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社会中的妇女与工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妇女论文,社会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6)03-0070-09 在德国，即使像Hoechstt和AEG这样的跨国公司也在全国性的日报上刊登的整页广告中，使用“可持续”的概念，它们想让人们相信，自己既可以保证就业岗位，也能保证“我们的孩子”拥有健康的星球。 在“社会性别”这个术语中，抗议性、抵制性的成分被吸纳得更为厉害。社会性别最初是女权主义用来消除这样的观念，即认为生物而不是历史与文化是男女压迫关系的根本原因，现在，这个术语在全世界的广泛使用，却让真实的、日常生活中的妇女和她们的具体处境反而变得不可见了。“社会性别话语”把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社会内有关妇女问题的讨论，完全转到一个抽象进而在政治上毫无意义，也与政治不相干的层面上来。对于想维持现状的人来说，根本不用害怕关于“社会性别”的讨论。 考虑到“社会性别”通常只是被添加到某个正被讨论或是规划的政策中，这种说法尤其符合现实。有些女权主义者称这种加入“社会性别成分”(我还听过一种叫“妇女元素”说法)的做法叫“加入‘社会性别’再搅一搅”。这种方法与主导的科学范式一样，具有典型的机械论的、原子论的、线性的特征，是持还原主义立场的社会理论。不过，女权主义一开始就强调，“妇女问题”不能只是简单地加到其他如自由的、实证主义的或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中，它要对所有现存的，尤其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工业父权制的范式和关系进行革命改造，这也是女权主义的逻辑结论。在本文中，如果我们既要认真考虑生态、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又要考虑一种非剥削的、非压迫的男女关系的概念，就必须将这些概念置于我们的分析和政治议程中心，而不只是简单地将它们加入到对一个总体上是剥削的、不公正的，具有破坏性的全球体系的分析中。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分析框架，一种对经济与社会的不同理解。我先简短描述一下这种理论框架。 一、殖民化：永恒增长或积累的秘密 人们通常认为，“进步”是个线性的进化过程，它始于一种“原始”或“落后”阶段，在科学技术发展的驱动下(马克思主义者的术语是“生产力”)一直向上运动，并取得无限进步。然而，这一普罗米修斯项目并没有尊重这个星球的有限性，也没有考虑到时间、空间和人类生存的局限，所以“无限增长”的目标只能以其他的付出为代价才能实现。没有一方的后退，就没有另一方的进步；没有一方的不发展和贫困，就没有另一方的发达与财富。既然“无限增长”或资本积累必然要以某些“他者”为代价，按这种二元世界观，“进步”、“发展”不可能被想象为是进化的、向上的线性运动，而只能是两极分化的过程。 罗莎·卢森堡认为，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就是对更多“非资本主义”环境和地区进行剥削，以满足其对更多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的需求。这些环境和地区在我看来就是殖民地。它们不仅在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对启动资本积累过程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保持今天的增长机制持续运行也仍然是必要的。 殖民化总是与暴力有关。尽管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在法律上体现为所有者之间(一方拥有资本，另一方拥有劳动力)的关系，订立的是等价交换契约，但殖民者和殖民地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建立在契约或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这种关系的建立和稳定需要不加掩饰的结构性暴力。因此，为了支持导向资本积累的支配体制，暴力仍然是必要的。 这种暴力并不是性别中立的，基本上它指向妇女。人们通常假定，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这种假定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传播是同步的)的进程，男性主导的父权制会让步于两性之间的平等，但在我看来，父权制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消失，持续增长或资本积累就是以维持、甚至创新父权制(也指具有性别歧视的两性关系)为基础，并建立起家庭内和家庭外不对等的性别劳动分工，即妇女被定义为仰人鼻息的“家庭主妇”，男人被定义为“养家糊口的人”。这种性别劳动分工和国际劳动分工还被整合在一起，在国际劳动分工领域，妇女被操控为既是“生产者—家庭主妇”，又是“消费者—家庭主妇”。 随着全球体系危机的加重，我们能观察到暴力，特别是针对妇女的暴力在全世界都在增长。既然暴力是建立在殖民化和无限增长基础上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一部分，那么它就不可能通过仅仅导向“性别平等”的策略来消除。