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绝望”与“新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学论文,新生论文,绝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知识爆炸、信息革命的滚滚浪潮，展望新旧知识体系嬗替、整合的发展趋势，我们似乎隐隐地看到：传统新闻学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生机与活力，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老，即将成为“一门绝望的学问”，甚至可以预测，其理论寿命也许不会超越人类寿命的自然极限。……多少年来，传统新闻学一直没有冲出报学的藩篱，无法挣脱政治的束缚，以传者为中心，囿于静态的微观的研究，止于主观的经验的描述，视野狭窄，方法单一，缺乏宏观透视与整体把握，脱离传播实际，没有多少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使熟悉这一领域的人常常唉声叹气。
——邵培仁
新闻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它虽已建立，但它的理论体系目前还不够成熟。原因之一，正是由于新闻界对自己的成果还停留在经验描述的阶段，缺乏对新闻传播学说本身历史的研究，忽视对学术资料、思想资料的积累。
——徐培汀、裘正义
走出“定义”的误区
在“新闻是……”上绕来绕去
在近百年的新闻学研究中，可以说，最让人感到沮丧的是理论界对于新闻本质的认识问题，据一些专家的并不完全的统计，传统新闻学中关于新闻的定义，就已经有220多种（也有人说是170多种），但是，至今尚无一个可以为大家所公认，并且确实能够揭示新闻的根本性质，涵盖新闻的全部特征的新闻的定义，这就恰恰从一个方面表明了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不成熟性，尤其是新闻学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的不成熟性。因而，对于新闻的本质的寻找和阐述，依然是当今新闻学的非常重要的任务和目标。
通观以往新闻学的定义，其最大的弊病就是跳不出直接面对研究对象，而简单地做外在的直观描述的藩篱。“新闻是……”说来说去都是停留在其具体的职能和作用等意义层面上，归根结底只是表明了新闻是干什么的，而并没说明新闻从最本质上说到底“是”什么。因而以往的一些“定义”之争经常在语言表述的结构方式上或者是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上展开。
比如，1987年，宁树藩在《新闻定义新探》一文中批评了“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定义，认为其在表述上是不合逻辑规则的。他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主要问题在于把‘报道’作为新闻的属概念。我们知道，‘新闻’是反映客观事物状况（通俗地说），而‘报道’则是人们所进行的一种活动，这两个概念不相临近，没有种属关系。因此，把‘报道’作为‘新闻’的属概念是不合逻辑要求的。在《辞海》的修订本中，把‘新闻’的属概念改为‘传播’。可是，‘传播’是和‘报道’相临近的概念，在逻辑上是同类的。以‘传播’代替‘报道’，仍然不能摆脱原来逻辑上存在的矛盾。”
紧接着就有人对宁树藩的批评提出反批评，大多也是从逻辑的角度进行反驳。刘智反驳：“宁文在批评‘这个定义不合逻辑规则’时，自己也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逻辑错误。宁文说：‘当我们仔细考察“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定义时，矛盾就出现了，主要问题在于把“报道”作为新闻的属概念。我们知道，“新闻”是反映客观事物状况（通俗地说），而“报道”则是人们所进行的一种活动’。这里，宁文对‘新闻’这个被定义项（应该是不明确的）在通过定义项‘反映客观事物的状况’来明确以后，实际上已经当作一个明确的定义项来理解，在批评‘报道’作为属概念的定义时，‘新闻’这个明确的被定义项就已经当作事实上的定义项来使用了，因为定义项之所以称之为定义项，正因为它对于自己的要求必须是明确的，否则，它无法完成‘明确’‘不明确’的被定义项的任务。”
类似的争论在其他的定义当中也同样存在。如黄旦就这样定义新闻传播：“新闻传播是人们之间相互进行的获取新情况、交流新信息的社会传播活动。”他还进一步解释道：“‘人们之间相互进行’，这首先表示新闻传播并不只指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新闻传播媒介出现以后的传播活动或者仅仅是这些媒介所从事的活动，它包括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们在不同层次、以各种方式进行的获取新情况、新信息的一切活动。”如此说来，既然新闻传播“包括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们在不同层次、以各种方式进行的获取新情况、新信息的一切活动”，那么，新闻传播还有什么传播活动不被“包括”呢？国家机关的下级部门向上级部门的情况报告或者上级部门向下级部门下达的行政指令，也都属于“新情况、新信息”，而且也是“在不同层次、以各种方式进行的”信息交流，也能算是新闻传播活动吗？这显然就有点界限不清了。
科学不能用定义来诠释
其实，对于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学科的科学研究来说，定义法也全都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科学界对“科学是什么？”的传统定义的怀疑。代表19世纪以来的传统看法是把它定义为系统化的实证知识。但是，在现代科学学中，这个定义也受到了严重挑战。著名英国科学家、科学学创始人之一的贝尔纳认为，科学“不能用定义来诠释”，而“必须用广泛的阐明性的叙述来作为惟一的表达方法。”按照他的意见，科学可以取作若干主要形象，每一个形象都反映科学在某一方面所具有的本质。应当从他们全体中抽取科学的完整的意义。我认为，贝尔纳在这里不仅确定了对于“科学”作为一个学科本身的新的阐述的原则，而且也道出了所有学科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我们的新闻研究，尤其是对于新闻是什么的回答，也必须走这样一条路。
按照贝尔纳的科学学倡导，我们对于新闻本质的认识，也显然应该“用广泛的阐明性的叙述来作为惟一的表达方法”。在这方面，我国新闻文化学的创始人刘智就已经较早地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他的《新闻文化与符号》一书，就可以称为目前最有理论深度的而且思路和视野也都最为开阔的新闻本质阐释的专著之一。另外，王益民的《系统理论新闻学》也是从系统论的角度，对新闻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理论性阐明。
