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中的男客：关于风险感知与行动的多维度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男客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 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12)02-0062-07
在艾滋病防治领域中，专家通常将性产业的从业人员及其客人归入“高危人群”，因为他们在卖春与买春中，更直接地暴露于罹患性病的风险中，从而更容易传播艾滋病。本文从“风险”概念出发，描述性产业中的男客涉足买春和使用安全套行为时的文化思量。这里有两点需要明确指出：第一，风险从来就与人们的实践存在着深刻的悖论。实践的终极目标是规避风险，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践的过程又不可避免地将人们引入层出不穷的风险。[1](P31)风险不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产物，尽管现代性为其赋予了新的形式与面貌。谚语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人们对风险进行评估和应对，是生活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面向。因此，对风险的认识，既需要将其置于世纪之交的社会变迁中进行反思，也不能忘记风险作为人类实践的根本特性之一，其自身特有的诡异。第二，虽然将性产业中的“男客”风险意识与行为作为讨论对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唯一的身份和角色是“嫖客”。阿玛蒂亚·森在《身份的暴力》[2]中反复指出，如果我们只认定人的某一身份，而不承认他其他身份的存在，不仅是不全面的，最为危险的是，甚至会带来暴力。比如，战争中对敌方作为敌人唯一身份的认定。因此，在下面的讨论中，必须展现“男客”作为嫖客之外的身份，才可以遵照人类文化整体观原则，对其“风险”认知与行为进行有效理解。
以下论述中，首先从社会学、技术评估、心理研究、经济视角、文化意义等角度，对“风险”进行学理上的梳理，然后进入对性产业中的“男客”关于性病艾滋病风险感知与应对的描摹，最后基于以上分析和演练，力争实现对“风险”的再反思。本文“男客”的素材主要来自2006年在四川省LZ市“板板茶”(一种同时提供低价格性交易的茶馆)调研，和2010年在广西边境城市PX对低交易价格性产业中男客的调研，此外，在河北AG、广西LZH性产业中进行调研时，涉及男客的访谈和信息在必要时也作为素材放入本文。
一、有关风险的学说
只要人类存在一天，风险便以各种形式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万象存在。卢曼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风险别无选择的社会”。但是，风险不等于危险。前者更强调对未来的不可预知，而后者则体现了现时存在的威胁。我们将风险定义为：未来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它至少有两方面蕴含：第一，风险是面向未来的，而非此在的危险。它首先需要给以预测，而预测的手段及其运用过程不可避免地影射着社会结构的纹理。第二，它基于人们对负面影响的判断，体现了人的选择。选择的取向和过程必将携带着文化的考量、心理的感受和对生活的全面关照。因此，关于风险的学说，需要从社会、技术、心理、文化等多角度得到借鉴。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关于风险社会的社会学视角阐释，令人印象深刻。他对现代社会风险的分析中，至少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1.风险意识的核心并不在当下，而是在未来。2.现代社会的风险具有无法捕捉的特性，它们通常超越人们原始经验，须有科学化的知识才能意识到。3.风险并非均匀地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承担，在相当意义上，分配是有阶层性的。“风险和财富一样是挂靠在阶级的框架上——只不过颠倒过来：财富在他的上层聚集，风险在下层。”[3](P25)贝克关于风险的理论经典地演示了社会学将风险置于社会过程与结构给以理解的范式。
