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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47(2007)11-0031-03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爆发了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暴力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国家政权。从1917年至今，十月革命已经过去90年了。这场革命在当时就震惊了世界，对它的议论也是纷纷扰扰，从未平息。苏联解体以后，对十月革命的议论又出现新的高潮。其中，对十月革命暴力性质的争论最为激烈。争论双方以支持或反对苏维埃制度划分，泾渭分明。苏维埃制度的反对者将它斥为“暴政”和反民主行为的渊源；苏维埃制度的支持者则对十月革命的暴力性质倍加颂扬。其实，无论是从人类文明的进程还是从俄国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十月革命的暴力性质都是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和历史的必然性的。
(一)
人类自进入农业文明后的一万年左右时间里，对资源的争夺常常是以暴力的形式进行。进入近代社会后，人类开始探索解决矛盾的最佳途径。1618—1648年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性战争在经历了长达30年的相互残杀之后，疲惫不堪的交战双方于1648年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个和约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要求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该和约对和平手段的倡导，也对国家内部矛盾的解决产生重大影响。不过，战争与革命的手段并没有由此被抛弃，它仍然是人们解决国际国内矛盾的重要方式。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就是现代化的英、法与农奴制的俄国之间的较量，其结果是俄国以惨败告终。
在战争惨败后，俄国激进知识分子清晰地认识到俄国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他们急切地寻找缩小这种差距并使俄国迅速现代化的途径。其中许多人将矛头直指沙皇政权，将它视为通往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主张以暴力推翻这个政权，以革命的手段迅速推进俄国现代化的进程。19世纪中叶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就是这种主张的代表，此后的民粹派中主张暴力革命的更是不乏其人，民意党人甚至主张以极端的暗杀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沙皇政权以屠杀、流放等残酷的暴力镇压对待这些革命者，并严令禁止这些革命政党的存在，这就更坚定了这些革命者的革命信念，使他们相信只有暴力革命才能拯救国家，才能取得政权。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很自然地接过了前辈革命家的暴力革命旗帜。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与现代化国家的差距依然巨大，这证明了腐朽的沙皇政权的确是俄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它不仅严重束缚着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且它的战争政策更给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俄国处于革命的前夜。由此，出现了1917年推翻沙皇政权的二月革命。二月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沙皇政府的政策，它实际上继承了沙皇政府与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矛盾。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矛头自然地由沙皇政府转向临时政府，它进行了第二次革命，以暴力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引导俄国走上一条全新的现代化道路。
现代社会的发展不仅带来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发展的巨大差距，而且简化了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并扩大了阶级阶层之间的差距。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这样描述的：“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在金钱利益的诱惑面前，资产阶级实行直接的、露骨的剥削和压迫，这必然引起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反抗。剥削压迫越残酷，所引起的反抗也就越激烈；暴力压迫必然引起暴力反抗。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的暴力性质就非常明显。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所带动的人类文明的进步，到19世纪末西欧的资产阶级逐渐改变了剥削方式，原来是以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的方式剥削绝对剩余价值，逐渐转化为提高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的剥削相对剩余价值为主的方式，使阶级矛盾有所缓和，无产阶级的反抗也越来越具有和平合法的性质。但是，这时的俄国仍处于早期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的剥削方式露骨而残酷，所以无产阶级的反抗也非常激烈。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沙皇俄国跻身于世界列强，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沙皇政权是俄罗斯各族人民的监狱。在20世纪初，俄国连续发生三次暴力革命都是这种矛盾的反映。可见，暴力革命在俄国是时代的产物。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作为俄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正是代表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以无产阶级的暴力对抗沙皇和资产阶级的暴力，并终于以暴力革命推翻了沙皇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
(二)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现代社会阶级矛盾激烈的时代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从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特别是从早期工人运动的暴力性质中总结出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他们认为，面对资产阶级依靠暴力进行的掠夺和剥削，无产阶级只能用革命暴力来求得自身解放，“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②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创立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而且努力进行暴力革命的实践。他们在世时，欧洲出现了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运动，他们在这两场暴力革命中看到了快速推进社会前进的曙光，以不同方式积极参与到革命运动当中去。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一味强调暴力革命的，当有人问到能不能用和平手段废除私有制时，恩格斯回答说：“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③19世纪末，恩格斯敏锐地注意到某些和平斗争方式也能为无产阶级争取到自身利益，所以他肯定了合法的议会斗争的作用，他将利用普选权的斗争称作是“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④。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将暴力革命作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惟一手段。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者，列宁深刻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在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列宁坚决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暴力革命思想。在客观形势上，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发展后，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矛盾逐渐激化，各国纷纷扩军备战，直至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厮杀。在这种暴力盛行的环境下，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战争导致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理论，他写出了《社会主义与战争》、《国家与革命》等光辉著作，指出战争与革命乃是时代的主旋律，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年代，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战时任何彻底的阶级斗争，一切认真执行的‘群众运动’的策略，都必然引向这一步。”⑤
