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称叙事的视角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称论文,视角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热奈特的说法，所有叙事，不论明确与否，都是第一人称（注：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71,248页。）。此说不难理解：既然叙述者是故事的讲述者，那么不管叙述者以第几人称指涉故事中的人物，也不管这个人物是不是叙述者自己，叙述者始终占有一个本源性的“我”字。当叙述者以第三人称指涉人物，与客体性“他”相对的当然是主体性的“我”，无论文本中这个“我”字是否明确出现，主客关系均不变。第二人称指涉也一样。叙述者仍然或明或暗地占有“我”字。
习惯上区分第×人称徐事所依据的不是叙述者对“我”字的实际占有。而是叙述者指涉故事中的人物时所使用的人称。
在人物被第三人称它指时展开的第三人称叙事中，叙事者作为文本话语行为的主体被阅读感知。这时叙述者占有的第一人称“我”与人物主客对立，“我”字不能指涉与第三人称有现实性关系的被叙述行为创造出来的客体性人物，否则就成了第一人称叙事。当然，故事中的第三人称客体性人物也可以在故事中又讲故事又在他所讲的故事中占有客体性第一人称，即第三人称客体性人物可在较低叙述层上用第一人称叙事。这时第三人称客体性人物以第一人称自指，但其叙事只能对应明确的转述语，在第一叙述层上的叙述语中该人物仍被第三人称指涉，其实质仍是第三人称叙事。本文不讨论这类叙事。这类叙事涉及人称代换和话语类型的变换，其间视角关系也将随之变换。
当人物被第一人称指涉时，在虚构叙事文本范围内，不存在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任何同一关系。叙述者作为文本话语行为主体实际占有的“我”字与叙述者的文本话语行为所创造出来的客体性人物“我”不是同一个“我”，两个“我”之间有主客体关系。当客体性的“我”分化为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由于两个自我有客体同一性，因此叙述者成为与两个客体性自我相对的第三个主体“我”。客体性的“我”只能理解为第一人称它指。只有在真实文本中才出现叙述者（主体）与两个自我（客体）的超文本同一性。阅读惯例往往混淆文本的虚构与真实的不同程度，分析上应对此保持警觉。例如：
余乃蹲身细瞩，于千竿竹中隐隐见乱石墙舍，径拨丛竹间，横穿入觅之，始得一门，曰“无隐禅院”。（《浮生六记》卷四）
“余”有三个：蹲身细瞩者是历事的经验自我，说出或写出细瞩及其所见内容的是历事之后的叙述自我，此外还有潜在着的第三个我即叙述者。在真实文本中三个我可简并成两个，叙述自我与叙述者同一。同一的条件是：文本中所叙述的事真正发生过，即叙述者的叙述行为——文本话语行为——记录了一件先在的事情，叙述者的叙述符号操作行为是“事后”的被动性叙事行为。也就是说，叙述者的叙述从客观事态的先在性为准而不以叙述意图为准。此条件若能满足，则作者的物质性写作行为即文学符号操作行为所发生的空间与先在性事态发生的空间通过时间一维相连续，叙述者的叙述符号操作行为便是作者写作行为的对应形态。要判断“余”之所历是否真的发生过，显然不能以文本中的陈述为准，哪怕叙述者信誓旦旦地保证他讲的全是事实。判断只能在超文本的既定知识系统中进行，先期判断将诱导阅读。肯定性判断的实质是：由文本物质层面（纸张、印刷等等）所标识的现实四维时空与文本观念层面即文本话语所构筑的四维时空本质同一。此本质同一的一个实现形态是：阅读所设定的历史现实中存在的真实作者及其书写行为与文本中历事的“余”的行为，是同一个主体在不同层面上的行为。超文本知识体系先期作出的史学求证式的判断与上述同一性不矛盾时，阅读才能设定叙述者就是叙述自我。显然，如果我们不先行判定上段引文出自真实文本，叙述者与叙述自我的同一性就不能设定。