但是，贝克的社会学理论并不能解读人们风险体察与应对的全部。对于风险的理解，至少还存在技术风险分析、经济学分析、心理学分析和文化分析等维度。在风险的技术分析中，强调对人类或者系统造成物质伤害的事件进行预测，将这些事件按时间和空间平均，并且使用相对频率作为一种手段来明确说明概率。[4](P67)它更多用于评测风险的客观结果，预估物质伤害。比如，通过技术风险分析，专家可以测算出如果不系安全带，在每350万次个人驾车出行中会遇到一次致命事故，每十万次中有一次致残事故。[5](P181)风险的经济学分析则承诺了一个可以使收益与风险共量的一维风险度量标准，它通常用货币单位来衡量。经济视角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和技术分析手段共生，为人们对风险的物质和效益伤害提供更清晰的说明。但是，两者过分依赖理性行动模式、功利主义伦理等，不能更深入地解决人们关于“有害”的价值判断依据，风险分析中囊括的要素也远不及现实生活的复杂与独特。比如，它无法解释人们为什么明明了解吸烟对健康、经济的危害和损失，但仍然不戒烟。[4](P70)
而从心理和文化角度对风险进行剖析，更关注到个体层次和建构层次，似乎能更好地解释人们日常生活中对风险的感受。以斯洛维克等人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心理研究手段集中回答了人们对于不确定性的直觉加工是怎样完成的等心理过程问题。仍然以系安全带为例子，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改变驾驶风险的突发事件框架，人们的保护性措施便会发生变化。按照风险评估技术，每350万次个人驾车出行中会遇到一次致命事故，人们在驾车时不系安全带也不是毫无道理。但是如果人们被告知，在50年驾驶生命中，驾车人平均出行40000次，不系安全带的一次致命事故的几率是0.01，一次致残类伤害的几率是0.33。在终生角度突发事件框架下的被试者则更倾向于使用安全带。[5](P184)同时，人们更倾向于将陌生环境下的风险和伤害列为更高级别的感知；当人们承认处于风险中时，将会愿意做出一定付出，并认为这样的付出将有利于应对风险，比如自愿购买保险行为。心理角度的分析，更贴切回应了为什么专家关于风险的评估和建议在百姓生活中不被采纳的问题。但是，它对于风险承载的社会文化蕴含显示不足。
而从文化的角度对风险进行剖析，并不从技术上妖魔化那些所谓客观的、外在风险，更强调人们对风险的选择和建构。道格拉斯在为其成名作《洁净与危险》三十年后再版序言中明确写道，“危险具有多面性而且无处不在。如果个人要关注和处理所有危险，它的整个行动就会瘫痪。因此，焦虑必须有选择性”。[6](序言，P12)早在20世纪80年代，道格拉斯敏锐地捕捉到风险问题在现代社会的突兀，希望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给予回应。她说17～18世纪人们对风险的研究脱胎于对赌博活动的计算，到了19世纪，风险的计算转向了对企业运行中经济得失可能性的预测，但是当人们越来越关心客观风险和人们对于所谓理性载体的主观评估之间的关系时，人们认识到，“风险”之下的概念是“责任”，“责任的文化符号也是认识风险的符号”。[7](P72)道格拉斯和维达夫斯基在《风险与文化》中表述到，不同的社会结构对应不同的风险文化：趋向于选择社会风险的等级制度文化、趋向于选择经济风险的市场个人主义文化和趋向于选择自然风险的派系、边缘文化。[4]风险的选择可以归咎为对“自我”的追问，而对自我的回答，却是文化的本源。[8]然而，文化视角下对风险建构性的片面突出，一方面又陷入了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的老生常谈的质疑；另一方面，对于风险实在性的忽略恐怕也不符合现实。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审视风险，在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面前，人们对于风险的理解可以达成以下共识：“尽管风险感知最初被视为一种深思熟虑的、分析性的信息处理形式，但是近年来，我们已经认识到它其实高度依赖于直觉思维和经验思维，而且受到情感进程的引导。”[4](P87)因此，对于性产业中男客面对罹患性病艾滋病风险中的感知与行动，亦需要给以多维的理解。
二、直观经验：男客的风险感知
在做进一步讨论和演示前，先在这里对风险感知和风险管理给以明确些的定义为宜。风险感知，是指运用以往经验和知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进行感受、知觉与判断；风险管理，是基于风险感知，人们对风险采取规避的行动过程。
