息率达99.85%和99.68%;由于资产质量较好,即使在存、贷利差很小的年份,仅靠上存市分行的可用资金利息收入,就可消化筹资成本且盈利颇丰。而B、C两类支行大都为借差行,存款量有限,筹资相对成本高;且国有企业债务包袱大,信贷资产质量较差,应收未收利息较高。因此,尽管1996年已调低利率,相应扩大了存、贷利差,但仍体现帐面亏损。

五是财会管理水平。目前的国有银行财务会计管理制度并未对筹资、用资部门及经营各环节进行严格的成本管理和精细的核算,各项成本支出仍“吃大锅饭”,致使一些行处尤其是资金紧缺地区的基层行,为了争夺有限的存款来源,往往不计成本;在网点装修、凭证、办公用品领用等营业、办公费用支出各环节,也缺乏集中调配和有效控制。由此造成的人、财、物力浪费,加重了资金成本负担,抵消了经营利润

五、存款成本管理与规模经营策略

对储蓄存款成本与效益相关问题层层剖析之后,存款经营的基本思路与方法策略已基本明晰。

策略之一:坚持双管齐下,以发挥优势互补

存款经营战略的立足点之一,即以综合经济效益——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保证存款总量和市场占比稳定上升的前提下,国有银行应进一步调整、改善负债成本结构。活、定期存款各有其特点与优点,两者相互补充、相互转化,对国有银行资金营运的稳定性和成本结构的优化均起重要作用。在整个存款结构中,一旦定期储蓄余额大幅度减少,即使活期、低息存款的留存量不变或略有增加,银行存款总量的稳定性也必然受到挫伤。总量下降或停滞不前,使可用资金来源减少,转化为低息存款的基础(原始存款)不牢,其给银行经营成本及效益带来的损失,将是对应的活期、低息存款所无法弥补的。在利率体系理顺、区域经济良性发展、存款经营规模较大、资产质量较好和财务管理健全的条件下,经营活、定期储蓄存款皆有利可图,都应当大力发展,从而发挥其优势互补之功效。

策略之二:突出规模效益,以压缩相对成本

存款规模主要体现于存款总量、市场占比和人均吸储额等指标。而平均成本则是以存款总量为分母,各项成本支出总额为分子的相对概念,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表示存款的加权平均成本,X表示每种存款的单位成本,F表示各种存款的数量。

变动成本(包括利息和非利息支出)一般随存款业务量的增长同方向、同幅度增长;而在一定的范围内,固定成本总额却变化不大。当存款总量(即平均存款余额)增长,市场占比和人均吸储额相应提高时,存款的平均成本下降,即吸收存款所耗费的活劳动(体现在工资性支出)和物化劳动(体现在固定资产折旧、修理费和其它营业费用)等的相对节约。如前面分析的表1中,A类行的固定成本率要比B、C类行低(应排除固定资产修理费等在一个时期内集中支出的因素)。而在存款量一定的情况下,通过减少人员,同样可以提高人均份额。存款规模越大,人员相对减少,劳动效率提高,产出所消耗的单位成本就越低,故必须重点突出存款规模经营效益,以提高存款总量、市场占比和人均吸储额,压缩单位固定成本来增加盈利。

策略之三:优化网点布局,以获取级差地租

各地市场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活跃程度不同,客观上形成了货币流通量区域分布的差异。若借用经济学上的“级差地租”概念,引申至银行存款经营及其网点布局投入产出方面,同样存在“级差地租”或“级差收益”问题。精明的银行家应善于选择经营地域目标,以社会资金来源丰富的重点地区为对象,特别是经济、金融中心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大资源配置力度,合理设置机构网点,实现存款规模效益,以获取级差地租。但据调查,比起其他国有银行,工行在总体网点布局时,集约化经营战略意图在实践中的落实并不明显。如在泉州市的鲤城、晋江等近十几年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工行新设网点在量上已落后于建行,加之其他地方性金融机构蓬勃崛起,多路夹击,影响了工行在增量市场中的占比,存款业务日趋被动。这种局面,应在短期内迅速扭转。各级分行在本辖区内,均应选择自己的网点布局重点,获取地利之差。

策略之四:培植大行大所,以提高单产效应

业务量集中的分、支行和骨干大所,一般所处的地理位置优越,货币资金来源丰富,其存款总量在全行系统举足轻重。优化资源配置,实行人、财、物力向储蓄大行、大所倾斜,促进其存款规模扩大,提高人均、所均存款量,可使单位固定成本减少,总体筹资成本下降。各分、支行应决心撤并几个业务量停滞不前,潜力不大,扭亏无望,对全局无足轻重的小所、差所;应通过内部机构改革,采取系统内跨县(区、市)以至跨市(地)人员交流、劳务输出、承包、分利等办法,将节省下来的人、财、物力转移到储源相对丰富、业务量潜力较大的分支行及大、中型所,努力拓展业务,延长营业时间;应把有限的网点投资、业务经费、最先进的装备和业务素质最佳的人员,优先集中到经济前景广阔的中心城市(镇)和新经济开发区,培植一批内外环境优雅、业务功能齐全、服务质量上等的示范大所;现有的大行、大所应加大改革力度,通过实行柜员制、一岗多能制,优化劳动组合,充分挖掘潜力,提高服务质量,增强竞争实力,促使储蓄新增业务量更上一层楼;以促使我行的存款量占优、成本低廉、利润丰厚。

