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重建：从不和谐走向和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谐论文,日常生活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由于作为主流的理想文化的长期乌托邦化、浪漫化，已经或正在失去对国民的影响力，而迎合国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属于非主流文化的理念、生存方式、思维与行为取向正在或已经成为国人的潜意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今天，我们站在文化自觉的立场上，就应该对这一被长期忽视或无视的社会现象加以深入、系统的解读、分析与梳理切割。进而在对国人素质养成影响最大的日常生活中，从最深刻的文化心理结构层次上推动现代素质的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内在性、本源性的动力。
一、文化的绵延性与文化自觉
首先说“文化绵延”。绵延性主要源自于一个特定的时间概念，既“文化——心态”时间，这是不同于自然意义上的客观时间的、政治文化意义上的主观时间，这一“时间”具有长期绵延的特性，是人类社会内在的、心灵的时间，包含人的心态结构、集体无意识，并同文化传承、文化经验的承袭密切相关，也和人性的基因遗传、文化遗传与实际社会经验不断结合、积淀、因袭相连。正是这种文化绵延性使得朝代可以更替，国家可以分合，但人类社会却可以维持、运转乃至持续发展。当然，是维持在能“共患难”还是“同富贵”水平，则还取决于民族与人类的理性程度与文化自觉性的确立。
纵观历史，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互动往往存在着多种状态，一是先进文化与进步、可持续发展社会的互动，二是落后文化与黑暗、愚昧社会的互动，并最终走向溃败。当然，进步社会中也会有落后文化的存在，黑暗社会中也会有进步文化的存在，关键是不占主流、主导地位。先进文化主导下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与其高度的物质生产水平相映成辉，使社会低成本运转，使人的理性水平得到提升，也使人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反之，落后、腐朽文化主导下的黑暗社会，即使有较高的物质水平，也将使人们生活在享乐主义之中，使人物欲膨胀、道德沦丧，乃至社会崩溃，让人们回归“丛林”，遭受灭顶之灾。
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似乎一次次地印证着以上的假设，文化的堕落、理性的低下，导致了人类文明的衰败，人们被一次次地推进深渊。人类如何走出这种历史循环的宿命？这就要做到：在创造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实现文化自觉，以提升人的理性水平。
其次说“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应当包括继承与吸纳，而且继承与吸纳也是有选择的：一方面要继承和吸纳中西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则要梳理、批判、剔除不利于社会进步、人性提升的糟粕。具体到社会发展上就要剔除不利于社会和谐运行的落后文化，如臣民文化、流氓文化、痞子文化、黑社会文化这些体现人性中物性与低层次的个人生存理性的落后文化；就要继承和吸纳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先进文化，如契约文化、法治文化这些体现了人性中交往理性与公共生活理念的先进文化。
二、历史反思：非主流文化的产生与演进
以文化自觉的立场反观中国历史上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裂变与关联、源起与演进，可以使我们深入地认识其存在与发展的必然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梳理切割、消解、演进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一）庙堂文化：从理想到实用
在主流社会表面上广为传播、推展的是理想文化，从汉武帝以来，传统社会公开奉行的就是儒家文化及其变种；不过，现在更多的研究认为，实际上传统社会奉行的却是“外儒内法”的文化路线，表面上尊奉儒家理想文化，而实际上奉行的是极其功利化的以法家为主的实用文化。之外，还有我们熟悉的乡土社会及其文化，以及流动、游走的民众，构建着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与行为习惯，从而形成了“游民文化”“江湖文化”。在专制制度下，对于“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的反文明信条，庙堂与江湖没什么区别，或者说是“同流合污”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理想文化只是一种摆设、一种奢侈品；操控社会运行的实际上是人的生存理性支配下的实用文化、丛林文化。
