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利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人口论文,结构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国际上对人口红利的研究始于对东亚(日本及亚洲四小龙)1960-1990年代经济奇迹的关注。David Bloom在1998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中研究发现东亚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度达到了1/4强。David Bloom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对1965-2005年亚洲的最新研究发现，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国为26％，日本为9％，韩国为29％，东南亚国家更高，达到40％，南亚也达到了40％左右(Bloom & Finlay，2008)。
蔡昉等(1999)运用类似的方法，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解得出，东亚奇迹中约1/4(26％)为人口结构因素。Wang & Mason(2005)对中国劳动力比重上升带来的人口红利对于中国人均GDP增长率的分解则明显低得多。他们发现在1960-2000年之间该贡献为8.3％，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的1982-2000年之间这一数字也仅为15％。武剑(1999)的研究结论为所有研究中的最低值，他的研究发现由劳动力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在6％左右。
但不容忽视的是，1960-1990年代也正是东亚城市化快速推进、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人力资本快速提升、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出口导向经济政策不断完善的时期，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是东亚把握人口机会窗口的先决条件。对于人口红利作用于经济增长需要的一系列条件，很多学者也都有论述，如教育、经济政策(Bloom & Finlay，2008)，合宜的制度环境(都阳，2007)，改革开放、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蔡昉，2009)，以及经济发展政策、人口控制政策、教育普及政策(李魁，2010)。但是在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中，并没有把制度和结构因素纳入，由此造成对人口红利的作用可能存在高估。本文基于东亚经济奇迹的结构和制度变革背景，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把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置于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结构转变及一系列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综合考虑在经济发展环境变动的过程中，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除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如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之外，结构转变是带来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资源数量和技术水平、制度安排都既定的情况下，不同要素之间的结构性优化仍将加速经济增长。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力有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物质资本投资、劳动力、资源和技术的城乡分布结构、产业分布结构、地区分布结构的不同会带来完全不同的产出效率，从而带来不同的经济增长绩效。
即使有了较好的基本要素积累，包括基本要素的空间结构和行业结构的转变，如果没有背后好的制度安排和支撑，也不能够获得长远的发展。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有过快速的增长但是却长期陷入停滞甚至出现过度城市化现象，因为即使劳动年龄人口相对较多，如果不能契合经济发展的需求，或者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造成了限制，又或者没有对劳动力的适当激励制度，那么我国的人口红利也会演变为人口负担和人口压力。说明仅有人口数量、物质资本的提升和结构的变化还远远不够，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也起着长期和基础性的影响。劳动力(包括人口红利)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是以理想制度的发挥为条件的，尤其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不考虑制度变革带来的巨大影响，远远不能发掘引起经济增长的深层原因，也会过分高估基础要素变量的作用程度。
2 结构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在传统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中，分工导致了结构的细化和分化，也导致了旧有行业的衰落和新行业的兴起，这就是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升级。而伴随着新兴工商业的出现和发展壮大，农业不再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而只是基础产业，因此农民也历史性地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始以工业和商业为依托大量聚集，产业集聚和城镇聚集导致人类生活空间的转移，由此城市化大范围出现，这正是城乡结构转变。
针对结构转变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钱纳里提出了著名的“结构红利假说”，即认为由于不同产业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水平和增长率，因此当基础要素投入从低生产率水平或者低生产率增长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水平和高生产率增长部门流动时，就会促进总生产率增长，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这种由于要素流动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绩效的贡献就形成了“结构红利”。干春晖、郑若谷(2009)对钱纳里的“结构红利假说”进行了验证，他们的研究发现劳动力要素的产业间流动具有“结构红利”现象，说明我国确实存在劳动力流动的结构效益。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另外一层意义还在于，当一国经济处于结构转变的不同阶段，则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的影响程度会有相当不同的表现，结构转变和经济增长率之间表现出人均经济增长率和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类似的关系——驼峰(hump-shaped)形关系(陈晓光，龚天堂，2005)。当结构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经济增长会相对较慢，而一国经济处于结构转变完成之时，经济增长率也会放缓，只有在结构转变快速发展的中期阶段，一国经济也正会表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因此，我们需要把握结构转变发挥作用的时机，这样，人口红利的最大效应才能得到发挥。
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重大转变既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结果，也成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基础。产业的聚集和人口的城市化促进了经济增长中规模效应的发挥，极大地加速了分工的细化，也催生了更多的生产生活形态和新兴产业的兴起。人口的城乡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会改变固有数量人口的生产效率，从而改变经济增长的水平和表现。在劳动力空间结构和行业结构基本稳定状态下的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空间结构大范围转移，行业结构快速转变状态下的人口红利是非常不一样的表现。这正是我们考察结构转变对人口红利影响的考察视角。
