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资本、银行信贷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C-C模型的影响机理分析的拓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宏观经济论文,银行信贷论文,模型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银监会于2004年2月正式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该《办法》按照BaselⅠ要求并借鉴BaselⅡ关于监管检查和信息披露的规定，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审慎资本监管框架。2007年2月，中国银监会又发布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巴塞尔协议指导意见》，提出国内大型商业银行自2010年底开始实施内部评级法。在中国版的新资本协议即将付诸实施以及近几年我国信贷膨胀背景下，本文将讨论银行资本、银行信贷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二部分回顾了国内外有关资本监管宏观效应的文献。第三和第四部分通过扩展C-C模型，建立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中国银行业实际，对相关的理论命题进行了初步检验。最后是结论性评述。
二、国内外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资本监管与银行信贷及其宏观效应的关系进行了不懈的探究(孙天琦和张观华，2008)。这方面的文献最早源于学者们对西方国家1990-1992年经济衰退的解释。由于此次衰退发生恰逢巴塞尔协议的推出，因此人们很自然地将二者联系起来，即资本监管导致银行信贷紧缩，进而导致经济衰退(Bernanke和Lown，1991；Peek和Rosengren，1995)。Blum和Hellwig(1995)做了开拓性贡献。他们发现，资本监管和银行信贷联系紧密，且强化了银行行为的顺周期性。而Thakor(1996)通过扩展信贷配给模型，为资本监管的宏观效应找到了微观基础。循着他们的思路，西方学者应用各种模型和方法研究了巴塞尔协议下银行资本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提出并证实了“银行资本传导渠道”(bank capital channel)的存在。
首先，假定银行资本在短期内外生给定，或而言之，银行因筹集成本太高而无法进行资本融资。因此，在静态局部均衡分析范式下，Holmstorm和Tirole(1997)道德风险模型表明，银行资本是信贷、利率和实际投资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其本身所固有的顺周期性特征将显著放大经济衰退幅度。Kopecky和VanHoose(2004a)通过在传统的存款乘数模型中植入资本约束，并讨论了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Bliss和Kaufman(2003)则是通过一个简明的静态模型，证明在银行资本无法调整的情况下，资本监管强化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应。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学者戴金平等(2008)通过将资本监管的惩罚函数植入到简化的Kopecky和VanHoose(2004a)模型中，得到了类似结论。
然而，静态局部模型的最大不足是假定银行资本外生，并且没有考虑其他代理人(如企业、家庭和货币当局等)的行为影响。为此，Kopecky和VanHoose(2004b)以及Tanaka(2003)都通过引入资本约束将传统的IS-LM模型分别加以拓展，在静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研究了资本监管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影响。与之类似，Seater(2000)也是在传统的IS-LM模型下分析了银行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协调问题。长期来看，银行可以进行资本调整。在动态的局部均衡分析中，Chami和Cosimano(2001)构建了不完全信贷市场和存在资本监管条件(Basel Ⅰ)下银行价值最大化模型，即C-C模型。他们证明了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不仅会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贷款供给能力及其市场价值(即金融加速器机制)，而且还会影响银行资本的期权价值而直接影响信贷投放量。该模型的最大不足在于没有考虑信贷风险，也没有考虑风险权重可变性。Zicchino(2006)在Basel Ⅱ视角下拓展了C-C模型，将贷款的可能性损失和风险权重与宏观变量相联系，进而证明了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更强。Van den Heuvel(2005)架构了另外一种在不完全竞争条件和资本约束条件下求银行价值最大化的动态模型，证实了银行资本渠道存在，并且这种传导渠道的有效性还取决于银行部门资本金的分配结构，即相对于资本充足的商业银行，资本比率低的商业银行对利率政策的冲击将出现延迟且扩大的反应。而在更复杂情形下，Bolton和Freixas(2006)、Agénor and da Silva(2009)分别构建了基于家庭、企业、银行和货币当局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他们认为在新巴塞尔协议下，银行资本渠道更加显著，也即银行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更强。
