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埠初期的上海租地及洋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行论文,上海论文,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研究之所以一直为学界所重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近代史料相较其他城市更为丰富。在研究起点较高的上海学试图做一些有别于前人研究的工作，不仅需要充分挖掘常见资料，发现前人未注意的信息，而且需要对一些此前未进入研究者视野的新材料作系统利用。随着对上海相关研究资料尤其是外文资料的挖掘，《上海年鉴》（Shanghai Almanac and Miscellany）、《行名录》（Hong List）等编年体材料因其特殊价值而逐渐为学者重视。 《上海年鉴》为字林报馆（North China Herald Office）刊印的关于开埠之后上海的指南，其创办应当与开埠后不断增多的来沪洋人和洋行有关。《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50年创刊时将在沪侨民信息编纂刊登，①随着来沪侨民的增加，简单的侨民信息汇总已经无法满足在沪洋人经商和生活等各类信息的需求，《上海年鉴》应运而生。《上海年鉴》创刊于1852年，②目前笔者所见的为1854年版，③该年鉴的内容包括上海气象和气候说明表（Meteorology and Climate of Shanghae with Illustrative Tables）、1854年日月食（Eclipses of the Year 1854）、每月日历和备忘录（Monthly Kalendar and Memoranda）、近年来气温摘录（Abstract of Observation by the Thermometer for Several Years）、卢比兑换率（Decimal Fractions of a Rupee and Catty）、潮汐表（Perpetual Tide Table）、1853年租地人表（Renters of Land 1853）、茶叶价格表（Tea Table from 5s.to 6s）、中英文本中美《望厦条约》（American Treaty in English and Chinese④）、在沪保险公司（Insurance Offices at Shanghai）、扬子江游记等（Navigation of the Yang-tsze-keang by Walter Macfarlane，Esq），以及在沪外侨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at Shanghae）、在沪行名录（List Hongs at Shanghae）等。并列有其他多项汇编（Miscellany），如上海话发音系统（A System for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with a List of Syllables Appended），以及一些游历日记等。⑤ 《上海年鉴》的内容可谓五花八门，类似当时上海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的两份材料对复原上海开埠之后土地利用与景观变迁至关重要。一是1853年《上海埠租地名录》（List of Renters of Land at the Pot of Shanghae，1853），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整理汇编的英国领事馆租地表，和道契资料⑥同为研究开埠初期洋商租地的重要材料，《上海年鉴》中的内容正好可补道契之不足。另外一份材料就是年鉴中提供的《在沪洋行名录》（List of Foreign Hongs at Shanghae），将洋行的中英文名称、粤语注音、供职人员及职责详细列出，同样为目前所见最早的洋行信息汇总。这两份材料对于弥补早期开埠研究资料不足起到重要作用，下文将重点论述。 一、1854年《上海年鉴》中的租地表 1843年上海依约开埠，外国商人纷纷来沪经商，至1845年11月第一次《土地章程》颁布，划定租界范围，土地“永租”制度确定，1847年12月31日第一批正式道契签注，道契逐渐成为上海外侨租赁土地重要凭证。道契材料成为研究开埠初期土地转型的重要依据，⑦然而初期道契残缺不全，致使无法复原洋行租地全貌，幸得1853年的《上海埠租地名录》刊于1854年《上海年鉴》，可补道契之缺。该名录一开始就介绍了此表的内容：主要为上海租地人相关的租地号、面积及租金等事项（List of Renters of Land at the Port of Shanghae,the Area of Lots and Amounts of Reserved Annual Rent Due Thereon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Advance for the Year 1853）。 表格内容共分为分地号（No.of Lot.）、面积（Area）且细分为亩（m）分（f）厘⑴和毫（h）、租金（Rent）以及租地人（Renters）四列，以租地人姓氏为序，共记录租地信息131条。下文结合道契资料和行名录补出道契注册号（No.of Reg.）与洋行中文名、纵列稍作调整，由于文幅所限，仅示例性列出个别租地信息。