在殖民语境中，“平等”意味着赶上进行殖民的主人，而不是废除殖民主义。这也是女权主义不满“机会平等”政策的原因，他们认为所有剥削、压迫和殖民关系对维持全球资本主义父权制来说是必要的，因而必须予以消除。 我们在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寻找持续不断针对妇女的压迫、剥削和暴力(即使在北方富裕民主的工业化社会里也是如此)的根本原因时，发现父权制作为社会制度不仅还在继续，它还和资本主义体制结合起来，后者的目标在于不断增加产品、服务和资本，用马克思主义者的术语说就是扩大积累。我们发现，经济持续增长的秘密并不像通常假定的那样，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智慧的结晶，他们发明越来越多节省劳动的机器，使劳动变得更有“生产效率”；当然这种机制也产生了更多失业人口；永恒增长或积累也不能像马克思解释的那样，完全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即资本家只付给工人生产的部分价值，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我们发现，妇女所从事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工作并没有出现在资本家、国家或马克思的计算中。对他们来说，成人，通常是男性工人在工厂或办公室前售卖“他的”劳动力换取工资。但是没有他的母亲或妻子，他本人是不能生产这种劳动力的。然而，在所有经济学理论和模型中，妇女从事的生育和维持生命的工作都以“免费品”的形式出现，就像空气、水和阳光一样。妇女的这种“主妇化”也因此对男性的“无产化”是必要的补充。 我们开始明白，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运行理论只关注冰山一角，也就是资本和雇佣工人。它的整个基础还处于隐蔽状态，包括妇女未付酬的家务劳动、照顾工作、养育工作，或者像我们所说的生命生产或生计(subsistence)生产。因为我们很多人在第三世界生活了很长时间，我们马上看出经济活动中隐蔽的基础不只包括妇女未付酬的家务劳动和照顾工作，还包括南方无数在维持生计的经济活动中的小农与手工业者的劳动，他们的生产是为了满足本地所需。最后，我们看到自然本身也被当做免费品，为了实现积累，自然被无偿或以极小的代价使用和剥削。所有这些被掩盖的经济部分，我们称为“白种男性的殖民地”，“白种男性”在这里代表西方的工业体系。 我们认为，只要能免费或以极小的代价来剥削那些殖民地，永恒的经济增长或资本积累就能持续进行。它们是可以“成本外部化”的领域。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已经把这些隐蔽的经济提到人们关注的层面，尤其是关于妇女的工作。玛里琳·韦林(Marilyn Waring)已经试图证明，如果妇女的工作也算数的话，如果她们的工作也被纳入到GDP中，其含义将是什么。像凯恩斯(Keynes)、斯通(Stone)和吉尔伯特(Gilbert)这些英国经济学家在二战中曾使用GDP这个指标来衡量战争是否有利可图。后来联合国将其普遍化以衡量所有国家的经济成就，也就是增长。本质上看，它不只是排除了妇女在家户中的工作，也排除了其他维持生计的非雇佣劳动，这点在南方更为明显；同时受到排除的还有自然的“工作”，人们认为自然的再生机制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在修复自然时涉及雇佣劳动、投资、工业和利润时，对自然的破坏才引起重视。如果只有直接带来利润的劳动才被称为生产性的劳动，只有生产商品的劳动才被计入到GDP中的话，GDP就成了用来测量破坏性的生产，而不是人民福祉的指标。 如果我们看看仍然被称为“发展”所付出的环境和社会代价，这一点就更明显了。以印度的沙达·沙洛瓦大坝(Sardar Sarovar)项目为例，最初计划建300个水坝用于灌溉、发电和存储饮用水，但是，这项主要针对城市和乡村中产阶级的“发展”，会摧毁二十多万人的生计，他们主要是那些从世代居住的森林中被驱逐的人民。除了破坏大片栖息着野生动物和有着多样物种的原始森林外，它也会破坏河边自古以来作为文化中心的庙宇。项目的发起者世界银行(它同时也停止了贷款)和印度政府只是简单认为，发展过程中总会有人遭受痛苦。当然，被迫承受痛苦的从来就不会是那些收获发展果实的人。投身于反大坝运动的女领袖梅哈·帕卡(Medha Patkar)计算过，即使从经济计量上来考虑，项目的支出也要大于收入。 在富裕的北方国家，增长模式破坏的一面也很明显，工业化和增长带来的社会和生态代价再不能转移到殖民地。很明显，GDP增长得越多，生活质量就越糟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种把世界划分为具有对抗性的中心和殖民地，从而促进中心增长的旧策略已经达到了极限。生态破坏再也不能被转移到进行积累的中心地带之外了。 二、全球经济中妇女的工作 至20世纪70年代初，特别是1972年的石油危机后，“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发展并没有成为现实。同时，世界上起主导作用的经济体和跨国公司面临着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大量的石油美元让它们在自己国家的投资变得无利可图。解决之道是重构国际劳动分工。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不再使用殖民地的原材料在大都市中进行商品生产，而是将整个工厂迁至东南亚和墨西哥，其后是突尼斯、斯里兰卡、孟加拉国，以及其他贫穷国家的经济特区。