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科学——评梅祖麟教授《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等文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音韵学论文,汉语论文,历史论文,中国论文,事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698(2005)-01-0124-15
梅祖麟教授《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注：梅祖麟：《有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中国语言学报》，商务印书馆2002年。）、《比较方法在中国》（注：梅祖麟：《比较方法在中国，1926-1998》，《语言研究》，2003年第23卷第1期。）等文，以他自己的标准评价清代以来的诸多学者，包括清代的王念孙，清代古音学殿军章太炎、黄侃，以及当代著名学者陆宗达、王力、邢公畹等先生。他的意见受到学术界的批评，（注：郭锡良：《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年会上的讲话》，《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陈新雄：《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语言研究》，2003年第1期；郭锡良：《音韵问题答梅祖麟》，《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同时引发了一场有关古音研究乃至古汉语研究之方法、材料、观点的讨论。至今为止，这些讨论还主要围绕对章（太炎）黄（侃）、王力的评价以及具体的学术意见等问题，对于历史音韵学研究应如何认识和评价清代和近现代的传统古音学，研究汉语史应如何对待汉语文献中的语言文字材料，学术讨论应该如何避免循环论证等问题，多未触及。而这些问题是意见分歧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反映的是学术研究如何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性的学术规范问题，很有必要特别予以讨论。
一、音韵学史评价应尊重历史事实
1.梅教授说：“钱大昕固然也曾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头舌上之分’，但钱氏以及其他清代学者都没有用谐声字来研究上古声母。”（注：梅祖麟：《比较方法在中国，1926-1998》，《语言研究》2003年第23卷第1期，第20页。）这话不符合事实。清代钱大昕在《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二文（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117页。）中，至少在三个方面体现他用谐声字研究上古声母。第一，明确指明“某从某得声”，以证明声符同则古声母亦相同或相近。如，钱大昕说，“古读文如门……《史记·鲁世家》，平公子文公，《世本》作絜公。絜与闵同。闵亦从文声。”这是说“闵”从“文”得声而读重唇m-，则“文”古读m-。又如，“古读冯为烝，本从冰得声。”（按篆文冰作冐，隶作冫。）这是用冯字从冐（冰）得声说明古读重唇。“古音竹如笃……笃、竺并从竹得声……（竺）经典多用笃，以其形声同耳。”“
皆从周声，调亦从周声，是古读周亦如雕也。”这是用从竹、从周的字说明舌上音古读舌头。第二，类聚同声符字，以见其中今音不同的声类古本相同相近。如，钱大昕指出：“《广韵》十七真部，府巾切有份玢
。二十文部，无分切有嗢闻闽，符分切有
。”（注：因电脑字库限制，有的例字省略。）钱氏意在表明，这些声符相同的字，虽居三等，切上字用轻唇，大多已读轻唇，但非合口字读重唇，如“邠”“闽”“濆”，正是古读重唇的遗留。声符相同古必声母相同或相近，故读轻唇者古当与读重唇者同。第三，上述钱大昕二文的体例是同声符字相承，如“古读弗如不”，“古读佛如弼”，“古读笰如蔽”，“古读孛笰如孛”，四个“弗”声字的证明相连；又如“古读蕃如卞”，“古读藩如播”，二条“番”声字的证明相连……凡此之类，不胜枚举。这难道不是“用谐声字来研究上古声母”吗？
用谐声字研古声母，继上述钱大昕之后，高本汉(1923)之前，中国学者先后就有章太炎、黄侃(1920)、曾运乾(1923)，他们大量地用谐声字研究上古声母，分别得出“古音娘日二纽归泥”（注：章太炎：《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国故论衡》上，上海右文社。）、“照二归精”、“照三归端”、（注：黄侃：《音略》，《黄侃论学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喻三归匣、喻四归定”，（注：曾运乾：《喻母古读考》，《音韵学讲义》，中华书局1996年版。）（注：曾运乾《喻母古读考》，1928年正式发表于《东北大学季刊》第十二期。但实际时间早于此，杨树达《曾星笠传》说：“忆一九二三年夏间，余以省觐自北京归长沙，君过访予，以《喻母古读考》见示。”见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都大量系统地用谐声字的材料。他们得出的结论，基本为今人所广泛承认。章太炎并且“第一个完整地建立上古声类系统”。（注：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论及用谐声字研究上古声母，不能跨越上述诸学者。当然，上述用传统方法研究古声母的中国学者，是各人分别地解决一些问题（这也正是后人进行较全面研究的起点），这是有待于后人全面综合的。但这些中国学者都懂得并且大量地运用谐声字来研究上古声母，是历史的事实。