（二）游民文化：丛林中的生存文化
江湖游民文化与庙堂实用文化是基本同质的文化，只不过其彻底抛弃了儒教文化的包装，是一种赤裸裸的生存文化、丛林文化。由于生计所迫，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这些贩夫走卒、流落他乡者，他们游离了以“血缘”维系的传统的“熟人社会”，构建了混杂着“业缘”、血缘和“帮会缘”的新“熟人社会”；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他们制订极为原始性的帮规、排斥异己、维持等级秩序。当然，游民—江湖社会也是分层次的。其高层次的游侠文化往往寄寓普通民众除暴安良的希望。而山寨文化多少反映了民众的“均平思想”，但是他们的首领也往往是想着“皇帝轮流做”的政治流氓，“帮派文化”“痞子文化”是其主要的音调，这种不和谐的文化时不时地会给主流社会秩序带来冲击乃至致命的颠覆；而生活在其间的大多数人也总是命悬一线，惶惶不可终日。这种生存状态，也就使得这一群体更加仇视有序社会。
（三）宗教文化：走出丛林的伦理文化
一般认为，对于人类来说，宗教文化最积极的世俗意义就在于其能给普通民众提供一种融洽互助的人际关系和淡泊而宁静的日常生活环境。厌恶了专制统治、等级森严的威权制度的普通民众，倦怠于争斗不已、尔虞我诈的丛林文化的人们，对于平等互助、淡泊宁静的生活无不心向往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宗教文化应运而生，尽管其在最抽象的理念与制度层面上仍然有传统社会理念制度的印记与痕迹，但正是在影响面最广、最深的日常伦理生活层面上有所变革创新，宗教文化应该是一种共生文化，其“爱己及人”“悲天悯人”的内涵应该是人类的、普世的伦理精神。较之于无视人权、泯灭人性的皇权文化、丛林文化及其变种，基于普世伦理精神的宗教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进步文化。
三、文化转型：从不和谐走向和谐
（一）人性水平：从生存理性到交往理性
人的理性至少分为生存理性、工具（生活）理性与价值（存在）理性三个层次。人的生存理性是低水平的理性，那是一种自在的、朴素的理性，它和个体与生俱来相伴终生，所以，我们也称之为“个别（体）理性”。处于生存理性之上的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中的经济技术理性与生存理性一样同属个体或个别理性，具有主体的自我封闭性；而工具理性中的交往契约是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这属于主体之间的公共理性，这种公共性决定了其开放性、互洽性和自觉性。如果说，面对生死存亡的灾难，人们尚能以朴素的生存理性加以应对，那么，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公共秩序的稳定运行，进而保障人类、族群的可持续发展，就要仰仗人自觉的公共理性了，特别是当人类进入地球村的高科技信息时代以后，公共理性理应成为大众理性。
（二）生活质量：从传统解读到科学把握
说起伦理道德，我们又总是习惯将之二分为公德与私德，其实在公德与私德之间，还有一个层次，这就是公共伦理或公共道德，这也是我们说的“陌生人伦理”，其面对的就是伦理生活中的公共空间或领域。构建与维护公共伦理生活，恪守诚信原则，严防私人利益对公共领域的侵犯、对公共伦理的漠视与践踏，才能建立良好的公共秩序，在陌生人的交往中，给人以安全感、成就感。如果在这一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空间里，整天存在着害怕受骗上当的压力，惶惶而不可终日，那任何人的幸福指数肯定很低。中国社会从传统转向现代，其公共空间成几何级数的扩大，因而公共伦理、公共精神的充分孕育发展几无可能。由此，私人关系的原则就进入了公共领域，公私不分，以私挟公一时成为“潜规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也成为人们痛感当下道德沦丧（实为公共道德“缺位”与公私“错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当前最紧迫的工作就是直面现实，梳理问题，一步一步去构建适应本土的、健康的公共伦理生活。这可能也是我们重建常态的、和谐的日常生活的惟一途径。
（三）思想观念：从无我、唯我到承认他者
