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主义论文,理论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七、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传导机制
关于中国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整个国民经济是一个大系统，体制、结构、总量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了经济运行过程本身存在着增长中的扩张和收缩机制。还认为，宏观调节(包括经济政策的选择与实施)并不是置身于经济系统之外，并从外部影响经济运行过程的东西，宏观调节本身就是经济系统运行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樊明太分析了我国经济波动的内在传导机制(主要包括投资的乘数—加速数机制、产业关联机制、上限—下限缓冲机制)与外在冲击机制(货币政策冲击机制与财政政策冲击机制)，并建立了计量模型对两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是：我国经济的波动是内在传导机制和外在冲击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区分内在传导机制和外在冲击机制，为经济波动理论和经验估计更好地结合提供了可能。内在传导机制反映了经济体系即结构方程从初始状态开始的内在演化过程，用间接的方式将非线性引入周期理论模型，生成了经济活动本身自我推动的有限度周期波动。而外在冲击机制使经济实现了现实的重复性波动。从经济实证分析的角度看，只有把经济波动的外在冲击机制与内在传导机制区别开来，才能用随机结构方程取代确定性结构方程，使模拟结果更符合统计观察的现实经济波动。方加春认为，在对外贸易和经济开放的条件下，一国的经济波动还可能通过进出口贸易，通过开放经济国家的对外贸易的干扰，汇合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内资源配置的内在缺陷，并通过一系列经济的连锁反应，形成对该国国内经济系统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还会通过世界市场价格的变化，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国际人才流动的渠道，以及外债规模等方面对国民经济产生影响。厉以宁就曾认为，与任何一个社会经济一样，社会主义经济不仅是一个波动的发展过程，它自身还有一种自我调节机制，以防止过度扩张和萎缩。政府的宏观调控就是在经济的自我调节机制无法抑制经济的过度失衡时，采用的一种增强调节机制的功能，恢复经济均衡增长的措施。
从投资供给的角度说，真正决定投资量增加或减少的是计划决策机关。对地区、部门、企业以及非盈利单位来说，投资量的需求几乎是不可满足的，但是，经济过程中向这种旺盛的投资需求提供多少供给则掌握在计划决策机关控制投资量的“闸门”上，更深刻的影响当然来自最高决策机关。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运行体制下计划决策控制“总闸”决定着经济增长的总体水平。经济发展中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以及人均总产值的增长出现的波动必然与“总闸”的上升和下降的程度有关。这样，我们十分自然地把经济波动同决策机关的“政策因素”联系在一起。
计划决策机关决定投资供给规模主要依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具体说来，一是对前一年国民收入变动量的估价；二是对投资需求条件的估价。如果经济处在上升阶段，国民收入增长较快，计划机关自身也会产生增加投资的强烈冲动，这样，供给闸门放开，迎合持久存在的过剩投资需求。如果经济处在不景气阶段，国民收入速度减缓，依照常规，计划机关会减少计划安排的投资供给量。但是，在实际中这个过程又来得十分缓慢。一是因为投资量增长具有刚性，计划机关决策很难在短时间压低投资供给量增长的势头，这将波及各方利益和力量的对比。除非高层决策机关决意要减少供给量。二是因为上升时期投资高速增长随之产生短期产值增长拉上效应，这样会造成一种假象，经济形势正处在“景气”时期，从而诱发新的投资冲动，为了保持增长规模，投资必须加快上升，这时，即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投资需求总是处在亢奋状态，推动投资供给以不可遏止的态势增长，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国民经济难以承受之时。一方面国民收入增量已经难以支撑越铺越大的“建设摊子”；另一方面资源和投资品的短线约束达到极限。投资供给不得不急刹车，“总闸”骤然落下，过剩投资需求紧急压缩，开始国民经济的总体调整。可见计划决策机关投资供给政策的大起大落是导致投资增长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25)
从每一次推动经济周期性增长的宏观背景来看，造成改革开放以来的前四次经济周期性增长的动力源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差异，但整体来看，差别不大，都是在“投资推动——资源约束”的大框架下循环。在经济转轨的初期，经济运行的常态是经济扩张冲动——瓶颈制约加剧——通货膨胀——政府暂时的经济调控——宏观经济中瓶颈短缺缓解——新一轮的经济扩张。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宏观总供给能力因资源配置效率和微观效率的提高而大幅度提高。加上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弥补中国宏观经济中资本、技术创新和管理要素的短缺，流入的外资与相当充裕的劳动力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总供给能力。
卢建通过实证分析，证明货币波动成因论、消费波动成因论、价格波动成因论、产业结构变动成因论等都不能最终解释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本原因，于是，他提出了“周期裂变”的结论假说，论证了早期工业化以后，工业周期与农业周期的分裂过程以及工业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决定作用，即工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工业生产的扩张与收缩，繁荣与萧条，对国民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将中国经济周期的内生因素归结为固定资产投资、前期国民收入增量、引致消费、加速数、引致投资和重置投资；将外生因素归结为政治事件、行政决策和社会经济体制变动等，并揭示出它们的传导机制。卢建认为，推动中国投资周期性波动的内生因素，最终还是要归结于前期国民收入水平的变动。前期国民收入增长水平的周期性波动从根本上决定着投资周期的一般节律。而政治经济制度、行政决策等外生因素间接地影响投资周期的波动幅度、扩张与收缩长度和转折点以及在一定限度内提前或延缓投资高潮与低潮的到来。概括地说，中国经济周期的内生因素和传递机制表现为：前期国民收入水平的变动引致本期消费水平发生变动，本期消费水平的变动引致本期投资水平发生变动，本期投资水平变动又引致本期国民收入水平的变动。如此继续下去，就构成国民收入—投资—国民收入的循环变动，即经济周期。
卢建认为，不同历史阶段，特别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造以前和改革以后，外生因素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和作用，具有不同的传递机制。在单一的计划经济阶段，中国经济周期的形成，总是受到高度集权的行政决策变动的巨大影响。在这个阶段，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不是由企业自主决定，而是取决于高度集中这三大生产权力的上级行政决策机构。但行政决策机构的职能不仅仅是对生产目标做出决策，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的政治目标做出决策。生产目标决策为政治目标决策服务。政治目标，往往也表现为理想化的经济增长高指标。由于三大生产权力高度集中于行政决策机构，投资决策权力也相应地高度集中于行政决策机构。诱发投资大幅度波动的重要原因，往往是行政决策机构为了实现某种直接的政治目标，或者是理想化经济增长高指标，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贸然做出大幅度扩张经济和投资规律的决策。据此，计划部门制定和下达扩大投资规模以及经济高度增长的具体计划。为了实现行政决策机构提出的目标，党政部门还从政治上要求并号召各级部门和地方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指标。各级地方和部门为了确保上级计划指标完成，必须提高保险系数。于是增长指标逐级加码，投资规模层层扩大。由此产生计划经济特有的“加速原理”。计划执行过程中投资的这种放大效应，迅速将经济推向高涨，并最终引致经济扩张越过生产可能性边界，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此时，经济扩张受到国内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和外汇短缺的硬约束，以及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的困扰，行政决策机构只好被迫停止经济扩张，转而调整经济结构，并做出收缩决定。据此计划部门制定和下达削减投资规模，清理在建项目的计划指标。此时，党政部门再次从政治上要求和号召各级部门和地方努力完成紧缩任务。于是，计划经济的“加速原理”又从相反方向发生作用。各级地方和部门为确保收缩任务完成，必须提高保险系数，于是，紧缩指数又逐级加码，削减投资规模层层增压。调整过程中投资的这种递缩效应，必须将经济推向萧条，并最终导致生产部门开工不足，出现严重的结构性资源闲置，这种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浪费现象，在政治上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行政决策机构又会再次做出决定，采取扩张措施，使国民经济重新趋于高涨。进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生产决策权和投资决策权出现多元化倾向。现在，企业在完成各级行政决策机构的计划之外，已具有了一定的生产和投资自主权。投资周期和经济周期现在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仍然是取决于行政决策机构的投资决策；另一方面，取决于企业的投资决策，即企业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对计划外生产收益的预期。预期收益高，企业计划外投资增长率提高；预期收益低，则企业计划外投资增长率下降。由于国家计划内投资仍是主导力量，计划内投资需求的变动，仍然是影响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但主导投资需求牵动的价格变动，会引起计划外生产预期和投资的相应波动。因此，计划外投资的波动，不可避免地会对经济波动产生叠加影响。但是现在主导投资本身的波动已经开始趋向相对平缓，至少不再像单一计划经济阶段那样剧烈。这主要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物价管制和工资管制逐渐松动，货币供应量、职工工资总额、商品库存量和物价指数等，已经开始比较灵敏地反映经济胀缩的状况，投资需求膨胀，必然引起货币供应过量，拉动经济过度扩张，造成过度就业和消费需求膨胀，商品库存下降，物价指数迅速上升。反之，投资需求过度紧缩，必然引致货币供应不足，造成经济衰退，导致就业停滞和消费需求疲软，商品库存上升，物价指数下降。