我们认为，即便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也不能得出我国经济增长将后继乏力的推断。因为这种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国存在着巨大的城乡二元结构差异和产业结构失衡，其改进能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增长动力。除非城乡收入差距、生产率差异、投资倾斜都大幅度缩小，导致我国劳动力不再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那么，我国劳动力的分布才会稳定，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重要性才会更显著。但是，我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加速阶段，工业化正在深化发展，而服务业也快速演化，投资等生产要素更多地向城镇倾斜，这种结构转变的趋势正愈演愈烈，因此，我国仍然存在的城市化转型和非农产业发展的较大空间将使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仍可期待。当然这并不代表这种增长将水到渠成。相反，结构转变需要的条件远比要素积累需要的条件更复杂，更需要政府顺应这种趋势做出制度的变革和政策的调整，加快推进城市化和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进行经济结构转型，更加注重城镇就业问题的解决等。
2.1 我国的城市化和城乡差距的拉大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健康正常的城市化水平反映了一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水平。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城市在地理范围上的扩张和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这种增加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相对于农村人口的比重上)。虽然包含多个层次，但是城市化最基本的内涵是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过程(张培刚，2001)。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人多地少、重农抑商、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这导致我国绝大多数人口一直是农业人口，长期生活在农村，这也是我国农业文明发达而工商业文明落后的部分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家大力推行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现代工业得到飞速发展，在建国初的短短8年时间内，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和速度已经大大超过解放前，在1958年达到17.8％(《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2005)。但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不但对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也造成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在随后20年内的大波折和停滞不前。由于大跃进时期感受到城市人口过多造成的压力，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分散城镇人口并限制乡城人口的自由流动，这就是户籍制度的产生。而过度的鼓励生育，更加大了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这也部分地造成了户籍制度的固化，限制了城市化的进程，根据《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1960年我国城市化率为19.7％，1970年为17.4％，1978年也仅为17.9％。
进入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不断上升，户籍制度也不断松动。因此，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大大提升。我国城市化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全国城市人口数量和城市化率均快速增加，城市化快速带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我国的城镇人口1981年首次超过2亿，1990年超过3亿，1998年超过4亿，2002年超过5亿，2009年超过6亿，达6.2亿，城市化率已达46.6％。二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速度相比仍然存在明显的滞后，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1978年我国城市化率仅为工业化率的37％，2000年上升为78.9％，2008年也仅达到94％，远未达到城市化率比工业化率高40％～150％的合理区间(李善同，2002)；三是城市化不彻底，流动人口现象突出；四是我国的城市化伴随着城乡差距的全面拉大。这几点特征共同说明，我国城市化的增长潜力仍然巨大，城乡结构转变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2.2 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转变
产业结构，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不同产业之间的大小比重关系构成，尤其是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总产值构成之间的关系。第二层指的是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构成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金、劳动力和各种自然资源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配置结构及相互制约方式。产业结构理论认为，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是经济良性发展的内在体现，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
从我国经济发展历史看，产业结构作为以往经济增长的结果和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之一。工业化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不断变动和调整的过程。其中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演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在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明显的提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的数据。1952年三产就业比重仅占9.1％，1978年也仅占12.2％，之后稳步提升，1990年达18.5％，就业人口数量超过1.1亿人。2001年就业人口数量超过两亿人，2009年三产人口就业比重占总就业人口比重的34.1％，达2.67亿人(见图1)。
图1 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和比重的演变
Figure 1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Employments in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 China
数据来源：2002年之前的数据来自《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
三产就业比重的提升虽然能够部分地反映出我国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改进，但是三次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却并不能看到。因此，我们以劳动力配置效率来衡量产业结构转变的趋势和效率，通过比较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在1978-2008年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来反映劳动力配置的效率和合理程度，如果比值差异越大，说明劳动力在一、二产业之间的配置效率越低，因为要素自由流动的一般规律是使得同样的劳动力在不同的产业间具有基本一致的劳动生产率，使得每个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达到最大。同样的，我们用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代表劳动力在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之间的配置效率。其中某产业劳动生产率由该产业总产值占GDP比重和该产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的比重表示。
