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扩招与个人教育选择的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9年中国高校扩招以来，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和社会人员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伴随而来的则是扩招之后大学生就业率的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仍有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和社会人员继续选择接受高等教育。本文的研究试图对这一矛盾求解，寻找扩招后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真正原因，阐释扩招对个人教育选择的影响，从而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提供理论基础。
一、相关研究述评及本文的研究角度
人力资本①理论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通过传授工人知识和技术以提高工人的生产力水平，从而提高工人的收入水平。Mincer利用美国1960年的普查数据发现，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年净收入提高11.5％。[1]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在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生产力却在显著下降。美国学者将其归因于过度教育，即工人的受教育水平超过了其所从事工作的要求，并基于经验研究提出，过度教育降低了工人工作的满意度，进而降低了生产力水平。[2]与人力资本理论相对的是筛选模型。筛选模型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是求职者向招聘者发出的信号(signal)，招聘者据此对求职者进行甄别，因为教育水平高的求职者具有较高能力的概率更大，因而更易被雇佣并获得较高收入。[3]可见，在不存在过度教育的情况下，虽然这两种理论对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的正相关关系作出的解释不同，但却可以得出相同的推论，即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就应该争取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
多数西方学者将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模型视为两种对立的假说，并希望通过经验研究对其中某一假说进行证实或证伪。[4]而Weiss认为，最好能够将筛选模型作为人力资本理论的扩展，因为尽管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在提高生产力和决定收入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在企业进行招聘决策时，个人的生产力差异和能力差异只能通过教育的信号来体现。[5]Stiglitz认为，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筛选功能则是教育的副产品，只有在其主要功能发挥良好的情况下，教育的筛选功能才具有精确性。[6]
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模型虽然解释了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是如何有助于劳动者在未来获得更高的收入，但是却没有解释为何随着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却在下降、失业率在上升，教育成本也在上升，同时，为何却还有越来越多的个人继续选择接受高等教育。这个问题正是我国在高等教育扩招之后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尽管Tsang等人认为，是教育过度造成工人工作满意度下降从而导致生产力下降。[7]其实，教育过度是现象，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有学者通过调查发现，接受了过度教育的工人要做好本职工作仍然需要接受较多的在职培训，而且专业不对口率越高，过度教育发生率也越高，从而提出，教育质量低和专业不对口可能是过度教育现象形成的原因。[8]至于为何还有越来越多的个人继续选择接受高等教育问题，有学者认为，这种现象是一种非理性教育选择的结果。[9]本文尝试从微观个体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在短期基于筛选模型和长期基于人力资本理论，从两个时间维度对教育选择问题进行分析。
二、高校扩招的影响与个人教育选择
(一)高校扩招影响教育质量和大学毕业生就业率
高校扩招的一个副产品就是高等教育质量受到一定的影响。人力资本理论的“异质性”概念可以用于解释扩招是如何影响教育质量的。Perri认为，人力资本是异质的和专业化的。具有不同特质的个人接受相同教育的成本和收益显然是不相同的。[10]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针对具有不同特质的个人进行不同的专业化教育。因此，在经济学视野下，中国高校扩招对教育质量以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的影响可以作如下解释。