经济学的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告诉我们，经济扩张具有内在的累积放大性。需求(对消费品的需求或对投资品的需求)的一个初始扩张，会引起生产的一个倍数(乘数)放大效应；生产的扩张，又会引起投资的一个倍数(加速数)放大效应；投资的扩张，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生产的扩张。特别是当经济扩张接近和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时，经济运行就趋向于过热，经济结构就会累积性地发生比例失调，最终使经济周期由上升阶段转为下降阶段。越是大起，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就越严重，就越会导致大落。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最重要的是两大类失调：一是投资、生产的快速扩张与资源供给的比例失调。资源供给主要是财力、人力、物力的供给。资源供给的不足将导致经济扩张的转折。二是投资、生产的快速扩张与消费需求的比例失调。这可以集中表现为投资与消费的总体比例失调，也可以表现为一些超速扩张的带头部门，其投资、生产的过度发展与其消费需求的局部比例失调。投资与消费的总体比例失调和局部比例失调都会导致整个经济扩张的转折。如果从工业增长的角度讲，投资和劳动就业的扩张和收缩，决定工业生产的扩张与收缩，投资和就业水平的周期性波动，导致工业生产水平的周期性波动。把这些原理与中国学者的上述观点相对照，其贡献一目了然。
八、“台阶式”发展思想与经济周期
应当说，邓小平“台阶式”发展思想与20世纪50年代末、60初中国学者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波浪式”发展思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主要表现在邓小平“台阶式”发展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更加宽泛，历史依据更加丰富，更具有现实针对性，更强调发展，这就是邓小平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为“台阶式”发展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思想是在反复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1991年8月，邓小平在总结了中国8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验后指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26)1992年1—2月，邓小平再次提出：“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27)经济的发展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当有利因素集中到来时，如果能抓住机遇，就可以使经济迅速发展若干年；当不利因素占主导地位时，如果能适时进行调整，就可以避免经济的恶性衰退，并能积蓄力量，待有利因素集中到来时，再次实现经济的若干年飞跃式发展。这一过程不断重复，使经济的发展表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这一模式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被邓小平用于指导中国发展经济的实践，他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力争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力争经济发展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上述思想表明，扩张与收缩、波峰与波谷相互交替的波浪式前进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人们驾驭这一规律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在“飞跃—调整—再前进—再飞跃”的周期过程中推进的，而不是每年按一个固定的百分比直线式地增长；上台阶需要每隔几年实现一次，而不是毫无喘息地、不间断地进行。扩张是周期波动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生活十分活跃，投资、消费、生产、流通相互促进，这就为国民经济实现飞跃，跳上一个新台阶提供了客观可能性。扩张过后是收缩，这是周期波动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生活处于喘息状态，投资、消费、生产、流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都会相对放慢，以便调整关系，积蓄力量，为登上新台阶准备条件，收缩和调整过后，又可以继续前进，从而进入新一轮的扩张和飞跃。
事物的发展总是由量变到质变，中间还会出现部分质变，阶段性的飞跃，表现在经济发展方面，就是过几年跳上一个台阶。不仅如此，事物的运动、发展都不是直线前进的，而是曲折的、波浪式的，因为它们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就是波浪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台阶式”发展经济的思想，揭示了我国经济周期性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台阶式”发展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邓小平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积极驾驭和主动利用经济周期波动的科学态度与雄伟气魄。“台阶式”发展经济的思想打破了传统理论的禁区，揭示了我国经济周期性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更深入、更具体、更切合实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九、驾驭周期
中国学者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周期，一开始就将动机和目的定在驾驭周期，促进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之上。早在经济周期研究之初，他们就指出，国民经济波浪式发展虽然是客观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但波浪的大小与人的主观因素有密切的关系，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可以正确地认识国民经济发展的波浪式规律，可以减少各种因素的消极作用，发挥其积极作用，争取国民经济有序地沿着螺旋的曲线波浪式地、均衡地发展。(28)一旦能够驾驭经济波动规律，国家“就有可能根据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去组织国民经济的各项工作。当客观条件成熟时，就可以充分发挥有利条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组织生产高潮；当取得了大跃进、大发展的巨大成果之后，就可以调整发展速度，进行巩固、充实、提高工作，为组织新的跃进积极准备条件”(29)。如果将“大跃进”、“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等反映那个时代的名词换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说法，我们会发现它与邓小平“台阶式”发展理论是一致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学者们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还尚未认识到经济增长大起大落的危害性，他们没有认识到应当努力避免经济的剧烈波动，而是试图通过大起大落实现经济的飞跃。80年代后，研究经济周期的目标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将其确定为“削峰填谷”，实现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内保持较长时间的平稳增长和轻微波动，使经济周期由过去那种起伏剧烈、峰谷落差极大的波动，转变为起伏平缓、峰谷落差较小的波动，延长经济的上升期，提高增长的质量，保持经济平稳增长，达到驾驭周期的目的。所谓驾驭经济周期，就是根据经济波动的态势，因势利导，“削峰填谷”，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政府应该重视经济的增长而不必关心经济的波动，这几乎是所有经济学家的共识。
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选择驾驭经济周期，因为社会主义不可能消除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只能“熨平”波动或使其变得平滑，这是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很早就形成的共识。刘树成一开始研究经济周期就将其研究目标定位于认识和驾驭经济周期。他发表于1986年《经济研究》第2期的那篇具有开创意义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只要我们不断地认识和把握固定资产投资的周期性，就会在这种周期性的波动面前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主动去驾驭它，并利用它来为我们服务。”他还提出了很具体的利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周期的对策建议：(1)在投资为正增长的年份，开始的时候，不要一下子上得过猛而失去后劲。(2)当投资持续增长的时候，每年都要适当地留有余地，使投资高峰不要过于陡峭，以减小振幅，使投资正增长的年份延长，以扩展周期。(3)在投资为负增长的低谷年份将要到来的时候，应及时地收缩，主动使投资波下降。(4)当处于低谷年份的时候，要有效地进行控制和监督，既要使调整期尽量缩短，又不要使低谷过度下垂。(5)推进经济体制及其他各项改革，提高经济计划、管理、预测、决策的科学水平，充分发挥各种手段和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实现有效的宏观调节和控制。在随后进行的阐述中，刘树成又进一步指出，投资周期性的客观存在为经济体制改革中各项措施的出台提供了不同的环境条件。我们应当审时度势，在投资的回升阶段和高峰阶段，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使那些需要较大财力、物力支持的改革措施出台；而在持续增长阶段和低谷阶段，则进行巩固、消化、补充、改善。另一些不需要较大财力物力支持的改革措施，可以在投资的持续增长阶段和低谷阶段进行，而在回升阶段和高峰阶段促其发挥它们的作用。(30)较早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概念的卢建，也本着强烈地为现实经济发展服务的目的研究经济，具体地说，一方面想通过了解经济周期的客观规律和内在机制，寻找与经济周期相配合的经济政策，用以减小经济波动的频率和振幅，避免频繁的、剧烈的波动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干扰和危害；另一方面想通过对我国经济周期运行节律和特点的把握，寻找经济改革与经济周期运行相配合的最佳方案，以提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抗周期干扰的能力，并获得较为理想的改革成果。
