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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经济就是道德经济？
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面临的复杂理论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市场经济就是道德经济，它包含了两层含义：有的认为市场经济是需要道德的经济；更多的则是为了证明市场经济的合理性而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内生出道德的经济。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内生出道德的经济，这是早在200年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就作出此类论证了。亚当·斯密在其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就建构了一个理想的道德王国。他认为，自然秩序是从人的本性产生而又合乎人的本性的正常社会秩序，是建立在个人自发的创造性、个人的利害观和利己主义上的一种秩序，所以，市场经济必然内生出利己主义，利己主义必然是道德的。因为，每个人都最关心自己的利益并尽力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社会则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社会的利益便是这许多个人利益的总和。个人愈是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就愈大。事实上，从市场经济萌芽至今，这种纯粹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存在过，斯密的道德王国也一直是空中楼阁。一方面，斯密以认识到利己又利社会的理性的人为前提，而现实社会中这个前提并不能充分满足；另一方面，斯密想象的自然和社会的秩序，至今仍然不存在现实社会之中。当代德国社会伦理学家科斯洛夫斯基，对这种自由市场经济的道德理论就作过深刻的批评。他指出：“资本主义作为由自由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向每个人提出了极高的道德要求”，因为“一种仅仅以私有财产、追求最大利润值和通过市场与价格体系加以协调为基础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按照我们的历史知识尚未成为现实。作为社会模式的资本主义具有幻想的、非现实的特征，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空想”（《资本主义的伦理学》第1、56页）；另外，就市场经济而言，“一种纯粹的市场系统是以人类自由的巨大信任为基础的”，因为“不受限制的对利润和利益的追求导致了向吝啬、贪婪和人类行为目标的财富的损失的转变。仅仅通过市场成果，也即通过具有需求意义的支付意愿的成功参与来协调生产和社会的状况分配，会导致在控制生产和分配生活机会时的过分主观主义，会导致对有着本质意义的生活目标的忽视。”（同上，第51、59页）
历史事实说明，市场经济在内生出新的积极的道德力量的同时，也内生出道德的负面性；它创造新道德摧毁旧道德，但它也摧毁了人类社会的一些美好道德，内生出腐朽、没落的道德现象。对这一点，当今热衷于市场经济的一些人在理论认识上是不充分的。
（二）对市场经济道德负面性的三次深刻批判
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中，人类付出了巨大的道德智慧。这一成就不仅凝聚着人类创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的努力，也凝聚着人类为消除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道德负面性所做的巨大努力。从市场经济的萌芽到今天，其道德的负面作用就受到三次历史性的深刻批判。
第一次是16—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市场经济萌芽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在西方历史环境中的发展又必然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巩固。就道德而言，市场经济开始也是在前资本主义的道德环境中产生的，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却对前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的解体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空想社会主义正是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历史性的结合转折时期，开始对市场经济进行了猛烈的道德批判。
第二次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这是自由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日中天之际，也是前资本主义的道德体系面临市场经济的摧毁性打击时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透过资本主义道德没落的表象，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将市场经济的道德负面性推向极端的经济原因。马克思主义对市场经济的道德负面性批判是深刻的，但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停留在道德批判的层面，而是对道德批判作了原因上的根本性理论说明。今天我们在关注这一理论问题时，不能仅仅注意到结论的本身，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市场经济道德负面性批判已作的深层分析。
第三次是20世纪当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批判。当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市场经济道德负面性的批判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性，但从市场经济与道德两者之间所作的分析，比我们一些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道德经济的人要深刻的多。这里，笔者认为对当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批判市场经济的道德负面性作一评介是有必要的。
20世纪来临之前，市场经济经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三百多年的发展，个人主义作为思想道德的核心，已经在西方社会深深地扎下了根。但事实上，市场经济的道德负面性，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今天面临着愈来愈猛烈的批判。