虚构叙事文本不能提供同一性设定的任何阅读依据。按照文本自足的原则，阅读从文本观念层面即文本既定话语形态上获得的叙述者是一个永生的主体，此主体与阅读从文本物质层面上获得的作者相互独立。叙述者的叙述意图决定着文本中被叙述事态的结构形式和价值，虚构叙事文本不但不要求该事态曾经现实地发生，还拒绝任何对该事态的超文本史学求证。叙述者的叙述不再是“事后”的被动性记录，而是“事前”的创造，叙述行为先于事件并决定事件。叙述者的叙述行为只是叙述符号操作行为，该行为创造了一个文本虚拟四维时空，在此时空内“现实”地存在着的一切对象性客体，包括对象性的“我”，都是叙述者手中的工具性客体符号。无论这些工具性符号所构成的文本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相似性程度如何，虚拟世界都仅仅作为叙述者的叙述符号操作行为的产物而非先在性依据或本原存在于文本话语之中。叙述者不可能进入文本虚拟四维时空，正如说话者的肉身不能进入他的话语构成的想象性空间一样。因此，叙述者与被叙述者尽管都占有同一个“我”字，但二者之间没有同一性可言，阅读上也不能进行同一性主体简并。本文的任务不是讨论真实文本与虚构文本的阅读程式差异，只须记住上述分辨，就能依次讨论虚构第一人称叙事文本中的视角关系了。
先看狄更斯《远大前程》的首句：
My father's family name being Pirrip,and my christian namePhilip,my infant tongue could make of both names nothing long-er or more explicit than Pip.So,I called my self Pip,and cameto be called Pip.
根据前面的辨析，上句中有三个“我”：第一个是作为孩童的匹普即经验自我，第二个按照一般理解是长大成人后的匹普即叙述自我，两个自我都是虚构出来的客体性人物。第三个潜在的虚构行为的主体“我”是叙述者。
以往的批评把叙述自我与叙述者简并为同一个“我”是不对的。这种简并颠倒了叙述与敌事的因果关系，混淆了真实文本与虚构文本的界线。不诉诸任何超文本的参照，即不必涉及“作者”概念，我们也很容易认出文本中的叙述者不是匹普。理由很简单：当常规阅读设定客体性人物在故事时距外讲述自己早年的故事时，不过是产生了由故事内容的特定性而导致的一种错觉。不同文本的内容差异可决定此错觉是否伴随阅读，但形式分析不考虑内容，也即不能提供经验自我衍变成叙述自我的一般标准。
为此，我们把“叙述自我”称为形式叙述者，肯定其“事后”性存在特征，以区别于创造了两个自我生存其中的文本虚拟四维时空的叙述者。论证形式叙述者在一、三人称叙事中的逻辑对称性也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我们仅关注视角。
叙述者的视角与两个自我的视角都表征一定的主体存在，但前者没有后者的那种虚拟四维时空之内的“现实”性，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当我们以“声音”和“眼光”一对概念来辨认三个不同主体时，这时对概念本身的不对称就造成了模糊。
上引文最重要的形式特征是“叙述声音”的孩子气。如果根据“眼光”概念认出了童年匹普的当下性视角，那么童稚之声音就是同一个匹普的。但经验自我不可能有当下性的叙述声音。这是一个矛盾。惯例中对此矛盾的解释，是将童稚之声音设想为叙述自我视角中的“记忆”，即设想有一个写回忆录的“老年匹普”在摹仿自己童年时的口齿声音叙事。这样叙述声音的孩子气就是被摹仿的“假声”。用来摹仿的那个叙述声音随着匹普的成长逐渐变化，声音的主体由“我”字的统摄而衍变成了“老年匹普”。这样的阅读认定实际上以“老年匹普”的实体性存在为前提，依据此前提的分析势必将一个事后性质的叙述行为赋予回顾性视角的持有者即形式叙述者，进而用形式叙述者取代叙述者。把虚构叙事文本的“事前”叙述误认作真实文本的“事后”叙述，用人称同一取代非同一的视角差异甚至将同一扩展到叙述界面之外，最终只有把文本既定话语形态表征的虚构叙事连同叙述者一齐牺牲掉。这种损失实在难以让批评接受。
让我们以都德的《最后一课》为例来深究一下三个主体的关系。小说中有这样几句不起眼的话：