由于刘树成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多年的跟踪研究，所以他不仅对波动的本质有了清晰的认识，对驾驭经济周期的经验教训也进行了多年的总结概括，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操作性很强的见解。在他看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经济运行是在扩张与收缩相互交替的波动中进行的。一般说来，在收缩期间，整个经济生活处于慢步发展与调整状态，因此不具备使国民经济登上一个新台阶的客观条件。而在扩张期，整个经济生活重新活跃起来，投资、生产、消费相互促进，乘数与加速作用正向增强，这就为经济发展登上一个新台阶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但要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还必须有正确的决策引导。在经济扩张期到来之际，既不能盲目推进，也不能坐失良机，而是要以积极驾驭经济周期的态度抓住机遇，利用经济扩张之势，积极推动经济上一个新台阶。经济中的大起大落，要害在于大起。过高的大起，必然导致过深的大落。这是因为在过高的大起中，过度消耗了物力、财力、人力等资源，严重打破了经济正常运行的各种秩序和均衡关系，必然引起随后的大落。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必须十分注意控制峰位，及时削峰，防止大起，以熨平波动。只有控制住了峰位，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稳定性，促进经济波动的微波化。只有经济持续、快速、平稳地发展，才能为各项改革的深化和企业的正常运营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31)刘树成的上述观点对国家的宏观调控一直发挥着作用。
由于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驾驭经济周期，所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经济周期研究工作越来越深入细致，结论及相应的对策建议也越来越具有可操作性。学者们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监测预测方法，利用景气指数、预警信号系统等方法对中国宏观经济进行监测和预测，并且积极推广这些方法，部分国家职能部门也已经开始利用这些方法监测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在这种背景下，对经济波动的研究也逐渐演化为景气研究。景气研究是驾驭经济周期的具体形式之一。对“景气周期”的研究与对经济波动的实质、根源、传导机制的研究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景气研究的服务对象可以是各种类型市场主体的投资、生产、消费等具体的经济活动，研究的目的只是为了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监测、分析与预测，以便根据其变动趋势及时采取措施把损失降到最低的限度。尤其是对宏观经济进行监测，可以清楚地发现宏观经济各层面发生的变化，洞悉经济结构发生的转变，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引导政府决策层及时采取稳定政策，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因此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济学，虽然其最终目标是要透过经济周期的现象揭示其本质，但对现象的考察也是不能忽视的。因为现象是本质的反映，人们对本质的认识必须从现象入手，通过研究，揭示一定的现象与本质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那些反映本质关系的现象一旦被人们所掌握，就能够根据现象的变化推断出事物的发展趋势。研究经济周期性波动中表现出来的各种现象，一是为了认识经济周期的本质，二是为了认识那些反映本质关系的现象形态的对应形式。这些现象作为经济波动的预兆，为人们进行监测、分析与预测经济周期的变化趋势提供了依据。
关于政治经济学驾驭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理论基础问题，计划经济时期，理论界的基本做法是撇开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资本主义因素，从社会化大生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意义上，得出社会主义应当通过自觉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要驾驭经济周期，除了必须认识国民经济的基本均衡关系外，还须认识市场经济规律，而且必须具体化到十分细致的程度，这就意味着需要进行国民经济景气研究。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世界就已开展对经济运行的景气研究，只是当时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单个资本家，目的是让单个资本家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少损失。但是，周期性爆发且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几乎使这些努力成为事后的遗憾。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这样的研究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依据，从此景气研究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许多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者涉足于该领域，使经济周期理论与景气研究融为一体，相互促进，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拐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认为景气研究属于自己的领域。以揭示客观经济规律为己任的马克思经济学主要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本质、表现形式、传导机制、发展趋势等方面的理论问题，而不是那些服务于资本主义反危机需要的理论或对策，因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在其自身范围内无法克服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它的反危机的办法是使危机更加猛烈地到来。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的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学不仅要服务于国家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为此，学科的相关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还需要研究社会经济运行。
研究经济运行不可避免地需要开展景气研究，因为景气研究能够有效地支持短期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国民经济进行微调的基本依据之一，战后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经验和经济发展趋势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和经济发展态势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研究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阶段上，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行程必须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才能揭示客观经济规律，才算完成了研究的任务。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注重景气研究，但不是将其当做归宿，在抽象的、理性的层面上完成理论概括，并将其最终用于指导景气研究才是终极目标。
宏观调控是国家驾驭经济周期的基本形式。目前，中国的宏观调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具备了在较高程度上驾驭经济周期的能力。主要表现在：(1)宏观调控指导思想的变化——宏观调控注重了峰位的控制。(2)宏观调控职能的变化。改革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既是宏观调控的主体，又是调控的客体。因此，在经济周期波动的整个扩张阶段，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是单一的“顺周期”推进。这样，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各部门到各企业，在扩张中，都是齐步走、一窝蜂地大干快上，很容易使波动的峰顶“高耸入云”，直到难以为继，才被迫终止。改革后，经济活动的主体趋向多元化，中央政府成为宏观调控的主体，而地方政府、各部门、各企业成为调控的客体。这样，在经济周期波动中，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加进了“逆周期”调节。当经济的扩张达到一定程度时，中央政府就可以主动、适时适度地采取逆向的紧缩措施，防止盲目扩张。(3)宏观调控信号机制的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是政府统一制定的，主要是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当经济过热时，价格并不随之上升。经济运行的失衡不以价格上升反映出来，只表现为物资短缺。而物资短缺，是一种“软”信号。特别是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物资短缺是一种常态，并不引起人们的特别重视。改革后，随着价格放开，过去潜在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使物资短缺表现为价格上升。经济过热，物价迅速上涨。价格信号代替数量短缺信号传递着经济失衡的信息。价格作为经济运行状况的晴雨表和资源配置的方向器开始发挥作用。这就有利于中央政府根据价格信号，及时、准确地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总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政府在宏观调控上盲目追求高速度，致使经济波动剧烈。而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宏观调控上有了很大改善，加之新的市场机制发挥了一定作用和工业化中期的内在高增长之势，使得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在高位上呈现出趋向平缓的态势。(32)
