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学者论文,邓小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日本学者持续不衰的邓小平研究中，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占有重要位置。可以说，这是日本邓小平研究的一个特点。
日本的邓小平研究，起步早，成果多，而且有其独特的研究特点。下面，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中心，就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以及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这两个方面，介绍和评析日本学者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日本学者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历史地位的比较研究，应该首推被日本人誉为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泰斗、毛泽东研究权威的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先生的论述。竹内实先生指出，毛泽东和邓小平是继秦始皇和孔子之后中国历史上的两大伟人。中国学者有人提出中国近现代史中有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竹内教授的研究视野更宽，角度独特，且富有新意。
竹内先生在1994年4月发表的退休演讲和近期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仅有秦始皇和孔子已经不够了。于是，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把自己塑造成既掌握权力又拥有思想这一类人物。似乎可以说，毛泽东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秦始皇留下的全国乱立状态和军阀混战局面。他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中国。所以，我认为，把秦始皇和孔子合在一起的人，即集政治的统一和思想的统一于一身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位以中华世界为对象奋斗终生的人物。如果把他放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研究，他应该在中华世界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竹内先生接着写道：我在1960年会见毛泽东的时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毛是个读书人。他是一位不亚于李白和杜甫的大诗人，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学者。不用说，他同时又是位政治家，他创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版——毛泽东思想。
总之，毛泽东把一个国家放到历史的舞台上来，抹煞毛泽东的名字，也就没有了中国革命的历史。
在毛泽东之后，中国出了第四位伟人邓小平。邓小平从1980年前后开始着手改革开放，他是一位极有见识的人物。邓小平是在干前无古人的事业。现在中国的经济很有生气，商店里食品、服装等琳琅满目，电视普及。近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这些都是邓小平新政策带来的结果。
邓小平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毛泽东的“自力更生”，似乎只能看成是一种闭关锁国，而开放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他比毛泽东开明。邓小平在看清方向的同时，又不与毛泽东断绝，而是一面继承毛泽东，一面看准新方向。也就是说，他在毛泽东铺设的轨道上前进的同时，又在同一个共产党内执行新路线，以敢闯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惊险动作。我认为这就是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了不起的本领。
邓小平不赞成全面否定毛泽东，他以三七开评价毛泽东的错误与功绩，阻止了对毛泽东的批判，维护了中国的团结与稳定。
苏联的情况则不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突然把共产党变成非法。在这之前，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些都给苏联公民带来相当沉重的负担。这是众所周知的。
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邓小平路线，同毛泽东时代相比，在内容上有变化。如果我们认真研究毛泽东时代的话，也许会有什么新发现。毛泽东自己如果亲眼看到今天的时代，能否同意，我不大清楚。不过，我想他或许会出乎意料地同意的。这是因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有循规蹈矩的一面，另外还有现实主义的一面。毛泽东的功绩之一是反对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搞革命，最后也许能取得成功，但牺牲会大得多，需要的时间还要长得多。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苏蜜月时代。如果原封不动地沿着那条路线走下去，恐怕今天就要全面地受到苏联解体的影响了。毛泽东通过开展游击战反对共产国际的做法，最后将革命引向胜利，后来又同苏联展开论战，最后决裂。可以说，中国没有受到迎面袭来的苏联解体的冲击。
由于这些原因，对邓小平今天所从事的事业，从感觉上讲，我认为毛泽东也许会同意这条路线。
竹内先生对有人问起为什么不再担任党的要职的老人会有那么大的力量时，他回答说：这是因为邓小平先生的洞察力和他指引的方向。
日本中国问题研究家大泽升，在其所著《中国向何处去》（三一书房，1988年）一书中，把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了比较。他写道：毛泽东是新时代的开拓者，这一点没有错。而且，他将作为开创新中国的人物流芳千古。那么，邓小平如何呢？如果把五、六十年代称作毛泽东时代的话，那么八十年代就是邓小平时代。在八十年代接近尾声的今天，通过对“邓小平时代”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大概可以确定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的确，邓小平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大力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汇集邓小平讲话的《邓小平文选》中，进一步表明自己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继承人。
然而，毛泽东实际所进行的和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所干的完全不同。要说相同的话，那就是两个人都强调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即“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没有离开社会主义和中国。可是，“中国式社会主义”这句话的含义，两个人是一百八十度的不同（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方面）。
毛泽东同正统的马列主义，即苏联的社会主义相反，认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特征在于重视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中国将早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邓小平在同样的“中国式社会主义”这句话里，加进了另外意思，那就是引进资本主义技术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大泽升继续写道：正如对“中国式社会主义”这句话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思那样，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性格上也有很大差别。一个是从容不迫，具有大将风度的高个子毛泽东；一个是舌锋锐利，谈吐似连珠炮的矮个子邓小平。然而，不能忘记的一点是：两个人都是作为“爱国主义者”，为中国现代化作出了努力。
