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双和”：一个新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题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594(2007)03-0001-05
近年来，关于“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命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共鸣，在国际上也掀起波澜。对于这两个科学命题，学术界纷纷从不同视角、不同向度、不同层面上给予解读：有的论争其理论渊源，有的探悉其提出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有的解读其内涵与外延，有的分析二者的辩证关系，有的研究其实践的途径和方式，有的考察其与党的内外政策和战略的关系等等，不一而足。但是，总揽学术脉络，学者们大都把两个命题作为对现实问题的应对之策，尽管有的学者也分析了这两个命题与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之间的统一性，但是基本上是从现实出发，就党的现实价值目标追求来分析彼此相互关系，而未能从社会主义理念的形成、发展到制度实践的经验教训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径选择的时空向度来揭示这两大命题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意蕴。
一、“双和”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相契合
一种观点认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因而应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解读和谐社会。如果从社会主义的一般本质属性的视角来解读，就是对历史传统的一种“回归”。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任何思想的提出既有特殊的现实针对性，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思想理论之源。毕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蕴涵着社会和谐也是社会主义的一般本质属性。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视角，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双和”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相契合。
社会主义发展史经历过从空想到科学的跃迁。19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相继发生，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资本主义“表面上承认理性”，却“使非理性真正达到了顶点”，它实际上“变得更不合乎人性”[1] 24。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出现了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不管是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制度”，还是欧文的“公社制度”，都相对完整地构建出“实体性”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来。这些“理想的社会组织”都把社会平等、民主、合作等价值取向放在第一位，无不体现着对建立一个充满和谐状态的理性社会的憧憬。然而，空想社会主义虽然从批判现实社会存在剥削、压迫的不和谐性出发，企图构建一个理想化的和谐社会，却只停留在一个理论构想的平面上，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幻想。沿着这一乌托邦幻想，美好的社会理想，只能划为“长烟一梦”的空想。解析这一历史的斯芬克斯之谜，终于留给了后来人类的伟大思想大师——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未来理想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 294。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2] 760但是，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建立在现实社会基础之上的一种简单的理想化目标追求，而是一个基于现实社会又超越于现实社会的、需要经过长期发展的运动过程。“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 87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指出，“我们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 304“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 305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第十七个问题时也指出，新的社会制度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私有制，“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要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1] 239这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要达到共产主义的高度和谐状态不是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之后立刻就能够实现的，它需要一个长期构建的过程。“和谐社会”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理想状态，是对理想社会的整个社会发展状态的总概括。
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强调的是“斗争哲学”，而不是“和谐哲学”。这要历史地、辨证地看待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主张阶级斗争，主要是由于他们正处在一个充满社会冲突的时代，若没有革命的行动，就没有实现理想的可能性。革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3] 也就是说，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本身不具备孕育新社会婴儿的功能，只是在新社会的婴儿已经发育成熟即将分娩的时候，起到“引产”或“助产”的作用，“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2] 527社会主义根本目的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幸福，是为了实现一个普遍幸福、社会和谐的理想社会。这也是往往不惜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所要追求的最终目的。如果说，无产阶级在没有“助产婆”的帮助下顺利地“生下”新社会，那是再理想不过的事情了。因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时明确指出：“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1] 239
不唯“和谐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思想中，我们也可以逻辑地推导出“和谐世界”的理念来。例如我们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世界历史”理论，就能得出一些端倪来。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全球化”。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共产主义是全球性的事业。未来社会不仅将没有阶级，也没有国家。也许有人会说，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不是民族国家的消亡，而是民族国家权力的进一步强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下的全球化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所以全球化中的弱势国家要进一步强化民族国家的权力，以维护国家安全。但从长远的视角看，全球化不可逆的发展必将导致马克思所说的没有阶级、没有国家，展现出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丰富图景。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但是在“世界历史理论”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中是可以看出“和谐世界”的意蕴的。
由此观之，“双和”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相契合。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社会，就是因为它要实现一个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普遍幸福的“和谐社会”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用图示可表示为：
二、“双和”理念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长期未能得到映现