针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周期波动是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一个直接的主导因素”的结论(33)，刘树成认为，控制投资的周期波动，防止投资大上大下地颠簸起伏，是使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刘树成通过对1953—1985年间7次经济周期的研究，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教训：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的原则；先安排好农业和消费品市场，再安排当年工业生产，然后安排基建投资的原则；既看当年，又瞻前顾后的原则；短线平衡的原则；留有适当余地的原则；调整时要退够的原则。1996年，他对经济周期的研究又取得了新的认识，他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给我们最为深刻的经验教训是：控制峰位，防止大起，削峰填谷，熨平波动。只要控制住了峰位，整个波动幅度的缩小就有了保证。”(34)有的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应该既要考虑短期因素，又要考虑中长期因素；既要有总量调控，又要加强结构调整，寻找一条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能够有效保持经济稳定协调增长的调控途径。有的学者指出，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防止投资和整个经济的过度扩张，有两层意义：一层意义是，防止随着投资扩张和整个经济扩张的过度物价由局部上涨演化为全面的通货膨胀；另一层意义是，防止某些超速增长的带头部门或行业在随后遇到需求的阶段性变化时，演化为生产相对过剩和物价下降，甚或连带发生全面的通货紧缩。有的学者强调，对经济波动的探索要努力避免以下错误倾向：视经济波动为非正常现象，主张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避免经济波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着的周期性波动现象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价值判断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们只有详细分析和深入认识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制定并执行相应的经济政策、措施，才能降低经济波动的幅度，减弱其危害程度，从而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是在周期性波动中实现的，应当树立周期观念、“反周期”意识，使经济周期政策与经济周期相配合，以有效地降低波动频率和幅度，提高经济增长率；各种经济改革方案的设计、选择和实施，必须同经济周期的收缩与扩张阶段相配合，以利于减少社会摩擦和阻力，保证新方案顺利进入轨道。
为了及时了解宏观经济波动状况，给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在1990年设计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监测、预警、预报体系。它包括三大部分：一是设计了12项宏观经济监测指标。它们是：(1)工业总产值；(2)独立核算工业企业销售收入；(3)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国内商品纯购进；(5)商业国内工业品购进；(6)货币流通；(7)狭义货币M1；(8)工业贷款；(9)国家工资和个人其他支出；(10)银行现金支出合计；(11)全民基建投资；(12)全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二是设置了5种信号区间，用以表示经济景气的不同状态，即：蓝灯区(冷缩)；绿灯区(稳定)；黄灯区(尚稳定)；红灯区(偏热)；双红灯区(过热)。三是综合评分。当经济上升总分越过20分值时，表示经济从蓝灯区进入绿灯区；越过32分值时，进入黄灯区；越过40分值时，进入红灯区；越过48分值时，进入双红灯区。当经济下降则呈相反走向，其分值界限不变。据有关部门介绍，该系统的运转状态良好，它定期发布的经济走势信息，为国务院经济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经济预警的目的不在于消除波动，而是要根据经济波动的规律性，进行预报，并根据波动可能产生的影响或危害，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以达到减轻其不利影响的目的。这是开展中国景气研究的基本动机之一。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总量的增大和经济关系的复杂化，经济预警研究已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之一。
“大起大落”的要害是“大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给我们最为深刻的经验教训是：控制峰位，防止大起，削峰填谷，熨平波动。只要控制住了峰位，整个波动幅度的缩小就有了保证，这是中国学者的共识。现在，对经济周期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实用化，许多研究人员把设计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与经济周期的发展态势相结合，确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正如学者们预言的那样，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将日益呈现出“缓升缓降”的新态势，这种局面的到来，意味着企业的供给面将会较为宽松，供给约束将有所解除，但市场需求面将会变动不大，需求约束将会趋紧，这还意味着企业的“市场机会”将会减少，“投资机会”将更少，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这种大环境既为企业的良性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同时又是对企业的挑战和考验。
十、方法论反思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理论推导的结果不同，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存在着经济的剧烈波动，还存在着经济周期甚至经济危机。如何对这些现象做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学者们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也尚未取得某种共识。由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其分析范式的特殊性，使人们很自然地将其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或经济周期，用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理论工具，基本上是学者们通过直接引进、消化、吸收西方经济周期分析范式的途径获得的。所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主流逐渐与西方经济周期理论接轨，分析问题运用的理论模型、分析工具、统计手段、描述方式越来越与西方经济周期分析范式趋于一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周期的传统理论有被边缘化的趋势，我们很难从近年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文献中看到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分析范式的踪影。对于这样的局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当进行反思，应当搞清楚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分析模型过时了，还是理论工作者缺乏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模型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能力，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本文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模型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周期仍然是可行的，但需要进行理论创新。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用的是矛盾分析法，它的长处在于把资本主义经济看作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其发展趋势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中，对发展趋势有决定意义的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周期应当运用什么方法？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学者们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和事物的波浪式发展规律来解释社会主义的经济波动，这在主流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直线上升的年代，无疑是一个认识上的突破。但是，当跨越了这个关口之后，如果仍然停留在“社会基本矛盾和事物的波浪式发展规律”层面上，就失去了其现实意义。20世纪80年代后的部分学者尽管依然坚持矛盾分析法，但对矛盾的把握却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在此，依然以刘树成为例，他把社会主义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归结于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理由是这个矛盾反映在固定资产投资上表现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与物质力量不足之间的矛盾，他还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归结于“两种机制矛盾运动的结果”，即“大规模投资与大工业生产的交互作用机制；供求约束机制”。但是，应当说他对矛盾的把握有欠缺之处，因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产的总体相对过剩已经由需求超前演变为需求滞后，生产与消费之间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需求方面，来自消费对大规模投资的刺激已经大大减弱。至于说“两种机制”之间的矛盾运动，不是“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之间的关系，因而它们不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其从属地位决定了它们不能主导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陈彩虹还认为，形成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这种说法显然有点片面。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经济运行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所以，我们认识经济波动周期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现象形态上，必须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才能真正把握经济波动的规律性，达到驾驭规律的目的。认识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如此，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是如此。在马克思的时代，就有许多人热衷于解释经济周期的现象形态，马克思对他们的做法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他说：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35)理论上的肤浅性，决定了这样的理论只能解释已经发生的经济危机，一遇到新的经济危机就显得苍白无力，就成了过时的理论。今天，当我们试图认识和驾驭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时候，也应当把认识本质作为基本任务，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识和描述现象的层面上。