运用上述方法，通过对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计算我们发现，我国不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有所提高，但是总的来说，一产的劳动生产率和二产、三产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却一直在波动，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缩小趋势。也就是说，第一产业用了大量的劳动力，却生产了较少量的总产值。1979年二产的劳动生产率是一产的6倍，1984年下降为4.3倍，之后逐年上升，1993-1996年又出现小幅下降，但是1996年以来再次出现差距的拉大。2003年甚至出现8.2的历史最高差距。第三产业虽然和第一产业的劳动力生产率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也一直在4倍左右徘徊，到2008年仍然在4.2倍，说明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出现大量闲置的状况仍然没有根本性改变，我国的产业就业结构和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效率仍然有大幅度提升的空间。
3 制度变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1993)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我们考察制度变革作为基础条件作用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制度变革本身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在分析人口红利的影响时，要把制度作为同等重要的变量纳入，全面而综合地考虑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二是制度的设置和变革对人口红利的发挥起到了基础和条件的作用。人口红利以及其他要素发挥积极的作用，是以一定的高效率的制度设计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对影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制度因素进行剖析。
3.1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制度研究真正的兴起源于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和诺斯的开拓性研究。他们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工具中最成熟的方法——供给需求分析方法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作为基础的制度研究方法；通过交易成本的概念比较制度的配置效率，从而使得人们可以衡量制度的优劣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相对大小。制度的基本功能是创造一套交易的规则并降低不确定性。制度的变革则会导致规则的改变，人们为趋利避害，其行为方式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导致经济发展方式和不同变量的作用大小发生改变。因此，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则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在技术不变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同样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要具有提供合理个人激励的有效的制度。
我国6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也显著经历了对经济制度变革的系统性探索，最终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我国通过渐进式改革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市场为要素配置的基础同时伴以政府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司企业为主要形式，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的新型企业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强调效率和公平的并重；实现城乡统筹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外向型、有管制的自由贸易和汇率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极大地解放了我国潜在的生产力，是我国实现30年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3.2 我国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制度条件探讨
我国的人口红利要完全地发生作用，必须有一定的制度基础。因为即使在劳动力供给充分、同时又恰好符合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甚至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都较为有效的前提下，如果没有对劳动力的激励制度、使得“好人没法做好事”，那么我国的人口红利也会演变为人口压力。制度对我国人口红利作用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环节：
首先，计划生育政策直接促成了人口红利的最基本条件——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计划生育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根据王金营(2006)的测算，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28年间中国总人口累计少增加2.31亿～2.99亿。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总的劳动负担得到减轻，使20世纪末21世纪初迎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最佳的机会、人力资源和条件，为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可选择的良好人口环境和初始条件。
其次，严格的户籍制度和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增加了劳动力充分就业的成本。户籍制度制约了城市化进程，使得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也使得劳动力被束缚在农业和农村，长期无法到更具有生产率的部门工作。而劳动力市场上对劳动力的二元分割，尤其是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巨大差异，使得劳动力无法自由地在不同部门间流动，使得工作搜寻变得更加困难，因此也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需要制定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和有利于劳动力市场在地区、产业和部门间自由流动的制度。
最后，适度合理的教育和培训体制能够部分地解决目前的劳动力结构性失业问题。首先，教育和培训能够把简单劳动力转化为复杂劳动力，因此由简单劳动到复杂劳动(人力资本增加带来的正规劳动)的转变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其次，过度的正规教育可能忽视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所真正需要的专业人口、技术型人才的培养而加剧结构性问题，因此需要转换教育体制，实现多元化教育培训体系。
4 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在论述了结构因素和制度因素对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影响之后，我们把结构因素和制度因素统一纳入模型，实证分析包含劳动力、资本、技术创新和人口红利等要素在内的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鉴于前述分析所作的判断，并借鉴已有关于经济增长函数设定的相关研究，我们的自变量主要有三类：基础要素变量，结构变化变量和制度变迁变量。我们的思路是，首先根据理论分析，选择能够代表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的变量，并对变量进行适当处理。其次进行简单线性回归(OLS模型)。然后针对数据的特性(时间序列，一般都随着时间变化具有趋势性)，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模型)。最后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我们的基本模型构造如下：