在和男客多次接触中，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表示过对得性病的担心。河北省AG是北方中药材集散地，素有“药都”之称。改革开放以来，中药材市场的活跃也带动性服务行业在当地渐兴。在数次针对那里流动人口进行艾滋病宣传中，累积发放243份问卷，问卷显示46%的人认为“去找小姐有可能得性病”。[9]在四川LZ，“板板茶”中的男客Y，是附近建筑工地的一名工人。据他说，他周围的工友很多都来“板板茶”耍。跟着他，我们来到他所在工地，在宣传防艾知识的同时，进行小型调查，45名民工中40人认为耍小姐的风险是得“性病”，27人认为风险是“艾滋病”。也就是说，男客对于涉足性产业存在的性病、艾滋病风险是自知的。访谈和观察素材，更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对性病、艾滋病的风险感知经验。
(一)感观判断与风险体察
医学人类学一向强调将疾病(disease)与病患(illness)区别开来，前者指生物医学意义上的病理性变化，后者是被在一定社会文化体验中的人们认为，病痛的具有社会意义的疾病，它更是一种主观的认定。[10](P49～55)两者有时一致，有时相左。但正是后者最直接地推动着人们寻求健康的行为或者医疗帮助。萨奇曼将观察描述病痛的基础划分为觉察病症、假设生病、接触医疗、依赖病人角色和康复五个阶段。[11](P501)在对“板板茶”的访谈和观察中，人们对疾病的直观感受与判断是最为显现的。他们视觉、触觉、嗅觉、肌肤的痛感等，来判断自己是否已经染病，严重与否，是否需要治疗，以及选择治疗策略。
个案1：我找小姐很仔细，要挑干净的。你可以看她的眼睛和皮肤。下面流黄水、臭的，肯定要不得……男人的那个东西在出水之前很硬，不容易染上病毒，但是一射过之后，就蔫了，软了，那个时候很容易倒灌进去细菌。所以，为了把细菌赶出去，一定要在完事之后马上屙尿(四川，40岁，商人)。
个案2：医生，我咨询一下你，我下身总像有小虫子在咬，沾不得酒、燥热的(食物)，都两年多了。那次下身刺痛得不能走路，我就晓得是遭了病了。就跟朋友讲啥子感觉，讨主意吃些啥子药，咋个办。他们给我介绍XS的一个私人门诊。去了，医生也没说啥子病，就给我开打针，40元一天，打4天。第一针很有效果，感觉好多了，那个针管里的药水是雪白的。到了第二针，那个药水看起是清的，我就问，“对不对噢？啷个药水看起和上次不一样哦？咋个是清的哩？”医生说：“就是这么哩，你清不到(弄不懂的意思)。”我是真的清不到这些，还不是他哪么说，就是那么的。他们私人门诊还不是见钱取利！可是为啥子过去那个久了还是不好，一沾酒、燥热的，就不舒服哩？(四川，36，商人)
耳听鼻闻是人们基本的生存方式，以感官衡量健康就像人们用眼睛看太阳判断天气一样自然。即使是依靠专业医学手段的医生，也要首先观察患者面色和体态。“板板茶”依靠直观来评价健康状况，其合理性在于肉体与疾病的相互依存，以及感官之于人类活动的第一物质基础。从病理角度讲，一些性病确实有着较为明显的临床表现，这也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行性病诊疗中病症处理的依据。比如，淋病是症状比较明显的性病。男性在感染淋球菌2～5天后，往往会出现尿道分泌物和尿痛；发病后24小时内，尿道分泌物由黏液性转变成脓性且量多，也就是“板板茶”人所说的“屙白尿”。此时，民间对淋病的感知与医学判断大体相符。
同时，“板板茶”人们以直观方式对疾病进行感触与判断，也必然会显示生物医学话语模式与民间健康信仰之间的差异。有些疾病则在某些阶段并不表现出明显症状。比如，衣原体感染、梅毒一期、艾滋病病毒感染早期等，无明显症状可持续数月至数年。[12](P78)这类疾病在某一病程中，在肌体上并不留下过分伤痛痕迹的，往往外在于人们的感官判断领域。这时，“板板茶”客人对于疾病的直观经验与医学理性诊疗之间的错位，便为人们感知性病风险带来认知上的障碍。而它仍然属于风险评估的技术层面，即将某事或人的行动的影响归结为直接的物质或生物层面的伤害。
(二)性病隐喻与指向秩序
人们越来越多认识到，风险带来的可能的负面影响，并不止于直接的伤害。那些隐含的间接影响不容忽视，却更为复杂。对于男客而言，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他们为什么将性病如此郑重其事地纳入其风险感知体系。他们为什么不去关注小姐的感冒会不会传染给他，而在意的是性病。性病之于男客意味着未来的负面影响是什么。
人们似乎已经对性病所负载的肮脏、晦气和耻辱感习以为常。比如梅毒的英文syphilis来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重要人物吉洛拉莫·弗拉卡斯托罗1525年出版的清新秀丽的六音体韵文诗《梅毒或法国病》。至此结束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承认自己是传播梅毒源头，导致疾病名称混乱的局面。法国人称其为“那不勒斯病”，意大利人称其为“法国病”或“西班牙病”，土耳其人又称它为“基督教病”，此时终于得到了统一和妥协。[13]而在那首韵文诗里，主人公Syphilus是一名牧羊人，他因为对太阳神阿波罗的不敬而受到疾病的袭击，那疾病的特征正是今日梅毒的症状。从梅毒名字的诞生，可以窥见它与罪孽和惩戒相连。[14](P180)