2.梅教授说：“以前只知道《切韵》声母有若干类，韵母有若干类，现在高本汉拿汉语方言当作资料，用比较拟构的方法把声母和韵母的音值都拟构出来了。”（注：梅祖麟：《比较方法在中国，1926-1998》，《语言研究》，2003年第23卷第1期，第18页。）这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对传统今音学、等韵学的认识和评价，一是对“拟构”方法的认识。中国古代的语音学著作，如以宋代的《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等为代表的韵图，清代江永的《音学辨微》、《四声切均表》等，对于声母则说明、辨析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如五音、清浊，对于韵则辨析开口、合口（后来更分别开、合、齐、撮四呼），四等洪细，用韵图的形式就是用结构的理念表现音韵体系；帮滂並明，非敷奉微，端透定泥，知彻澄娘，见溪群疑，精清从心邪之类的音，用“唇音”、“舌音”、“牙音”、“齿音”等发音部位，以及“清”、“次清”、“浊”、“次浊”之类发音方法说明；清代，音韵学家用“戛”“透”“拂”“轹”“揉”描写声母发音方法，用“穿鼻”“展辅”“敛唇”“抵颚”“直喉”“闭口”分析尾辅音；陈澧《切韵考》分析《切韵》声韵部类，并给每个音注上《切韵》反切……这是不是在说明音值？江永说：“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等尤细。”（注：江永：《四声切均表例言》，《四声切均表》，渭南严氏成都刻本。）这不是在说明元音的舌位高低吗？虽然比较含混、难懂、不准确，但不准确并不等于不“拟测”。为什么用汉字拼写、描写的就不是音值，用拼音文字转写的才是音值？汉字和拼音文字都是符号，作为符号，如果没有规定和学习，谁也看不懂（比如西方学者未经学习，未必都能读出梵文、藏文、满文这些拼音文字的音值；没有专门的学习，谁也不知道“舌尖前音”、“舌尖中音”等指什么样的音值，甚至不知道国际音标的读法）；经过规定和学习，各种符号只有好用不好用、精确不精确之异，没有代表不代表音值之异。因此，传统音韵学不但研究《切韵》音系，而且也研究音值。高本汉以来对《切韵》音值的拟测，（注：高本汉以来对《切韵》音值的描写，实际上不能说是“拟构”，“拟构”是用来专指对几种语言的共同母语的构拟重建。）是在传统音韵学对《切韵》音系结构和音值拟测的基础上，根据方言等材料用音标符号进行的。
3.梅教授说：“大家都知道，清儒只是把《诗经》时代的韵母分成若干韵部，段玉裁又指出‘同声必同部’，给上古韵母的分类添上谐声字这一宗资料。这些韵部的音值，要等到高本汉的《汉文典》(1940)才有初步的拟测。”（注：梅祖麟：《有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中国语言学报》，商务印书馆2002年。）这也不合事实。古韵部类的研究一直是与对古音音值的拟测同为一体的。比如，宋吴棫分古音九部，其中认为《广韵》支脂之微齐灰以及佳皆咍诸韵古音通为一部，就是他把这些韵的字的古音都拟读为相同的音的结果。如，皆、佳、该都是“坚奚切”，丘、开都是“祛其切”。（注：吴棫：《韵补》，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页。）清儒的古韵分部一直与拟测音读相伴而行——古韵分部与古音拟测是密不可分的。顾炎武先由平水韵而恢复至《唐韵》；再正《唐韵》，由《唐韵》恢复至上古音。其中孰正孰变，不只是分类，更是改正反切，恢复其上古音值，所以顾炎武与《诗本音》相伴的是《唐韵正》，把《唐韵》反切中不合古音的一个个改正过来，恢复其古音读法，最后才得出古音十部的结论。江永《古音标准》将真元分立，幽宵分立，侵谈分立，他的最主要的音理就是区别音之侈弇。戴震古音九类二十五部的韵目字，用的是影纽字，以强调韵目字的韵母的音值，如“阿、乌、垩”“翁、讴、屋”之类，并且在与段玉裁讨论古音分部时说“真以下十四韵皆收舌齿音”，“东冬钟江阳唐庚耕清青蒸登皆收鼻音”（注：戴震：《答段若膺论韵》，《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7－68页。）之类，指出其收尾辅音的发音部位。他的阴阳入声相配，用今人的说法就是，元音相同、发音部位相同而发音方法不同的韵相转。这样的思想没有音值概念哪能提出？……清儒的这些工作，难道只是“把《诗经》时代的韵母分成若干韵部”吗？专门研读梵文三年的章太炎，作《二十三部音准》，根据汉字谐声、《广韵》音系和各地方音构拟古音。