Ma dernière lecson de francsais!……Et moiquisavais à peineécrire!Je n'apprendrais donc jamais!Il faudrait donc en resterlà!（我的最后一课！可我刚刚才会写字！我再也不能学法语了！我的法语就到此为止！）
这里所引第二个感叹句的内容与其形式直接矛盾，构成令哲学家们伤透脑筋的欧几里德悖论。从此悖论出发，可以看到上引文是一扩展的悖论。不难推知，整篇小说的叙述形式也被悖论所笼罩。这里出现的决不是一个个别现象，而是虚构第一人称叙事文本中未受注意的本质性的东西。“刚刚才学会写字”的“我”与精通法文的“我”显然不是同一个主体。从视角关系上看，动词时态的未完成过去时到条件式现在时的变换恰好是视角的变换，也即不同主体的变换。然而这一变换被“我”字掩盖，动词第一人称变位肯定的两个“我”的同一性就成了一个会有悖论的阅读假象。托尔斯泰的《霍斯托密尔》中也有类似的悖论：
我还是不清楚他们为什么称我为“人的财产”。我很奇怪他们用“我的马”这个词来指我这匹活马……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感到不可思议”的“我”和对这个“我”的感觉进行表述的另一个“我”，即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二者支配的内容与形式构成悖论：经验自我所“不可思议”的东西，正是叙述自我的形式心理对象，该对象不仅可以思议，而且还遭受到暴露和抨击。我们不必涉及“我”这匹活马究竟会不会象人一样感受和思考，仅在悖论的形式上分析，两个自我的同一性便不能成立。又如《喧哗与骚动》的班吉部分，无论回顾性视角和当下性视角的持有者都是一个白痴，叙述声音则内含理性精神，内容与形式构成的悖论亦否定两个自我的同一性。以往的批评要么用文学的虚构惯例，要么用执于一端的认定来迴避悖论，两种迴避都混淆了问题层次。从虚构惯例出发分辨的是从事虚构的叙述者和被虚构出来的对象性性人物两类主体，而不是由“我”字统摄的两个对象性主体。执于一端的认定可以指责《白鲸》的开篇语言不符合未开化水手的身份，或假设《小癞子》中的流浪儿在故事时距之外变成了“作家”，实际上是认为悖论可以通过调整叙述形式使之更切合内容来加以避免。然而，悖论的本质就在于“叙述的我”必然具备的理性自觉与“被叙述的我”的当下性不自觉不可能由“我”字统一。既使在人物是知识分子的文本范围内，消灭悖论的叙事标准也是创作上不可接受的。在此应强调一句：叙述者作为潜在的第三个“我”处于文本虚拟四维时空之外，并未参与“现实”事态，也即不是悖论结构内部的一个主体而是悖论之外生产出叙述悖论的文本话语行为的主体。
回到前引《远大前程》，可以看到一个较弱表现的悖论，但仅此就足以否定两个自我的同一性阅读假象了。匹普的童稚之声确实是一种假声，但摹拟这一假声的主体决不是什么莫须有的“老年匹普”，而是叙述者。“老年匹普”是另一个假声的主体。“两个自我”的视角与“声音”概念并不能提供分析上的辨认需要，反而还会造成模糊。为此，本文拟倚重“视角关系”来匡正各种真假声音。
以上辨析与阅读经验不符，惯例中的错觉和假象认定可从不符中凸现。“两个自我”的视角都处于文本虚拟四维时空内，都是“现实性”视角。将视角主体与相应人物分离开来，我们就得到了两类形式叙述者。由于“叙述自我”的实体性来自经验自我，两个自我的同一性被否决后，第一类相当于叙述自我的形式叙述者便没有实体而只是“事后”视角。第二类与经验自我对应，是实体性视角。叙述者视角有实体但无“现实性”。叙述者创造了文本虚拟四维时空和该时空内的故事，但他不能亲眼看见这个世界，正如受述者不能亲眼目睹幻觉一样。幻象的本质就在于它只能存在于主体之内而不在之外，叙述者视角也不能穿透叙述界面去“看”被他的符号操作行为外化为文本世界的幻想，叙述符号的所指对叙述者内在。叙述者视角是创世性的赋义视角，他的声音传达出他的视角内容，这个声音的实质是叙述符号操作行为。两类形式叙述者视角都是他手中的叙述符号，叙述在两个视角间的往复运动只是叙述者操作行为的一种实现形式。形式叙述者没有声音，只有由叙述者摹仿行为生产出的“假声”。假声并不对应一个叙述行为。阅读惯例把“假声”当本源性声音，进而设想“叙述自我”的“写作”之类叙述行为，这便是由“我”字语言功能派生的非分析性幻觉。创作上追求这种幻觉的手段千变万化，批评则应将幻觉据为分析对象而不应以幻觉为依据。印象式批评的致命缺陷，也许就在这里。