然而，即使面对统一疾病，大千世界总会有着不同的感受和声音。在乌干达BUGANDA王朝时期，当时最大的部落得了梅毒和淋病，男人以感染了梅毒成为荣耀的事情。二战后，很多乌干达男人得了梅毒和淋病返乡却成了可以吹嘘的事情。只要这些性病可以治愈，人们就愿意以此吹嘘。[15](P9，84)在英国有一个热门节目名为“尴尬的疾病(Embarrass Illness)”，主要记录百姓为困扰自己多年的疑难杂症向医生求治的过程。在2007年5月BBC节目里，一个年轻人向大夫诉说生殖器上长斑疹伴随瘙痒等症状，镜头拍摄了年轻人暴露生殖器让医生检查的过程。经医生诊断，这个年轻人得了生殖器疱疹。这个节目凸显出英国百姓将身体病痛与道德尴尬剥离的西方式的生物医学病患观。
那么，在中国，性病对于性产业中的男客意味着什么？这一点并不像客人对性病艾滋病的直观感受那样充斥在他们对疾病的叙述中，而需要在特定的语境中进行搜寻。
个案3：我老婆还是比较贤惠的，以前在外面打工不小心把胳膊碰了那么深的口子，感染了，流脓。回家休息，她天天帮我擦药，好温柔的。那次我得了(性)病，紧着不敢让她晓得，可是一起睡，还是让她晓得了。她上来就掺我耳实(搧嘴巴的意思)，问我咋整的，我只好承认，说只耍了一次就遭上了。她骂我不是人，几天不理我。我也不好意思当她面上药，只有自己悄密密地整。后来，我一再认错，她就给我“开会”，说绝对不允许有下次。我也说了不再出来耍。等我病好了，两个人又在一起了。这下就对了。到这儿(指“板板茶”)只是喝茶，不敢耍了(四川，38岁，油漆工)。
个案4：得了其他病，找儿子，没的说。得了这病(淋病)，不好和儿子讲啊(广西，70岁，无业)。
中国自古对花柳病有着另一种民间的称呼“脏病”。正如道格拉斯在其名著《洁净与危险》中非常明确地将秩序与洁净相联。她说现代社会人们对于洁净与肮脏的文化心态是和原始人的神圣观念本质相同的，即人类社会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对人类行为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事物进行了领域和体系的划分，当事物脱离原位时，在二元对立思维结构指引下，在禁忌与局促间，人们将这样的事物定义为“脏”，以产生警示，提示人们重新安排事物间的秩序，从而使社会和道德秩序得到加强。因此，洁净与肮脏的问题，不仅是事物的定位问题，也不仅是认知结构分类的问题，而是两者的融合与互动。
“板板茶”客人对于性病和艾滋病的担忧，不仅在于疾病对肉体的侵蚀，更在于性病、艾滋病所承载的社会意义。个案3中的妻子看到因淋病引起生殖器流脓不能接受，但是对一般因为磕碰引起外伤流脓可以接受。性病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它直接扰乱了婚姻内的性关系。这些主要通过性交传染的性病，直接表明了夫妻之外的性行为。他们的妻子与其说不能接受这种疾病，不如说是不能容忍疾病所表明的婚外性行为。当人们通过性病看到对婚姻秩序的威胁时，便将性病定义为“脏”加以排斥。而性病所附着的身体既是自然的象征，又是人“最初的和最天然的技术对象，同时也是人的技术手段”。[16](P104)上面个案3中的油漆工，带着病痛的身体，和老婆“一起睡”的时候，“让她晓得了”，以前是“好温柔的”，转变为“掺我耳实”，便是生病的躯体令患者与妻子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形。身体罹患疾病时，成为破坏家庭道德的象征；修复原本的秩序，成为“板板茶”客人积极求治的动力；康复的身体为“两个人又在一起”提供了技术对象和技术手段，婚姻秩序的恢复让病痛成为记忆的教训。
(三)恪守秩序与风险选择
在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熏染，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儒家思想不仅得到统治阶级的宣扬，而且更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处世哲学融入了百姓的生活和行为习惯之中。“板板茶”客人浸泡在对中国式家庭的理解和信仰中。正如许烺光在对中国、印度、美国国民性进行比较时指出，家庭这个初级群体，对中国人最重要，中国的家族、宗族培育出中国人以情境为中心和相互依赖的行为模式，其特征在于存在一种持久的、把亲属连结在家庭和宗族上的血缘纽带，伦理道德的基本核心是孝，父母养育子女，子女孝顺父母，成为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这类似于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差序格局”，强调将个人的地位与安全、家族和宗族的地位与安全密切联系在一起。家，为中国人的人际互动、文化传承以及社会资源整合提供了最直接、最充分的资源。对家的照顾首先表现为维持家的完整，在生育和抚养后代中，延续香火，在不断延续的家庭和家族格局中寻找自我。