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6)，所以马克思研究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主要是指那些由人的经济关系引起的波动，即由社会制度造成的经济的剧烈波动。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不是为了熨平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而出谋划策，而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及最终走向灭亡的规律，所以马克思的任务不是研究那些在资本主义经济正常运行中出现的正常波动，而是非正常运行中出现的给资本主义制度造成极大灾难的那些剧烈波动——经济危机。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根本上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之后建立起来的非对抗性社会形态，从理论上推测，社会主义公有制、有计划发展经济、按劳分配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克服了因为生产过剩而导致的经济灾难，但是经济的正常波动依然存在，因为唯有如此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资产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利益，设计了由对抗性经济关系构成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发展的“初级阶段”——自由竞争时期，社会基本矛盾的一极——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另一极——以强调个人所有权绝对化和财产所有者的意志必须得到最充分表达为核心的产权结构，将个人对财产的绝对支配权强调到了极端，结果使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以及生产无限发展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周期性激化，导致社会经济周期性剧烈波动。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进行了一系列产权制度改革，以个人绝对所有权为核心的产权制度逐步转变为有控制的个人相对所有权为核心的产权制度，赋予了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权利，建立了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以缓和的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因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周期性激化引起的破坏性极大的经济危机。这就是二战以来周期性经济危机逐渐淡化的原因。与此相适应，研究工作的重点也逐渐从与经济危机相联系的“繁荣”、“萧条”转向经济的自然波动及其周期。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研究的经济周期就是专指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就是专指那些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生产周期性波动。所以，从马克思经济周期的逻辑推断中不能得出社会主义发生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因为社会主义在彻底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生产力高度发达、单一公有制、按劳分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的产品经济形态。今天，当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认识经济的增长规律时，我们就不能完全按照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假设前提进行推导，而应当首先修正假设前提，然后再推导结论。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例，修正后的基本假设前提应当是：新建立的社会制度尚未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例如中国今天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一极是社会化大生产，另一极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仅整个社会生产存在着潜在的无政府状态，由消费赶不上生产而带来的生产过剩也日趋严重，这些要素的存在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存在着发生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资本主义存在着与其基本制度同生共死的对抗性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只要它自己不能根除这样的矛盾，就不能消灭危机。当然，这里包含着两种可能性：如果资本主义使其基本矛盾不断加剧，周期性经济危机也将日益严重；如果资本主义能够缓和其基本矛盾，也就能够缓和经济危机。
事实上，随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占主体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建立，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演变为社会化生产与落后的计划手段之间的矛盾。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虽然基本建立起来了，但是面对多元化利益主体、信息不完善、计划失灵等社会经济现实，国家的社会组织管理机构根本无法做到使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平衡。相反，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为了解决它的主要矛盾——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总是在发展生产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扩张冲动，财政又以软预算约束予以支持，结果投资在轮番扩张中遭遇了资源短缺的硬约束，造成大量在建项目或者难以继续，或者难以投产，或者难以达产，使社会经济增长速度不得不大幅下降。这种状况随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而有很大的转变，但是政府依然拥有和控制着社会最重要且数量巨大的资源，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也有强烈的扩张冲动和投资渴求，官员们往往把争项目、争投资作为重要的主政目标，当扩张冲动与国家的计划安排发生冲突时，他们不惜冒着被处罚的风险，“先斩后奏”上项目，给国家的宏观调控造成强烈的冲击。作为经济实体、市场竞争主体、法人实体，企业的决策是分散进行的。
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归结于它的基本矛盾，因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不具有对抗性。这就是我们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时遇到的最大的两难选题——不承认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就等于无视现实；承认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又很难确定其根源是什么。所以，长期以来，我们只能在一般意义上把经济的波浪式发展归结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只能把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大幅度波动归结于计划部门的工作失误，因为符合实际的、精确的经济计划会使经济平稳增长，相反则反是。
认识社会主义经济波动不能离开唯物辩证法，因为我们无法否定事物运动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也无法否定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的相结合，决定事物的存在，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我们只能这样说，推动国民经济波浪式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的内部矛盾性。经济呈周期性的波浪式运动与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运动规律性的高度概括是相一致的，符合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经济增长也只能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上升性和恢复性的统一，这是科学的唯物辩证法为我们揭示的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作为一种现象，它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外在表现，可以说，现实社会不存在没有矛盾根据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任何形式的经济周期性波动总是对应着相应的矛盾运动。所以，那种仅仅局限于对经济周期现象形态的考察，或满足于对直接原因探讨的研究活动，不可能真正揭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和规律，从而也无法有效地驾驭经济周期。如同任何事物的矛盾运动都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一样，经济波动也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社会经济在任何发展阶段上、任何社会制度下的周期性波动，属于经济的一般性波动，可以被称作“经济周期一般”。只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上、特定社会制度下才有的周期，属于经济的特殊性波动，可以被称作“经济周期特殊”。经济周期一般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经济运行层面上的反映；经济周期特殊是特定社会的基本矛盾(例如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现象层面上的反映。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则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源配置手段不完善之间的矛盾。在缺乏有效的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会周期性地爆发日益严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会陷入剧烈的经济波动。随着资源配置方式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完善，资本主义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剧烈波动逐渐缓和，演变为周期性的小幅波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都说明了这一点。
