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之另面——1900年英军登陆上海事件考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军论文,上海论文,东南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0)04-0119-13
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迅猛兴起于华北，与戊戌以来日趋紧张的中外关系相互激荡，导致战争爆发；与之同时，东南各省与西方列强订约互保，基本维持了长江流域的和平局面。这一历史的阴差阳错，深刻影响到清朝国内政治与远东国际关系的走向。“东南互保”既然为“保”，保护的当然是和平，其为当时和后世赞赏的也是域内外辑睦、两不相扰的效果，但表面风光背后，其实不乏曲折，甚至全局崩坏的危险。①“互保”和破坏“互保”的两种倾向始终是共存竞争的。关于后者，冲击最巨莫过于1900年8月英军登陆上海事件。其后激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德、法、日相继派兵抵沪，由于各国相互牵制，实际上仍维持了平衡局面，英国的冒险没有成功。需要追问的是，既然中外间事实上已然达成“互保”约定，英国坚持派兵登陆的动机为何？此举指向目标有无脱出“互保”范畴？而在此过程中，作为东南地方首长的刘坤一、张之洞作何立场，又如何反应？如果联系到上海租界本身特质，即租界统治者与宗主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当时列强军队联翩登陆更显得非同寻常。
国内早期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中外关系部分，基本是被纳入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脉络中展开叙述的。较近的研究已脱出政治批判的视野，不仅注意到刘、张等人外交观念的演变，而且对外国对华政策有所辨析。②海外研究则更多强调当时远东国际竞争的背景，并注意到外交互动中双方内部各自的复杂状况。③总的来看，现有研究已达到相当程度，但远非臻于至善。有关此事的来龙去脉，尤其东南督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仍显得不够明朗，而在史料综合利用方面也有继续拓展的空间。④本文拟利用中外史料，对此事件进行再研究，力图在史实重建的基础上，厘清既存的历史疑问，并对当时中外关系的具体特征作必要的研讨。
一 英舰入江及刘、张的最初应对
（一）长江告急
早在华北局势恶化之初，作为在长江流域拥有最大利益并最具权势的国家，英国就表现出积极干预的姿态。6月14日，由天津开往北京的西摩尔联军尚在途中，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霍必澜(P.L.Warren)已经开始策划，避免骚乱蔓延至南方。他致电政府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建议“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达成一项谅解”，从而使他们得到英国“有效支持”，在其辖区维持秩序。⑤此处“有效支持”显然指向军事干预，这样做不仅将巩固英国所处优势地位，而且很可能开拓一种新的保护模式，为进一步垄断地区利益打开方便之门。⑥
霍必澜的建议很快得到政府同意。长江流域的地位问题早就为伦敦所关注，在他电报到达前一天，海军部已接到指示，如中国局势全面崩坏，要赶在任何外国占领舟山或南京要塞之前采取行动。⑦6月15日，霍必澜与驻汉口总领事法磊斯(M.F.A.Fraser)同时获取授权，向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提供保证：如其采取措施维持秩序，将得到英国军舰支持。⑧次日，上海舰队派出“仙女”号、“红雀”号军舰分别开赴南京和汉口，原先驻泊香港的“无畏”号驶往吴淞口待命。⑨
6月17日，法磊斯赴湖广督署传达本国意向。不久前，张之洞刚刚查办湖北天门县发生的骚乱，在与法磊斯会晤时，他进而承诺将对这类事件做出“迅速和彻底的处理”，至于英舰入江保护，他示以感谢，但为避免误解，坚持不肯接受。⑩据随访的江汉关税务司何文德(J.H.Hunt)记录，张担心的是“英国军队一到，别国的军队也就跟着来，那好比火上加油，后果如何，他就不能负责了”。(11)换用张本人的话，他已与刘坤一商妥，并达成如下意见：
长江以内上下游，有我与刘峴帅两人，当力任保护之责，必可无事。若英水师入江，内恐民间惊扰生事，外恐各国援例效尤，转为不妙。若虑他国占先，吴淞外英舰甚多，英舰不入，他国不敢。似此镇静密防，最为上策。(12)
对于外国调兵入江，张抱有排拒之心，应对策略则为自任保护，使外人失掉干预口实，并以长江口外英舰为挡板，制约别国行动。此前有俄船载兵抵达汉口，张认为“必是俄派陆兵入江干预”，结果俄船并未登陆，他又想当然地归因“为英所阻”，从中看到各国牵制的效力。(13)虽然这并非事实，张却因此对“羁縻”手法平添了信心。事后，他将与法磊斯谈话向刘坤一传达，并要求“速切告税务司及上海道，转达上海英总领事，力任保护洋商之责，以杜藉口窥伺为要”。(14)
据张幕成员郑孝胥日记：“是日英领事见南皮，询何所部署，南皮以保商务、靖内乱自任。夜既寝，南皮复来召，至二点乃出。”(15)可见张之洞与其幕僚连夜筹谋对策的情状。次日，张以江、鄂名义致电驻英公使罗丰禄，向英国政府做出正式回应，表示长江地方兵力足以维持秩序，将力任保护洋商、教士，无须劳动他力。(16)同一天，札饬江汉关道岑春煊照会英领事，告以相同意见。(17)
作为“羁縻牵制”策略的具体运用，此后张之洞又通过驻美、日外交代表，谋求两国助力。他注意到美舰没有参加大沽之战，对华态度尚好，认为这是可利用的机会，希望其出面“仗大义持公道”，借以制衡英国。(18)美国政府迅速回应，表示信任东南督抚有能力维持秩序，只要保持目前安定，美国无意派出陆海军。(19)张尤其注重日本力量，曾表示说：“保全长江上下游，不独中国之利，亦日本之利也。日本当道尤当助鄂。日肯助鄂，鄂亦能助日。”(20)而日本政府同样不乐见在其利益众多的长江流域由英国一家独大，只因国际地位使然，不敢轻率发言，及美国做出前述外交声明，很快予以附议。(21)
（二）刘、张异同