在建筑工地，激发建筑工人对嫖娼的风险反思显示，招惹性病、艾滋病似乎是民工心目中嫖娼行为的最大风险。此外，担心“被公安抓”、“老婆不和”、“对不起儿女/祖先/父母养育之恩”等，将这些顾虑直接关联到家庭、家族荣誉与自我认同上的交互作用上来。而在他们列举20元可以用来做的事情中，“给母亲买双鞋”、“给老婆买个胸罩”、“1个月电费”，再一次直指紧密的家庭纽带。
道格拉斯在《风险与文化》中指出，不同群体文化特质的对于风险的选择倾向和偏好有所不同。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风格是等级和秩序的，那么，社会成员对于社会风险更为敏感，即对于内部的异常人员对社会结构的威胁更重视；如果是市场文化的，那么它的成员对于经济风险更敏于识别；如果以边缘文化和派系文化为特征的社会成员，趋向于选择对自然和人体的生态威胁，即自然风险。[17](P73)道格拉斯这一系列观点，实质上将其结构主义的文化观点应用到对现代社会风险的透视与分析中。“板板茶”男客以直观的方式体察性病风险，看似是对身体伤害的防范，实际上，透过对性病隐喻的转换，这份对风险的体察被投射到了对家庭秩序破坏的担忧。尽管中国已经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人们对家庭秩序和等级的敬畏依然作为文化底色保留着。这份对秩序和等级的颔首，以性病的隐喻为媒介，更多延伸到对社会风险而非经济风险、自然风险的选择性关注。
三、生活的考量：男客的风险管理
尽管男客在家庭秩序下，以直观经验为基础，对于性病艾滋病风险进行着选择性感知，明明知道风险在那里，依然去买春，不使用安全套的情况时有发生。只是了解他们对风险的意识还不够，需要在此基础上去描摹他们怎样通过实践，对风险进行再评估和应对的过程。
(一)直观应对与感性生活
与男客对风险感知中的直观判断一脉相承的，是人们在应对风险时仍然从感官判断出发，去寻求应对方法的策略。
个案5：万一有事，就上三大霉素(氯霉素、土霉素、青霉素)(四川，40岁，商人)。
个案6：我们每次在做之前都捞起盆盆，打起热水、消毒水洗，可以杀菌噻(四川，53岁，民工)。
男客相信这些具有软、硬触感，冷热温度感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避免得病。换言之，“板板茶”男客不仅以感官判断疾病，而且相信这些方法可以规避风险。疾病属于文化，文化不仅仅是表达疾病的方式，它对于人们处置生活现实的惯例也十分必要。[18](P95)
(二)时空分离与秩序维护
男客们努力借助着感官方式规避性病的同时，很多时候又借助外出打工、老婆不在身边的机会去买春。在他们看来，这样可以很好地维护家庭秩序。很多男客讲，自己一人出门在外，老婆根本不会知道他在外面做什么。广西PX的63岁老汉，趁老婆到上海帮着儿子看孙子，把小姐带到家来，小姐除卖春外，也帮助做农活，一天可以得100元。最为极端的例子的是住在“板板茶”楼上的一对牙医夫妇。丈夫趁着老婆在做饭的时间，下楼找小姐。他虽然担心老婆知道，但是仍然想着可以很快做完，老婆不知道，即使老婆知道，顶多会“啕”(撒泼叫骂的意思)，也不会离婚，因为“娃娃还在上初中的嘛”。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人们作为个体人的隐私提供了更大空间。它使家庭秩序的维护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通常以家庭成员全程在场方式形成大家庭、宗族的牵制力。随着市场经济与科技发展，人们可以转向通过经济支持、通信联络来维持家庭。而抽身出来的身体，即面临更多风险与诱惑，又可以在这份疏离中，获得维持家庭秩序的更大空间与主动。
(三)医疗服务与风险掌控
活跃在社区的草草药、私人诊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立医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人们提供着各式各样的诊疗支持、咨询服务。这里，不去评判各种诊疗服务的质量和规范，而是从男客的角度讲，他们经常互通信息，去寻求西医或中医的治疗、咨询。周围的男客经常有去治疗成功或者不成功的经验和教训供他们分享。这为他们自认为一旦得病能够自己应付，提供了信心。
