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梦想变为现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五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强国论文,五十年论文,社会主义现代化论文,现实论文,梦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理想。但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华民族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找到了强国的正确方向。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后的五十个春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地把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强国之制
要把强国之梦变为强国现实，必须找到强国之制。为了实现多少代中国人的强国之梦，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并创建了社会主义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开始了改革开放，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样，中国共产党最终创建了强国之制。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粗暴侵入，使得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受到了外部世界强大的压力。亡国灭种的厄运无情撞击着中国先进分子的心灵，救亡图强不可置辩地成为压倒一切的历史主题。强国之声骤起，强国方案迭出。然而，倡洋务，办实业，兴新学，搞维新，各种救国方案均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河。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然而，外国帝国主义虎视鹰瞵、瓜分豆剖，根本不允许中国依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把自己建设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由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推上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观察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认识到中国要富强，必须首先通过革命从根本上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对此有一个深刻的总结。他说：“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
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提出了“分两步走”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艰苦磨炼；以中流砥柱之气概团结全民族，进行抗日战争，取得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接着又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彻底摧毁了得到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新中国诞生后，迅即在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民主改革和新民主主义建设，不仅迅速恢复了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而且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伟大斗争中历练了新国家、新政府高度的动员组织能力，社会风尚和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为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和走向社会主义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1952年9月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要求在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这一深刻的社会变革提前完成。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虽然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了某些脱离生产力实际状况的偏差，但就整个改造过程而言，由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建立了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绝对优势的地位，从而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获得相应的经济基础，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这样，中国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制度变革。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
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为国家的富强“创造了社会条件”。但是，这一崭新的社会制度刚刚在中国建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已经暴露出来，而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又面临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严峻挑战。虽然毛泽东敏锐地汲取了斯大林问题引出的教训，提出我国生产关系还存在不适应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还存在不适应经济基础的论断，但由于缺少实践经验，加上理论上的失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我们盲目追求所有制关系的不断升级，使本来已经涉及改革经济体制、增加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的有益尝试，没有能够正确地持续下去。特别是在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国内阶级状况已经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仍然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的主要矛盾，直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导致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
实践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并不等于国家就能自然而然地富强起来。强国之制不仅包括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还要进一步建立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体制等具体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在这次全会上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果断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邓小平尖锐而又深刻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所说的改革，对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一种自我完善和发展，对于经济体制等具体制度是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因而也是一场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有两个层次：一是基本制度层次，如公有制、按劳分配、人民民主专政等等，都在质的规定性上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二是体制层次，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体制，这是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经长期实践检验，其中确有不少严重的弊端，必须进行改革，而且应该借鉴和吸取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以使社会主义制度在竞争中超越和战胜资本主义制度。根据邓小平的这一基本思路，全党形成了极其重要的共识，即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多方面的体制改革，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为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一种具有内在活力的体制。这就从理论上突破了长期以来把体制范畴内的具体制度同基本制度混为一谈的僵化观念，为全面进行改革提供了深刻的认识前提。
那么，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才能使我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呢？建国初期，为适应全国财经统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集中力量进行初步工业化建设的需要，我们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全国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当时条件下，起过重要作用。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复杂，这一体制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这种情况，迫使我们进行改革，建立新的经济体制。邓小平总结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同时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研究各国现代化的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大胆思路。说它是“大胆”的，是因为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两者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但邓小平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特别是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深刻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思想，在党的十四大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党的十五大上进一步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和精神文明同市场经济有效地结合起来，努力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这样，中国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把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革命。这是我们党领导的第二次伟大革命。
从建立新中国到实行改革开放，从五十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中建立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奠定了牢固而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制度基础。
强国之路
为了实现强国之梦，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围绕着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奋斗目标，实现了从战争到建设、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两次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走上了一条强国之路。
进城前夕，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诉全党：“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还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就为全党在人民解放战争结束以后立即转入经济、政治、文化各项建设事业， 作了思想动员和工作部署。 1950年6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又为医治战争创伤， 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制定了行动纲领和策略方针。经过短短三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就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工农业总产值三年中平均年递增率为21.1%，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巨大的变化，使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强国的希望。