洋行来沪租地最早始于1844年，直至1849年一些较大的英美洋行大多入驻沪上，成功抢占先机。然而随着市场开放和西人对上海了解的加深，一些小洋行及个体洋商也涌入上海，冀望在这个开埠的港口谋得自身的利益。因此，伴随着洋行的增加，开埠初期土地交易十分频繁。利用道契资料可知，1844年5月宝顺洋行与上海本地农民草签租得第8分地，成为第一个在上海租地的洋行。至1847年第一批道契颁布的4年间，有明确时间记载的有39块分地租于洋商或洋行。1844-1846的3年间，土地皆为一手租用，没有出现转手的记录，到1847年土地开始交易。1850年是上海开埠之后的新的“十年”（decade）的开始，1850年持续着上一个10年的态势，土地出租较为稳定，新的洋行逐步登陆，整一年土地交易为7份，其中首租3块，转租4块。1851年租地的洋行不仅数量增多，而且经营的种类也随之细化，而1852年交易的土地数量更多，总共有14份，其中转手的就有8块租地，一些此后在上海具有较大影响的洋行也进入视野范围，比如天长洋行（Adamson，W.R.）。 1853年租地名录中有43块分地的道契资料不存，只能判定这些地块至迟到1853年的时候都已经租予西人。此份租地名单弥补了道契资料残缺的遗憾，比如第12号分地道契资料残缺，租地名录载租地人为Griswold，J.N.A.，可知此人为美国驻沪首届正式领事祁理蕴，而他当时同时又是美国旗昌洋行的职员。然而，翻阅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洋泾浜以北》（Grand Plan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 at Shanghai，North of the Yang King Pang Canal）⑧没有发现第12分地。祁理蕴领事所租用的其他如第94分地、第95分地、第95（A）分地，道契全部不存，着实是件令人费解的事情，但通过这份租地名录我们可知开埠初期美国驻沪领事同样在上海进行“开疆拓土”。 上述43块没有道契资料的租地，从租地名录中提供的租地人信息可知，大多为当时在上海已租有多块租地的商人或洋行，如打喇士（Dallas，A.G.）、哈尔医生（Hall，G.R.）、娑尔（Saul，R.P.）、Smith，J.Caldecott（英商卓恩阁第克士密）、架记洋行（Cassimbhoy Nathabhoy）、裕记洋行（Dirom，Gray & Co.）、李百里公司（Ripley，Thomas）、华记洋行（Turner & Co.）等。 1853年《上海埠租地名录》也揭露了为数众多新来沪的商人与洋行，如Hubertson，G.F.、Lewin，D.D.、Murray,Dr.J.I.、Ottoson、Strachan,Geo、Thorburn，W.、Thorne，A.等。这些租地的商人部分供职于洋行，Hubertson，G.F.为合巴洋行（Hooper，J.）大班，《行名录》记载该洋行性质为保险经济人及运输等（insurance broker & conveyance）。⑨Thorbum,W.为裕盛洋行（Hargreaves & Co.）职员，⑩Thome，A.则供职于丰茂洋行（Watson & Co.）。(11)除此之外，一些经营非实业性质的西人也登上历史舞台，如Murray，Dr.J.I.，他后与哈尔医生合开诊所，名为Hall & Murray即太全诊所。(12)当然也有一些租地者最终湮没于历史之中，无从考证其人与职业。 二、1854年《上海年鉴》中的行名录 （一）材料分析 1854年《上海年鉴》中有另外一份重要的材料，即总共4页的《在沪洋行名录》（List of Foreign Hongs at Shanghae）。此份材料为笔者所见目前最早的整理出版的《行名录》，主要包含在沪领事馆和洋行的信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首先刊印了在沪的7国领事馆及主要的领事馆工作人员，分别为英国（大英公馆British Consulate）、美国（大合众国公馆United States Consulate）、法国（大法兰西国领事衙门French Consulate）、普鲁士（大布路斯公馆Prussian Consulate）、葡萄牙（大西洋国公馆Portuguese Consulate）、荷兰（大荷兰公馆Dutch Consulate）、汉堡(13)（大黄旗国公馆Hamburgh Consulate）。 此份材料不仅可以确定当时在沪设立的领事馆数量，并且可以从领事馆工作人员的设置方面大致了解当时各国对在沪业务的轻重。英国领事馆配备了一整套完整的工作人员班子，包括领事（Consulate）、副领事（Vice-Consulate）、翻译（Interpreter）、高级助理（Senior Assistant）、执行助理（Acting Senior Assistant）、临时助理（Temp.Assistant）和法警（Balitiff）等相关人员。除了行政工作人员以外，英领馆还配有自己的包裹代理商（H.B.M.'s packet agent）。英国领事馆的分工如此细致，可见作为当时在沪最大以及最重要的外国势力，其母国应当也给了足够的支持。 相比之下，美国领事馆配有领事、副领事、助理、翻译与警察；法国领事馆则只有一名领事和一名翻译，明显逊于英国。无怪乎法国商人抱怨法国政府对在上海的侨民完全不在乎，以至于这里的侨民得不到良好的保障。其他四国的领事馆仅设领事一名，且为商人兼职，其中皮尔更是一人兼了荷兰和汉堡两国领事。行名录关于领事馆的信息也证明了上海开埠初期盛行的“商人领事”形态。 驻沪领事馆信息之后，有近3页的篇幅登录“Mercantile Establishments”即所谓商业机构，共计75条目。洋行信息不仅刊登中英文行名、粤语发音、主要负责人和其他职员，更有部分洋行注明经营业务种类，这对厘清开埠初期在沪洋行的经营种类以及了解当时外资经济分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除此之外，行名录还载有引水（Pilots）7名、来自7个不同教会的29名传教士（Missionaries）以及在吴淞口停泊的各类总共12艘各类船只的信息，列为“At Woosung”，下文将行名录中洋行信息整理成表附于文中，并结合该表分析洋行的经营种类和分布情况。