这种转移先从电子、纺织和成衣、玩具和塑料厂开始，在那里女工的比例都很高。这些国家对跨国公司做出的很多让步，包括不作为的劳动法、豁免进出口关税、免税期、宽松的环境法以及严禁罢工，使得这种转移成为可能。跨国公司选择这些国家的主要原因是当地低下的劳动力成本，比如，1994年，德国工人每小时工资是25美元，美国是16美元，波兰是1.4美元，墨西哥是2.4美元，而在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则是0.5美元。 这些后发国家的劳动成本低，不仅在于这些国家一般都很穷，具有较高的失业率，还因为受雇的大多数人是年轻的未婚妇女。雇佣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她们已经从家务劳动中习得了技能，她们会缝纫、纺织，被认为具有“灵活的手指”，因而也是“温驯的”。她们结婚生子后，许多人要么辞职、要么被解雇。家庭主妇的意识形态把妇女的工资看成只是对男性工资的补充。大多数妇女来自贫困的乡村或城市家庭，她们接受可怕的工作条件，每天以不人道的速度工作12小时以上，她们还暴露在性骚扰、安全和健康的风险中，这在北方国家是被禁止的。 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重组也渗透到农业领域，导致乡村和城市地区被称为“非正规部门”的巨大扩张。这些非正规部门对妇女的剥削和过度剥削，让富裕国家的人们能买到来自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廉价成衣、手工制品和一年到头的鲜花、水果和蔬菜。在农业领域，先是绿色革命现在则是生物技术已经驱使许多农民离开土地，陷于赤贫中，并迫使很多人迁移到大城市里，在这里妇女不得不从事家政服务、在血汗工厂工作或是作为家庭工人在家里工作。性产业，包括性旅游也是这个过程的结果。在这些“非正规”部门中，妇女不只是被定义为工人，也被定义为家庭主妇，她们没有出现在劳动统计数字中，不会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处于原子化的状态因而也无法组织起来。 全球重组的最近阶段始于1990年的经济衰退，根据资本积累的逻辑和实践，它前所未有地全面渗透进全球所有地方和所有生命中，并被概括为全球自由贸易。把制造业转移到工资很低的国家的重组体制开始不断扩展，它不再只包括世界上那些特别贫困的国家，也包括经济全面崩溃的东欧以及中国。那些劳动密集型、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比如钢铁业、采矿业、船舶和汽车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廉价的国家，也导致了欧洲和美国大量技术工人，主要是男性的下岗失业。在这些劳动力廉价的国家，当工人抗议带来工资增长时，公司就会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比如从韩国转移到孟加拉国。 在南部和东部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过程中，跨国大公司同样引领了全球经济重组的方向，资本和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它们手中，它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则得到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总协定，还有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大机构的支持。 关税总协定要求，国家建立起来以保护本国某些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贸易壁垒必须被清除，并向全世界的货物打开市场。这种新的自由贸易政策假定，所有的贸易方都是平等的，通过使用“比较优势”原则，各方都会受益。事实上，处于弱势的一方差不多都是第三世界，它们被迫接受威胁到国家主权的规则。它们必须让自己的农业部门依赖跨国公司；抛弃自己在食品上的自给自足政策；允许北方国家的公司在自己疆域内建立起“污染严重的”工业；向北方国家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打开大门。最后，根据关税总协定中关于产权交易的条款，它们必须允许外国公司和科学家作为专利人，私有化、垄断并商业化它们的生物和文化遗产以及公共财产。配合生物技术、基因和生殖技术的发展，关税总协定向生物技术的跨国大公司大开方便之门，让它们可以垄断、控制特别是南方国家所有的生物形式，包括植物、动物甚至人类的基因。这一点尤其会影响到妇女，许多国家正是她们在负责保存种子。 对植物、动物甚至包括人类基因进行的基因操控也会给北方国家带来破坏性后果。当北方大多数消费者已经依赖跨国大公司获取食物时，他们将会失去选择不受操控食物的自由。当生物技术被看做增长工业时，伦理考量就越来越被弃置一旁。全球生殖技术的扩展为优生学打开了方便之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操控，越来越将妇女的身体在策略上视为保存生物原材料的容器，并服务于科学实验和生物工业。 全球化也带来南部国家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强加给第三世界债务国以便将他们的经济置于“自由市场”管辖下的结构调整项目(SAPs)，已经给贫困妇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全球化的上一个阶段，穷人仍然能寄希望国家最终会照顾他们，现在，这种幻想彻底破灭了。