第一，市场经济确立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道德体系，但贪得无厌、纵欲无度的利己主义也应运而生。在西方，公元10世纪市场经济开始萌芽，与此深刻的革命相适应，自文艺复兴后，个人逐步从外在束缚中得到解放，欧洲思想史从此目睹了一系列张扬个性的学说，个人自由与个性的解放成了洛克、卢梭、穆勒和康德等哲学家们共同关心的主题，作为理性主义思潮的个人主义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西方的发展扫清了思想道德障碍，人类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思想使西方逐步走向世俗化、平民化和物质化。但是，20世纪“在先进、富裕和政治上民主的社会里，物质享受上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生存的内容和目标”，这种“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并不设想对被解救者创设一种永恒的社会天堂境界，而是在个人和集体享乐主义成为行事主要动机的背景下，主要着重于立即满足个人的私欲。”布热津斯基这段抨击是尖锐的，但是言之有理的。他提醒美国人，“美国显然需要花一段时间，在哲学上进行反省和文化上作自我批判。在这一时期内必须认真地认识到：以相对主义的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不能构成任何坚实生活支柱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实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第75—76、125页）
第二，市场经济所确立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逐渐解体了中世纪神学的信仰和实践，宗教改革为个人从罗马教会下解放出来扫清了道路。同时，宗教改革也使个人和上帝通过《圣经》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给予了个人自己权利的责任和强烈的意识。正因为如此，希尔施才认为，这些先于资本主义存在的美德被带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并成为个人主义的必要制约，它限制了那种按单纯的功利主义的幸福原则所导致的毫无节制贪得无厌的需求和欲望。但是，20世纪市场体系所促成的生活方式——享乐主义，摧毁了作为社会道德基础的新教伦理（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32页）；越来越自由放纵的文化利用政教分离的原则，把宗教因素挤了出去，使内在的道德规范形成真空（《大失控与大混乱》第78—79页）。丹尼尔·贝尔沮丧地说，“现代社会的问题就是放纵本身走过了头，到了没有界限的地步”，“一旦那种曾帮助限制消费的积累——尽管不是资本的积累——的新教伦理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被切断，留下的就只有享乐主义。”（同上，第223页）
第三，在现代市场经济与享乐主义融合的社会中，法制本身强化了金钱的力量而弱化了道德的力量。自从洛克奠定现代个人主义思想基础以后，西方社会几百年来，个人主义的基本精神不仅被普遍接受，而且被机构化法律化，也就是说个人主义的法律化实质上“是法院制度替代了道德和道德主要界定者的教会”。但事实上，当今西方社会的享乐主义——“除了满足眼前的和物质的生活欲望外，对一切都漠然置之的文化腐蚀性”，却将“公民自由常常被提高到一种可以自我确认的绝对程度。换言之，公民自由是与公民责任的观念分开了。”（《大失控与大混乱》第78、77、79页）请看被布热津斯基称之为“爱打官司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的美国“世纪审判”的“辛普森案件”，辛普森为摆脱两条人命的指控，耗资一千万美元打赢了这场官司，金钱的力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他不是杀人犯，但他却是花费了一千万美元才买来了正义的道德；如果他是杀人犯，但他却是用一千万美元践踏了正义的道德。
20世纪，当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市场经济下的道德批判远不是全面和科学的，但是深入和严肃的。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这一份思想材料必须认真对待，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三）中国为发展市场经济做好道德的思想准备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搞事实上的市场经济有十多年，搞自觉的市场经济也有五年。但我们搞市场经济，对它的深刻的后果有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呢？从近几年理论界的认识来看，有的是想接受市场经济的纯经济的后果，也有的想接受它的全部后果。可是市场经济的纯经济后果是不存在的，必须对市场经济的全部后果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本世纪20年代英国社会主义者托尼在《贪得无厌的社会》一书中就针对市场经济的负面性指出：“应当把经济利益当成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全部追求目标。……社会必须这样组织工业：强调经济活动只是一种手段，以使经济活动从属于社会目的。”当然，我国近年来在主导思想方面有了积极的变化，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表明了党对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反应到精神生活中来，有了清醒的认识和良好的愿望，即“如何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长蔓延”。
对付市场经济在道德方面的负面性，不仅取决于良好的愿望，还要看有没有准备好实现良好愿望的思想武器。
丹尼尔·贝尔说过，西方社会几乎找不到对付现代市场经济所催生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武器。因为，“这里有两重困难：西方社会既缺少公民心（即乐于为公众利益作出牺牲的自发意愿），又没有一种政治哲学来证明社会优先和分配的常规原则的合理性。”（《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71页）最后，他认为只有重建宗教，能将道德规范强加给被个人主义破坏了的文化，能重建人们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能将人们重新带回那在生存困境之中但仍然有着坚实人道和友爱基础的社会。
中国有着与西方不同的历史和人文环境，中国正在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创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道德建设，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事业。对此，充分的思想准备是必须的前提，但思想理论界对此是重视不够的。