对于以上种种男客对降低风险的举措，可以从斯洛维奇对人们感知风险的心理学分析出发获得进一步解释。第一，他观察到，如果某项活动为人们所“喜欢”，人们会倾向于认为其收益较高而风险较低。这里，没有更多空间讨论男客买春的种种原因。但是他们对年轻身体的向往、稔熟社区的依赖、情感慰藉的寻求等等，引导着买春行为。这份意愿本身就意味着对风险感知的消解。第二，斯洛维奇指出，通常陌生系统下的警示作用比人们熟悉系统下的警示作用更强，其信号值激增。[5](P258)1979年的三哩岛核反应堆事故就是一个例子。尽管那场事故无人死亡，也几乎没有因潜伏癌症致死的情况，但是和火车脱轨死伤数十人相比，三哩岛事件却引起社会更广泛反响。“板板茶”男客深深濡染的熟悉的社区、医疗机构、社交网络中的生活世界，让卷裹在那里的性病风险调低了级别。第三，斯洛维奇还发现，在选择接受必然损失，还是接受较小可能性的较大损失的时候，人们将付保险费视为危险情境下的必要付出，而不是将其视为必然损失。也就是说，当人们被置于明确的风险境遇时，人们倾向于接受必要的付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男客明明意识到性病风险，却采取风险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倒是因为认识到风险的存在，而将治疗性病的成本视为必要的付出了。这些对风险的体察、评估、应对交融在一起，试图超越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客观风险与主观风险的二元对立，形成“模糊的逻辑”，不是对风险的科学理性思量，而是一种自在的逻辑，即布迪厄所称的“实践感”。它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19](P80～81)
四、风险的结构：历史与边缘中的男客风险
以上将男客对于性病风险的感知与选择置于家庭秩序的文化价值体系内，又从个体心理角度，结合男客至少三种风险应对策略，理解他们在意识到风险仍然行动的实践感。然而，仅仅从文化和个体层面的解读，尚缺乏从社会运行体系出发，对这一特定人群面临风险的分析。下面，将从抽象思维能力、社会变迁、健康服务本土化三个角度给以阐述。
(一)有限的抽象思维资源
男客不仅以感官判断的方式体察风险，而且以此应对风险。这与他们眼见为实的直观生活世界保持着高度一致。在“板板茶”遇到一个离婚的男客，在被老婆抛弃之前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已经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但并没有让他对婚姻的存续问题产生预警，直到有一天，老婆卷着所有的存款跑了，那就是完结的一天；正如他遭遇到淋病，才意识到戴套和防病之间的关系。
博厄斯说：“每一个个体都按照他生活中的文化规则行动……一致性和稳定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0](P94)到健康领域，人们对健康和病患的认识也更加依赖抽象思维能力。比如迅猛发展的流行病学，实际上是对某一人群进行监测，去发现某一或某些条件与某种疾病之间的联系。在预防医学领域，预防措施并不在于降低某一个个体的风险概率，而是用以监测群体风险程度，对某类人群提出预防疾病针对性建议。[21](P103)它意味着人们需要抽象出个体行为与群体风险之间的关系，更多依赖专家建议，对疾病形成预期，从而调整自身行为，规避疾病。这种利用专业力量，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是人们在追求健康中可以调动的资本。布迪厄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资本的积累离不开社会过程，各种形式的资本可以相互转换，相互渗透，并且为资本的占有者带来收益。贝克明确指出，风险社会的风险，已经超越了人们的原始经验，蛰伏在专家测量的专业体系中，却蕴含巨大能量。而在对广西PX 97名男客的有效问卷显示，10.3%为文盲，41.2%小学文化程度，37%为初中文化程度。他们平均年收入为33 729元。与男客有限的文化资本相一致的是他们有限的抽象能力。面对时空抽离的现代社会和日益复杂多变的疾病，如果仍然生活在眼见为实的逻辑中，他们无疑将处于弱势。
(二)快速的社会变迁