穷人，特别是贫穷的女人最后只剩自己来应对了。她们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实际上就是可消耗的，这也是贫穷妇女为何总是人口控制主要目标的原因。 同时，新的全球重组大大改善了第三世界国家中精英的处境，他们的生活方式现在多少类似于北方国家的中产阶级了。今天经济增长最快的像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印度这样一些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在那里，中产阶级购买西方生产的消费品的渴望，帮助富国从1990年代早期的衰退中恢复过来。据估算，到2010年，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消费者会达到七亿人之多，但是他们和本国穷人之间的鸿沟将进一步扩大。 随着工业转移到第三世界，美国和欧洲的失业、低工资和贫困也增加了，解决第三世界这类危机的策略同样也用到这里，包括去管制化和灵活就业、主妇化、迄今仍在进行的正式劳动关系的非正规化、家庭分包制工作的增加。在国家内部设立廉价劳动部门，主要接受妇女在其中工作，逐渐拆解福利国家，废除补贴(尤其是针对农民的)，这些做法跟结构调整项目在第三世界采用的模式一模一样。北方富裕国家回归的贫困主要是女性的贫困，当然，贫富两极化也越来越严重。 全球重组并没有为所有人带来更多的财富、幸福和发展，相反，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在它维持和再创造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时才会增长。 三、就业还是工作？ 通常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作就是有工资收入的就业，没有就业，人们就不能生存，因为正是就业才让人们有钱去购买必需的生活用品。正如早先提到的，只有花在有收益的就业上的劳动才被认为是“生产性”的，能对GDP有贡献。 不过，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女权主义者已经证明，要是没有妇女在家户内从事的所谓“非生产性的”、不付酬的劳动，这些“生产性”的劳动就不可能存在。不仅家户内的工作不受劳动法保护，被无偿剥削且被排除在GDP外，而且，当人们谈到“劳动市场”时它也没有被考虑过，事实上，这是19世纪国家干预的结果。 我们可以确认工作与就业两者关系的三种动态特征。 1.女权主义理论已经证明，无酬的生计工作和就业之间有明显的性别分工。就业一般是男性支配的领域，而工作尤其是家务工作主要由妇女承担。即使妇女从事具有收益的就业，无酬的家务劳动仍然是她们的责任。 2.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具体运作的变化，有酬就业越来越多地被机器取代从而导致失业。与此同时，无酬工作就会增加。此前讲过的资本会转移到廉价劳动力地区的观点在这里还是有效的，劳动力之所以廉价是因为这些地区的许多工作都是某种维持生计的工作。 因此，从全球和女权主义视角来看，就业与工作之间的动态关系在于，当就业萎缩时，(无酬)工作就会增加。这样，我们再次观察到一种结构性的两极化。与此同时，就业被看做生计的唯一来源，创造新的就业被认为是主要目标。即使所有人完全就业在富裕国家也根本不可能的道理不言自明，但政策制定者仍然会把创造就业岗位看成是解决社会危机的唯一方案。 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法是工业社会的“生态重组”能够解决环境和社会危机，因为它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我看来，这一论点忽视了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动力机制，也就是它必然要为未知的市场生产商品。如果我们坚持真正的社会与生态可持续发展，坚持非剥削和非压迫的性别关系，那么，不是所有对生命的生产和环境的恢复来说是必然的工作，都可以成为雇佣劳动或就业。大部分这样的工作都得被男人和女人作为无酬的工作来做。 3.这种无酬或低收入的工作(主要是妇女的工作)是就业得以组织起来的基础。在生态和经济危机中，它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就是妇女经常被视为环境救世主的原因。 不解决工作与就业的矛盾，就没法解决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失业和贫困之间的矛盾。不解决前者就想解决后者的话，就只好动员更多(女性的)无酬劳动来支持有收入的就业，以便工人像德国那些男性技术工人一样，挣的工资足以让他们成为劳动者中的贵族，北方和南方都是如此。但是，这样的工资水平不可能在全球普遍化，也不可能是针对两性的。 四、宏观技术、商品化和伦理的终结 使经济和社会变得人道的那些价值观，不只是公平、公正以及工作内在的价值，还有对自然和所有生物尊严的尊重、团结和同情、照顾和养育、互利、爱与合作，与欧洲启蒙哲学和伦理都处于尖锐的对立中，后者认为，人类通过理性支配自然是获得“自由”的前提条件。女权主义者已经批判了这种理性的概念和伦理，不只是因为它们具有男性中心偏见，还因为这种伦理把关怀、养育、对维持日常生活的责任(比如家务劳动)极化为只是私领域的价值，因而它既不能挽救环境，也不能为妇女和其他任何受压迫的群体带来正义。 