综上所述，第一人称虚构叙事中有三个“我”的视角，也即三个不同的主体。三个视角的组合关系的辨认，应有助于充分阐释文本。
看《喧哗与骚动》杰生部分，有下句：
我把她拖到餐厅里去。她的浴衣松了开来，在身边飘动，里面简直没穿什么衣服。
“她”指小昆丁，凯蒂的女儿，“我”的外甥女。“我”是一个没落中的簪缨之家的最后支柱，道德上十分自负，对“败坏家族”的凯蒂母女充满仇视。实施“拖”这一动作的“我”是经验自我。持当下性视角，没有声音。观照实施“拖”这一动作的视角不是经验自我的视角，而是对“拖”的行为进行见证的无实体形式叙述者视角。阅读经验中后一视角的主体幻化为“叙述自我”，持回顾性视角。“叙述”一词的词典含义就是被叙述之事不在场，叙述符号是不在场符号，这一点在文本虚拟四维时空之内完全成立。故任一经验自我的当下性行为都对应一个叙述自我的事后性视角。换言之，任一第一人称叙事，包括动词现在时叙事，都会将“我”分裂成历事中的经验自我和事后的叙述自我。这是阅读幻觉。附带说一句，由叙述者赋予的人物行为，无论是回忆、写作、口述行为还是“拖”的行为，都是经验自我的行为。叙述自我的叙述行为则是根据语言本身赋予“我”字的特殊地位加上“假声”的“现实性”，由阅读赋予第一类形式叙述者的。这一阅读赋予受叙述者诱导，前文说过，诱导的结果是制造一个错觉。
从经验自我的视角可以看到当下性的“她”，但看不到当下性的“拖”她的“我”，实施“拖”的“我”被事后性质的叙述自我内在地“看见”。视角判断的程序是从客体出发向主体回溯，主体性视角依赖于所看到的客体而得到表现，包括内在客体，视角中出现视角主体是背谬的。照镜子或内省时主体性视角中出现的“我”其实是客体，“我思”与“我在”二元分离。这是常识性世界观的共同立足点，又是易于被叙事话语搅乱的阅读依据。
在经验自我视角中出现的外在性客体“她”，其形态“里面几乎没有穿什么衣服”，是一客观报道。“她”的外在形态在“我”的当下性视角中引起的色情意念之类内在客体，叙述未予触及。阅读从这一视角获得的只是一部分有悖伦理的外在事实。
在叙述自我视角中，“她”“里面简直没穿什么衣服”是一个事后印象，是回顾性视角中的内在性客体。这一内在客体的孤立化就不止于报道一个事实了。阅读从这一视角理解到的是“我”保有的色情印象。由于“我”与“她”的伦理关系，“我”的印象复现的动机是邪恶的。在叙述自我的视角中，实施“拖”的“我”和“她”同属客体，对浴衣的清晰印象和“拖”这一动作的含混交待构成对比，“我”用责问“她”逃学之事的道德借口来掩饰色情动机是一种压抑和扭曲。由“假声”的理性形态，阅读可看出叙述自我的故意心理行为，这一行为又是叙述者赋予叙述自我的否定性的东西。
从悖论的角度看，叙述自我所否定的东西正是经验自我所肯定的东西，二者之间并无概念的同一性可言。叙述自我的色情印象构成的叙述否定经验自我的道德自负，该否定又是由叙述者摹拟经验自我当下性视角展开的叙述构成的，故“叙述自我”并不是一个事后正在进行回忆性自述的实体性人物，而仅仅是一个被摹拟的事后性无实体视角。此处需严加区别的是：经验自我的“现实性”回忆行为所对应的人物视角，不同于叙述自我的无实体回顾性视角。
当然，并非一切第一人称叙事都有明显的悖论，但从结构上说悖论不可避免。因为，经验自我视角的有限性在故事进程之内，而叙述自我的视角在故事之外并且后者必包容前者，且后者与文本话语的必然理性色彩相关，前者则否。换个角度看，作为客体的“她”身上重合着两人“现实性”视角，客体的意义在这两个视角中有所不同，审美阅读则在叙述者的诱导下，从两个“现实”视角中的客体性内容的相关性上获得理解。“我”的色情动机的意义不止在上引文中确立，更与小昆丁后来威胁“我”，说她要当众脱光衣服，使“我”气得要发疯等等内容相互阐发。如果上升一个层次，考虑叙述者将这些内容放到“我”的视角之中的叙述意图，就能看到叙述者视角在作品结构、布局等层面上的非“现实”性存在。