为了使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尽快强盛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了寻找强国之路的新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争得民主之后，一方面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另一方面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的总量。中国共产党人在1953年采取的两个战略性的大举措，完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这就是：（一）制定和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二）宣布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且，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把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实现工业化这两大任务同时提出，同时并举。这体现了我们党在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工业化道路。1956年，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五年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一千二百四十一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67.8%。增长速度同世界其他国家同一时期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全党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党的八大是标志我国要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次重要会议。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在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下，八大以后的二十年中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领域取得了重大发展，特别是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掌握了原子弹、导弹和氢弹等国防科技尖端技术，提高了国际地位并重返联合国。另一方面， 也毋庸回避这样一个事实， 即：“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是“左”的指导思想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挫折。
困难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了起来。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的决策。从这时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所经历的实际上是再一次的自我超越和历史性跨越。
决定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一个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反复思考、深入总结而获得的深刻认识。多少年来，我们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一大二公三纯”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我们急于求成，认为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我们总想破除或限制商品生产及其价值规律的作用，认为加强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就可以组织好国民经济。为此，我们不断强化阶级斗争，直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脱离社会主义社会客观实际的错误口号。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采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领导全党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正是在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首次概括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及其十个方面的“主要点”。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极富创造性地把我们找到的这条强国之路的主题，确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核心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既然是高于资本主义的一种社会形态，那么，它当然应该拥有比前者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因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当然，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并不是说一切都唾手可得了。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不能不同处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的一系列问题，不能不同研究生产力自身发展规律相联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之进行了极为可贵的探索。这一探索的丰富成果集中起来，最重要的就是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确定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并且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确定，意味着我们已经在实践中走上了一条中华民族的强国之路。
强国之魂
在实现中华民族强国之梦的进程中，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集中了民族精英的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使我们有了强国之魂。
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把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指导思想。它在中华民族建立强国之制的过程中形成，又指导着这一伟大实践在百曲千回中获得成功。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思想就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首先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项全新的任务。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其次是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暴露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了“以苏为鉴”这一重大课题。他接连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述，开始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再次是我们党自己又发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失误。毛泽东在领导纠正这些错误的时候，尖锐地指出我们犯错误的原因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在1961年6月召开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和同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指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还不甚了了”。面对着这些问题和挑战，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这些探索的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给这一科学体系增加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内容。
然而，由于毛泽东晚年的失误，结果导致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们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中有没有错误这个问题讳莫如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则出现了另一种复杂情况：一方面有些人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维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另一方面又有人以毛泽东有错误为由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针对这些情况，邓小平领导和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既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又强调要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时候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围绕这一崇高任务，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科学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把经过长期实践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肯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二是成功地找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实践证明，这两件大事，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对全党全国人民作出的了不起的两大历史贡献。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及其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到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先后形成这一理论的主题和轮廓，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形成科学的体系。由于邓小平对这一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在党的十四大上这一理论开始用邓小平的名字命名，到党的十五大又把它简称为“邓小平理论”，并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又把它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宪法。这一理论，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揭示的：“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华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人民正在健步跨入小康社会，向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前进。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提出了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作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部署。这样，全党全国人民就有了在复杂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坚定不移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心骨”和精神支柱。
一百年前，也逢世纪之末，维新志士们喊出了“强国”的口号。今天，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五十年艰苦奋斗，先辈们的强国之梦正在变为现实。环顾神州大地，一穷二白的面貌已经彻底改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六百七十九亿元，到1998年已达到79553亿元，扣除价格因素， 年均增长7.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年均增长3%左右的水平。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屹立在世界东方。回顾中华民族百年来的沧桑巨变，我们深深体会到：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新中国人民的新生活。人民群众用朴实的语言，盛赞“毛泽东使我们站起来，邓小平使我们富起来”。正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使我们找到了民族振兴的正确道路，看到了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光明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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