黄侃的古本音说，也就包含音值的拟测，所以王力先生、俞敏先生都曾用音标表示黄侃用汉字所拟测的古音二十八部音值。王力先生并且说：“我在《汉语音韵学》中说：‘古韵学家只知道分析韵部，不知道研究各韵的音值。’这话说得不对。古代音韵学家所谓‘古本韵’，就是先秦古韵的音值……”（注：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1923年汪荣宝作《歌戈鱼虞模古读考》，（注：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国学季刊》，第一卷二期，1923年。）利用梵汉对音等材料，证明“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a音，不读o音；魏晋以上，凡鱼虞模之字亦读a音，不读u音或ü音”。歌戈韵之音即古歌部之音，鱼虞模之音即古鱼部之音。章太炎的弟子钱玄同——黄侃的古本音说就是他最先介绍出去的，1934年作《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注：钱玄同：《古韵二十八部音值之假定》，《师大月刊》“师大三十二周年纪念专号”，1934年。）用音标给上古二十八部每一部拟音，根据音理，审定相邻各部的主要元音，构拟了9个元音；用-m、-p，-n、-t，
、-k给收唇、收舌、收鼻构拟收声，阴阳入三声相配；文后并附“用两式国音字母标记古韵二十八部之写法”，包括罗马字母和注音符号，各有详略二式……这些难道不是拟测古韵部的音值？
4.梅教授还说：“有系统地去研究谐声字的韵部导源于段玉裁。”（注：梅祖麟：《比较方法在中国，1926-1998》，《语言研究》，2003年第23卷第1期，第22页。）这也与事实不合。“同声必同部”，是段玉裁作的结论；论及“导源”，作为一种方法，早于段玉裁一百多年的顾炎武就成系统了。顾炎武离析《唐韵》，他在古音学上的这个最大发明，方法上以谐声偏旁来分别古韵。他的《唐韵正》以及《古音表》，系统地以谐声字分析上古韵部。《唐韵正》在离析五支韵时说：“……以上字当与六脂七之通为一韵。凡从支、从氏、从是、从儿、从此、从卑、从虒、从尔、从知、从危之属皆入此。”（注：顾炎武：《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9页。）“……以上字当与七歌入戈通为一韵。凡从多、从为、从麻、从垂、从皮、从
、从奇、从义、从罢、从离、从也、从差、从丽之属皆入此。”（注：顾炎武：《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1页。）他的《古音表》归结说：“……凡所不载者，即案文字偏旁以类求之。”（注：顾炎武：《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46页。）这不是系统地研究谐声字的韵部吗？
二、汉语上古音研究应该尊重汉语事实
1.梅教授有一篇利用汉藏比较讨论古今汉语音变的文章《汉藏语的“歲、越”、“還（旋）、圜”及其相关问题》，（注：梅祖麟：《汉藏语的“嵗、越”、“還（旋）、圜”及其相关问题》，《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其中多有不合汉语事实、牵强附会的地方。如，梅教授认为，“上古汉语*s-词头也有名谓化功用”。其例子有：
不带*s-带*s-
櫄*ngjans＞ngjen 遡*snjans＞xjen（注：梅祖麟：《汉藏语的“嵗、越”、“還（旋）、圜”及其相关问题》，《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85页。）
按，“遡”从“櫄”声，“櫄”牛建切，疑母；“遡”许建切，晓母。梅教授从谐声上把晓母分成明晓类、疑晓类、溪晓类，（注：梅祖麟：《有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中国语言学报》，2002年。）此处又把“疑晓类”的“櫄：遡”作为复辅音的例子，以谐声的疑晓互谐作为*s-词头的名谓化的证据。但有三方面材料证明，梅教授所说的加*s-词头把名词“櫄”变成谓语“遡”这个说法不合汉语事实。
第一，西周金文里，“遡”和“櫄”(
)通为一字，没有分别。金文中，“遡”既作动词，也作名词。《虢季子白盘》：“遡馘于王。”这是作动词。“遡”更多的是作“鬲属”用。《子邦父》：“子邦父乍（作）旅遡()。”（注：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第四册《鬲部》、十二册《犬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1538页。）例子很多，人所共知。“櫄”字从“鬲”，金文多从“鼎”，少数从鬲。“”则是“櫄”的累增字，先秦文献中都作“”，不作“櫄”。
第二，谐声材料表明，“遡”本读疑纽。“遡”从“櫄”声，虽然反切为晓母音，但从“遡”得声的字，《说文》共有
等疑纽字的声符，该如何解释呢？
第三，大量文献材料表明，“遡”本读疑纽。章太炎先生指出，上古文献中，“遡”多用作“蘖”，作形容词。《说文》“蘖”是“