毛泽东对“近代”的理解，还有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是规格化的，而且是空想的。这也许是由于只在书本上接触过西欧的缘故吧。
邓小平见过西欧，又去过苏联。他的集大成，就是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
邓小平是毛泽东创立的“新中国”的第二代人。他不仅是第二代人，而且是想避免第一代失败的第二代人。毛泽东在创业上成功了，但在守业上去失败了。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在1986年5 月号的《中国研究季刊》上发表文章指出，遵义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革命的两个转折点，同时论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文章认为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这是因为这两次会议在中国现代史上起到了牵引力作用。
以遵义会议为转机，中国革命开始走自己的道路，即不再以俄国革命的实践为样板，走适合中国革命实际需要之路。这样，受共产国际指挥棒左右的情况少了。
而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称作中国共产党的新的转折点，不仅在于工作重点从社会主义的继续革命方向转为实现现代化，而且在于向现代化建设迈进的思想转变，即号召人们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这个功绩主要应该归于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历史的航船是由邓小平掌舵的。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机，纠正了“文革”时期造成的思想混乱，完成了在新的条件下使毛泽东思想继续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艰巨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将会越来越发挥其威力。
以遵义会议为转机，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注意克服那种把俄国革命经验绝对化、机械照搬的教条主义倾向，寻求适合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工作方法、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可以说，“毛泽东思想”的提出，经过1942年的整风运动，在1945年4 月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了确立。
遵义会议的转变的正确性，已在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些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同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转变的正确性，也将在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和中国的统一这些实践中得到证明。
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
日本多数学者认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邓小平时代的序幕。他们比较重视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比较研究。较早明确地提出两个时代的，是宇野重昭、小林弘二、矢吹晋三人合著的《现代中国的历史1949—1985》（1986年，有斐阁出版）一书。该书的副标题就是“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书中分析了两个时代的不同，指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1949年取得革命胜利和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革命还在继续。毛泽东在晚年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名义做了理论上的探索。在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却把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当作阶级斗争扩大化给否定了。不仅如此，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恰似同毛泽东时代的目标截然相反。与其继续革命即向共产主义过渡，不如首先发展生产力。这就是邓小平政权的基本观点。作者把毛泽东时代的“文革”前十年，作为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来理解，说明他们的研究很有见地，这种看法比我们中国学者的看法要早一些。该节的“前言”写道：建国后的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在做各种探索，遇到了不少挫折。中国的探索也是人类的探索。
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国分良成，在《中国改革与民主化》（1992年，同时代出版会》一书中指出，邓小平时代包含有与过去的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时代特征。他分析了两个时代的不同点和相同点。不同点是：第一，可以看到从“革命”向“建设”的全面战略重点转移。换言之，这也是从“政治”向“经济”工作重点转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意味着“阶级斗争”。毛泽东时代是继续革命的时代，作为阶级斗争的政治被优先，实质上现实的经济建设被推迟了。然而，进入邓小平时代后，国内经济的现代化成为高于一切的课题，继续革命基本上宣告结束。第二，毛泽东时代一贯重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进入邓小平时代以后，便转到改革社会主义体制本身的方向上。结果，意识形态本身所具有的最重要意义几乎不复存在。换言之，这是由“教条主义”转变成“现实主义”。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普遍的真理，是不可改变的。然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出现一种倾向，即积极地承认马克思主义本身有不切合现实情况的侧面和由于对意识形态坚持教条式的态度造成了社会主义的停滞。当然，这同直接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关，但与毛泽东时代却有隔世之感。第三，如果把毛泽东说成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的话，那么可以把邓小平评价为有组织的领导人。邓从五十年代起就已经是党中央的书记，他确实是与“组织上的人”这种称呼相适应的领导人之一。从这种意义上讲，邓是比毛更有组织基础的处在权力顶峰上的人物。第四，毛泽东时代确实有过部分地承认地方分权的时期，但基本的政治经济体系是中央集权式的。而邓小平时代由于进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和企业管理自主权等体制改革，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体系分权化了。如果毛泽东在世的话，针对八十年代以后的体制改革再次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第五，毛时代正像在大跃进和“文革”中集中表现的那样，反复开展群众动员，而进入邓时代后，“动员”的情况几乎没有再出现。不能说在“文革”中完全没有来自群众方面自发参与的因素，但从总体来看，那显然是由于毛泽东从上面发出的动员。然而进入邓时代，不仅这种动员式的政治运动没有了，就连对权力提出异议那种自发参与也不见了。第六，毛时代的中国社会，在同国外的关系上，一直维持着极为封闭式的体系。可是在邓时代，开始改变为开放体系。毛时代对信息控制很严，且政治教育也很普遍，一般群众几乎不具有将中国与外国进行横向比较的观点。而邓时代由于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国外信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传来。