斯泰因布鲁格(Lieselotte Steinbrugge)认为，这种矛盾已经困扰了像卢梭和狄德罗这些启蒙哲学家，他们试图将妇女看成是“道德的性别”来加以解决，认为在一个建立于扩张与自利基础之上的、只具备竞争性和“理性的”经济体中，妇女承担着维系人文价值的责任。 1992年全球峰会上大多数关于妇女与生态的言论让我想起这些旧有的关于妇女和自然的启蒙哲学话语。妇女再次被发现既要为环境恶化(收集烧火用的木材)承担责任，又被看成是环境的救星。 很清楚，在一个整体不道德的全球体系中，很多妇女不再心甘情愿扮演“道德的性别”角色。而且正如厄休拉·金(Ursula King)所言，“军队和公司里的勇士们”带来的破坏如此巨大，世界上所有的妇女都不再有能力重新将人性归还到这一体系中。新的、更人性化的价值观会发现，挑战具有破坏性体制相当困难的原因在于，现代宏观技术那种真实的、确凿的暴力，和全球资本一起结构现实的方式，使得伦理考量多少有些无能为力。让我们从生物技术和关税总协定来开始证明。 生物技术，和全球自由贸易哲学一道被少数“公司勇士”(跨国公司)用来商品化、商业化并垄断(通过关税总协定)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形式。资本和科学的“新”创造不再只是(男)人心灵的天然产物，而是被销售和消费的商品。以受基因或生物技术操控的食品为例，一个西红柿可能是在旁遮普种出来的，它和毛里求斯或菲律宾通过基因技术提取的酶一起，被荷兰联合利华的一个“女儿”制成番茄酱，再通过全世界的必胜客比萨或者麦当劳大汉堡，或者就在你我购物的超市里销售出去。此时，所有消费者事实上都自愿成了跨国大公司的同谋，我们怎么还能提伦理呢？当全球生产链条的末端是现在他/她汉堡里的番茄酱时，消费者怎么能评估在生产的不同环节中劳动条件和环境保护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吃的是什么，哪个国家的哪些人因为要生产它正在遭受剥削，谁从这种世界性的生产与贸易中获取了多少利润。 伦理意味着有某些选择，某些自由。这种新的宏观技术，和新的资本全球化一起已经把所有的生命转化成了能被垄断的商品。但这种商品不是奢侈品，而是我们的必需品。因此，我们也成了受胁迫的消费者。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伦理的终结。没有妇女能让这样的世界体系变得更为人道。 五、需要一种替代的视角 我对当前资本主义—父权制世界体系进行分析得出的逻辑结论，不是要以一种悲观论调来收场，而是要打破我们还有蛋糕而且还能吃的幻象。如果我们想要支持我们的声明，即在一个资源有限的地球上所有人拥有人道的社会与经济，除了拒绝整个具有破坏性的宏观机制并寻找替代方案外，我们别无选择。 我认为现在就有这种可能。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反对对生命实行商品化和垄断。就是那些从这种体系中受益的人也意识到，在全球超级市场中间，我们生活在一种永久的匮乏、危险、灾难和战争状态中。 我在这篇论文的第一部分已经证明，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增长取向的经济体系是不兼容的。那些世界级的机构一直在努力保持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继续运行，它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不过是老调重弹而已，更多的经济增长是要靠缩减社会福利、健康、教育和育儿支出来实现的。这些政策已经受到女权主义者几次三番的批判，妇女，尤其是贫穷的妇女深受重创。但是批判结构调整项目、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跨国公司并不能将我们从这个体系带给我们的死胡同中走出来，尤其是当东欧和中欧已经放弃把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而选择市场经济时更是如此。只是要求回到实行凯恩斯经济政策时代的福利国家，或者要求更多公共支出都不再起作用了。如果我们真的想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经济与社会，在那里，妇女和儿童是中心，自然不再因为为了获取现金收益的短视而受到破坏，我们就需要更根本的改变。 目前并没有现成的这种社会或经济的蓝本。但是环顾四周，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那么多的个人、团体、组织、网络和草根运动中，人们都在问这样的一种经济体会是什么样子，其中自然是重要的、妇女是重要的、儿童是重要的、人是重要的；这样的一种经济体，也不是建立在殖民和剥削他者的基础上。 这些问题经常是由妇女提出来的，不仅是研究经济学的妇女，还包括关注妇女、儿童和地球福祉的妇女，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她们分散在从北半球到南半球的各个地方。有些人更多参与实际的生存抗争，有些人则更多参与妇女和生态运动，还有些人更多关注理论工作。将她们团结在一起的是对当前失序的经济世界进行根本批判以及探索新道路的努力。下文总结了许多关心此类问题的个人和团体的论述。 1.重新整合那些被碎片化的领域 一个经济学的替代概念不会继续将经济活动与生活空间的其他活动隔离开来。经济的概念源于古希腊“oikonomia”一词，原意是关于家计的理论，但到了18世纪的重商资本主义时代，其含义被转化成仅仅意味着为了赚到更多的钱而生产。由此，经济学也变成了独立于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的学科规训和实践。 