前举《远大前程》也一样，少年匹普的生活中的各色人物和当下性事件的含义，以及他的历事视角中的悬念，在叙述自我视角中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叙述者在摹仿叙述自我的假声时形成的悖论被“我”的统摄作用掩盖，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用视角来辨认三个分离的主体，另一方面又可以将两个“现实”主体视为同一，并且让其中一个的视角包容另一个的视角。但不管取哪一种辨认，叙述者与形式叙述者都不可能同一。以往的批评在涉及“不可靠的叙述者”时往往把形式叙述者当成叙述者，将假声当作真正的叙述者声音，从而造成了阐释中的意义损失。例如，索尔·贝娄小说中形式叙述者的假声往往表露一些玩世不恭的东西，有的论者据此指责叙述者缺乏道德感情（注：见《现当代外国现实主义文学40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302页。），这些误解显然是在主体辨识方面的缺损造成的。
前引诸例可证明第一人称叙事中客体性内容上至少重合着三个视角：叙述者和两类形式叙述者视角。叙述自我的实体是阅读幻觉，经验自我的实体则是具体存在。当叙事文本中的“我”多级分化，即重合视角超过三个时，“两个自我”的区分也不够用了。我们可以将虚拟四维时空内的“现实性”视角一律视为形式叙述者，视角间的关系由“我”的同一性呈现为时间一维上的单向多级包容，于是有下式
从视角的单向性可将每矣角表示为一个涉及客体的矢量。去左边是叙述者视角，P[,rj]是投影符号，u是文本，
即叙述者视角在文本上的投影。u是线性展开的话语，
在文本中通过叙述者的虚构性叙述符号操作行为而得到表现，因此尽管叙述情境不可知，但却是可观测的。对第一人称文本来说，客体（包括不持有视角的人物）Q[,m]有别于“现实性”视角主体且在不同主体视角中的含义不同，因此文本意义是各种视角中的内容涵义的总和。
表示无实体的叙述自我，
(t=1,2……n)表示不同时间座标上的经验自我视角。由时间本质不难断定各视角之间的包容关系。从而厘定t的顺序。叙述者通过不同形式叙述者视角叙事时，其叙述符号操作过程及意图表现为文本虚拟四维时空内的形式叙述者视角的组合。故式左右相等。
我们结合几个实例来说明上式。
When the shadow of the sash appeared on the curtains it wasbetween seven and eight o'clock and then l was in Time again,hearing the watch.It was Grandfather's and Father gave it tome……（企鹅版1985,P.72）
与上段引文同出一处的昆丁意识流中，视角关系更为微妙：
Country people poor things they never saw anauto before lotsof them honk the horn Candace so she wouldn't look at me they'll got out of the way would'nt look at me your father wouldn'tlike it if you were to injure one of them I'll declare……（同上，p.88)
本文未能正面分析叙述悖论，而仅企图结合悖论来探讨虚构第一人称叙事文本中的视角关系并以此来说明阅读。阅读感知对悖论的明确意识，以“我”的同一性为前提的当下性和回顾性叙述视角的往复运动。其生产的意义也即叙述者意图的实现，需要阅读予以循规蹈矩的合作。然而规矩的生成毕竟只是人为的，毕竟只是并非不可变易的文化产物。当后现代派中的极端派别对这类人为规矩的合作性有所怀疑，甚或利用一般阅读对规矩的盲从而发展起带有调侃或嘲弄色彩的叙述艺术时，同样盲从的批评便与大众阅读一样处于很被动的地位上了。如果对自身的被动处境缺乏自觉，仍然以受到调侃的标准去衡量调侃者，那么所表现出来的一本正经总难免显得有些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