其中：因变量lnGDP为人均GDP的对数，表示经济增长，自变量lncapital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形式，WAS代表人口红利，FTP代表科技进步，SCBZ代表第三产业比重，Urbanr代表城市化率，ZD代表制度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t代表时间。
4.1 变量的选择
为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引入相关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样本期间为1978-2008年，共计31年，由于数据期限较短，这限制了我们对变量的选择。在自变量选择中我们既要考虑数据的有效性，也要考虑到其代表性。
因变量用人均GDP，按照GDP削减指数进行换算并除以年末人口，得到人均实际GDP。原始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我们对人均实际GDP取了对数，以消除异方差和指数趋势的影响，变量名为lnGDP。
基础要素变量中，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Capital)代表物质资本投资。我们运用固定资产投资平减指数对该数据进行了缩减，以消除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并保持和人均GDP数据的一致和可比性，数据来自各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GDP指标类似，为消除异方差并消除指数趋势，我们对该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变量名为lncapital。
我们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Working-age-share，WAS)作为人口因素尤其是人口红利的替代指标，由于我们的时间序列数据较短，所以为了尽量减少变量数目，就没有考虑人口增长率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
对于技术进步指标，有学者用研发投入来代表，有的用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代表，也有学者用财政支出中用于科研、卫生的人均经费支出(科卫经费/全社会总就业人口)来表示。我们先是用同一套数据根据全要素生产率和索洛余值法计算出不同年份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s Productivity，TFP)，然后用全要素生产率代表技术进步，运用这个数据使得本文对基础要素经济贡献份额的分析能够保持一致性。
结构转变因素一直是在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中要考虑的方面，我国很多学者都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李京文，1988；刘伟、李绍荣，2002；王展祥，2009)。但是对于结构转变的具体衡量指标的选择则有明显不同。如前文所述，我们从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两个主要方面进行考察。产业结构可以用某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表示。考虑到尽可能减少变量的个数，我们运用第三产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代表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我们把城市化率代表城乡结构变动，数据来自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虽然制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共识，但是对制度因素的计量和量化却一直是一个难点。我们借用文雁兵(2009)对制度变量的量化计算结果，该方法首先把我国对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制度变迁分为4个子要素：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然后对每个子要素都寻找了替代变量，即：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市场化收入比重和对外开放指数。最后对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市场化收入比重、对外开放指数这4个子变量进行主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作为制度变量衡量的结果——制度因素综合(ZD)。该结果包含了4个主要子变量的96％的解释力。
4.2 简单线性回归
我们先做简单线性回归以发现其中的基本规律。结果如下：
具体结果见表1。
模型F检验P值为0.000，因此整体效果显著，
达到99.9％，解释力度较强。由回归结果可知，固定资产投资、人口红利、技术进步、结构转变和制度变革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作用。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GDP就增加0.697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能带动GDP增加0.028个百分点。而全要素生产率每上升1个单位，GDP增加2.84个百分点。三产比重影响显著，而城市化率基本没有显著影响。政府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
为消除不同量纲系数不可比的问题，我们对系数进行标准化，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其次是技术进步。结构转变也解释了经济增长的23％，制度变迁则解释了经济增长的15.4％。而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解释也很显著，但是程度较小，为12.7％。
由于时间序列普遍存在的趋势性，可能不能满足误差项无自相关的假设，因此上述简单线性回归方程的主要问题在于可能伪回归，由回归结果中D-W值较小，甚至小于，也说明了可能存在伪回归，因此我们对模型中的多变量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以寻找其平稳性，消除伪回归现象，得到更为接近真实的结果(见表2)。
4.3 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由表2可知，我们考察的7个主要指标的ADF绝对值都明显小于5％显著水平临界值的绝对值，因此无法拒绝各个指标非平稳的原假设，说明各个主要指标都是非平稳的。但是经济一阶差分之后，指标的ADF值除城市化率之外都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都拒绝了非平稳的原假设，说明各个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而城市化率经过二阶差分之后实现了平稳，说明各个变量大都是一阶单整的，根据协整理论，当绝大多数变量都是同阶单整时，非同阶单整变量和同阶单整变量可能具有稳定的线性关系，但是否确实具有协整关系，则需要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
对7个主要变量间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水平上拒绝了并不存在协整方程的假设，也拒绝了至多存在1个、2个和3个的假设，在5％的水平上拒绝了至多存在4个协整方程的假设，说明至少有5个，而接受了至多存在5个的假设，说明正好有5个协整方程。而我们的分析只需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lnGDP、固定资产投资对数lncapital、劳动年龄人口比重WAS、技术进步率TFP、第三产业所占比重SCBZ、城市化率Urbanr、制度因素ZD等7个主要变量至少有一个协整方程，因此完全能够满足。说明7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4.4 误差修正模型(ECM)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可以通过差分的方法消除其趋势，形成平稳的时间序列，然后进行经典线性回归分析。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果采用差分形式进行估计，则关于变量水平值的重要信息将被忽略，这时模型只表达了自变量和因变量间的短期关系，而没有揭示它们间的长期关系(李子奈、叶阿忠，2000)。因为，从长期均衡的观点看，因变量在第t期的变化不仅取决于自变量本身的变化，还取决于自变量与因变量在t-1期末的状态，尤其是二者在t-1期的不平衡程度。因此简单的差分线性回归会出现即使自变量保持不变，因变量也持续上升或者下降的结果。所以需要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把二者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也在差分回归中描述出来。
根据对误差修正项的定义，结合我们的回归方程，我们的ECM项结果如下：