三、理论模型框架与研究结果：基于BaselⅠ框架
(一)模型假设
假设1：巴塞尔协议与金融市场
命题2：在Basel Ⅰ下，资本松约束时，信贷风险将强化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信贷的影响，而存贷比约束则起到了逆周期效果，但均衡贷款利率的变动方向是不确定的。
图1 贷款市场均衡
过去几年，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总体上保持较高水平，2008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12％。在本轮金融危机中也没有遭受很大损失，整体的资产负债表没有严重恶化，不需要经历去杠杆化过程。此外，受益于中国规模膨大的居民储蓄和2007年实施的信贷规划，银行的存贷比处于不到60％的历史低位。趋松的资本金约束和存贷比约束为信贷扩张创造了空间，中国银行体系有强烈的放贷冲动。
2.资本紧约束情形下的静态分析
根据上述推导结果，我们可得命题3。
命题3：在Basel Ⅰ框架下，当资本紧约束时，银行的最优信贷量存在上限，宏观经济波动只会影响均衡贷款利率，并且这种影响是不对称的。
虽然银行的利润也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显然没有情形1时的多。换而言之，资本紧约束的存在给货币政策引入了某种新的不对称性：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通过增加贷款边际成本和减少贷款需求而使得信贷供给减少，均衡贷款利率上升；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却遭遇到资本紧约束而无法实现信贷放松，而仅仅使得均衡贷款利率下降。也即资本监管强化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①。二是由于银行吸收存款的成本要远小于从金融市场上筹集资本的费用，银行的信贷投放首先招致监管当局设置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紧约束，而非存贷比约束的“红线”。因此，惩罚函数都没有体现在均衡贷款利率和最优贷款量的表达式中。
3、银行资本的决定因素：比较静态分析
上面我们比较分析在资本约束两种情形下银行的最优化行为，而内生于宏观环境以及银行自身因素的资本变量仍有待考察。在C-C模型中，他们证明了银行的最优资本持有量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机会成本和预期的边际收益，如式(9)所示。这一性质，当引入贷款损失率且植入存贷比约束的惩罚函数后，依然是严格成立的。
综合上述命题，就银行资本的决定因素而言，逆周期性的信贷损失和凸形的惩罚函数双重强化了银行资本的顺周期性，这将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值得理论深究和实证检验的问题。
四、新资本协议的影响与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
(一)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形成机制：引入风险敏感性
多数学者认为，Basel Ⅱ框架下资本监管顺周期性的强化主要源于内部评级法所使用的风险参数随经济周期变化的波动性(李文泓，2009)。这些风险参数的顺周期性就转换为风险权重和监管资本要求的顺周期性，而且，各风险参数之间的相关关系也是导致资本监管顺周期性得以强化的重要因素。内部评级法顺周期性的强弱还取决于银行是采用时点评级法还是跨期评级法。由于Basel Ⅱ允许银行在设计评级体系时自行选用时点评级法或者跨期评级法，因此运用前者所计算的监管资本要求比后者具有更强的顺周期性。毋庸讳言，在Basel Ⅱ框架下，从信用风险的标准法到初级内部评级法再到高级内部评级法，随着监管资本要求风险敏感性的逐步增强，其顺周期性也相应地逐级强化。
然而，监管资本并不等同于银行实际持有资本，监管资本要求的顺周期性也不就是银行实际资本的顺周期性。事实上，出于种种理由银行会持有超过最低监管资本要求的资本水平，即存在所谓的资本缓冲。正如我们在Basel Ⅰ框架下得到的初步结论，资本缓冲也是顺周期性的。要害问题在于，在Basel Ⅱ的制度环境下，这个简单的逻辑推论是否依然成立，还是有所变化？答案是不完全肯定的。
(二)贷款市场均衡的重构：银行信贷顺周期性的强化
1.资本松约束情形下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信贷的影响
命题10：在资本松约束情形下，即使考虑逆周期性的风险权重，此时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信贷的影响与Basel Ⅰ情形一样。根据一阶条件，我们很容易知道：