在应付英国人时，张之洞声称已与刘坤一达成一致，但后者起初反应却并非同步。早在6月16日，英国驻南京领事孙德雅(A.J.Sundius)、金陵关税务司韩森(P.C.Hansson)已主动拜访，刘坤一相对较少保留，几乎未加掩饰地表达了对援助的欢迎，甚至声言“只要英国帮助，什么都肯做”。(22)刘坤一素有“联英”倾向，自胶州湾事件后，曾多次奏请采取与英联交的政策；考虑到他身兼南洋大臣，所辖境内外国商务最重，在事变之际寄望英人臂助，也不难理解。
如将两位总督态度稍做比较，可以发现：张愿与英保持协调关系，但明确拒绝外舰入江，他看到英国野心并强调“效尤”之害，希望利用列强牵制维系现状；刘则对英抱有好感，不介意海军保护，倾向于借英力阻止他国在长江有所动作。江海关税务司安格联(F.A.Oglen)就认为：“由于刘坤一倾向英国，别国在长江不能做的事，英国能够做到。刘坤一采取这样的立场，目的在于不让别国进来。”所谓“别国”，主要是指德、法、俄等国。(23)同样出于“以夷制夷”的思路，行动上却走得更远，就连刘的亲信幕僚也觉得对英优容太过，风险太大。洋务局会办汪嘉棠参与了6月16日会谈，他在第二天上书，提醒英舰入江兹事体大，劝以慎重从事，并举曾经主持外交的李鸿章、张荫桓、翁同龢等人为例，引为招惹“清议”的前车之鉴。(24)幕僚建言对刘产生一定影响，(25)更主要是张之洞来电称“英水师欲据长江，若我不任保护，东南大局去矣”，如此主旨鲜明的意见，给他提了一个醒。(26)刘坤一回电表示：
日前驻宁英领事及税务司来见，鄙处所答正与尊指相同，即或照常游历亦不过一二舰，多则惊扰地方，渠亦谓然。现又电沪道密告英总领事，嘱其一体电政府，并再将尊意详告宁英领。(27)
但此说法仍然含混，日常游历和入江保护显然是不同概念，刘宁愿善意地给予解释，并以此宽慰同僚，实际却留下被利用的缺口。6月18日，刘向驻泊南京的“仙女”号舰长出示了张之洞来电，作为“自认保护”的证明，但实际效果不过是令对方再次确认并区别了两位总督的立场：湖广总督目前不希望有任何军舰驶入长江，而两江总督认为有两艘军舰就足够了。(28)
按照正常理解，前述张之洞照会应被解释为拒绝任何英舰沿江上驶。但法磊斯开始咬文嚼字，认定“这个反对意见当然应理解为不包括女王陛下军舰的日常活动”。(29)他特别约见江汉关道，辩称由于“军舰”(war-vessels)和“海军”(naval force)两个中文词在翻译上的混淆，才导致这个误会，不应存在限制英国军舰对长江各口岸做“例行访问”(the usual visits)的问题，英国所能考虑接受的仅仅是“不可派舰队进行示威”(the demonstration by the fleet)。(30)
在上海，霍必澜表示“赴汉口之脱乃黎（即红雀号——笔者注）、又赴南京之恩密赫（即仙女号）两舰，均于廿一上驶，未便追回”，已有将既成事实合法化的意味。刘坤一据此做出让步：“英舰往来长江游历，本是常事，此次开赴宁、汉两舰，只合听之。”(31)不过，他也就此划出了底线，要求“不要再派军舰到长江来了”；(32)同时通过驻外公使，拒绝外国调舰侵占的意图。(33)
前由汉口发出、江鄂联名的电报也于6月19日送达伦敦外交部；(34)英国政府在原来的政策路线上有所回收。(35)长江流域的军事干预没有继续扩大，但已开赴各口岸的军舰事实获得了继续驻留的理由，“英舰入江”被解释为一般性的巡航游历，英国海军奉命“避免任何示威”，却仍保留了进一步行动的自由。而最先申请军事保护的上海领事当局不以此为满足，向长江增兵的呼声仍然是左右伦敦决策的因素，这为后来继续尝试军事冒险埋下了伏笔。
英国最初的建议被一些研究者理解为首倡“互保”的证据。(36)实则其真正含义在于提供单方面军事保护，在张之洞看来暴露了外人“窥伺”的野心，这一认识成为他“自认保护”的前提。在意见交换过程中，刘、张也很快达成共识——“力任保护，稳住各国，一面添兵自守，镇慑地方。”(37)不过应指出，张并非不愿与英协调，其相对强硬也是讲究分寸的。他表白，拒绝英舰是为避免遭朝廷误解，一旦事变发生，或其他列强乘机要索，与英国合作仍是可取的。法磊斯特别注意到，张使用的措词是“和英国联成一气”(binding themselves to England)，这不能不使人相信承诺是诚恳的。唯一使英人隐约感到危险的是，张对控制局势的信心似乎证据不足，他的部队可能不似其相信的那样忠心耿耿和确实可靠……(38)
二 吴淞炮台、制造局之争
当义和团风暴席卷华北，上海也不复昔日平静。外国军舰仍源源不断驶入吴淞港，不久传来大沽炮台被夺的消息，中外间弥漫着宣战前夜的紧张气氛。谣传列强将占据吴淞炮台和上海制造局，重蹈大沽覆辙的惨剧似乎近在眼前。上海周边相应加强了清军部署；租界也处在极度恐慌中。关于义和团的种种怪诞传说，随时可能演变为民众的排外风潮，而清军的调动部署，已经构成现实威胁。大沽开战后北洋舰队转舵南下，似乎预示战争随时可能发生。英国总领事霍必澜当时觉得就像末日来临：“吴淞和上海周围，驻有好几千名中国军队，都装备了新式武器，而且被供给新式大炮，所以他们可以在几小时内摧毁上海。”(39)
至1900年，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数量已超过7000人。6月17日，上海各国领事聚议应急办法，决议组织人数约420名的义勇兵队，以此巩固租界自卫体制。(40)6月21日领事团再次会议，对目前局势做出评估，认为“一旦时机逼迫，兵队、军舰及劳工有所异常举动，当地安全将彻底无望”，一致决定致电在大沽各国舰队司令官，请求增派军舰，确保侨民生命及财产安全。(41)
已如前述，英国要求向长江内地派舰，遭刘、张抵制，故暂做出克制的表示。最早提议的霍必澜对此深感失望，当战争局势日趋严峻，他又数度出击，目的就是为抢先控制炮台、兵工厂等战略要地。他通过驻南京领事孙德雅，不断做出试探。先是借口“沪上流氓欲劫制造局”，示意“愿代保护”；(42)后又利用大沽交战后的紧张气氛，渲染列强可能攻占吴淞炮台的危险，并试探万一发生意外，可否由英国舰队临时接管炮台。(43)上海道余联沅几乎也在同时收到相同请求，他意识到英国“名为代筹，实系窥伺长江”，但慑于威压不得不有所让步，因此建议刘坤一与其密约，必要时由两国军队共同防守炮台。这个意见受到重视，批示：“如德、倭夺台，尽力抵御，若危急，再求英助”。(44)换言之，刘并不情愿将炮台直接移交，但视英国为其潜在盟友，希望必要时合作，共同阻止其他列强行动。这是在霍必澜提出单独接管炮台的要求基础上所作的妥协。
英国的单边行为也为别国所反对，消息灵通的盛宣怀报告称：
福开森面禀，各领事并无占吴淞之意。英领事要我请其保护，是其伪术。若为所愚，各国必不服。白藻泰已将此情电法，等语。自吴淞以迄长江内地，公应饬沪道告知各国领事，自认保护，勿任干涉。(45)