历史事实是，“双和”理念未能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体现出来。苏联从建国起，经过70多年的风雨洗礼，直到最后轰然崩溃，从整体来说，都是在不和谐中渡过的。有一点确实值得人们深思：苏联从刚刚诞生时起，就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境地，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能够茁壮成长起来，但是却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时代中走到尽头，这说明什么呢？美国学者瓦迪·哈拉比做了一个比喻：当一场台风摧毁了一幢建筑，没有摧毁其他建筑时，我们就会检查其原因[4] 303。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某一个或几个大人物“出卖”了人民，但是从本质上看，“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们’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1] 483
苏联最初是在经济和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单一国家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仿佛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国内国际形势的特殊性决定了实践道路的特殊性，苏联实际上也走出了一条特殊道路。在刚刚建国时，苏联领导人一直谋求按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预想来构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但是当利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失败以后，列宁从实际出发，适时提出新经济政策。从表面上看，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很多方面偏离了社会主义特征，但是，它恰恰抓住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核心点——从现实出发发展经济，缓和国内社会矛盾，谋求与资本主义经济往来，更好地满足人们生活水平需要。继列宁之后，斯大林逐渐放弃了新经济政策路线，开始构建苏联模式(史称斯大林模式)。人们分析苏联模式，在斯大林时代主要是“称赞”的观点；在斯大林之后，“怀疑”的观点逐渐兴盛；到苏联解体，则持“否定”观点成了主流。这属于平面看问题，缺乏立体深度。
若历史地分析苏联模式，它的形成除了与苏联领导人的“斗争哲学”价值取向直接有关联以外，还与建设社会主义历史起点低和严峻的国内国际环境有关联。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经济、文化落后的客观状态不是因为革命的胜利就会迅速自然改观，尽管现代化路径选择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大峡谷”，但是生产力发展以及与生产力直接相联系的各种社会因素是不能跨越的。正如在生产力之树上，苏联没有沿着资本主义枝干上继续长出枝丫，而是在生产力主干上直接长出分枝来，但是，起点是低的，要生长得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好，就需要长出更长的枝子来。正因为如此，就必须面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没有预见的许多社会问题，苏联领导人在处理满足人们具体的现实利益需要与维护国家安全、迅速壮大国家力量的关系上，长期坚持后者至上原则。据历史材料，斯大林为了向国外购买工业机器设备，发展工业，强行推行集体农庄，并大量征集粮食进行出口贸易，造成很多人被饿死，出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的局面。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基础，优先发展重工业，走不平衡的片面发展道路，虽然追求的是社会主义终极目标，但人们却不能从中获得现实利益，一旦经济出现困境，一直鼓舞人们建设热情的精神动力也就不存在了。
二战以后，苏联虽然处在与美国全面对抗的旋涡中，但自身生存威胁的压力基本上消除了，苏联模式偏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应急性”内容部分应该被改变，但是苏联没有与时俱进，不仅认定固有的模式具有至上的完美性，而且把同美国对抗、争夺世界霸权作为国家政策重点，而把满足人们群众现实生活水平问题放在次要位置上，在社会主义目标追求上，把原本次要的属于环境条件因素当做主要目标，而把主要的属于本质规定的因素作为支持性条件目标。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利益享受，社会主义未来美好理想又破灭了，那么，人们凭什么还坚持社会主义呢？如果说二战以前，人们“勒紧腰带”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么二战以后，人们继续“勒紧腰带”，则是为了与美国对抗，与资本主义对抗。由于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本质规定被淹没了，似乎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同资本主义对抗。赫鲁晓夫时期曾经做过调整，但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些有限的调整都被恢复回来，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走上不归路。戈尔巴乔夫改革表面上看好像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却走到问题的另一个极点：既然不该对抗，就应该投降，他没有意识到另外还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和谐共处。
苏联领导人对两件事一直没有弄清楚：一是利用政治动员力量强行构建起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不等于社会天然就会沿着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前进，也就是说，只要具备了社会主义特征未必就是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合理的社会和谐状态，需要一个长期构建的过程。二是“苏联高层领导人没有看到只存在着一个世界经济体系，而苏联不可避免地是其中一部分”[1] 304，学会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共谋发展是客观的理性选择。与资本主义对抗是必要的，但不是目的，社会主义来到世间，不是为了寻求与资本主义对抗而来，而是为了要解决资本主义不能解决的不和谐状态而来。而斯大林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不仅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不和谐状态，反而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不和谐因素。
苏联社会主义由于长期的不和谐以至于最后解体的历史教训深刻启示我们：当传统理论和实践发生冲突时，当形式和内容发生矛盾时，我们尊重的是实践，追求的是内容。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提出了两个既简明又深刻的原则：一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二是“摸着石子过河”。这两个原则都强调了从实际出发、实现目标的重要性，具体说来，就是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可以说，通过改革开放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就是在为“双和”创造基本条件的过程，也就是“双和”获得映现的过程。
以上通过考察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社会主义从理念的形成、发展到制度实践的经验教训，都是与“双和”这两个命题交织在一起的。从总体上说，“双和”与社会主义是一种互生互存、共生共长的关系。在这里，我们需要对一种流行的观点进行厘清。这种观点认为，“构建和谐社会”是“中轴”，是基础和核心，是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建“和谐世界”是“外围”，是条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外在保障。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并不确切。与资本主义外交上的霸权主义、强权主义是放大了的个人主义一样，“和谐世界”也即放大了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同为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共建“和谐世界”是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外交表现，是社会主义价值追求适应世界发展客观现状在国际关系上的外扩与延展。从社会主义追求的最终价值目的来看，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普遍幸福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发展状态，就是要实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发展状态。所以，“双和”在社会主义价值追求过程之中，只有内外之分，没有主辅之别。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双和”理念到“双和”模式的升华