从理论上说，计划经济能够从根本上克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计划工作必须科学完善，而正是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之初，在人们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规律还不够深入全面，计划手段还不够完善的条件下，计划工作很难满足社会劳动总量在国民经济各生产部门和再生产各个环节合理分配的客观要求。因为人们对国民经济这个巨大系统和复杂过程的本质认识只能是一个逐步逼近和深化的过程，依赖于人的认识而对社会劳动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计划性分配，也不可避免地在符合或不符合客观需要之间进行，这决定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必然性。
把经济波动的一般原因归结于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它克服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经济周期理论只适合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而不适合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局限性，使它兼有同时解释受两种社会制度支配的经济周期的能力。把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制度因素与体制因素加以区分，是理论发展的突破点。在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证明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形式时，我认为有必要对经济周期的原因进行再思考。经济制度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和分配的制度，经济体制是社会资源的调节方式和机制。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是孪生兄弟。各种市场的发展和成熟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以后就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有可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就变得密不可分了。另外，在历史上，也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出现明显的经济周期。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去寻找经济周期的原因，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一定发展时期里，即使国家或集体所有制取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周期是否就会消失呢。如果说货币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使经济危机的发生成为可能，那么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将使经济危机的发生成为现实。西方经济学者们很早就意识到市场调节的失灵现象，但是他们所指出的市场调节失灵主要是在微观经济领域的失灵。在经济出现垄断的情况下，在市场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在存在负的外部效应的情况下，在公共产品的生产领域，市场的调节是失灵的。但是，市场的调节不仅在微观经济领域存在失灵的现象，在宏观经济领域同样存在失灵的现象。马克思早就指出：价值规律……是当做盲目的自然规律来发生作用，并且要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也指出了市场经济体制自发和盲目发生作用的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的调节实现的。但是，价格机制的调节一方面是低成本的和有效率的，另一方面是自发的和盲目的。在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条件下，各个生产者是独立的，他们为利润而进行生产。如果某种商品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商品市场将通过价格的上升向生产者发出信号。在利润动机的支配下，生产者将增加这种商品的生产。由于生产者之间没有协调也不可能协调，一旦生产者的反应过度，这种商品将出现过剩。如果许多商品都发生这种情况，那么生产将会出现过剩，经济在扩张以后就是收缩，经济周期由此产生。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下运行的，经济制度将起着加剧或缓和市场经济体制弱点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生产已经社会化了，但是生产资料却是私人占有。资本唯利是图的本质使社会生产处于更加无秩序的状态，资本家将越来越多的财富聚集在自己手里削弱了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一切都加剧了价格机制调节的盲目性，从而使经济周期性的变化变得更加强烈。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这次大萧条生动地说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将导致经济更加剧烈的波动。要么调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要么调整市场经济体制，否则资本主义经济将不断受到大幅度的经济动荡的折磨。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西方经济学中出现了“凯恩斯革命”。虽然凯恩斯没有意识到经济周期的基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体制，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又强化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弱点，但是经济大萧条的铁的事实使凯恩斯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保持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的均衡。凯恩斯从生产过剩的现象得出与“生产过剩”属于同义反复的“需求不足”的原因，又进一步把“需求不足”的原因归咎于人们的心理特点。理论上的解释可以含糊其辞，政策上的建议则必须能够解决问题。尽管凯恩斯对经济萧条的原因的解释是肤浅的，但经济现实告诉凯恩斯私人经济的需求是不足的，必须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刺激总需求。基于这样的认识，凯恩斯提出了宏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货币政策的建议。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宏观财政政策调整政府的需求以及私人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还可以通过调整货币供给来影响利率，并进而影响私人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这就是说，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弥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缺陷。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上进行了一定的调整。这种调整对于缓和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累进的所得税制和社会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产迅速扩张和社会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的程度上缓和了企业生产的有组织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正因为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再也没有发生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严重的经济萧条。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只是对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进行调整，它们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价格调节机制的盲目性受到了抑制，但它还发挥着主要的作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强化价格调节机制弱点的作用有所缓和，但还仍然存在。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周期还是一次一次地发生。既然经济周期发生的基本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周期仍然会发生。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等多种所有制并存，商品生产者是彼此独立的，他们为利润进行生产。因此，他们对市场的反应是很敏感的，他们将根据市场价格的信号来调整产量，价格调节机制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仍然存在，经济周期仍然会发生。即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只存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形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相互独立的商品交换的关系，价格调节机制仍然自发地发挥作用，经济周期同样会发生。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能够有效地激励商品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国根据长期的经济实践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任何的经济决策都是有收益和有代价的，任何经济体制都是有优点和有缺点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会因为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结合就会变得完美无缺。我国走向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激发了经济活力，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和高速增长。但是，经济周期也开始显现出来。经济周期在我国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起着加剧市场经济体制弱点的作用，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又发挥着什么作用呢？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处于经济的核心部门，在经济中发挥主导的作用。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政府除了可以用宏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以外，还可以通过国有企业产量的扩张和收缩对经济进行调节。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政府对经济调节的力度和效率要强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起着缓和市场经济体制弱点的作用。(37)