福开森(John.C.Ferguson)，美国人，时为南洋公学监督；白藻泰(Bezaure)，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英国单独保护的做法为各国所“不服”，盛宣怀认为可以因势利导，同时向各国领事承诺“自任保护”，利用列强竞争的均势避免军事干涉。(46)因外部的异议声音，刘坤一转表示：“英允保淞，确系诡计，已电沪道密阻。就目前惟有稳住各国，方可保全长江。”(47)
这里需区别的是，派舰入江得到了英国政府授权，而要求代管炮台，则是霍必澜的一次个人行为。不过两者都遇到了相当阻力。盛宣怀和日本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几乎在同一时间提出了新的建议——以中外会议的方式达成和平谅解，并且得到刘、张的积极反响。(48)长江流域的局势迅速朝着“东南互保”的轨道滑行。
三 “会议互保”中的英国动向
从刘、张复电确认“互保”立场，到中外代表坐下来正式谈判，进展神速。上海道余联沅的官位等级与领事品级相埒，经授权出为议款，系直接负责外交之人；盛宣怀受命“帮同与议”，名义上协助工作，实际具体进程仍由其主导。“东南互保”的两个核心文件——《保护上海长江内地通共章程》和《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均由两人合作完成。(49)
前一章程草案原为五款，由余联沅初拟，(50)张之洞提出保护制造局一款，刘坤一进而主张将勿占吴淞炮台的意思明确列入。(51)章程最终由盛宣怀修订完成，内容扩展为九款，“措词皆预留后步”。(52)其中第一、二款交代中外互保的一般性原则，第三款说明刘、张两总督在其辖区内所负责任，第四至第九款则全部针对外国而言，除最末两款对外国普通民众（侨民、游历者、传教士）活动有所规定外，主要为了限制列强军事行动。临开议之前，刘坤一还不忘来电提醒：“炮台、制造局两层及未尽事宜，务请尊处就近指示余道，早日定议。大局所关，幸勿推诿。”(53)
与此同时领事团方面也在进行准备。法国总领事白藻泰(Bezaure)率先提出，如盛宣怀、余联沅获得全权授命，各领事也应具同样权限，从而将江、鄂所辖区域规定为中立地域。这一意见得到了日本领事小田切等多数与会代表的附和。地位敏感的英领事霍必澜也无异议，只是建议可进一步扩大中立范围，将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云南、四川各省也包括进去。(54)白藻泰等人急于使长江地区中立化，是为避免战争扩大造成损害，同时也包含了压制英国的意图；而霍必澜提出将中立地扩大至法、日等国在华势力圈，也明显带有反制意味。(55)
6月26日，中外双方在会审公廨举行会议。关于交涉情节，向来是以往研究重点，本文不拟过多展开。此处只指出，交涉并非简单在会议上议定条约。事实上，历史中本无所谓“议定”一说，整个交涉事件经历了提出章程、签约受拒、换文照会等复杂过程。当天会议上，各国领事对中方提出的章程内容“驳论多端”，其中第五（兵船）、六（炮台）、七（制造局）款本是刘、张注意所在，也是最引起非议处。(56)各国领事认为对本国行动多有掣肘，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带有“自我约束”性质的协议，当天会议没有形成正式结果。(57)
本文关心的是，在长江流域地位最重、前就英舰入江已交涉多时的英国，对章程作何反应。会后，刘坤一电嘱驻英公使：“九款请催覆，英商务最重，照常之外，劝勿多派船入江，免百姓惊疑生事。”(58)英国外相承认条款“其意甚美”，但仍表示“只能作为条陈，不能作为约章，因中有英国权利不便委弃”。(59)不久后，刘、张再次联名致电各国，重申“互保”立场。(60)但得到答复仍然如前。这样的外交遁词，意味着英国在享受保护的同时，保留了将来行动自由的余地，而不必担负条约义务。(61)
四 派兵上海始末
（一）呼声再起
英国总领事霍必澜曾想创造一个机会，将海军触角深入长江内地，但试探遭拒，并招致外国同僚的不满，随后又坐到谈判桌前，加入“互保”交涉。作为出兵论的始作俑者，他不甘心就此罢手：接受中方所提章程，被视为自缚手脚、缺少主动性的表现，在谈判之初，就提出为保护上海有必要在当地驻扎“强大的部队”。(62)
当北京政府宣战消息传来，霍必澜对前景更加悲观。不久从汉口获得情报，荣禄发自北京的电信披露了当地的“无政府状态”，霍必澜有些幸灾乐祸地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北京政府失控不仅证明他预感准确，也使得重提军事保护师出有名。(63)随后，又有山东巡抚袁世凯奉端王之命率军南下的传闻，尽管事后被证明为谣言，但霍必澜紧紧抓住话题，再次呼吁政府派兵。(64)至7月6日，他获得授权向长江总督提出保证，必要时派出军队支持其维持秩序；而此次刘坤一态度坚决，尽管对援助表示欢迎，但坚持“目前并不想在各口岸驻有更多的外国军队”。(65)
在这一时期，温州、九江等地相继传出义和团活动的警报，英舰沿江巡航的次数越加频繁。为数有限的军舰在各口岸间逡巡充当救火队员，疲于应付，往往首尾难顾，霍必澜又提出临时办法，在上游口岸的欧洲人开始大量撤往上海。(66)随着外地侨民涌入，上海租界人满为患，紧张气氛也与日俱增。尽管中外当局多次出示安民，但多版本的谣言仍然四散。(67)至7月中旬联军进攻天津之际，租界内恐慌达到“歇斯底里的高峰”。霍必澜认为仅靠海军和志愿兵，已不足以应付目前的危机，他用确凿的口吻报告“毫无疑问，义和拳运动正在扩大，而且可能在全国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反对外国人的暴动”，而这一次呼吁派兵的建议已变得十分具体：
应立即派一支英国部队前往香港或威海卫，他们身边应保有运输工具，准备在得到通知后八小时内动身前往上海。有500名骑兵、一营炮兵和2000名步兵的一支部队将是够用的。(68)
报告中最打动伦敦的理由是“上海的失陷将对外国的贸易和影响造成无可弥补的破坏”。这种意见并非孤立，在它背后有相当庞大的民意支持。“中国协会”一再强调，上海一旦沦陷，无论在精神或物质方面造成的损失都将是“无可估量的”，派兵事不宜迟；(69)汇丰银行也提请政府对上海来电做“最认真的考虑”。(70)