我们所拥有的道德建设的前提，或者说现成的思想武器，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优秀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秀传统美德；长期计划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道德力量。这种三位一体的思想武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都没有经受过市场经济的洗礼。然而，市场经济的到来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包括人们的道德生活都产生着复杂的影响，并反映了我们为发展市场经济所作的道德的思想准备的不足。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中国革命中以及革命成功后，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思想和文化革命，中国共产党人以崭新的道德风貌出现在现代中国。这种新风貌融合批判和建设两个方面，批判继承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道德遗产，建设了新民主主义崭新的道德起点。建国后，这种新道德风貌为中国人民在一个废墟上创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但也由于计划经济的基础使这种道德内涵出现封闭性和排他性。然而，“文革”中，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几乎都被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道德传统被割断与历史的联系，其形式却被夸张到荒谬的程度；而计划经济实践的制度化，使道德内涵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更加强化。今天，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实践，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早已完成，但道德建设不可能随着批判错误路线而完成。事实上，在市场经济大潮到来之际，一种潜在的道德虚无主义应运而生，许多人几乎在过去的道德传统中找不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道德支撑力量。
第二，从我们长期所进行的道德实践来看，我们对市场经济背后深刻的西方个人主义思想文化背景还缺乏全面的认识。从“文革”中过来的中国人，在道德上对个人主义是不生疏的，但这种个人主义更多地是与封建主义小生产联系在一起的“自私自利”。在市场经济到来之际，道德实践中突然出现了个体的地位和价值，一些人从“文革”中变态的价值观走向另一极端，把过去年代被政治高压锁住的私欲，借助市场经济的催生力量尽情宣泄，置国家、民族、社会、集体、他人的利益于不顾，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个人主义消极面，作为冷漠社会和他人、追求个人私利的精神支撑力量。
第三，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之时，也是中国人重新认识个体的地位和价值的开始，当然，西方既是市场经济的参照系，也是重建个体地位弘扬个体价值的参照系。避开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谈，就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主义来看，此时西方的个人主义已不是在新教伦理约束下的个人主义，而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催生下的无拘无束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没有对个人主义历史地全面地了解，面对这种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主义，道德建设面临的现状是复杂的。可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实践上是初级阶段的，但道德建设中面临的西方个人主义负面性却是高层次的。
从以上三方面来看，我们在道德建设上的思想准备和理论武器都显得不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是一个大课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应该成为市场经济在道德负面性方面的有力约束，这是决定我国社会道德建设性质、内容和方向的主要方面，也是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主体。
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毛泽东思想，它成功地彻底地改造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现代中国人民的道德建构。毛泽东曾为人们自觉规范言行的道德理论，作了大量的工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堪称经典，它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几代革命者。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今天我们应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作为建构全民族道德的内在精神源泉。这种道德建构，就是从中国的历史和民族特点出发，以一种科学的理论或者说也是一种世俗的学说作为道德的精髓，并由此引申出一系列道德规范。因为在今天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我们别无思想武器来对付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道德负面性。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尽管有可以继承和发扬的东西，但作为一个整体并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西方历史上和现代社会有许多有益思想遗产可以学习，但作为一个整体拿来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可能。唯一可能的，只有依靠我们自己的探索、实践和创造。
我们承认市场经济对道德定位在客观上的个体基础。因为，自立、自主、自强、自尊的精神，独立的人格及自由权利、尊严观念，公平、竞争、诚实等社会主义目标，对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其精神价值是必不可少的；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客观上存在的个体价值定位，不是自由的、放任的、自发滋长的个人主义，而是在鼓励个体竞争、拚搏、自尊、自立、自强的基础上，强化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念，运用社会价值的导向性，规范并激发个体价值的积极性，克服并抑制它的消极性。
应当看到，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提出的挑战是巨大的，对道德负面性诱发是强烈的，为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道德建设还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下极大的功夫，使市场经济能得到道德建设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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