重新定义经济学将促使它成为其他生活领域的组成部分，并进入知识的范围。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也会因此失去意义。以妇女—儿童—自然—生活为中心的经济体将重新被理解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彼此进行文化、生态和社会的互动，当然也包括和自然互动。互动的目的不是通过成本—效益计算以最大化货币收入，而是以可持续的方式创造和保护生命，不仅仅是人类的生命，还包括所有物种的生命。伦理将重新成为“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不再只是带有胁迫性的规范条款，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改变了的生活方式，它从设计上是为着自然和他者的永续，并表达对它们的尊重。我称这种生活方式为新的道德经济(new moral economy)。 第二种重新整合是将自然整合到经济活动和理论中。宾斯万格(Hans Binswanger)已经证明，18、19世纪中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逐渐将自然，具体说来是以土地形式出现的自然从生产要素中挤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尤其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当然还有马克思，将劳动和资本视为财富的唯一来源。自然变成了纯粹的资源，成为可以任意剥削的“免费品”。 但是，把自然看成具有自身内在价值的主体重新整合到经济学中的做法，可以超越社会和生态成本“内部化”的策略，这种策略只是对“自然”进一步的资本化或者货币化，或者是某种类型的“绿色资本主义”而已。这些成本过去在经济学的计算中是被外部化的。 和自然一样，无酬劳动(尤其是妇女的无酬劳动)也必须重新成为可见的经济组成部分，因为这些劳动构成了雇佣劳动和市场的必要基础。因此，我们再次看到，希望超越现有体系的策略不能止于“家务劳动工资”。玛里琳·韦林表明计算妇女无酬家务劳动的虚拟货币价值并将其纳入GDP的通常计算中，但这种做法虽然可以让这些劳动变得可见，但它既不能为这类工作带来工资，也不能改变家庭和公共生活中现存的性别劳动分工。它和让战争的成本变得可见，从而结束武器制造或者军事冲突的设想是一回事。但我们知道，战争被认为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增长，即使在今天的德国，仍然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建议将制造武器作为应对失业的手段。 要想将家庭内外的无酬工作整合到整体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中，必须彻底改变劳动的性别分工。这意味着男人将和女人同样承担此类无酬工作。他们应当分担照料儿童、家庭、病患和老人的责任；他们应当分担必要的无酬生态工作，在社区和私人生活中都应该如此。此外，政治工作也应当由男人和女人共同承担。关怀、哺育、养育、照顾亲戚，所有这些活动将不再被视为“女性”品质而是人类的品质，是每个人都应当具备的品质。 2.若干新概念 要将上述被碎片化的生活现实中的诸多部分(还可以加入更多)重新整合起来，就必然要求重新定义一些关键概念，并引入若干新的概念。 新的劳动概念。把无酬工作纳入到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中，让它们不再是被殖民化的从而是不可见的基础，而是成为由男人分担的工作，就会超越现有的将劳动作为赚钱的就业方式定义。当然，主流经济学以某种二元经济的方式也接受无酬劳动，却不愿意放弃雇佣劳动的优先地位，以及将货币收入作为首要生活来源的观点。但是，如果换一种眼光，则赚取货币收入的工作将扮演次要角色。人们需要的许多商品和服务将由本地或本区域生产，它们可以直接交换，或者只是需要少量货币。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工作是为了其他目的。只有在人们重新将工作视为快乐和负担的混合物，雇佣劳动所固有的异化和不快才能被彻底清除。也只有在他们再次看到自己生产的是什么，为谁生产以及为什么生产时，才会根本实现这一点。在这个关于工作的新概念中，需要强调其中一个面向，即工作再次被看成是直接与自然和其他人之间的互动。只有意识到这一点，工作带来的创造性才会使它再次成为快乐的源泉。享受不再只是工作完成后才出现的某种东西，它应该是工作生活本身的一部分。 新的生产性劳动的定义。古典经济学中最过分的谎言便是将生产性劳动与劳动生产率的概念限定为有货币或资本产出的劳动，它们专属于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而马克思没有对此提出挑战。与此同时，妇女的工作，包括生孩子、哺育、照料、爱，以及那些只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人，包括很多部落和农民的工作，都被认为是非生产性的，因为这些工作不能直接产生货币。诸如世界银行之类的资本主义国际机构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摧毁此类生产资料的生产活动，并将自给自足的部落、妇女和小农从事的所谓“非生产性”的、维持生命的生活资料生产转变成“生产性的”雇佣劳动。这意味着要让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资料都必须依赖货币收入和资本，显然，如果有人数众多的群众是自足的，资本就无从增长。