”的重文，“蘖”与“遡”音近。“蘖”是草木残余，引申为遗民，如《商颂·长发》：“苞有三蘖，莫遂莫达。”是说被商汤所灭的韦、顾、昆吾三国遗民，不能再复兴。《洛诰》：“其大惇典殷遡民。”“殷遡民”即殷遗民。《尚书·益稷》：“万邦黎遡，共惟帝臣。“遡”与“顽”音近，故又相通，《多士》：“成周既成，迁殷顽民。”《逸周书·作雒》：“俘殷遡民，迁于九里。”二事相因，“顽民”即“遡民”。《多士》：“王若曰：‘尔殷遗多士。’”是“顽民”“ 民”即殷遗民。《益稷》：“庶顽谗说。”“庶顽”即“庶蘖”，即众遗民。《益稷》“黎遡”即汉时之“黎元”，《孝经钩命决》：“天有顾眄之义，授图于黎元。”“顽”、“元”同声，所以都可以通于“遡”。（注：章太炎：《小学答问》，《章氏丛书》，上海右文社。）蘖、顽都是疑纽字。
以上说明，汉语谐声材料和文献语言不支持加*s-词头把名词“櫄”变成谓语“遡”的说法。
再举一个例子。梅教授说：“‘圜’、‘還（旋）’又可以说明*sgwri-＞zjw-。其中*gwri-是‘圜’（喻三）的上古声母，加上*s-词头后，就变成‘還（旋）’（邪母）的上古声母*sgwri-。”（注：梅祖麟：《汉藏语的“嵗、越”、“還（旋）、圜”及其相关问题》，《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85页。）按他的意思，上古的“圜”（喻三）是名词，“還（旋）”（邪母）是它的名谓化，加了*s-词头。
但文献材料也不支持这个说法。第一，“還”不读邪母时也表示环绕、回還。如，《战国策·燕策三》：“秦王還柱而走。”《四部丛刊初编》本作“環柱而走。”《汉书·食货志》：“還庐树桑。”师古注：“還，绕也。”这两个“還”都读匣母。第二，上古“圜”也可作谓词用表示“环绕、旋转”，如，《汉书·郊祀志下》：“水圜宫垣。”师古注：“圜，绕也。”第三，表示环转的动词“桓”也可以转为“旋”。《易·屯》初九：“磐桓。”《释文》：“马云：槃桓，旋也。”《广雅·释训》：“徘徊，便旋也。”“盘桓”即是“盘旋”，音转为“便旋”。“桓”转为“旋”，犹“還”转为“旋”。那么，从文献上说，上古读匣母的“還”、“圜”、“環”、“桓”都有回还、环绕、还转义。既然如此，凭什么偏偏认为“又音旋”的“還”是喻三的“圜”的名谓化？为什么不直接说它是读匣母的动词“回還”之“還”、“盘桓”之“桓”的同源词（实际它们本是一个词两个义项分化而成），而一定要与名词的“圜”先连上，然后证成“名谓化”？有什么必要非说“還（旋）”（邪母）就是喻三的“圜”转的呢？
同时还可看到，《广韵·仙韵》许缘切有“翾，小飞也”，是盘旋之飞，“般旋”字通于“蹁跹”；又有“儇，疾也。又舞皃（貌）”，“還”也有疾义，舞貌也是蹁跹；又有“嬛，嬛，轻丽皃”，“便嬛”即是“便旋”（《广雅·释训》：“徘徊，便旋也”），也就是“蹁跹”；又有“
，疾走皃”，与“儇，疾也”同义。从汉语词源学的观点看，表示“回旋”、“旋转”义而音“旋”的“還”，应该跟这些词有最近的同源关系。许缘切在上古是晓纽三等，一方面它与匣音近，一方面它指示晓匣三等向齿音转移的规律。（注：黄易青：《论上古喉牙音向齿头音的转变》，《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1期。）
2.梅教授在历史音韵学研究如何运用汉语言文字材料的问题上，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见。如，梅教授说：“段玉裁(1735-1815)的‘同声必同部’是清代古音学家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段氏学说是说，谐声字所反映的韵母的音系属于《诗经》时代。”（注：梅祖麟：《比较方法在中国，1926-1998》，《语言研究》，2003年第23卷第1期，第20页。）这不仅在很关键的问题上片面理解段玉裁的意见，很不准确，也是混同《诗经》时代与谐声时代。
段玉裁在《古谐声说》中说：“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同声必同部。”（注：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页。）他提出一个大的原则，而没有具体说谐声字的时代。他在《古十七部谐声表》的前头说：“考周秦有韵之文，某声必在某部……三百篇及周秦有韵之文备矣，辄为十七部谐声偏旁表，补六艺之散逸……”（注：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页。）他在以吴省钦的名义写的序中说：“凡三百篇及群经有韵之文……”（注：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段玉裁一再说“周秦有韵之文”，“三百篇及周秦有韵之文”，而不单说“三百篇”，是因为他很清楚《诗经》虽是研究上古音的最主要材料，但《诗经》时代五六百年不足以完全代表周秦至汉一千多年的时间，《说文》谐声与《诗经》押韵有交叉。他的《音韵随时代迁移说》明确提出先秦两汉音有迁移：“今人概曰古韵不同今韵而已，唐虞而下，隋唐而上，其中变更正多，概曰古不同今，尚皮傅之说也。音韵之不同必论其世，约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汉初为一时，汉武帝后洎汉末为一时……”（注：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页。）