一开始时，登陆计划并未被英国政府视为可行的方案，它更多只是来自海外的一个持续并且有力的呼声。当霍必澜和上海商人团体急如星火的电报纷至沓来，伦敦的政治家也觉得事态严重。在他们看来，确保上海的绝对安全，比北京使馆解围更具优先的地位，但军事决策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前线指挥官的判断。7月18日，英国政府向正率队从印度开往天津途中的远征军司令盖斯里(A.Gaselee)中将发出指令，确认保卫上海也是其中国之行的任务之一，并指示如发生意外，应与上海领事协商指挥登陆。(71)7月20日，英政府决定将调兵路线上的陆军部队计3000人暂时留在香港，以备应付华中、华南可能出现的紧急事态。究竟多少军队才能完全满足防守上海的需要，则将听取盖斯里勘察当地局势后的意见。
7月21日盖斯里由香港出航，前往威海卫。翌日中途停靠上海时，他很快被当地激动的舆论所包围，普遍意见是保卫上海需要10000人的部队。他和霍必澜商议，认为3000人基本够用，但前提是得到总督同意，且有必要向各国预先说明。当时盖斯里首要考虑的，是奔赴华北指挥进军北京的联合作战，对上海问题并未形成成熟意见；霍必澜则保持一贯的乐观基调，但事实上，这一次想要说服刘坤一却并非易事。
（二）游说刘坤一
如前所述，刘坤一曾与英国政府达成了一项默契，允许少量军舰在长江巡航，各口岸允许停泊一艘军舰，但反对任何带有示威性质的军事行动。事实上，至7月6日，在长江的英国军舰已达到13艘，其中6艘沿江上驶，几乎除重庆外，各主要口岸都停驻了英舰。中外双方因此在“船多则民疑”和“船少则商惧”的辩论中相持不下。(72)一个典型事例是，7月初旬英舰“红雀”号和“山鹬”号恰好同时在九江口岸停泊了两天，当地官员立刻提出抗议。驻九江英领事抱怨说：
官员们似乎满脑袋是这样的思想，即有一个协议，据该项协议，我国政府承诺不强制进入长江或占领吴淞口，他们还在几次谈话中和至少在一次通告中表示，似乎他们保护我们的责任视我们是否遵守此项谅解而定。(73)由上可知中英之间的认知分歧，即使客观上“互保”已经形成，分歧仍难弥合。刘、张等人特别强调保护章程的对外约束效力，地方官员也引以为据，但由于章程事实上未获签署，英国也不愿受到行动束缚，所以刻意淡化“协议”的概念。至7月24日，类似情况再次出现，在镇江一起停泊了3艘英国军舰，刘坤一为此大感不满，抗议此事“为向来所未有”，强烈要求撤走两艘，“只留一号以符原议”。(74)
在坚持派舰外，霍必澜甚至表示，“如果总督们不能控制局势，那就有必要占领上海，即使未获得他们的同意”。(75)伦敦政府则要求明确了解中方态度，即盖斯里所建议的3000人部队登陆否能得到“完全同意”。(76)这时，刘坤一的态度突然发生变化。据目前所能见的材料，这一变化实缘于英人的一个谎话。在南京，英领事告知美国将调兵保护租界，英国不得不相应动作，刘误以为“美英或有成约”，所以不再坚持反对，只要求派兵数量“务宜从少”。(77)稍后，又补充说：“如果其他国家提出在上海驻兵，他不会断然拒绝，但会提出反对”。(78)这一表态，即寄望于借英国制约别国，但后来事实证明，他打错了算盘，或者说过高估计了英国的威慑力。另外还犯了一个错误，希望限制派兵规模，又未作明确规定，这一点正好被英人所利用，为接下来一系列麻烦种下隐患。
美国派兵并无其事，只是当时在沪美商团体曾呼吁保护；孙德雅不以实情相告，应来自霍必澜的授意，且后者向伦敦报告时，刻意隐瞒了刘坤一要求限制兵数的条件。7月27日，霍必澜向外交部发出电报——“请派部队。关于人数，总督任您酌定。”(79)至少目前，大门已经打开，他只需要期待军队应召唤而来，余下的问题抛向了伦敦政府。索尔兹伯里没有立即做出派兵决定，他仍期待更为准确和客观的军事情报，此时海军中将西摩尔(E.H.Seymour)上海之行成为新的关键。
（三）西摩尔之行
7月中旬，英国政府已致电尚在天津的西摩尔，询问盖斯里部队一旦投入华北作战，在长江的英国舰队是否足够分驻各重要口岸。西摩尔表示，计划与即将北上的盖斯里会晤后，赴上海实地考察。7月23日他由大沽出发，在威海卫与盖斯里碰头，26日抵沪，随即被推为当地最高军事长官。(80)直至此时，英国政府尚未决定派军，对于保卫上海所需兵数的各种版本，来自西摩尔的“公正的看法”将具有决定意义。(81)西摩尔同样发现存在于租界的集体恐慌，经数天考察后，他得出初步结论：3000至5000规模的军队足以保卫上海，但事前应得到地方首长的允许。(82)
刘坤一早注意到这位不速之客。不久前在进军北京途中遭遇惨败的联军统帅，在此时选择南下，确给人想象的空间，因此嘱咐盛宣怀设法阻止西摩尔来访。(83)当时刘正在患病，这成为不能见客的借口，在南京的英人则观察到，更深原因在于他对英国军事企图的疑虑。(84)西摩尔仍坚持乘军舰前往南京，(85)并于8月2日与刘坤一进行了会晤。在其报告中，显示刘的态度“十分友好”：
总督认为没有理由派兵在上海登陆，但他显然是不希望有大量的部队登陆。他同意派一支中等人数的部队，比方说，三千人。他不希望外国军舰驶入长江。我建议这些军舰不应驶入。(86)
第二天，刘坤一进行了回访，再次要求阻止他国军舰入江，并强调每个口岸停泊一艘英舰已足够；他进而保证与张之洞意见一致，建议不必再赴汉口。对于南京之行西摩尔深感满意，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于是答应不再沿江上驶。两人会晤情形在中文史料中也能得到对证：
英提督两次晤谈情词款洽，因嘱其拦劝别国兵轮勿入长江，英亦不可再添。并声明拳匪滋事，朝廷剿抚两难，渠深以为然。初欲来鄂，以天热路远，且恐人心惊疑止之，已经辞行，于明日回上海矣。(87)
我们可以发现，刘坤一对会谈结果也很满意，但在电报中对登陆事却只字未提。这并非故意隐瞒，他最关心的是阻止别国军舰追随英舰入江，这也是他向西摩尔一再强调的重点，对英军登陆上海，当时并非特别在意，更未估计到此事的严重后果。对英国来说，形势一下变得简单了，在上海直接部署军队，比在距离更远的租借地（香港或威海卫）驻扎待命要好的多。可见在会谈中双方虽然各自着眼点不同，却均有所获。但有一个模糊的地方，刘同意英国派兵，前提条件是数量不可过多，而西摩尔所谓“中等人数”的部队，相当于3000人的规模，这出于刘本人的表述，还是西摩尔自以为是的定义，仍然存疑。
英国政府在接到西摩尔报告后，也感到意外，于是再次电令确认派兵规模。(88)至8月5日，西摩尔回复已获同意，目前可派3000名英国部队在上海登陆。英国在香港的一个步兵旅团第一批2200人部队，即日起程开赴上海。(89)
（四）各方反响
外国军队即将登陆的消息一经散布，立即在上海引起新一轮的恐慌。中国居民预感为战争的前兆，纷纷逃难迁徙，当地商会因为市场秩序大乱而深受其害，抗议呼声高涨。法国总领事白藻泰在第一时间向国内建议从越南也派出一支部队，这一强硬姿态，得到了美国领事古纳(Goodnow)的赞赏。这些动向被盛宣怀敏锐把握，以此为向英国讨价还价的筹码。(90)