我们必须坚持劳动生产率的另一个定义，它拒绝将货币视为生命创造者的假象，转而认为生活源于我们和自然之间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互动。 经济学目标的新定义。有了对工作和生产性工作的新概念之后，经济活动的目标自然就会发生变化。首先，这样会让我们抛弃永恒经济增长的目标。它是真正可持续经济和社会的主要诉求之一。这一新视角的目标必须是对人类需要的直接满足，而不是货币或利润的永恒积累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不过，这种满足人类需要的活动必须置于一个给定的、有边界的地球之上，必须是针对有限的人类生命，还要考虑到熵的影响，接受地球上所有人都能够获得同样生活质量的观点。真正抛弃增长狂热的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必然会以某种持续或“稳定状态”为目标。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生命，没有变化，没有互动，没有贸易，相反，所有这些背后的驱动将不再是为积累服务的自私、狭隘和破坏性驱力，而是寻求更好的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还有更多的幸福。 “美好生活”的新定义。只是欢呼生态上更合理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模式，虽然有它的必要性，却不足以推动人们朝真正可持续或生活资料视角的方向转变。我们还得从根本上改变对什么是美好生活的认知与定义。 主流经济体用持续增长的商品和服务数量来界定“美好生活”或“幸福”，它们可从全球超级市场中购买。然而，这种商品和服务的超级丰裕即使在富裕社会里也没能产生某种“美好生活”。人们的真实需要并没有得到满足。尽管已经沉迷于这些产品，但是消费越来越多的商品留给人们的仍然只有空虚。为盈利而生产的产品不再致力于满足人类的合理需要，而是激起新的欲求、新的瘾头和新的偏好。选择的概念取代了自由的概念。这是一场透过消费主义发起的反对人的战争，它最为变态的表现之一是以视频和军事玩具的形式向儿童兜售暴力、恐怖和残忍。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对幸福与美好生活的定义，它不依赖商品的购买，而是意味着和我们自己、其他人和自然建立一种不同的关系。 满足需要的新概念。对“美好生活”的不同定义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意味着具有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不同形式。马克思—尼夫(Manfred Max-Neef)和同事发展了人类基本需要的概念，他们强调，尽管这些需要是普遍的，但它们的“满足手段”即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和方式，却要根据文化、地域和历史条件而变化。在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里，商品成了决定性的满足手段。 马克思—尼夫和同事辨明了九种人类基本需要：维持生存(保健、食物、住所、服装)，保护(关怀、团结、工作)，情感(自尊、爱)，理解(研究、学习、分析)，参与(责任、分享权利并分担责任)，闲散(好奇、想象、游戏、放松、游乐)，创造(直觉、想象、工作、好奇)，身份(归属感、差异、自尊)和自由(自觉、自主、平等)。这些人类的基本需要与贫富无关，与国家发达与否无关。在“过度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几乎全部由相关产业生产并通过市场购买。工业社会创造的这种思维模式已经出口到所有的穷国中。但是极为常见的却是，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虚伪的满足手段，因为它们并非在终极意义上回应相关需要(比如，为了社会地位而购买汽车，为了满足对爱的需要而购买化妆品)。有时，它们直接就具有破坏性，比如军备竞赛就是以保护、生存和自由之名而被合法化的。 但是，要满足上述基本需要，有很多不依赖市场的方式。以对情感的需要为例。许多富裕社会的妇女都试图通过狂热购物来满足这种需要，她们相信通过购买服装就能赢得伴侣和其他人的情感，她们的自尊和外在的容貌连在一起。然而，我们知道，这种方式永远也不可能满足对情感和自尊的需要。只有在一场消费者解放运动中，一个人才可能找到或发明满足情感和尊重需要的新方式，这种方式尤其与商品化无关。比如，这可能意味着花更多时间和孩子在一起，或是陪他们玩而不是给他们买更多玩具。 许多非商品化的满足手段都具备协同效应优势，它们能够同时满足多种需要。陪孩子玩可以满足一个成年人对情感、保护、理解、悠闲、自由和身份的需要。它对互动双方的小孩和大人同样有效。如果人类的基本需要能够通过非商业方式得到满足，那么满足的过程通常都是互惠互利的，有付出就有回报。 假设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能在富裕国家中大量出现，就可能对南北半球的诸多国家产生良好影响。它有可能终止对环境的破坏和对第三世界的剥削，还可能改变北方国家中产阶级树立的模仿性和补偿性消费模式，它们影响了本国的底层人民和南方国家的人民，造成更多依附、感恩心理、内在失衡和文化身份的迷失。 