《说文》是东汉许慎的著作，其中谐声字跨越一千多年，所以段玉裁除了考《诗经》韵文，作《诗经韵分十七部表》，还考其他周秦有韵之文，作《群经韵分十七部表》，并且还有《古谐声偏旁分部互用说》，“互用”即谓有的字“同声不同部”。其中说：“谐声偏旁分别部居，如前表所列矣，间有不合者，如裘字求声而在第一部，朝字舟声而在第二部，牡字土声而在第三部，侮字每声而在第四部……”（注：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33页。）这是说《说文》里同一谐声字并不“一定属于《诗经》押韵中的一个韵部”。而且这样的字不在少数。段玉裁的意见是，利用谐声材料可以解决大量不入韵字的上古音归部问题，但实行“同声必同部”原则时，有不少例外，按《诗经》韵来衡量，有不少同声符的字并不同部，因为《诗经》时代与谐声时代并不等同。
指称上古音时，如果泛而言之，人们当然可以用“《诗经》时代”代表上古时代，但是在碰到《诗》韵与《说文》谐声字的关系时，都要分辨，因为段玉裁已经把这层关系交代了。特别在讨论利用谐声材料研究上古音时，更要分辨谐声时代与《诗经》时代的不一致性。王力先生在这方面就理解得很准确，他说过：“《说文》所认为声符，而与古音学大相冲突的地方，实在不少。……此外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谐声时代与《诗经》时代不可混为一谈。”（注：王力：《上古韵母系统研究》，《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3页。）
3.梅教授说：“王念孙发明一种模式(paradigm)。它的特征是：一、没有论证，就认定A字与B字有同源关系。二、A字与B字如果声母不同，或者韵母不同，或者声母、韵母都不同，《广雅疏证》把这叫做‘声之转’、‘一声之转’。”并且指责说：“只有清儒才会发明这种论证方法，外国人可没有这个能耐。”（注：梅祖麟：《有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中国语言学报》，商务印书馆2002年。）事实是，王念孙依据汉语事实和前人及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总结了一个理论，又用文献材料作了大量疏证，但梅教授拿国外的理论作标准来衡量，觉得它不符合国外标准。
梅教授举王念孙《广雅疏证》中的例子如：“闾，里一声之转。乡谓之闾，遂谓之里，其义一也。”然后说：“‘闾’属来母鱼部(rjag)，‘里’属来母佳部(rig)。……读了《广雅疏证》，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闾’‘里’是同源词。”按，《广雅·释诂》二：“里、闾，凥（居）也。”王念孙《疏证》：“里者，《周官·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广韵》引《风俗通义》云：‘里者，止也。’《尔雅》：‘里，邑也。’《郑风·将仲子》篇传云：‘里，居也。’《汉书·食货志》云：‘在壄（野）曰庐，在邑曰里。’”又曰：“闾者，《周官·大司徒》：‘五家为比，五比为闾。《说文》：‘闾，侣也，二十五家相群侣也。’又云：‘闾，里门也。’按，闾、里一声之转，乡谓之闾，遂谓之里，其义一也。二十五家谓之闾，故其门亦谓之闾也。”（注：王念孙：《广雅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页。）意义上，王念孙引了那么多文献来证明“闾”、“里”二字都有同样的意义，即表示邑中二十五家相邻的居住单位。梅教授全然不读，只读其结论，然后却说“不知为什么‘闾’‘里’是同源词”。王念孙的《疏证》往往还有更大的文献背景没有都说出来，《遂人》还说：“……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大司徒》还说：“……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两套系统，称里则属于遂，称闾则属于乡，所以王氏说“乡谓之闾，遂谓之里”。梅教授不看王氏关于这条疏证的全部内容，而只看他的结论，又不了解有关内容背后的历史文化，大概又把“遂”理解成表示承接的虚词，所以不懂。这是尊重汉语事实的作法吗？
“闾”“里”的“一声之转”是否有可能呢？论古音，闾、里皆来母，鱼部和之部有旁转关系，如《诗经·大雅·緜》鱼部字“膴”与之部字“饴”“谋”“龟”“时”“兹”韵，《小雅·小旻》以“膴”韵“谋”，是鱼之合韵；《韩诗》“膴”皆作“腜”，则二字为异文，也显示鱼之可以有旁转关系。《礼记·檀弓上》：“檀弓曰：‘何居？’郑玄注：‘居读为姬姓之姬，齐鲁之间语助也。’”“何居（鱼部）”即“何其（之部）”。又，上古文献“如”（鱼部）与“而”（之部）常相通，例如，《左传·隐公七年》：“及郑伯盟，歃如忘。”即“歃而忘”。《荀子·儒效篇》：“乡（向）是如不臧，倍（背）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即“乡（向）是而不臧，倍（背）是而不亡……”（注：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45页。）鱼部之部相配的阳声字如，《说文》“萝”（蒸部）“读若萌”（阳部）。这些都是上古时的地方音之变，鱼之的旁转关系是客观存在的。