在此之前，霍必澜总是流露出一种不加反省的英国优越的腔调，从一开始鼓吹占领上海起，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其他国家援例效法的后果。至此，他明显感到紧张，于是向政府做出补救性的建议：“也许可以联系法国及其国家他政府，劝告他们停止联合占领上海的行动，因为这可能在目前关键时刻造成最严重的后果”。(91)
刘坤一希望英国能够停止派兵，否则至少须缩减兵数，其心理底线是“至多不过数百人”。(92)上海正在上演的国际竞争和不明朗的前景，让他多了几分信心，进而在8月8日向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人建议，集合地方督抚之力对英政府施压；电文中援引“日本人”的说法，并与英国种种反常举动互相印证，披露了西摩尔穷兵黩武的野心。(93)对会电一层，张之洞很快表示附议；(94)李鸿章当时奉召北上，正在上海停留，他与盛宣怀意见一致，认为法、美、日各领事既然表示反对，可以因势利导，分电各国，牵制英军行动。(95)8月10日，李、刘、张、盛四人联衔致电各驻外公使，“请速商外部劝止”。(96)此前，刘坤一也已单独另电罗丰禄，令向英政府做出澄清。(97)
南方督抚的保守态度与此前西摩尔等人自信满满的报告明显不符，这让英国外交部感到困扰，因此训令再次确认允许派兵的准确数字，并要求宣布防守租界是部队登陆的唯一目的。(98)西摩尔也感受到事态的变化。(99)8月11日，它向余联沅面交措辞强硬的节略，坚称“二千兵已行，难改，余不续调”；霍必澜则示意“如有匪动，洋兵即可助战”。(100)南京领事孙德雅向刘坤一反复劝说，请不要被精心编造的“虚构的反对声音”所欺骗。(101)这里，显然暗指的是法、美、日等国。
还在霍必澜等人四处活动之际，英国外交已经在欧洲遭遇了挫折。法国的立场是——“如果英国敢这么做，法国就立即照办”。(102)德国政府早就表示：“我们的任务至少应阻止英国的独占。”(103)在东京，英国人也试图对日本政府做出解释，反应同样冷淡。(104)
几乎所有的消息都是坏的。英军登陆已不受欢迎，而他国仿效也难以阻止。8月12日，索尔兹伯里向霍必澜发出训令：“现在不要派部队在上海登陆。”(105)
五 并非结束：登陆的最终实现
实际上第一批从香港出发的2200名印度兵，已在8月11日抵达吴淞港，后续800人的部队也正在途中。上海官员对英国政府正在发生的态度变化无从知晓，当得知英军抵岸，均深感失望。上海交涉已陷入僵局，刘坤一也不愿亲自出面，于是指派原上海道蔡钧作为代表与英人接洽。(106)
8月14日，蔡钧赴英领馆，请求已至吴淞的印度兵暂缓登陆，否则也请分批上岸。霍必澜强辩说登陆已显出积极效果，此前外逃的华人返回上海就是有利证明；(107)西摩尔从军事技术角度指出，在夏季士兵不能长期呆在舰船内，拖延登陆极不合理，他提出先登陆500人，其余士兵随后分批上岸。蔡钧不敢再力争，对此方案表示同意。(108)当天，盛宣怀通知了谈判的新进展：顷和甫来言，已与西摩说明，只五百人上岸，扎杨树浦。伏公威德，可免他国派兵矣。(109)
会谈结果与刘坤一的期待大致符合，但仍有含混处，电中提及上岸的“五百人”，实只是第一批登陆部队，而且“可免他国派兵”也并未得到保证。接电后，刘对形势有所误认，随后正式收回了反对派兵的抗议。(110)
刘坤一等人一直担心法、美等国跟随英国之后趁势派兵，英国政府却怀疑在总督突然改变主意同意英军登陆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挑起各国间摩擦的意图，因此在训令领事当局安排登陆的同时，不愿对制约他国的军事行动承担义务。(111)在8月15日的领事团会议上，霍必澜曾一度宣布英军将停止登陆、并做撤退的部署。这一说法显然隐瞒了中英之间的既定协议，更近似“欲取反予”的手法，想故意引起各国反弹。几乎所有领事都认为，在英军已到达吴淞港的情况下，如因中国人的抗议而放弃登陆，等于向其示弱，有损外国在华威望，并直接危及上海安全。故一致决议分别致电本国政府，建议向上海增派部队。(112)至此，英军登陆取得了列强的承认，同时各国也达成共同占领的国际协定，这为继英国之后出兵上海铺设了道路。
纵观此次事件，英国一如既往保持了对长江流域特殊地位的关心，而且力求将对该区域的主导权收为己有，但在军事干预程度上保持了相对克制，避免惹怒其它虎视眈眈的列强国家，也防止激化本已接近临界点的中外矛盾。在上海领事当局以及商业团体始终以军事占领上海为“狂热追求”，以致在自行预设的轨道上愈行愈远。英国对华政策实际是一个复合体，有自我节制的一面，也不断暴露出诉诸单边行动的冲动。英军登陆上海最终导向各国联合占领的局面的结果显然并非英政府所愿乐见。(113)在整个过程中间，张之洞“更具战斗性的独立态度”使人印象深刻；(114)刘坤一则体现出一层“亲英”的特色，虽然曾一度有机会将英人拒之门外，但迫于形势变化和中外实力失衡，最终选择了妥协。作为事件的主角，霍必澜和刘坤一打交道最多，其一意孤行，不接受任何让步，缘于根深蒂固的对于中国对手的轻蔑和不信任。他解释刘“反复无常”的态度，只是一个典型中国人的典型反应——“面子要紧”，反对从来不是真的。
无论如何，霍必澜的计划暂时得逞了。8月18日，英军2000在上海登陆，加上继到部队，总人数达到3000人。(115)如同一出冗长而又波折四起的肥皂剧终于有了一个结局，但这决不是一个光明的句号，而是开启了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序幕。法、德、日军队接踵而至，数万人国际军队将在上海驻留将近两年的时间，当他们不得不从中国撤退时，国际政治舞台上又将上演新的剧情，而且并不比这一次更加乏味。
注释：
①王尔敏即曾指出，南省之能免于战祸也经过了不少波折，不似后人咏颂的“鸡犬无惊”、“东南晏然”。参看《拳变时期的南省自保》，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文集13·庚子拳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4页。
②参看王明中：《义和团运动中英国与“东南互保”》，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1984年版；刘天路：《“东南互保”述论》，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新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国近代通史》（张海鹏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卷《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马勇执笔），对“联军登陆上海”一节有较前为详的讨论。