今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双和”，使之由隐性引导上升到显性规定，实现了从理念到模式的升华。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双和”理念已构成了“一体两翼”的理论架构：“一体”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翼”即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共建“和谐世界”，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这反映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全球化时代特征的深刻体认：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对内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对外共建“和谐世界”，对外共建“和谐世界”也离不开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因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和对外共建“和谐世界”其实已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但是，“双和”不是一个为了政治动员而提出来的抽象的口号，它深深植根于时代挑战和实践的土壤中，是为应对国内国际现实问题而来，是为中国开拓社会主义新前途而来，因此，它决不会仅仅停留在理念的层面上，而是在实践中构建起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双和”模式。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双和’模式”，就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对内谋求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倡导建设“和谐世界”，二者相辅相成，为实现未来理想社会自觉地、全面地奠定基础。至此，“双和”就不仅仅是思想层面上的东西，更是实践层面上的东西。它早已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并内在地规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时期的路径选择，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第一，它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土壤之中，深深打上了中国民族特色的烙印。“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等，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在中国，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把和谐当成社会的终极目标。儒家主张的和合、中庸、大同思想，道家主张的天地人神合一思想，都包含着追求和谐社会发展理念的光辉。甚至历史上一些封建王朝的开明君主，也都从不同的政治目的出发，强调君民“和谐”共治天下的理念，唐朝的李世民提出“民水君舟”思想即为典型表征。在中国哲学中，“合二为一”、“执两用中”、“和而不同”、“相形相生”、“物生有两”、“过犹不及”等哲学观点，也都体现出“和谐”内涵。从这一意义上说，人们对和谐社会的向往，具有浓厚的历史传统性和社会普遍性。应该说，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积淀为“双和”模式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使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二，它成长于党的改革开放探索过程之中，具有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双和”模式不是应时之作，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实践基础的。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遵循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既防“左”又反右，既防止西化又反对改革“裹足不前”甚至保守倒退，坚持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我们把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结合起来，强调鱼和熊掌兼得的必要性；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结合起来，即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指出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又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把社会公平、社会正义放在同样重要地位；在对外政策中，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基础上，不搞对抗，推动合作，谋求共赢等等。新世纪以来，我们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紧密联系起来；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把实现人民普遍幸福的价值目标具体化、系统化；而江泽民关于世界多样性与相互依存性的观点，已经体现出“和谐世界”的精神来。所以说，社会主义“双和”模式，是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是一个由隐性升华到显性的飞跃过程。
第三，它孕育于时代挑战的背景之中，是对挑战进行主动回应的产物。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社会问题，如一些地方的城乡、地区、阶层之间差距扩大，发展不平衡，社会关系紧张等，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同时，当前国际环境呈现新的复杂性，一方面，世界普遍看好中国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唱衰中国的论调又在干扰中国与世界的良好关系，败坏中国形象，两个新理念就是针对这些不和谐现象、这些时代问题提出的[5]。特别是“和谐世界”这一命题，不仅是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外交表现，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理论证明：中国不是一个现存秩序的挑战者，而是一个和平参与者；中国把道义上反对霸权主义和事实上并不挑战美国的霸权严格区别开来，这就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了一条让自己感到稳妥、让世界感到放心的路。其深层意蕴，不仅仅是为了回应“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错误论调，更是为了探求中国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重大机遇与挑战，为中国全面、深入、审慎地融入全球经济以加快自己的发展提供新的战略指针。
第四，它着眼于社会发展的长远未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长期和根本意义。对于“和谐社会”的实现途径问题，学者们已经提出很多可行性方案。透过其中的语境，很多学者的观点似乎是只要实现所列举的某些条件，和谐社会就实现了。其实不然，严格地说，“和谐社会”只有到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在社会主义阶段，只是一个构建过程，一个不断趋近的过程。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没有社会矛盾的社会，也不是社会矛盾绝对地、不可逆地消减的社会，随着社会问题不断涌现不断解决，它必然在动态中、在波动中发展，在变化中成长。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和谐世界”实现途径的认识还是相当谨慎的，因为国际环境非常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不会很快得到解决，共建“和谐世界”任重道远。我们认为，“双和”实现的过程，就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建设的实践中，在与国际各种制造矛盾的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党和人民的努力，通过世界人们的努力，和谐因子不断积累，和谐成分不断增多，而不和谐现象出现的次数和程度不断减小，这样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像大海的涨潮，总是在一涨一落的交替中慢慢攀涨起来。所以，“双和”不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性的问题，不是一个针对社会现实不和谐问题应变的策略问题，而是一个长期指导方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长期规范和指导意义。
由此观之，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双和”模式，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内，为我们党指导各项工作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既长远又现实的原则性价值取向和判定是非的价值标度；对外，则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树立起我国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从这个意义上，它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新高度、新境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双和”模式具有价值普适性，为其他国家、包括非社会主义国家谋求健康稳定的现代化发展，探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范式，树立了一个榜样，正在对世界众多国家产生积极影响。正如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北京共识》中谈道：“与拥有大量武器、对其他世界观难以容忍的美国式超级大国不同，正在崛起的中国以自身模式的榜样作用、自身经济地位的影响力和对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主权体系的坚决捍卫为基础。眼下，在世界某些地方，中国是比美国更受敬仰的道德典范。”[6] 38当然，西方学者未必认识到，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的道德典范，从根本原因来说，是我们走的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提出并实践“双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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