诚然，清人的“一声之转”有其不严密性而导致后来的过滥，在方法论的总结上，外国人有其逻辑推理公式，值得我们现在学习和借鉴。但在词义内涵的考证和汉语言文化研究上，在音义关系研究上，在论证的内在逻辑条理（不是外在的公式）和论据的充足律上，即使是今天的“外国人”也远远不能望清儒之项背。更不用说这其中有不可比的因素：王念孙的时代距今有二百年，二百年前的外国人，语言学理论是现在这样严密发达吗？外国人不能发明的论证，不能发现的规律，为什么清儒就不能做，不能去发现？
清人和章黄的朴学，只顾埋头在那里考据，把事情考证清楚就完事，不注意说成个“论”的东西，许多思想、理论和方法淹埋在大量的考证材料和过程之中。然而，不能苟求古人，不能讥笑前人，持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前人所做的事，是通常的准则。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国外的语言学，由于受到数理科学的影响较多，有不少很好的方法和理论，介绍到中国之后对汉语言研究有很大的促进和贡献。然而，在人文研究中，对传统与现代二者之音应有一个辩证的观点。一昧地以为古不如今，中不如外，也未必都正确。比如，俞敏先生通过梵汉对音研究得出后汉三国时代的韵部和音值之后，他说：“……也许有人看了说：不出章黄范围。这我倒不讳言。问题是材料向着章、黄。语言学到底还是经验科学，不跟几何一样。我的看法是：章黄不愧是乾嘉学派的精华浇灌出来的‘奇葩’。他们虽然用弓箭射，可比戴着折光的眼镜片，握着现代步枪瞄准的人，打的离靶心还近哪！”（注：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2页。）这才是一位真正学贯中西、认真严肃的学者说的话。
三、学术研究的论证方法应该科学
在利用汉藏比较以证明上古汉语声母方面，梅教授大作在论证方法上有明显的循环论证。底下讨论就以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汉藏语的‘嵗越’、‘還（旋）、圜’及其相关问题》（注：梅祖麟：《汉藏语的“嵗、越”、“還（旋）、圜”及其相关问题》，《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为例。在这篇文章中，古声母的论证大致有这几个层次和相应的结论：一、汉语“嵗”*skwrjats与藏文skyod同源；二、*skwr+j-＞sjw-；三、*sgwrj-＞zjw；四、*s-词头的使动化、名谓化，等；五、王力先生的上古音和《同源字典》没有*sm-、*hm-、*skwrj-、*sgwrj-之类复声母，需要引进才能作同源字研究和汉藏比较研究。（在《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注：梅祖麟：《有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中国语言学报》，商务印书馆2002年。）中则因此判定王力先生非“主流”。）因篇幅关系，我们只讨论他的前三个“论证”的逻辑性。（注：对第四、第五层次和结论的批评，参见郭锡良：《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年会上的讲话》，《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陈新雄：《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语言研究》，2003年第1期；郭锡良：《音韵问题答梅祖麟》，《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
3.1 先看汉语“嵗”*skwrjats与藏文skyod同源这个结论。根据梅教授要借以推出的音变公式，这个结论的要点是“嵗”的上古音*skwrjats。所以我们只讨论“嵗”的语音，主要是复声母*skw-。
梅教授说，雅洪托夫曾提出“古无合口”，“*s-词头可以在任何声母之前出现”。李方桂等采纳这两条理论，于是从理论上讲上古该有*skw-、*sgw-这样的复声母。因为有些合口韵的谐声字是中古的邪、心母和见、匣母互谐，李方桂假设两条规律：(1)*skw+j-＞sw-；(2)*sgw+j-＞zw-。梅教授说：“……上面提出两种理由来说明上古该有*skw-、*sgw-这样的复声母。这两种理由都是假设。求证需要在藏缅语中找到跟*skw-、*sgw-对应的复声母。”（注：梅祖麟：《汉藏语的“嵗、越”、“還（旋）、圜”及其相关问题》，《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78页。）
梅教授根据李方桂所拟“嵗”*skwjadh，改作*skwjats。然后拿藏文skyod-pa“行走、逾越、时间之逝去”与汉语“嵗”比较：
汉：嵗*skwjats＞sjw
i藏：skyod-pa（注：梅祖麟：《汉藏语的“嵗、越”、“還（旋）、圜”及其相关问题》，《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79页。）
梅教授接着说：“共同汉藏语的*-s在藏文里大致保留不变……藏文的-d也跟上古汉语的-ts对应。藏文的skyod和上古汉语的*skwjats‘嵗’每个音都能对上号，这两个字显然是同源词。”