③台湾学者王曾才《英国对华外交与门户开放政策》（收入氏著《中英外交史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一文，为我们理解英国出兵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背景知识。前揭王尔敏文主要利用日本外交文书，对英军登陆上海的起因及决策过程做了探讨。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年版）一书，辟专章讨论“形成东南互保的国际背景”，将研究更为细化。英国学者伯尔考维茨对19世纪后半期在华活跃的“中国通”（英国商人、政客退职军官、传教士）有过专门考察，指出这一群体对于长江流域咄咄逼人的野心，与英国政府自我标榜的“仁慈的不干涉政策”并非一致。（《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江载华、陈衍合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迄今为止，对该事件最为精深的研究属于英国学者L.K.Young（杨国伦），他在British policy in China:1895-1902(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70)一书中，利用英国外交部、海军部档案讨论了英国对华政策出台的前因后果，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英方在决策过程中深刻的内部紧张。该书已有中译本（《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刘存宽、张俊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日本学者斎藤塑二的新著《北清事変と日本軍》（芙蓉書房2006年版）虽以日本军事行动作为叙事主干，对于国际政治背景亦有探讨，颇资参考。
④此处仅就国内学界对英文史料的利用状况略作说明。除已选译的英国议会文书(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中相关史料（《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胡滨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外，仍有一大部分西文档案史料，未经译介，或基本不受重视，利用不足。价值较大的如British Documents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s（以下简称BD FA），Part I,From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First World War.Series E,Asia,1860-1914,edited by Ian Nish,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89-，选编自British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其E系列第24、25卷出版于1994年，分别题为Boxer Disturbances and Siege of Peking、Suppression of Boxers and Negotiation。更早出版的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1914，Volume1-2，edited by G.P.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London:Majesty's Stahonery Office，1927-，虽侧重于欧洲大国间关系，但仍可帮助理解列强对华政策的演变，尤其第2卷第9章有关“英德协议”背景，直接涉及“东南互保”，部分内容近已被译成中文（《〈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中有关义和团运动时期英德对华关系资料选译》，吴乃华译，《清史译丛》第3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本文完成初稿后，承本所王敏研究员提供“英国外交部机要文书”有关中国事务部分微缩胶卷(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China,FilmS830 F.O.405，London:The Public Record Office)，得以增补史料，完善论证，特致谢忱！
⑤《霍必澜代总领事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电》，1900年6月14日，《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以下简称《蓝皮书选译》），第41页。
⑥英国在华商业团体“中国协会”(Chinese Association)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看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323-325页。
⑦British policyin China:1895-1902,p.161.
⑧《索尔兹伯里侯爵致霍必澜代总领事电》，1900年6月15日，《蓝皮书选译》，第42页。
⑨《外交部致海军部函》，1900年6月15日；《海军部致驻上海高级军官电》，1900年6月16日，《蓝皮书选译》，第42-43页。
⑩Consul Fraser to the Acting Consul-General Warren,June18,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以下简称BD FA）.Part I,Series E,V24,p.23.