现代公共伦理生活和秩序的构建，从人性的水平而言，是一个从个别理性（生存理性）向公共理性（交往理性、契约理性）的提升过程。从思想启蒙的角度讲，就是要从第一次启蒙时强调的“自我”走向“承认他者”，告别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一个和谐的公共伦理生活秩序，将自身的理性水平与生活质量加以新的提升。如果我们从后现代哲学立场出发，有助于我们对新启蒙的阐释体现一定的超越品格。第一次启蒙的哲学基础是主体性，第二次启蒙的哲学基础是主体间性，一字之差揭示了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别。这一个“间”字就是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也是和谐社会的支柱性理念。
（四）教育到位：从知识技能到社会公共伦理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受制于简单的二元思维，侧重于知识技能与理想教育。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理想教育被“拔苗助长”式的提高为理想的理想主义教育，脱离了现实，成为高成本的“空转”；纯粹的知识技能教育与考试，往往与个人的升学晋级联系在一起，由于资源和利益有限，这些教育与考试激发的往往是人的个别理性与无序的竞争意识以及排他行为。这种意识与行为如果弥散于社会，将严重冲击社会规范与秩序，大大提升社会的运转成本。知识技能教育与社会伦理教育必须并行，以中国的国情而言，现阶段的社会公共伦理教育更要大大加强，全面展开，深入推进。
四、文化建构：网络文化的生成及其走向的引领
如果说传统文化要转型，那么新兴文化就有一个引领的问题。网络文化是与高科技信息时代相伴而生的新文化，从其生成过程看，还是属于非主流文化，但是由于其巨大的传播功能与影响力，对于主流文化有着明显的反哺乃至“倒逼”作用，乃至对主流社会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一）网络影响现代良序社会的构建
我们一直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已经为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历史所证实。今天，有人在网上说，“没有互联网，就没有‘新’中国”，细想也确有其道理，网络因其特定的功能将有力地帮助我们的党引领民众，推动社会的民主建设，把中国的改革大潮推向前进，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和谐的现代良序社会的建设大有希望，这样的社会将使“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哈耶克语）不断生成，这就是我们要建成的21世纪的新中国、新世界。
（二）网络“陌生人社会”呼唤现代媒介素养
以上的预测带有一定的理想性，理想的实现在于网络使用者的现代素养，在于人与网络良性互动中现代网络文化的构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网络社会呼唤具有以现代公共伦理素质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媒介素养教育。这一教育应包括在一般的社会伦理教育之内，但也有其特点与针对性。
随着媒介工具的不断创新革命，人类的公共生活空间已经扩大到极致。因此，只有具备了相应的公共伦理素养的人，才能成为这个陌生人社会的合格公民，进而在使用网络等现代媒介工具时，恪守公共规范、维护公共秩序，从而有效保障自己与他人使用公共空间与公共设施的权利与自由；反之，在一个漠视公共规范、失去公共秩序的公共空间中，任何人的权利与自由都有可能受到侵害。
由此，我们可以说，现代的媒介素养教育主要是相关知识技能与基本公共伦理规范认知、认同的教育；其核心内容则是人的公共理性的提升，也就是通过教育与大量的社会实践，传播体现现代文明与人伦关系的先进文化，逐步取代传统社会落后文化中的那些丛林规则、非理性行为。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阶段以公共伦理教育为核心内容的本土化的媒介素养教育的侧重点应该是：适时将人——国民与生俱来的适者生存的低水平的个别生存理性，提升为互惠的、较高水平的群体共生理性。通俗的表达就是我们要适时将那种自在的只能“共患难”的低水平群体意识，提升为自觉的、能够“同富贵”的群体意愿——既要共享改革成果，也要同担社会建设与发展的责任。更具体地说，还是要走共同富裕之路，整体性改善民众的生存状态和提高受教育程度，以制度保障社会的公正、公平。
总而言之，旧文化的梳理批判，新文化的建构生成，都是一项系统工程，都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避免“新瓶装旧药”，就要切实地从人的理性提升、日常生活的改变、理念与思维方式的革新、教育目标的人本定位等做起，并坚持制度和机制的不断创新，逐步摆脱、超越不和谐的丛林文明，走向包容和谐的现代文明，走向人类真正的、自觉发展的科学时代。
原文标题：日常生活重建：从不和谐走向和谐——文化自觉视野中非主流文化的演进与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