有的学者将社会主义经济周期分为“自然周期”和“人为周期”两类。所谓自然周期是指社会经济发展本身所具有的波动功能。所谓人为周期是指由人的非理性行为或宏观管理失误造成的经济波动。他们把那些波动幅度小，对社会经济不造成破坏性后果的周期性波动称作自然周期；把那些波动幅度大，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后果的周期性波动称作人为周期。这种观点虽然很值得商榷，但是将社会主义经济周期分为“人为周期”和“自然周期”是一个合理的创造，它既能够用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解释经济发展规律，也能够解释人的经济行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可避免地伴有经济的剧烈波动——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发展程度较低的计划经济也伴有经济的剧烈波动——周期性资源短缺危机，无论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还是生产短缺危机，由于它们都是经济发展在自然状态下的伴随现象，所以可以将其称作“自然周期”。在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波动被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因为这样的周期经过了人的自觉修饰，有效地避免了经济危机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所以将其称作“人为周期”。当今世界经济已进入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阶段，经济发展中伴随的“自然周期”基本上被“人为周期”所取代，经济的小幅波动、平稳运行成了经济发展的常态。这种状况表明，我们有必要对经济周期的一系列问题重新做出解释。
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起的周期性经济波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私人占有为什么会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发生矛盾？答案是：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国民经济从社会的需要出发按比例分配社会资源，资源配置的决策权应当掌握在执行国民经济管理职能的社会机构手中，而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决策权掌握在分散的、单个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他们从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出发配置资源，结果使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陷入混乱状态。这种理论表明，由生产资料所有者自由决策的资源配置之所以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混乱状态，是因为他们拥有资本的绝对所有权，将资本投资于哪些部门、生产什么产品、生产多少，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资本的所有者基本上享有这样的产权。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到来，国家逐渐控制了资源配置的宏观决策权，资本所有者的资源配置权受到了限制，他们只能在服从国家权力的前提下做出资源配置的决策。资源配置权的这种转变，赋予了国家根据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调节资源配置，使其保持合理的关系。尽管这种调节能力还较为有限，也不能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社会经济运行的根本性影响，但由于这种调节有效地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也有效地避免了经济的周期性剧烈波动。
无论从理论的角度推导，还是从实践的角度观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波动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只是这种矛盾的具体形式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表现为强烈的投资冲动与资源约束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则转变为市场主体最大限度扩张生产规模与社会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化生产发展的比例性与宏观调控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那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存在本质上的差别，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源于经济工作的失误，这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很勉强的解释。
由人的经济活动引起的经济波动起源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最大限度的追求促使他们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投资策略。在经济走向繁荣时期，投资的欲望和规模与繁荣的增进同步升级、交互作用，直到两者都达到极限。在经济进入低谷时期，资本家的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推动经济逐步走向复苏和高涨。这里，投资与经济波动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过程的具体表现形式，即一方面最大限度的资本积累和最大限度的投资满足了资本家对剩余价值最大限度的追求，另一方面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作用又使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充分展开，并以周期性激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当引起激化的要素处于不可控状态时，量变往往积累到突破度的界限，以质变的方式结束经济的极度繁荣，并在更高的层次上开始新一轮周期性波动。当引起激化的要素处于可控状态时，社会管理组织自觉地将量变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通过部分质变释放能量，以避免根本性质的“飞跃”性质变。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产权制度改革，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导致基本矛盾激化的某些要素变得具有可控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社会主义经济波动与投资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这表明社会主义的经济波动也源于经济生活中的物质利益关系，而且必然与它的基本矛盾有关。人们不愿将社会主义经济波动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联系在一起，主要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非经济原因。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约束机制主要是“落后的社会生产”，所以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是发展生产，而发展生产的主要途径又是投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历史表明，“投资饥渴”是这种体制的一般性特征。经济的“扩张冲动”，周期性地遭遇“资源短缺的约束”，与此相对应的是经济增长的“膨胀—紧缩”波动。
由于经济总是从属于一定的经济关系，总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发展，所以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作用总是要通过程度不同的波动表现出来。所以，现实社会的经济波动不是由单一因素形成的，而是多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具体说来，在经济本身所固有的波浪式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社会制度、经济关系、经济行为、经济政策、技术变革等人为因素的冲击作用，给经济的自然波动叠加了若干层推动力，这些推动力本身又具有正向和负向推动功能，正向推动力使波幅增大，负向推动力使波动幅度减小。由于这些推动力在时间、方向和形式上不一定总是一致的，所以它们之间有相互抵消的作用。当叠加因素与自然因素以同一方向、同一时间冲击经济时，其合力往往会引发经济的剧烈波动；当叠加因素的作用方向不同，且时间不一致时，只要其中某些因素的作用力大大超过反方向因素的作用力，尽管冲击力已减弱，但足以引起较大幅度的波动。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决定性作用，它的周期性激化对经济造成的冲击力足以抵消各种反方向力的作用，引起较大幅度的周期性波动，况且多数叠加因素受基本矛盾的制约与支配，其作用力的方向与基本矛盾是一致的。
既然波浪式发展、螺旋式上升是任何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么社会经济也应当按照这样的规律发展，它不会因为所处的社会制度不同而发生改变，我们可以把这一层面的波动看作自然波动。自然波动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的趋势，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也只能在波动与上升的幅度方面。经济的自然波动主要由人的经济活动之外的例如自然灾害、太阳黑子等自然因素引起，它们主要通过直接影响农业，间接影响其他产业的途径造成社会经济波动，农业社会的经济波动主要属于这一类型。到了工业社会，市场经济成了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引起经济波动的叠加因素又增加了市场机制、技术创新、信贷规模、乘数与加速效应、投机活动等。这些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经济，有时候形成合力，推动经济扩张或收缩；有时候形成异向作用力，相互抵消，缓解经济的扩张或收缩。由于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受社会基本矛盾的制约，所以社会基本矛盾属于社会经济波动更为基本的叠加因素，对社会经济波动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作用，那些热衷于从现象形态寻找经济波动原因的人们，往往把某个叠加因素看作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这在认识论上无疑犯了“盲人摸象”的错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反映对抗性利益关系的矛盾虽然已经不再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作为非基本矛盾，它依然影响着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依然作为一个叠加因素发挥着作用。至于技术创新、政策变动、制度创新、供求增减等随机因素也是引起经济波动的经常性因素。