模型的解释力度为77.7％，模型的一个重要改进是消除了伪回归。D-W值为1.423，说明残差不存在自相关。误差修正项ECM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根据模型(2)，被解释变量lnGDP的变化可以分为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两部分，各变量的差分项反映短期波动，误差项反映长期均衡关系。误差项ECM的估计系数-0.362体现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修正，上一期偏离越远，本期修正的量就越大，即系统存在误差修正机制。
4.5 回归结果分析
由模型(1)和(2)综合可知，lnGDP对于lncapital的长期弹性为0.697，短期弹性为0.457。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变动1％在长期能带来经济增长变动0.697个百分点，在短期影响小些，但也有0.457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短期内不显著，但是和经济增长保持长期均衡的关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每提升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会提升0.02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和城市化率的提升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不显著。说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多地是长期的作用。制度的变革在短期和长期都有显著影响。
标准化的系数可以看出各个自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的相对大小。我们发现，在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中，投资的影响仍然是程度最大的，其次是技术进步，然后是制度变迁，结构变化的影响也很显著。由此可知，基础要素、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之间均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虽然在短期内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有所波动，但是仍然保持有一定的动态均衡，一旦某个自变量和经济增长的波动偏离长期均衡较远，则下一期就会自动被修正，因此，各个变量通过这种对短期波动的修正而保持和经济增长相对稳定的关系，共同促进经济增长。
5 结论及启示
已有对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都是在结构和制度相对稳定的隐含假设下进行的，中国和日本及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均伴随着巨大的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结构和制度因素对东亚经济奇迹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已有研究中对由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可能被高估。本文着重分析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和渐进式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在模型中纳入三产结构、城市化率等结构变量和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对外开放程度等综合制度变量，在剥离了城市化、产业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之后，用1978-2008年我国的宏观数据进行误差修正分析，计算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份额。
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及对系数的标准化，我们的分析结果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程度最大的，其次是技术进步，然后是制度变迁，结构变化的影响也很显著。人口红利的影响较显著也较稳定，但是其对经济增长解释力度较小。尤其是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其影响正逐渐减弱。因此未来的经济增长更需要依靠投资、结构变迁和制度变革。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增长中，固定资产投资扮演了极端重要的角色。因此可以说，早期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落差和由此引发的基础设施投资浪潮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直接推动力。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仅仅进行到一半，广大乡村和西部地区仍然面临交通上的约束，因此在未来十余年的经济增长中，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特征的固定资产投资仍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技术进步的速度也在加快。技术进步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型，从1980年代农业的大发展，到1990年代前后以轻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的兴起，再到1990年代以来钢铁、机械、汽车、能源、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的加速壮大，我国国民经济正在快速进行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发展模式的转型，而21世纪以来以信息服务、软件业、互联网、通信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兴起说明我国同时在进行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型。所有这些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其中都扮演了极端重要的角色。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在快速增加，产成品包括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初级产品出口，目前正面临着从国际产业低端制造向高端研发和服务的演进。因此，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重的当下，实现由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经济转型时不我待，技术进步面临内部动力和外部压力，在未来必将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我国是一个快速转型的社会，在决定经济变化的重要构成结构中，无论是一、二、三产业及各具体产业间的产业结构、还是决定居民生产生活居住形态的城乡结构，我国都在经历快速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尤其是与之相结合的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变，将直接决定劳动力的产出效率，而城市化的生活和生产形态是现代化的伴生物也是动力，因此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城市化转变已经并将继续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动力支持。未来随着户籍制度的继续深入改革，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更高生产率的行业就业和消费，这必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
制度的变革在我国从未停止过，制度转变某种程度上是中国30余年经济奇迹般增长的根本推动力。我国的制度变革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型的变革，制度变革的最终目的是更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因此，制度变革需要继续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环境，需要建立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建立更能发挥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就业制度、户籍制度，进一步确立任何国内企业和全体公民的起点公平机制。
鸣谢：感谢翟振武教授和陈卫教授的悉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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