国分良成教授接着论述了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连续性：第一个共同点是不断扩大并且承认个人的权力。两个人都是第一代革命者，而且都是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毛具有超凡魅力的权威，邓是有组织性的权威。虽有这点不同，但在决定重要政策时，他们都是实质上的最高权力者。从职务看，虽然邓并没有达到顶峰，但无人怀疑他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第二，两个时代均以党的代行主义维持政治统治，在这一点上基本相同。当然，进入邓时代后，产生了社会上的多元主义，以至于在党内外也出现了多种主张。然而正如八十年代的现实政治状况所显示的那样，好像与社会的多样化无缘似的，对一党专政的权力机构并没有作任何修改。第三，无论在毛时代，还是在邓时代，都是政治透明度差。在毛泽东时代，虽然也有多种主张存在，但结局都成了权力与路线斗争，成了一方打倒另一方的历史反复。进入邓时代后，那种构图基本没有改变。如果不实行公开化，那就不可能培养党内民主。第四，同上述联系起来考虑，依靠“人治”胜过依靠“制度”的政治结构在整个时代一直存在。依靠个人的权力这种政治结构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延续到邓小平时代。在中国，被称为“关系学”的人际关系网，常常超越制度和法律。第五，关于政治权力依赖于军队和公安等暴力机关的政治结构，基本没有变化。在政治发展论上，军队的作用和与平民百姓的关系状况成为重要的标志之一。在中国，因为共产党本身原本就是军队，所以军队的作用比较明显，军队与平民百姓的区别极为暧昧。在老一代革命者占大部分的毛泽东时代，这种情况更为突出。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教授天儿慧，在《作为历史的邓小平时代》（东方书店，1992年）一书中，论述了邓小平时代的四个政治特点。书中写道：始于“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时代后期，已明显看出具有超凡魅力的毛泽东政治形态的全面展开和由此造成的严重弊端。因此，毛泽东以后的政治特点是从对其强烈的反作用开始的。这可以从以下四点看出：
第一是从政治优先向经济优先的大转变。换言之，是从优先追求革命的观念和绝对平均主义向发展经济和生产力第一主义转变。自那种转变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以来，虽表现出几次“摇摆”，但基本上还是坚持这个方向的。
第二是在毛泽东时代不断激化的路线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路线斗争减少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等政治优先的论调暂时复活，但结果已不可能再恢复到毛泽东时代的那种状况。
第三是在毛泽东时代受到批判的许多老干部和中坚干部大量复职和随着他们既得利益的恢复，官僚领导层型统治再次加强。正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里所看到的那样，极为重视以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体制为中心、以军队为后盾的政治稳定路线。
第四是随着现代化的进展，社会的搞活、流动化、多样化也取得进展。在各地方和各领域，知识分子和群众提出了多元化的要求，他们渐渐要求开展政治领域里的变革。
天儿慧教授还就邓小平时代的国内政治课题提出如下见解。他认为第一是创造政治稳定的局面和保证其实现，这是重要的课题。从现代化的一般理论来看，创造政治稳定局面的关键在于制度化。这十几年来，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法治”、“法制化”。作为第二个内政课题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毛泽东政治的特点是集权主义（向毛泽东集权和向党集权）和人治主义。这一方面造成经济上的效率不高，同时又出现许多冤假错案。因此，毛泽东政治不得不成为政治改革的最大对象。作为第三个内政课题，也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的素质问题，现已开始探索“政治文化”的转变。这将和从总体上提高社会的基础文化水准问题及提高能适应政治体系转换的领导与群众共同的政治意识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作者指出，在十几年的改革过程中，可以看到变化与不变化两个侧面，但是，正因为形成不变化因素的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势力”根深蒂固，所以结论只能是：向政治现代化转换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和曲折的过程。
日本中国研究所机关刊物《中国研究日报》于1993年12月出版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专辑。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性功绩做了客观的评价。专辑的前言写道：自甲午战争至今百年时间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最深足迹的，恐怕要首推毛泽东了。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戏剧性的大变化，有人认为应该重视这种戏剧性变化的意义。据此，那种认为邓小平才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的见解也许是正确的。不过，当我们站在1993年回顾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的时候，不难看出：毛泽东的志向和他的选择对人们影响之大，别人是无法比拟的。毛泽东和由他体现的中国革命释放出来的磁力，不仅仅把十亿中国人引导到一个方向上去了，而且这种磁力常常强有力地吸引着居住在中国以外地区的人们。
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在这期专辑上发表文章指出：作为毛泽东的历史性功绩，可以举出以下几点：1.不跟着斯大林的指挥棒转，而是确立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革命路线，并且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2.中苏对立公开化后，敢于从正面抨击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同时明确地告诉中国人民，应该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3.向全世界人民传播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
村田教授接着写道：从苏联崩溃这一现实来看，不能不令人感到毛泽东的敏锐洞察力。当然，尽管与苏联模式诀别了，但是在毛泽东那里还没有明确地确立替代苏联模式的新型社会主义建设形象、路线和政策。特别是，越是到了晚年，越是被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幽灵缠住，陷入反对修正主义这一教条主义之中，本本主义式地解释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并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理论框架所束缚。