更需要注意的是，列宁也绝不是教条地理解和运用暴力革命的理论，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为目的，他不断地观察革命形势，当条件允许时，他决不放弃较小的代价和平夺取政权的机会。他批评那些一味强调革命作用的人：“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惟一的威胁，就是夸大革命的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⑥1917年二月革命发生后，反动的沙皇政权被推翻，出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列宁这时就发现有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他指出：“苏维埃是由广大自由的即不受任何外力强制的、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的代表组成的。武装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强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开辟并保障了整个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道路。”⑦但是形势在不断变化，到7月份，临时政府宣布逮捕列宁，布尔什维克受到迫害，革命的和平发展已不可能。到8月份，布尔什维克在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中的重要作用使他们的威信迅速提升，这时革命又有了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不过很快，苏维埃内部的斗争就使列宁认识到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又消失了，于是他果断地决定进行武装起义。可见，从革命发生的过程来看，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并非赤裸裸的暴力主义者，当出现可能时，他们决不放弃和平取得政权的机会。列宁就一再告诫说，应该“尽量冷静地考虑在什么时候，哪些任务可以用革命方法完成，哪些任务不能用革命方法完成。”⑧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不乏暴力措施。纵观世界历史上一个新政权的巩固，使用暴力手段可谓屡见不鲜，而没有出现过一点儿暴力的情况却非常少见。更何况布尔什维克建立起来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政权，它遭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的歧视和围攻，要巩固这个无产阶级新政权，只能以武装暴力反对敌人的武装暴力。所以，单单对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新政权的暴力性进行诟病是没有道理的。至于后来苏联政权内部的争斗，尤其是斯大林使用暴力手段对反对派的镇压，这则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概地将它们归因于十月革命的“原罪”是没有道理的。
(三)
人类文明发展到20世纪的时候，尤其是在出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后，人类对自身文明发展的关心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时，人类对刚刚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格外关注，而人道主义则是审视这些重大事件的最重要视角。除了对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这些赤裸裸的暴力主义进行谴责外，十月革命的暴力性质也遭到强烈诟病。其实，正如前面所言，从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尤其是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十月革命的暴力性质与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暴力有着本质的不同，十月革命的暴力性质是有其充分合理性的，而且无产阶级的领袖们也并非是暴力主义者。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十月革命的暴力性质之以遭到诟病，更多的是因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20世纪长期的意识形态对抗，许多西方学者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对抗的局限，不能做到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和看待十月革命。他们敌视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社会制度，诋毁十月革命的暴力性质，甚至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不健康现象也归咎于十月革命的暴力性。显然，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与西方学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则存在着将十月革命的暴力斗争道路普遍化的倾向，错误地将其视为无产阶级解放道路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种错误认识在实践中给我们造成了许多危害。十月革命是通过武装暴力手段获得成功的，中国革命也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胜利的，它们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的验证，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将暴力革命理论绝对化、教条化。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和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实事求是是这一理论体系的精髓。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之所以强调暴力革命的道路，都是依据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他们从来没有把暴力革命道路普遍化，也从来没有否定过能为无产阶级争得利益的和平斗争道路。因此，我们必须以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不能将十月革命的暴力斗争道路视为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惟一途径。当今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时代，当代阶级关系更是远远复杂于那个时代，阶级斗争也呈现出许多不同于那个时代的特点。这时更应该审慎地看待暴力革命的道路。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否认十月革命武装暴力斗争道路的正确性。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客观环境决定的，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惟一途径。通过这次革命，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文第2版，第273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文第2版、第293页、第29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中文第2版，第601页。
⑤《列宁选集》第2卷，中文第2版，第524页。
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2页。
⑦《列宁全集》第32卷，中文第2版，第6—7页。
⑧《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2—6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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