(11)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0-81页。
(12)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994页。
(13)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94页。该运输船Orel号自沪启航，6月16日抵汉口，此动态也被日方所密切注视。（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一·北清事变上》，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6年版，第783-784页）事后被证明该船原为运输茶叶的船只，船上搭载的俄军即将换防回国，到汉口是为了换船，并无计划登陆。
(14)(16)(18)(20)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94、7992、8008、8104页。
(15)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60页。
(17)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4025页。照会英文件见BDFAPartI，SeriesE，V24，p.23.
(19)Mr.HaytoMr.Wu Ting Fang,June 22,FRUS 1900,p.274.同时将外交文件副本分送驻英、法、德、俄、日等国外交代表。
(21)《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一·北清事变上》，第794页。
(22)(23)(3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74-75、77、76页。
(24)汪嘉棠，安徽歙县人，曾任总理衙门章京，以道员分发江苏候补，时任金陵洋务局会办。该函稿录于叶恭绰《往事回忆》（《近代史资料》总第74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170页），其内容可与前引韩森函参证。
(25)汪嘉棠附记：“病假中捡旧笥，见庚子五月上刘忠诚公密禀稿，尚记次日谒公面谕云：‘昨函已阅，你实爱我，可感可感！’”（《近代史资料》总第74期，第170页）
(26)(27)苑书上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94页。
(28)刘坤一努力没有奏效，英舰长坚持认为目前不应减少长江兵力，而且不应改变派舰前往各条约口岸的既定安排。“仙女”号于6月20日开赴芜湖。（《蓝皮书选译》，第45页）
(29)《代总领事法磊斯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电》，1900年6月20日，《蓝皮书选译》，第47页。
(30)Consul Fraser to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June20,BDFA,Part I,Series E,V24,p.22.,p.22.按，法磊斯在会见后，即向张之洞递交照会。
(31)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6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63页。
(33)吕海寰：《庚子海外纪事》卷2，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422页。
(34)Memorandum communicated by the Chinese Minister,June19,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China.Film S830 F.O.405/92，p.166.
(35)《外交部致海军部函》，1900年6月20日，《蓝皮书选译》，第47页。
(36)林世明：《义和团事变期间东南互保运动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2-57页。
(37)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6册，2563页。
(38)Consul Fraser to the Acting Consul-General Warren,June18,BDFA.Part I,Series E,V24,p.23.这一份担心也正是不久后英国答允张之洞的贷款请求，为“东南互保”的实现增加砝码的潜因。关于此节，说详拙文：《湖广总督与汇丰银行借款合同》，《明清论丛》第8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版。
(39)《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电函》，1900年6月27日，《蓝皮书选译》，第161页。
(40)义勇队人数分配为：公共租界300名，法租界120名。《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790-791页。
(41)《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791-792页。
(42)《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49页；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99页。
(43)按，英国是当时惟一在南京设领事的国家。除在上海交涉外，更多了与两江总督直接沟通的渠道，这给英国对华外交提供了便利。
(44)《庚辛史料》，《河北月刊》1935年第3卷第1期。
(45)金家瑞等辑《有关“东南互保”资料》，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页。
(46)余联沅续电也证实，“各国领事均言无争吴淞意，皆英领一人拨弄”。（《庚辛史料》，《河北月刊》1935年第3卷第1期。）
(47)《有关“东南互保”资料》，《义和团》第3册，第329页。
(48)盛宣怀、小田切两人意见不谋而合并非偶然，事实上确曾有过密商（《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480页）。关于“东南互保”的发起原委，所涉较广，拟另文专论。
(49)(51)(56)《愚斋存稿》卷36，“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845、846、843页。
(50)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41页。
(52)(53)陈旭麓等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9、86页。
(54)《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477-478页。小田切解释这里所用“中立”一词，并非就其严密的固有意义而言，而特指在指定地域内避免战争的意味。
(55)Consul Fraser to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June28,BDFA.Part I,Series E,V24,p.120.
(57)《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480页。
(58)陈旭麓等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101页。并参见《罗丰禄致索尔兹伯理照会》，1900年6月29日，《蓝皮书选译》，第120页。
(59)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46页。
(60)《两江总督致中国公使电》（7月4日通知英外交部），《蓝皮书选译》，第65页。
(61)《索尔兹伯理侯爵的备忘录》，1900年7月5日，《蓝皮书选译》，第122页。一周后，张之洞和湖北巡抚于荫霖联名发布的通省告示传至伦敦，外交部重申前述表示（《蓝皮书选译》，第126页）。
(62)Acting Consul-General Warren to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June28,BDFA.Part I,Series E,V24,p.139.
(63)Acting Consul-General Warren to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July4,BDFA.Part I,Series E,V24,p.43.按，荣禄致沿江五省督抚电信是自中外交战后，第一份自北京发出、并由熟悉宫廷内情者提供的确切报道。该电收入张之洞、李鸿章诸人文集，文字略有差异，又见于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404页）。惟编者将写作时间系为“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下旬”，有误。
(64)《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电》，1900年7月5日，《蓝皮书选译》，第123页。
(65)Acting Consul-General Warren to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1900年7月7日，BDFA.Part I,Series E,V24,p.48.
(66)Admiralty to Foreign Office,July11,BDFA.Part I,Series E,V24,p.6l.
(67)《拨勇护局》、《约束工人》，《申报》1900年6月28日；《安顿小工》，《申报》1900年6月30日。
(68)《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电》，1900年7月14日，《蓝皮书选译》，第130页。
(69)China Association to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June28,BDFA.Part I,Series E,V24,p.30; Shanghai Committee to General Committee,July12、14、18、20,BDFA.Part I,Series E,V24,p.31.
(70)《汇丰银行致外交部函》，1900年7月30日收到，《蓝皮书选译》，第146-147页。
(71)British policy in China:1895-1902,p.154.
(72)陈旭麓等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109页。
(73)《代领事乐民乐致代总领事霍必澜函》，1900年8月6日，《蓝皮书选译》，第227页。
(74)《愚斋存稿》卷37，第881页。
(75)《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电》，1900年7月25日，《蓝皮书选译》，第141页。
(76)《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电》，1900年7月27日，《蓝书选译》，第140页。
(77)《江督刘致英水师提督西摩尔电》，《庚子国变记·西巡回銮始末记》，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341页。杨国伦推测“当时山西和陕西的地方报纸报道的大屠杀以及7月21日和22日的衢州大屠杀又增加了霍必澜的资本，同样，这些暴行削弱了刘坤一的抗拒”。(Britishpolicy in China:1895-1902，p.177.)此说未经证实。
(78)Acting Consul-General Warren to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July28,BDFA.PartI,SeriesE,V24,p.101.