举个例子，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一次关于可持续性的工作坊中，贫困的农村和城市妇女们提出了如下建议，要让农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让各种生产者在货币经济体之外进行直接交换，让不同群体的女人和男人直接交换各种类型的知识，让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妇女建立直接联系。 3.新的价值观和新的结构 这些妇女还提出对实现真正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来说不可或缺的一整套全新的价值观和原则，包括审慎的简洁性，这并非宣扬苦行，而是要与自然和谐共处，与地球上的人类同胞和平共处，从而实现更好的生活；自给和自足取代对进口和出口活动的依赖；合作而不是竞争；尊重所有民族，所有生物，尊重地球和地球上的多样性。这份清单隐含的意义在于不再将自利作为经济学的唯一驱动力。这些妇女坚持把团结、协作和分享作为重要的新的生存价值观。 它们不只是伦理学上的假设，在很多草根运动中已经得到践行。对于这些运动来说，上述价值观是必不可少的。里约的这些贫困妇女认为，她们在本地情境中用积极的替代方案取代全球超级市场模式的愿景在全球层面也将是有效的。不过，为了实现这些价值观，必须从整体上在所有层面上重建经济。 以下是从她们的洞见中生发的需要优先处理的议题。 农业优先于工业。可持续的农业不能基于工业模式，也不能依赖全球化的农业企业。必须增强小农的实力。从事农业工作的人数应当远超目前的水平。 土地改革刻不容缓，但必须同时考虑生态问题。 生产者—消费者合作社不仅能够保障小型生产者获得稳定收入，还能减少破坏生态安全的农业投入，比如杀虫剂。 城乡联结能够重新让城市中的消费者认识到土地上的劳作以及自然中工作的重要性和价值。这些联系还能确保不会继续生产不必要的危险物品。 新的城乡联系、自给自足原则和食品安全要求形成很多规模小的、非集权的经济区域。这类生物—生态—区域能够为本区域的基本生存生产足够的必需品。像比较成本—效益优势和世界市场的全球化这些主流原则将被抛弃。贸易将扮演次要或替补的角色。人们只出口超出满足他们基本需要的产出，而不是饿着肚子为富人们生产奢侈品。 新的全球联结将遵循相同原则。它们会导致世界贸易缩减，从而减少运输成本，减少包装和废物的形成，压缩危险而具有剥削性的生产关系与单一种植。一定程度上实现自足的南半球将会要求工业社会的经济体实现多元化。像德国这样的经济体，每三个职位中就有一个依赖出口，根本上讲就是不可持续的。 世界贸易，不管还剩下什么内容，都必须建立在公平原则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所有地方的工作都具有相同价值。“廉价劳动力”国家这种现象将不复存在。 所有这些还将重建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关系，重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一旦家务工作、社区工作和生态工作获得和雇佣劳动者相同的地位，人们就能在身边发现很多工作机会。 夺回公地。被驱赶而离开自己原住地的民族正在反抗对传统文化和经济公地的私有化。生态资源(包括水、空气、土地、森林、沙漠、海洋和生命本身)和民族的集体知识将不会遭到商品化。 货币将被用来充当流通手段，仅仅是交换工具而已，不再成为积累手段。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减少甚至废除利息。 所有这些新的价值观、原则和结构都要求形成与当前“主流”理论迥然不同的人类学、宇宙观和认识论。不过，朝向我称之为生计视角的重构进程已经启动，尤其在南半球很多地方出现的草根运动，因此这种新的世界观必将浮现。在这些进程中，人们实践一种不同的方法，一种对政治的不同理解——参与型的而非集权式的代议政治。这就是希望的标识。 *本文译自Maria Mies,Women and Work in a Sustainable Society,The Ecumenical Review,Volume 48,Issue 3,page 354-368,July 1996.文章经由米斯博士1996年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发表的演讲整理而成，中文版获得作者的授权，在此一并致谢。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核心概念“家庭主妇化”(Housewifization)系作者1982年首次正式提出，此后，米斯和她的学派将这一概念进行了拓展。他们认为，对资本主义来说，理想的劳动力不只包括富裕国家的家庭主妇，还有那些“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妇女，她们必须既从事低收入的付酬工作，又要从事无酬的家务劳动。这种背景下，米斯创造了“家庭主妇化”的概念。家庭主妇化的概念不只是表明妇女要承担在全世界都是无酬的家务劳动，它也表明两类工作被结合起来，即无酬的家务劳动和报酬低劣的有酬劳动。正是这种结合，工作的家庭主妇化使得妇女成为资本最理想的劳动力。妇女的低工资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她们的工资只是家庭的额外收入，男人仍然被认为是家庭中负责养家糊口的人。因此薪酬较高的工作仍然掌握在男性手中。但是，随着西方经济环境的改变，今天，不只妇女，甚至男性也正在被主妇化。许多男性再也不能在办公室或是工厂里找到工作。他们在家中的电脑前为世界上某个地方的大公司打点小零工，并不得不接受企业愿意提供给他们的工资。米斯称这种工作贬值的过程就是家庭主妇化的过程。 收稿日期：2014-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