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又具体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无限发展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条件下，基本矛盾的周期性激化，很容易使各个层面的因素形成合力，推动经济周期性地剧烈波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及越来越富有成效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使推动经济剧烈波动的合力减弱。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途径是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彻底性表现在建立单一的公有制、单一的分配方式——按劳分配、高度完善的计划经济等，但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几乎无一例外地未能达到这样的水准，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更是保留着大量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这种条件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尽管不占主导地位，但依然存在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作用。例如，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仅形成了多元化利益主体，而且使某些利益主体之间形成对抗性的利益关系，支配私营企业主行为的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仍然发挥着作用，私营企业的唯利是图、盲目发展，时时刻刻冲击着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目标，冲击着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比例关系，它是引起国民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曾给予深刻的阐述，他指出：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荣、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恩格斯曾简明地概括为“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这四个阶段。马克思也曾预见到，当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后，经济的发展仍然会有波动，但这种波动是否还具有周期性，马克思、恩格斯则都未加以论述。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是否也具有周期性规律呢？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和前苏联都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点，甚至否定经济发展的波动性，把经济波动与经济危机等同起来，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所以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也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尽管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特点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客观事实。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38)邓小平的观点对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推进了学术思想的解放，此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控制其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资本主义也能对其基本矛盾施加有效的影响。在这种条件下，问题的实质就不再与经济波动是否与基本矛盾有关，而是必然由基本矛盾引起，属于基本矛盾运动的表现形式。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剧烈波动都是由经济主体过度的、盲目的投资引起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分析经济周期的方法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过去的规范性分析为主已经让位于实证性分析。
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总的来看是在波动中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承认这种周期性波动，自觉地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周期规律，从而正确地控制和利用这种周期性规律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正确认识和揭示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关键在于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所以，这是本文重点反思的领域，以上内容主要是本文作者的反思成果。
十一、结束语
中国学者以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为指导，把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相结合，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研究。由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波动规律是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所以研究的动机和目的一开始就定位于驾驭周期，带有很强的服务于实践的特征。在研究工作启动时，学者们就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客观性。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学者们把方法论创新与理论创新相结合，在坚持矛盾分析法的同时，积极引进现代统计、计量、数量等方法，大大地提高了分析能力和解释经济周期的能力，因而也促进了理论创新。在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过程中，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思想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现在，中国的经济周期研究已经形成了很成熟的路径，即方法研究→波动描述→波动解释→理论构造→现实检测→修改方法→修正对波动的解释及其分析理论。20世纪60年代之前，无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周期，基本上都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经济周期的性质是什么？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应不应该以及应该怎样减少经济波动？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研究与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角度基本上一致，这样做既有利于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与社会主义经济周期区别开来，也有利于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特殊性，使研究工作更好地适应当时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的需要。到了80年代，适应社会主义基本路线转变的要求，研究的主要问题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转变为“经济波动的初始根源是什么？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是什么？如何治理经济波动？”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研究者逐渐回避了社会制度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作用，运用现代经济周期分析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波动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绘出了经济波动图，并对各经济周期的制约因素作了分析。与此同时，还开展了国民经济的景气循环和增长周期研究。
研究工作依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硕果累累的时代正在到来。（续完）
注释：
(25)王永治，张新华：《我国经济周期的推动和约束机制分析》，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87(11)。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3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7)同上书，377页、376页、375页、377页。
(28)方仲：《国民经济发展的波浪式问题探讨》，载《计划经济》，1959(1 0)。
(29)尹世杰：《形成国民经济波浪式发展的因素的初步分析》，载《江汉学报》，1961(5)。
(30)刘树成：《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周期性的再探讨》，载《经济研究》，1986(6)。
(31)刘树成：《牢记中外历史上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32)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载《经济研究》，1996(11)。
(33)刘树成：《投资周期波动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87(10)。
(34)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载《经济研究》，1996(11)。
(3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6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6)同上书，9页。
(37)李翀：《对经济周期形成原因的重新认识》，载《当代经济研究》，2005(8)。
(38)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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