(79)《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电》，1900年7月27日，《蓝皮书选译》，第142页。
(80)《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824页。
(81)《海军部致将海军中将西摩尔电》，1900年7月30日，《蓝皮书选译》，第151页。关于西摩尔南下目的，在当时引起多种猜疑，有舆论认为“西摩氏之来，特欲一窥南中互相保护之局耳”。（《与客论英国水师提督南来事》，《申报》1900年7月30日）迄今多数国内研究均认为，西摩尔赴沪是英国在长江流域侵略计划的既定步骤，是为领导英军登陆而来。实际上当时英国政府尚未就派兵做出决定。
(82)《海军中将西摩尔致海军部电》，1900年7月31日，《蓝皮书选译》，第152页。西摩尔又下令撤走在部分口岸孤立无援的小型舰船，重点保护汉口、南京、九江和重庆，保证一旦开战，舰队可以控制局势。Vice-Admiral Sir E.Seymour to Admiralty,July30，BDFA.Part I，Series E，V24，p.111.
(83)《愚斋存稿》卷38，第891页。
(8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77页。
(85)陈旭麓等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157页。
(86)《海军中将西摩尔致海军部电》，1900年8月3日，《蓝皮书选译》，第155页。西摩尔坚持在长江沿岸5个重要口岸，应仍留驻一艘军舰，以便应付突发状况，刘表示默许。
(87)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04页。并参见《愚斋存稿》卷38，第900页。
(88)《海军部致海军中将西摩尔爵士电》，1900年8月3日，《蓝皮书选译》，第158页。
(89)《海军中将西摩尔爵士致海军部电》，1900年8月5日，《蓝皮书选译》，第158页。
(90)《愚斋存稿》卷38，第903、904页。
(91)Acting Consul-General Warren to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August8,BDFA,Part I,Series E,V24,p.116.
(92)《愚斋存稿》卷38，第903页。又据在华日人观察：“刘坤一对此大为愤慨，视英人为蹂躏长江保护条约。最初西摩尔提督与约登陆英军止四五百名之数，忽然一翻前言，举3000人以上大兵，故而伤害刘坤一感情。”（神谷正男编《宗方小太郎文书》，原书房1975年版，第94页。）
(93)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584页。时人皆认为西摩尔南下意在用武，即所谓“立功长江”，最早炮制此说法的“日本人”，最可能为驻沪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针对英国派兵，小田切一开始就反应激动，提醒本国政府绝不应坐视，这时又利用在华人脉关系，鼓动东南督抚对英示以强硬。（《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835页）日本政府的反应相对婉转。8月9日，外相青木周藏通过英国驻日公使怀特赫德(J.B.Whitehead)，向西摩尔传达对于此事的关注，并特别要求不必直接询问索尔兹伯理，以避免给人造成英、日意见公然对立的印象。(Mr.Whitehead to Viscound Aoki,August9、11，BDFA,Part I,Series E,V24,p.153，V25，p.70.)
(94)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14页。
(95)《愚斋存稿》卷38，第904页。
(96)《愚斋存稿》卷39，第908页。该件系由盛宣怀拟稿，英文件见BDFA，PartI，SeriesE，V24，p.157.
(97)《庚辛史料》，《河北月刊》1935年第3卷第4期。
(98)《索尔兹伯理侯爵致代总领事霍必澜电》，1900年8月10日，《蓝皮书选译》，第169页。
(99)刘坤一一改前议，专门去电请求重新考虑派兵问题。（《庚子国变记》，第341页）向西摩尔致电商阻，议出盛宣怀，其代拟电文转见《愚斋存稿》卷38，第903页。
(100)节略全文收入佐原笃介、浙西沤隐辑《拳匪纪事·各省防卫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3辑，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526-527页。
(101)Acting Consul-General Warren to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August18,BDFA,Part I,Series E,V25,p.119.
(102)Sir E.Monson to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August11,BDFA,Part I,Series E,V24,p.158.
(103)《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册，孙瑞琴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86页。7月初旬，德国提议将监视长江口的中国海军及保护租界视作“列强共同的任务”，其目的为了防止英国“把其单独在扬子流域行使较高警察权的事实，作为各方因此已承认扬子流域属于英国势力范围的证据”。法国反应热烈，认为“无论如何联合行动要比英国单独监视为佳”。（《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册，第189、195页。）
(104)Mr.Whitehead to Viscound Aoki,August12,BDFA,Part I,Series E,V25,p.71.
(105)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 to Acting Consul-General Warren,August12,BDFA,Part I,Series E,V24,p.172.
(106)《愚斋存稿》卷39，第909页。
(107)(108)Acting Consul-General Warren to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August13,BDFA.Part I,Series E,V25,p.103、119.
(109)陈旭麓等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190页。“和甫”，蔡钧字。杨树浦，即杨树浦港，位于今上海杨浦区西部。
(110)《两江总督致罗丰禄电》，1900年8月15日，《蓝皮书选译》，第181页。
(111)《索尔兹伯里侯爵致代理总领事霍必澜电》，1900年8月16日，《蓝皮书选译》，第181页。
(112)《代理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电》，1900年8月15日，《蓝皮书选译》，第181页。
(113)英国所忧不仅在于外国军队共占上海，更在于列强国家在长江流域扩张活动，从而挑战其势力范围。同年10月，英德缔结“扬子协定”(The Yangtze Agreement)，这是英俄矛盾激化以及在德国外交攻势下，英国对华政策的被迫调适。（《〈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中有关义和团运动时期英德对华关系资料选译》，《清史译丛》第3辑，第200-226页）日本军队在8月下旬登陆厦门，也是一次效仿英国而功败垂成的冒险。（参详斋藤聖二：《北清事变上日本军》，第250-287页。）
(114)British policy in China:1895-1902，p.162.永井算己认为张氏所为出于“防卫中国殖民地化危机”，在“东南互保”表象下潜伏着一股“反帝的抵抗志向的底流”。参看《东南保護約款について——日中関係史料よりみたる》，《中国近代政治史论丛》，汲古书院1983年版。
(115)《海军中将西摩爵士致海军部电》，1900年8月17日，《蓝皮书选译》，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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