然而，如果中国对苏联唯命是从，成为其卫星国的话，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也一定会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走上混乱和崩溃之路。为保持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经济得到发展，应绝对避免“文革”和1989年“要求民主化运动”的重演，扎扎实实地从事经济建设。这应该比什么都优先。
毛泽东断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拒绝用现成的本本和理论判定正确与否。即便是为原有的权威和一般的观念所否定的事情，只要扎根于现实，有实践依据，就果断坚持。这是一种创业者的精神，这里面有非常宝贵的东西。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否成功，不是与能否真正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有关系吗？
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健康发展促使日本学者的比较研究又扩展到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改革的比较研究上。
横滨市立大学教授矢吹晋，在《邓小平以后的中国经济》（1995年2月， 苍苍社）一书中写道：邓小平战略思想的第一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施政中心定为经济建设，这是意识到了两个失败。
一个是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万能论的失败。在整天忙于政治斗争时，中国经济比东南亚大大落后了。排除这种政治斗争优先论，改变政治轨道，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邓小平的最大贡献之一。
另一个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戈尔巴乔夫采用了从政治民主化到经济改革这样一条战略，西方对此大加赞赏。然而，结果如何呢？高级顾问们开出的处方几乎近似庸医的诊断，休克疗法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前苏联今日的混乱就是最雄辨的证明。从政治改革到经济改革这一戈尔巴乔夫路线的破产，促使人们对选择了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的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路线进行重新评价。
如果将戈尔巴乔夫战略和邓小平战略相对比，那么戈尔巴乔夫的失败和邓小平的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关于其理由，可能有各种解释，唯有人们的经济活动才构成经济基础这种唯物论重新得到了证明。最重要的是，人靠面包生活，无视这一基本条件谈民主，那近乎空话。
1991年末，前苏联解体。其后，政治经济上的混乱日益加深。如果从前苏联的万恶之源是一党独裁这个角度来研究，似乎可以说只要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市场经济自然而然会顺利发展。然而，实际情况是：无条件的民主化，势必导致混乱。与此相反，中国自1992年以来，连续三年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经济高速增长势头。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毛泽东领导反帝斗争，使中国赢得独立的功绩不可磨灭。不过，他在领导经济建设上却出现了大的失误。在经济建设方面，务实家邓小平要比理论家毛泽东干得更为出色，这种评论大概并不为过。
比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如上所述，日本学者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从总体上讲是比较客观的，他们思路开阔，有的研究不乏独到之见。日本学者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多研究成果，从客观上讲，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他们有机会到中国实地考察、收集资料和从事交流活动。这为日本学者提供了一种和以往迥然不同的研究环境。于是，一批批很有见地的、比较客观的研究成果不断以论文和著作的形式问世。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的邓小平研究是在争论中不断拓展和深化的，也经常出现一些不同的见解。就比较研究而言，日本也存在有扬毛抑邓和扬邓抑毛的现象与倾向。这两种现象与倾向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关于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关系，是继承、纠正、创造的关系，即：继承毛泽东正确的；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创造毛泽东所没有的。
八十年代初，一些日本学者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评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很不理解，认为邓小平路线与毛泽东路线构成两极，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对我们否定“文化大革命”持保留态度，对邓小平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持批评态度。中国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同时也改变了一些人的陈旧看法。但是，对于部分人来说，似乎还需要时间。
另一个问题，也同比较研究有直接联系。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自九十年代初以来，由于世界形势的剧变，已成为日本学者的研究热点。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继承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重大的理论贡献。对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日本学者已有很好的研究。但是，也有一些日本学者，在关于中国现在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能否成立；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这些问题上，与我们的看法相悖。他们的研究，或是引用一些不实资料，或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对中国建设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正确地评价。如有些人认为，“中国是把社会主义当作目标，但不能说是已经达到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又说，“中国尚未到达社会主义就不得不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倒退。”甚至还说，“中国存在改变现行路线，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实行‘U ’型转变的可能性。”云云。这些所谓的“研究”，是出自一些日本共产党系统的学者，他们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自然有其国内背景，从学术研究角度分析，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也给我们中国学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那就是怎样把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研究得更加透彻，并通过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使国外同行能够尽早理解，这是我们今后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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