随着改革开放及城市化步伐加快，中国流动人口状况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浪潮。中国流动人口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657万，上升到目前的2.2亿。虽然流动方式的家庭化成为一种趋势，[22]但是仍然有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单身在外。他们的性需求需要寻找到适当的渠道得到满足。同时，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老龄化趋势加快。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1.7亿，占总人口的13%。人口学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4亿。[23]随着中国社会进入“银发浪潮”，老年人在健康状况和健康服务可及性方面的边缘性和脆弱性也日渐突出。这一中国社会变迁大背景，使农民工和低收入的老年人人群成为活跃在低交易价格性产业中的男客人群。按照市场规律，为之提供服务的，是相对年龄较大的妇女。景军[24]在《泰坦尼克定律：中国艾滋病风险分析》中分析到，年龄相对较大的卖淫妇女(36岁～45岁和46岁以上)比年龄相对较小的卖淫妇女(26岁～35岁和25岁以下)更容易受到了艾滋病的伤害。通过性交易网络，性病艾滋病风险多地集中在这一部分低交易价格男客人群中。如此，便实现了贝克所说的风险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
(三)生涩的本土健康服务
回到国家可以为男客提供的减低危害健康服务上看，首先，受制于“嫖客”身份的隐蔽性，这样的服务通常因为目标人群羞于承认而归于失败。即使像“板板茶”这样相对稳定的男客社区，能够为他们定期提供咨询服务和外展宣传的，是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健康工作者。用“板板茶”客人的话讲：“疾控中心的要来这里宣传。每次就讲要用套子，其他也没的啥子。”余新忠[25]认为中国社会应对疫病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经历了从避疫到治疗，再到防疫的转变，但是从思想观念到防疫实践之间，无疑，还需要从社会设置上给以支持。在这一层次上，离不开西方医学理念与实践的渗入。西医带来的不仅是知识，还有一种西医所附着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组织框架。源自西方的预防医学模式，贯穿在对男客的健康宣传中，反复强调着作为技术手段的安全套使用问题，缺乏对人们病患观在文化意义上的关照。宣传中的“各说各话”不仅反映了信息的传播方与接受方对疾病和健康理解的错位，而且也反映了西方公共卫生实践所依附的制度安排与中国现实的差距。原本可以作为应对风险的资源，其效能亟待改进。生涩的本土健康服务，作为男客在应对风险时的缺憾，充满了中国医疗体系和疫病控制的历史烙印。[26]
五、总结：超越与桎梏
在风险社会，无论出于科技工具理性的扩张，还是对消费主义的追求，人们生产出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也生产出更大的不确定性因素。风险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典型面目。然而，面向未来的风险，并非现代社会的独特产物。它具有人的属性，即只有和人的行为、目的、利益、诉求相联系时，才会进入人的视野；它具有实践的属性，即人们在实践中生产、感知、应对风险；它具有历史属性，即随着社会发展与变迁的不同阶段，风险的面貌、构成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呈现出鲜明的历史阶段性。
本文通过描述低交易价格性产业中男客对罹患性病风险的感知与应对，阐明对家的秩序的维护以及其中自身安全感的寻求，推动男客主动选择和建构着性病的风险。而他们在技术层面对风险的认知与应对上，基本依赖原始的直观方式。这凸显出低交易价格性产业中男客所占有的文化资本在应对抽象健康观念时的劣势。同时，社会变迁带来的劳动力流动和老龄化问题，既使特定的人群限于低交易价格性病艾滋病风险的社会结构中，又在现代性的时空脱阈中，为维系家庭秩序提供了更大的自由与空间。而生涩的本土健康服务，和社区其他医疗资源，虽然从技术层面对于人们应对风险的效能不无遗憾，但也正因为浸濡其间，男客反而获得了一份掌控风险的自信。
回到对风险本身的反思，在和风险的相生与相伴中，只有从社会运行层面、技术层面、个体心理层面、文化层面等多个维度理解人们的风险感知与行动，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模糊逻辑”下的人的实践。实践中，人们只感知风险而不去应对，是不合情理，没有意义的。而要对个体和社会的风险应对层面进行更广泛的剖析，那将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和风险一样，这样的研究本身也是面向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