我认为，新闻从最根本的性质上说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大众化的传播活动。尤其是人类历史有了工业生产条件以后以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传播者为满足人们对于最新信息的需求，按照一定的规律和规则，把现实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的最近发生的一些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和事实，有选择地经过编码和处理，人工地和机器地转化为可流动的信息，并通过一定的载体和媒介，向更广大的社会范围和受众进行传播的文化性活动。新闻的最根本的特征首先在于信息质量的新鲜性和新奇性，并具有传播的社会空间上的广泛性和时间上的快捷性。
摆脱“前科学”状态
从根本上说，新闻学研究的整体突破，必须引入更能适合其深入下去的理论的依据和视角。正如邵培仁所强调的：“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惟一出路。”但是，我们也并不同意邵培仁的完全“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主张。新闻学和传播学既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就不可能由谁来吃掉谁，更不可能由谁来取代谁。邵培仁所提倡的“新闻传播学”建设，作为二者的交叉、渗透与融合，自然是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的一种新的思路和成果，它只能促进新闻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却无法彻底取代新闻学。近年来，许多研究者都倾向于把高校的新闻理论教材搞成《新闻传播学》，如黄旦的《新闻传播学》（杭州大学出版社）、胡钰的《新闻传播导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徐小鸽的《新闻传播学原理与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李广增的《新闻传播学概论》（河北大学出版社）等，这些专家们的意图在于以传播理论来深化新闻理论，但是，通观近年出版的这一类教材，其中往往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种是既讲新闻理论，又要同时介绍传播学理论，这不仅在结构上存在着两层皮的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侵犯了新闻专业的另一门主干课——《传播学》的内容，这样的弊病在徐小鸽的《新闻传播学原理与研究》中尤其明显。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本就是传播学的前身。胡正荣曾这样阐述道：“在大众传播学产生之前，新闻学是惟一专门研究大众传播现象和活动的学科，因此可以说，新闻学是传播学的基础和前身。新闻学起源于十九世纪的德国，到上世纪末，在美国兴盛强烈。随着新闻实践的逐步深化，新闻媒介种类增多，新闻学原有的研究范围无法涵盖日益发展的新闻业。新闻事业逐步扩大至大众传播媒介业，‘新闻’功能逐步让位于‘大众传播’功能。这时便出现了大众传播学。……大众传播学进一步深化的结果便是传播学，即从个别的传播规律——大众传播，再深入研究，上升到普遍的传播规律，即人类的传播活动过程及其规律。因此，可以看出，传播学的基本发展：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三者既相互关联，又明显的区别……”如此说来，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说法也就更加难于实现了。
传播学虽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但它又是对新闻学以及大众传播学研究的进一步的理论的深化，因而它在更大的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生存和人类社会基本活动的某些普遍的本质的方面，对于人类全部传播活动以及人类社会构成的基本规律有较强的理论概括性。所以我认为，求得新闻学研究深入发展的真正科学的态度是，把传播学理论全面引入新闻学研究之中，并且把传播学作为新闻学体系建设的理论的基石，而且尽量吸收其他的一些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全面革新和改造新闻学研究，从而建立一套更加科学和更具理论性的新闻学体系。
建设多元化的中国新闻学派
实事求是地说，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和教育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我们在新闻研究方面思路的单一，方法的陈旧，观念的老套，依然使得我们的新闻学无法突破最传统的理论范式和框架。尤其是，如果不能形成不同体系和理论框架的中国化新闻学流派，新闻学的真正成熟也是值得怀疑的。因而，从更加理性和科学地新闻批评开始，大胆地开拓思维，勇敢地变革观念，积极地探索新的科学化的方法，显然是使我们的新闻学在新的世纪取得根本性突破的重要途径。
20世纪以来，西方新闻研究与批评的诸多方法和理论，应该说是给我们的新闻学派建设提供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论上的参照。而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真正中国化新闻学体系以及新闻学派的建立，还有待于我们独辟蹊径，另寻门路，通过不断地努力而去实现。我认为，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建立，起码还要实现和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是从基本学术概念到整体理论框架的独立创造；第二是全面吸收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第三是传播学理论的哲学化提升；第四是中国化的传播学学派的建设。就我国目前的新闻批评状况而言，确实还看不出有什么学派产生的苗头，但是，一旦我们从理论上具有了这样的清醒，在以后的新闻批评实践能够不断进行一些更加自觉地探索，新闻学派的出现，就可以说不是很遥远的事情。而我们的新闻学理论的全面突破与发展，也就真正有了强大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