人力资本的“异质性”需要针对不同的个体提供不同类型的专业化教育。中国高校结构上的不合理性造成了受教育人群的个性特质与其所接受的教育不相匹配。扩招并不一定会导致这种不匹配，但是却会进一步放大这种不匹配的程度，进而导致高等教育的针对性和专业化程度有所降低。
我国目前的教育类型分为学术型教育、职业型教育和综合型教育三类。本科院校向来具有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教育的传统。专科院校尤其是在高校扩招背景下出现的大批民办职业学院有相当一部分教师都是聘用本科院校的退休教师，他们更擅长或更习惯于学术教育。同时，由于缺乏财政支持，这些专科院校的办学经费完全自己解决。资金不足导致其进行职业教育的物质条件缺乏，进而不得不转向成本较低的学术教育。然而，劳动力市场对学术型人才的需求量较小，考虑到就业问题，校方又不得不进行职业教育，从而这些专科院校也就自然地形成了偏学术的综合型教育。结果在扩招之后，不同高等教育功能的不合理定位使得更多能力低下的个人也接受了具有极强学术意味的综合型教育。这种受教育群体的个人能力和特质与其所受教育内容的错位，是影响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和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的关键因素。教育质量受到负面影响意味着平均劳动生产力和平均工资率也会有所下降。
(二)个人教育选择分析
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上升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及平均工资水平却有所下降的情况下，为何还有越来越多的个人继续选择接受高等教育呢？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模型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力资本理论本质上是一个生命周期模型，是一个长期模型，而筛选模型只是一个短期模型，只在个人求职和企业招聘时发挥作用。本文将基于这两个模型，分别从短期和长期的角度来分析个人的教育选择行为。
1966年，中国高考制度被取消，直到1977年才重新恢复，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扩招。本文将用一个简单的模型(该模型基于Stiglitz[11])来解释三个阶段个人的教育选择行为。
可见，在没有高考制度时，个人没有向企业发出信号并提供更高生产力的经济激励，人才也不会得到有效供给。
(3)扩招之后，一方面由于甲的工资水平有所下降，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开始自费，信号成本有所上升。
但此时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同于恢复高考制度之前了，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个人的选择也多元化了。此时的劳动力市场上已经有一部分甲参加了高考，获得了大学文凭，这部分甲已经向市场发出了信号。余下的甲若不向市场发出信号，则会被视为乙，而获得的工资也非原来的工资。甲若发出信号，获得的收益为
。可见，尽管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有所增加，收益有所下降，选择接受高等教育仍然是甲的理性选择。这就从筛选模型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高等教育实行自费和扩招以后，大学生工资水平有所下降，接受高等教育成本有所上升的情况下，人们仍然选择接受高等教育，并且属于理性行为。
人力资本理论是从投资的角度对教育选择问题进行分析。假设人的生命周期具有n+1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若接受教育，教育支出为k，接受教育后从第二个时期开始工作，从事的工作所带来的现金流为
；若不接受教育，则从第一个时期开始工作，且工资始终为ω，贴现率为i，则当：
时，个人就应该选择接受教育。因为人力资本投资是一个长期投资，投资决策的选择不只限于当期收益和成本，还取决于未来的收益和贴现率。Schultz[12]、Becker[13]等人认为，接受教育者的收入水平是一个不断递增的过程，而未接受教育者的收入水平流的变化较小(见下图)。
接受教育者与未接受教育者的收入水平流的变化图
这种观点符合人们对教育作用的传统看法。在扩招之后，虽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有所下降，而接受教育的成本有所上升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推测这种观点仍然符合事实，虽然由于人力资本理论是一个长期的生命周期理论，而中国高校扩招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情况，目前还不具备对此进行经验研究的条件。这里之所以提出从长期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考察只是为了分析逻辑上的完备。
事实上，由于高等教育收益的复杂性，仅仅权衡货币化的成本和收益是不能够完全准确反映个人对高等教育收益的预期的。经验研究已经表明，在我国，75％以上的高等教育收益被内化为受教育者的私人收益，而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的收费标准实行严格的上限控制。据测算，目前大学学费的最高标准也只是生均教育总成本的25％。[14]这就意味着，扩招后所谓的就读大学的成本上升只是相对于收费之前有所上升，而实际情况则是私人仅仅分担了总成本的一小部分而已，远远低于其个人收益，因而不足以影响个人继续选择高等教育的热情。更何况有着“望子成龙”、“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民族心理的我国国民，在人类社会更加开放、世界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的今天，不仅看重高等教育的经济收益，更看重其所带来的长期的非货币化收益。