梅教授对此音韵关系的论证逻辑是：(1)skyod与“嵗”*skwjats同源的音韵证据是：skyod和*skwjats每个音都能对上号；(2)藏文skyod和汉语“嵗”*skwjats每个音都能对上号，说明“这两个字显然是同源词”；(3)这两个字是同源词，就“在藏缅语中找到跟上古*skw-、*sgw-对应的复声母”。；(4)找到对应的复声母，就“求证”了“上古该有*skw-、*sgw-这样的复声母”。
第一步是无意义的。它是在一个隐含的、非真的前提——藏文的sk-能反映这对汉藏同源词的最早语音面貌——下进行推论的。现代藏文与上古汉语的时代相隔三千年，最早古藏文创造于公元七世纪，也与上古汉语早期距离近两千年，怎么相信这个藏文的sk-是从原始汉藏语至今始终不变的，是最原始的形式，因而可以证明与它“每个音都能对上号”的汉语同源词的拟音？为什么这对同源词的原始语音不是更接近与它们同源的ngro ba（行走、往来）、khor（周匝、环绕、环形、连续）、gor（圆、团）？假如藏文的sk-是演变的结果，“每一个音都能对上号”不就证明了“嵗”声母*skw-的不可信吗？语音是变化的，相隔两三千年，越是“每个音都能对上号”就越不可信。
第二步的结论是真，而隐含的前提是个假判断，从而套有不必同时为真实的双层含义：(1)前提：（汉藏语系中）同源词“每个音都能对上号”；(2)结论：“嵗”和藏文skyod两字是同源词。按，意义有对应关系，声音通过历史比较可以找到其演变对应关系，就可能是同源词。可是同源词之间的声音不必是“每一个音都能对上号”。即“嵗”和藏文skyod两字是同源词，不是依赖于那个假前提得到的，而应是根据它们的意义对应关系（往来行走、环绕）和它们可能的语音历史演变关系（双方都有牙喉音声母、舌音尾，主要元音a与o的对应）。但读者在根据意义关系和声音演变关系承认结论的时候，无形中被迫接受了虚假的前提。
第三步是在第一步及第二步虚假前提上推演，所以没有意义。找到的藏文skyod，其sk-跟假设的上古声母*skw-、*sgw-的“对应”，必须是它的如下两个前提都是真的情况才有意义：(1)藏文sk-准确反映原始汉藏语这个同源词的声母情况；(2)（汉藏语系中）同源词“每个音都能对上号”。可是如上所说，它的这两个前提都是假判断。
第四步建立在两个假前提和一个无意义的推断上，显然它的结论非真。
3.2 现在看*skwrj＞sjw-；*sgwrj-＞zjw-这两个结论。
梅教授在得出上古汉语的“嵗”是*skwj-后，就得出“嵗”*sgwj-＞sjw-。后来根据龚煌城喻三上古读*gwrj-的意见，修正为*sgwrj-＞sjw-。
紧接着，梅教授又根据“還（旋）”的古今音得出*sgwrj-＞zjw-。于是：
*sgwri-＞sjw-
*sgwri-＞zjw-
梅教授说：“……出乎意料地证明了‘還（旋）’字*sgwrj-＞zjw-，这种音变完全和‘嵗’字*sgwri-＞sjw-平行。”（注：梅祖麟：《汉藏语的“嵗、越”、“還（旋）、圜”及其相关问题》，《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82-384页。 ）
可是，这个表面看似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明，却完全是循环论证。
他的论证利用汉藏对比，可是汉和藏的例证是类推出来的。“還（旋）”的*sgwrj-是从哪来的呢？是从“還”*skwr-类推来的。（详下引文）这是拿类推即平行规律推出来的一项，反过来显示上下两个音变式子“平行”。
请看梅教授的论证。他说：
汉语有个词族，字形都以“瞏”为声符，基本义是“圆”……藏文里有个词族，意思也是“圆”、“還返”、“回转”，例如；
(14)’khor 圆圈，圆周；’khor-ba 旋转，绕圈；skor 圆圈，周而复始；skor-ba 转动，围绕，還返……（略去原文英文释义——引者）
这组同源词前人已经讨论过，（注：H.A.J.schke著：《藏文文法》，张次瑶译，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1947年版，第71页。）关键是怎么得出*sgwrj-＞zjw-的结论。梅教授的论证是：
第一，从汉语看，词根无论是喻三，还是匣二，上古反正是*gwr-。藏文(14)的词族里没有介音-r-，词尾有-r。这是异化作用的结果：’khor＜*’khror、gor＜*gror、sgor＜*sgror。……第二，上面例(11)看到“還”*skwrj-＞sjw-，依此类推可得zjw-＜*sgwri-，（注意这个*sgwri-是“类推”得到的——引者），也就是“還（旋）”、“檈”的上古声母。跟“還（旋）”对应的该是藏文*sgror。第三，*sgror去掉*s-，剩下的藏文，*gror跟汉语“圜”对应，其规律正好和例(9)的4至10（“于”、“芋”、“羽”等）一样。……
即：
第一：“圜”*gwr-对应藏文’khor＜*’khror、gor＜*gror、sgor＜*sgror（基本义“圆”）
第二：（已证）“嵗”*sgwrj-＞sjw-
（类推）“還（旋）”zjw-＜*sgwri-——对应藏文*sgror
第三：“圜”*gwr-对应藏文*gror-——规律同于：
“于”*gw-＞j-对应藏文*gw-（行，走）