这就是说，在Basel Ⅰ框架下，银行信贷于资本紧约束时有一个阀值，宏观经济波动对它不构成影响；但在Basel Ⅱ框架下，银行信贷于资本紧约束时却能突破原先的阀值，与宏观经济波动同向变动，进而达到一个新的阀值。即当宏观经济趋热时，银行信贷扩张的幅度更大；反之，则紧缩的幅度也更大。这也就是说，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被放大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关键就在于此时的宏观经济波动不仅影响贷款需求，而且还直接影响银行的资本充足状况，进而影响它的信贷供给能力。此外，同样出人意料的是，宏观经济波动对贷款利率的影响此时竟是不确定的。
这两个意外的结果可以在图2中反映出来。当宏观经济形势趋好时，即
图2 贷款市场均衡的重构
命题11：在Basel Ⅱ框架下，当资本紧约束时，引入的逆周期性的风险权重将导致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加强，但宏观经济波动对均衡贷款利率的影响方向则是不确定的。
进一步地，我们还可知一个当期的宏观冲击对未来银行信贷的影响。这种影响类似于它对当期银行信贷的影响，即取决于未来的资本状况是否充足。假如银行一直处于资本松约束，则与式(11)和(12)刻画的结果相同。反之，假如银行一开始就处于资本紧约束，则根据式(13)和(14)，有如下公式：
)
由于宏观冲击对银行资本的影响方向是模糊的，它可为正，也可为负，因此当期冲击对银行未来信贷的影响方向也是不确定的。在Basel Ⅱ框架下，如果银行资本随宏观冲击同向变动，当这种效应大于其对风险权重的影响，则未来的信贷量是扩张的，反之则是紧缩的。最后，易知宏观冲击对贷款利率的影响方向也是模糊的。
(三)资本缓冲波动性的弱化：内在稳定器的机制
我们已知，在Basel Ⅱ框架下，通过引入逆周期性的风险权重，贷款市场均衡得以重构，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被强化了。这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由于逆周期性的风险权重充当了内在稳定器的角色，进而使得银行资本的顺周期性被弱化。我们有：
命题12：在Basel Ⅱ框架下，综合考虑到信贷风险、风险敏感性资本要求以及存贷比等三种约束的假设，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资本的影响是非线性的。换句话说，一个正向的宏观冲击，不一定能带来银行最优资本持有量的增加，也可能导致其减少，这取决于宏观冲击对银行未来资本充足状况的影响机理。
相对于Basel Ⅰ，Basel Ⅱ并没有强化银行资本的顺周期性②。也就是说，风险敏感性的资本要求(即逆周期性的风险权重)充当了某种内在的稳定机制，可能还弱化了银行资本的波动性。这是因为，当发生一个正向的宏观冲击时，风险权重下降，故而当期的资本充足率上升，如果银行预期未来的资本充足状况也将得到改善而受紧约束的概率趋小，那么它会考虑降低最优资本金的持有量，因为持有过多资本金的机会成本很高。反之，亦然。当然，这里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正向的宏观冲击导致借款者的贷款需求增加且银行的贷款边际成本下降，如果银行预期未来受资本紧约束的概率比较大，那么它就会采取增加资本金融资，从而提高最优资本金的持有量。总之，不同于Basel Ⅰ，在新资本协议下，一个正向的宏观冲击，不一定能带来银行最优资本持有量的增加，也可能导致其减少，这取决于宏观冲击对银行未来资本充足状况的影响机理。实际上，此时的宏观经济波动不仅影响信贷需求层面，而且影响信贷供给层面。并且，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资本的影响还存在正负两种效应，具体的作用方向取决于哪种效应占主导地位。
在新资本协议的框架下，存贷比约束和凸性惩罚函数的引入给宏观冲击对银行未来资本充足状况的影响机理带来新的变数。当存贷比与随机取款系数之和大于1时，银行未来资本充足状况改善的概率增大，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资本的影响的正向效应上升，因此银行倾向于持有更多的资本金。反之，银行未来受资本紧约束的概率增大，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资本的影响的负向效应上升，因此银行倾向于持有更小的资本金。进一步地，当监管机构对踩过存贷比红线的银行的惩罚力度K越大时，逆周期性的风险权重发挥内在稳定器的作用也越大。换句话说，存贷比约束的引入在某种程度上会与Basel Ⅱ发生协同效应，这为中国银行业实施Basel Ⅱ并保留传统的存贷比约束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银行资本、银行信贷与宏观经济波动：Basel Ⅰ 与 Basel Ⅱ
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资本和银行信贷的影响机理可以归纳如下(Zicchino，2006)。
首先，在Basel Ⅰ框架下，宏观经济波动仅仅影响贷款需求函数，即
。当资本松约束时，一个正向的宏观冲击将会导致银行贷款和银行资本都趋于增加，而贷款利率的变动方向则是模糊的。而当资本紧约束时，银行的最优贷款量存在一个阀值，宏观经济的正向冲击仅仅使得贷款利率上升更多。为了满足贷款需求的增加且避免在未来再招致资本紧约束，银行会主动地增加股权融资，从而持有更多的银行资本。值得一提的是，逆周期性的信贷风险和凸性的惩罚函数此时将双重强化银行资本的这种顺周期性。