三、政策建议
人是“异质”的，从而教育也应是“异质”的。教育的“异质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类型应针对不同学生有所不同，不能对所有的人都进行相同的所谓“综合性”教育。“综合性”教育实际上是弱化分工和专业化的教育，是对教育资源的不当配置，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所谓的“教育过度”而实际上是“文凭过度，教育不足”。二是要根据高校本身的特点提供教育服务，如本科院校就应进行偏学术的教育，而专科院校就应进行职业教育。只有专业分工明晰、因材施教，才能进一步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因此，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在观念上，明确不同高等教育的功能定位，调整中国高等教育的教育类型，控制好本专科的招生比例，优化招生结构；二是改革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府集教育主办者、管理者和评价者于一身的体制，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促进高校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和各自的资源禀赋，确定各自的专业课程设置和招生计划及其收费标准；三是转变政府职能，从过去主要控制学历学位的授予转到重点监控教育质量上来，提供就业信息，完善劳动力市场；四是改变社会对于人才的评价机制，引导社会对高学历的追求趋于理性；五是改革高等教育的投资体制，完善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机制。鉴于高等教育的私人产品属性较强，应该充分利用市场的价格机制来调节人才市场的供求，提高私人分担成本的比例，对高等教育收费和政府财政支持高等教育的方式进行一定的调整。私人分担成本的比例调高后，有利于增强个人的经济成本意识，促进个人主动学习，改善教学效果，提升教育质量。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有一个现象，即越是毕业生未来收益高的重点高校教育收费越低，而毕业生未来收益较低的学校收费则较高。因为前者都是国家财政重点支持的高校，资金充足，从而教育收费较低；而后者则没有财政支持，或是财政支持不足，只能依靠收取高额学费来满足教育供给。在经济学的视野下，这种现象不甚合理。重点高校的大学生，其未来获得高收益的概率明显高于接受专科教育的大学生。根据成本受益原则，这些重点高校的学生应该承担更高的教育成本。因此，应该相对提高重点高校的学费，同时降低专科院校的学费，增加财政支持。鉴于专科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密切相关性，尤其应该大力增加地方财政对专科职业院校的财力支持，确保专科职业院校的发展，解决职业院校进行职业教育的困难，满足地方经济发展对应用性人才的需求。虽然财政支持高等教育的理由不仅仅出于经济学的考量，但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财政支持高等教育必须讲究效率原则，同时也要明确财政支持高等教育的立足点和落脚点是确保教育公平和高等教育外部性的实现。因此，合理兼顾公平与效率是政府财政干预教育的永恒主题。在这种逻辑思路下，改变财政支持高等教育的方式显得尤其重要。减少政府直接支持、增加间接支持的比重是必然选择。对于高学费可能会阻碍部分成绩优秀的贫困学生接受重点大学教育的问题，可以通过完善高等教育的助学体系予以解决：建立完善的贫困学生贷款体系，提供还款期较长、利率较低的助学贷款；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特别是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捐款资助；重点名牌高校可以学习国外知名高校的经验，动员其毕业生对母校进行捐款，因为名牌高校的毕业生获得高收入的概率更大。最后是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分类型的高等教育个人投资决策体系，对个人投资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的成本、收益和风险进行系统的评估和分析，以此作为个人进行高等教育投资选择的依据，引导个人进行理性的教育选择。
本文在分析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有所下降的原因时，只考虑了劳动力的供给面，未考虑劳动力的需求面。在分析微观个体的教育选择行为时，只做了理论分析，缺乏经验验证，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和弥补。
注释：
①“人力资本”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本文主要关注其中的正规教育。
②这里的成本是一个总数上的概念，既包括接受教育的直接支出，如学费等，也包括接受教育期间没有工作而损失的收入，还包括因接受教育而付出的非货币成本和其他与发出信号相关的成本。(Parsons Donald O.The Cost of School Time,Foregone Earnings,and Human Capital Formation,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2,No.2,part 1,1974.25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