第一，藏文*sgror（基本义“圆”）的*s-是根据什么拟构出的？可是梅教授偏偏对此没有论证。他的第一步只说明介音-r-的问题，对这个*s-则一字不说，于是就有了*sgror。为什么不必说理由呢？是根据上面“越”“嵗”同源及“越”与藏文skyod同源的关系吗？可是梅教授自己承认“嵗”*skwrjats和藏文skyod的s-词头，功用不明”，（注：梅祖麟：《汉藏语的“嵗、越”、“還（旋）、圜”及其相关问题》，《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87页。）那么是*s-词头的使动化或名谓化功用吗？显然也不是。
第二，“還（旋）”*sgwrjan的*sgwrj-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嵗”的音变模式*skwj-＞sjw-类推出的。这就是他的第二步。已知：“嵗”的上古到中古的变化是*skwrj-＞sjw-；又“還（旋）”的个古音是zjw-；求“還（旋）”的上古音。逻辑推理是，已知平行可比两式中的三个项，求第四项：
*skwrj-＞sjw-(A)
(?)＞zjw-(A′)
得：
*skwrj-＞sjw-(A)
*skwri-＞zjw-(A′)
所以，梅教授的第二步，完成的是两项内容，得到两个结果：（一）zjw-＜*sgwri-模式中的*sgwri-；（二）*sgwrj-＞szw-的音变与zjw-＜*sgwrj-模式“平行”。这是循环论证。（详下）为了证明A′式，梅教授还用*gwrj＞jiw-（A″式）互证。这就是他的“第三”，即拿“藏文*gror与汉语‘圜’对应”作证。他的“第三”中包含两层：（一）藏文*sgror与*gror，犹如汉语“還（旋）*sgwrjan"与“圜*gwrjan”；（二）上古“還（旋）”之变为zjwn，犹如上古“圜*gwrjan”变为jiwen。于是有：
(16)汉：圜*gwrjan＞jiwen(A″)汉：還（旋）*sgwrjan＞zjwn(A′)
還、圜、環*gwran＞
uan
藏：gor-gor＜*gror(B″)藏：sgor＜*sgror(B′)（注：梅祖麟：《汉藏语的“嵗、越”、“還（旋）、圜”及其相关问题》，《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84页。）
（A′、B′等式号为引者所加）
他的例(9)的“于”、“芋”、“羽”等例，就是喻三归匣，如“汉：于*gwjag＞ju”，“往*gwjang＞jwang”，其规律正好与圜*gwrjan＞jiwen一样。
梅教授摆出(16)的式子，就是显示A″式与A′式构成互证，以进一步证明他的A式。
可以互证的前提就是平行。现在我们问：A″式与A′式的平行关系，有什么佐证？答：A″之与A'，犹B″与B′。再问：B′的*sgror与B″的*gror是从哪来的？答：B′的*sgror是从A′的*sgwrjan类推来的（即“跟‘還（旋）’对应的该是藏文*sgror”）；B″的*gror是“*sgror去掉*s-”得来的。再问：凭什么可以根据A′的*sgrwjan类推出B′的*sgror？凭什么知道与“圜”对应的藏语是*sgror去掉*s-之后的*gror？答：因为A″式与A′式是平行关系。——这是循环论证。
回到梅教授所要证明的*skwrj-＞sjw-，*sgwrj-＞zjw-要点上说。从技术上说，类推即演绎没有什么不可，但要清楚，*sgwrj-和*sgwrj-＞zjw-都是通过*skwrj-＞sjw-类推出来的，而不是证明出来的。科学上认为，类推即演绎得到的，必须再用其他材料证明，而不能回过头来跟用以类推论的前提或假设互证。可是梅教授最后却说：“……出乎意料地证明了‘還（旋）’字*sgwrj-＞zjw-，这种音变完全和‘嵗’字*skwj-＞sjw-平行。”*sgwrj-＞zjw-明明是类推出来的，怎么这又成了“证明”；类推本来就是两条线平行地推，以已知的三项求得第四项，这种类推的操作方式得出的结果是一定会与用来推的模式平行的，难道还有什么必要说“*sgwrj-＞zjw-，这种音变完全和‘嵗’字*skwj-＞sjw-平行”？还“出乎意料”？梅教授这样说，就好像是得到结果后才发现，分头求证出的两个音变公式正好平行，可以互证，给人一种可信性科学性大大增加的感觉。
回到前面(3.1)，我们认为用来“类推”*sgwrj-的*skwrj-，本来就有问题；用来和*sgwri-＞zjw-(A′)搞平行的*skwrj-＞sjw-(A)，当然也有问题，那么A、A′实际就是：
？＞sjw-(A)
？＞zjw-(A′)
这如何叫人相信它们的音变模式和两式的“平行”？
结语
人文社会科学中，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传统学术与外来学术的关系，在闭关锁国的时代，容易出现重传统轻外来的的倾向；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则容易出现轻传统重外来的倾向。现在，以为凡土皆落后，凡洋皆先进，几乎成为一种时髦。这合乎真实吗？在这种形势下，特别容易出现以新的姿态、以科学的形式出现而实际上可能并非科学的东西。我们呼唤，历史音韵学研究的创新，要尊重历史，尊重汉语事实，尊重科学规范。
标签：语言研究论文; 音韵学论文; 梅祖麟论文; 上古时代论文; 科学论文; 段玉裁论文; 广雅疏证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