策略之五:加速联网通兑,以抢占市场先机

在金融同业竞争中,首先应用电脑联网等科技手段,推出方便、快捷、安全、为众多客户所急需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银行,才能抢占存款市场的先机。在此次调查中,我们强烈感受到基层行对全局性、系统性协调配套发展先进科技,特别是存款联网通存通兑的紧迫感。业务第一线的员工直接而深刻地体会到:一是尽管我行电脑实际应用起步早,但目前在全省联网通兑方面已落后于其他兄弟行一步,主要是研制开发缺乏统一性、规范性和超前性,在激烈竞争中失去部分存款市场战机;二是有些行处使用的电子设备起点低、不配套、淘汰早,造成闲置和浪费,投入产出效益差;三是维修服务滞后,常常死机、停机,影响存款业务和信誉。因此,当务之急,首先应集中科技人员攻关,力争短期内实现全省乃至全国工行系统联网通兑,重点地区行应优先并网,赶上并超前一步,扭转存款业务竞争的不利局面;其次,应加强设备选型的统一性、规范性,提高设备使用效率,减少闲置和浪费;再次,总、省行金融科技工作的侧重点应以总体规划、开发新产品服务为主,市地行则以新产品的推广、运行和管理为着力点。各级经营行应组建一支电脑设备维修的快速反应部队,及时排除故障,提高全行工作效率和形象。

策略之六:创新金融产品,以牵动批量存款

多元化金融主体参与同业竞争的格局,突破了原国有银行专业分工界限保护下的相对垄断地位。竞争的全方位展开,并且渗透到存款成本结构的深层。各家银行都意识到提高活期存款占比对于调减利息支出量的影响,但并不否定定期存款对于负债结构及其可用资金的稳定性作用。既然我们无法垄断存款市场,又难于说服客户把大部分暂时闲置资金转入活期,也不能花费沉重代价买来所谓的“低成本”存款,那就只有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创新金融产品。因此,应尽快组建总、省、市行“金融新产品开发部”,瞄准社会资金丰富的重点地区,以金融科技和业务创新为手段,以各类专门人才合理组合为动力,积极探索新兴业务发展的新途径,不断地研制、试行,并适应市场需求,加强公关策划和市场营销谋略研究,及时推出新的系列化存款服务品种或中间代理业务,千方百计把我行的软硬件服务与社会各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捆在一起,带动大批量的活期、低息存款。要积极介入企业股份制改革,代理证券买卖、深沪股市资金清算业务;代理各类基金、保险、税费收付;开办个人支票、转帐、结算、信用卡、存款卡等金融服务。并顺应各种经济热点,密切注视市场资金流向重新组合,采取各种得力措施和新奇、合法手段,一方面,防止我行存款流失,另一方面,引导和汇集各类社会资金流向我行渠道,不断扩大存款源头。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存款总量增长与成本结构优化的两难选择。

策略之七:建立核算体系,以强化成本管理

要建立和完善以管理会计为核心的财务会计工作新机制。(1)加强管理会计职能,为领导决策和全行经营服务;推行帐务标准化,加速结算资金周转;探索部门成本费用和资金分类成本目标管理。建议分设各级经营行管理会计部,并以之为主,各专业部门紧密配合,形成“资金成本核算中心”,应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国际会计管理准则,对负债结构、成本、资金流向及期限利率对应配置进行研究,科学测算,确定各时期负债结构中各类存款的综合成本率及分项成本率,作为内部资金往来的依据。(2)试行存款成本目标管理。加强省分行对市地分行、市地分行对县级支行存款稳定性指标和结构成本目标考核;对储蓄专业和储蓄所可推行储蓄成本目标管理“二级核算、四级考核”或“储蓄万元成本费用目标管理”等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3)引进邯钢“市场成本”管理方法,形成成本控制倒逼机制,促使每一位员工自觉节约费用。积极创造条件实行系统内“资金转移价格”计价办法,在上下级行之间、存借差行之间、筹资和用资部门之间试行资金有偿转让,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金成本,提高资金营运效率与效益。(4)网点投资和费用管理方面,要摒弃绝对化或“一刀切”的观念及做法,对有利于拓展存款业务、扩大资金总量、节约相对成本的投资项目,要敢花钱、用好钱。各行要制定人、财、物力投向最佳组合方案,精打细算,开源节流,达到负债成本最低化,负债和资产结构最优化。以最少的成本耗费在资金市场上获得最高份额的存量和增量占比,最有效地配置货币资金资源,从而实现国有商业银行盈利最大化的综合经营目标。

课题指导:吕耀明/张炳豪/江发龄

课题组长:林金清

课题组成员:周国安/肖能彬/陈婉真/林志农

执笔人:周国安/肖能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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