其次，在Basel Ⅱ框架下，宏观经济波动不仅影响贷款需求函数，而且通过风险权重渠道影响银行资本充足状况，进而影响银行的信贷供给能力。也即，当经济体发生一个正向的宏观冲击时，在资本松约束下，银行信贷的增加量与Basel Ⅰ框架下的类似，但在资本紧约束下，银行信贷还可能突破预定的上限而继续增加，最终达到新的阀值。毋庸讳言，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在Basel Ⅱ框架下将得到强化。此外，在资本松约束时，宏观冲击对均衡贷款利率的影响方向也是明确的；而在资本紧约束时，则它又是不确定的，决定于贷款需求函数和风险权重函数的参数值。至于银行资本，宏观经济波动将带来正负两种效应，具体影响方向取决于哪种效应更加显著，并且其净效应比之于Basel Ⅰ下的情形要更小，也就是说逆周期性的风险权重弱化银行资本的波动性，充当了某种内在稳定器的作用。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一是在宏观经济繁荣时期，银行自恃资本约束变得相对宽松而不情愿积累资本。这就意味着，在信贷扩张时期，如果银行受到负向冲击，它就不得不在市场环境变糟的情况下增加资本。二是由于在经济萧条时期，银行难以积累资本，贷款被迫减少更多；而在经济受到正向冲击时，银行筹集资本相对比较容易，信贷将投放得更多。因此，银行信贷在Basel Ⅱ下表现出更加明显的顺周期性。
五、结论性评述
首先，在不变的风险权重的假设下(即Basel Ⅰ框架)，当资本松约束情形时，短期内宏观经济持续复苏导致外生贷款需求的增加，银行预期的贷款损失率趋于下降，最优贷款量将持续增加。而一旦监管当局对银行放款触及存贷比红线而采取严厉措施时，贷款边际成本猛然增加，将导致均衡贷款量减少。因此，存贷比约束起到了某种逆周期机制的效果。随着信贷投放量的增加，银行将面临束紧的资本约束，此时银行最优的信贷投放量存在上限。此外，资本监管的引入还强化了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通过对银行最优资本决定因素的比较静态分析，我们发现，一方面外部融资成本的增加、惩罚力度的加大、存贷比要求的提高、贷款边际成本的上升以及垄断势力的强化，都将使得银行资本量趋于下降，但各个变量具体的作用机制存在很大不同。另一方面贷款需求的增加会诱使银行持有更多的资本，且引入信贷风险和贷存比约束后，银行资本具有更强的顺周期性。
其次，在Basel Ⅱ框架下，宏观经济波动不仅影响贷款需求函数，而且影响银行资本充足状况，进而影响银行的信贷供给能力。当经济体发生一个正向的宏观冲击时，在资本松约束下，银行信贷的增加量与Basel Ⅰ框架下的类似，但在资本紧约束下，银行信贷还可能突破预定的上限而继续增加，最终达到新的阀值。反之，当发生一个负向的宏观冲击时，一方面贷款需求减少了，另一方面风险权重的上升而恶化了资本充足状况，因此均衡信贷量将更大幅度减少。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在Basel Ⅱ框架下将得到强化。
本文在典型代理人框架内并在新旧资本协议下，对比分析了信贷风险和监管约束下银行的微观行为及其宏观效应，为进一步研究复杂经济波动环境下银行监管的货币政策效应做了初步探索。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对理论命题的严格实证检验。鉴于中国银行业信贷膨胀背景，我们不仅需要密切关注其可能造成的后果，更要深刻理解银行信贷膨胀的机理，而后者是政策抉择的关键依据。此外，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需要对新的监管体制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下银行理性行为进行深入探讨，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这一点也被戴金平等(2008)所证实，即银行资本监管具有直接效应(监管政策→信贷投放)和间接效应(监管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投放)，当资本金要求很低或者商业银行自身的资本充足率很高时，监管行为并不影响货币自身扩张或紧缩的效果，即不影响货币政策；随着的提高或者银行自身资本比例的下降，监管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弱化经济萧条时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而强化经济繁荣时期的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效果。
②实证研究方面，李文弘和罗猛(2010)参照国外关于资本监管顺周期性的计量模型，运用OLS和GMM分析方法，首次对我国16家商业银行1998-2008年的实际资本充足率与经济周期(GDP增长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但由于文章所使用的数据尚不能涵盖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且我国是转型经济体，市场化程度不高，数据中的“杂音”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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