盘点这75家洋行或者洋商，其中34家未出现于同样刊印在1854年《上海年鉴》的1853年《上海埠租地名单》，比例接近一半。是否从该数字中就可认定1853年到1854年是上海洋行陡然增长之年份呢？其实不妥，因这两份材料并非出自单一系统。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租地事项多以个体实施，而行名录则以统计洋行信息居多，其中可能有不对榫的误差。为减少误差，在处理数据的时候，笔者已将租地名单中可确定其所供职洋行的大班或职员作为租地者明确列出，但依旧得出如上的结果，看来资料的来源的确不是唯一的。 （二）洋行经营业务分析 由于《上海年鉴》所载的洋行仅列出名字与经营范围，故而无法复原洋行的分布，但可从《行名录》所提供的经营类别分析当时在沪洋行的经营种类和功能分工。1854年《行名录》中标明具体经营类别的有27家，占总共洋行数的36%。下文将这些洋行分类讨论，虽未遍及所有的洋行，但可以大致弄清当时在沪洋行的经营种类和发展模式。首先，将这27家有具体分类的洋行大致归类，因个别洋行经营多种业务，故而此表的洋行总数大于27，如表3所示。 虽然以洋行多寡分门别类论述洋行会产生误解，误以为数量多的行业在上海发展最盛，数量少的则稍逊。但是开埠初期关于外人经营的实业无法用某一个标准来衡量行业势力，故而本文只得以统计的洋行种类展开讨论。由表3可知，其中与船舶有关的洋行最多，共有7家，主要分为帆船制造（sail-maker）、船舶给养（ship chandlers）、航运置备（shipping provisioner）以及船舶铁匠与造船（shipsmith & ship-wrights）。可见，船舶类的洋行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工明确，这自然与当时上海作为航运中心有关。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上海开埠之后洋行经营的航运业十分发达，黄浦江上时常停泊有百余艘轮船，而报纸上也每期都有洋行招揽生意或租船售船的广告。(15)《北华捷报》《上海新报》等报纸上还会刊登各大洋行开往不同城市的各轮船信息，这些洋行借由这些轮船连接着与其他港口的埠际贸易。一些大洋行航运的发展对整个洋行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一些中小洋行更是依赖与航运业相关的物品流通，这自然需要一整套完备的维修保障等服务业来支持整个航运业的良好发展，故而当时上海会涌现种类如此齐全的船舶服务业。 其次较多的是医疗相关的洋行或者洋人，共5家，细分为医院（hospital）、药房（dispensary）、外科医生（surgeon）与一般医生（medical doctor），其中还有几位医生属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行名录在医生姓名后会加以“M.R.C.S.”表示，即Member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随着外国人的进入，医疗等有关生活保障及生命安全的服务行业紧随其后进入上海，并且伴随着外国人的逐年增加，医疗事业愈发分工细化；与此同时，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医生也逐渐进入上海从事相关营生。这些与民生有关的洋行记载，可能不像一些贸易或金融等大型洋行那么令人耳熟能详，往往被忽视，然而正是这些确实存在的鲜活例证，证明上海当时如何在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都朝着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进步。 再次为一般店主（store-keeper），有4家。其中丰裕洋行（Fogg，H.& Co.）和隆泰洋行（Richards，P.F.& Co.）兼船舶供养，福利洋行（Hall & Holtz）则同时从事面包业。 经营丝绸类生意的洋行有2家，一家丝绸代理商（silk broker）——中和洋行（Broughall，W.），一家丝绸检验商（silk inspector）——天长洋行（Adamson，W.R.）。这应当与当时西方比较中意中国的丝绸有关。中国出口贸易中较大的比重为丝和茶，当时即设立了丝绸的代理商和验货员，恰巧是贸易的两个环节，一为进货渠道，二为检验或是出货渠道。只是1854年行名录只见丝绸贸易单独列出而未见茶叶贸易，可能当时茶叶贸易由几家大的洋行经营，其他中小洋行不能染指。1858年行名录就有大量茶叶代理商和验茶商的信息了。
饮食相关的有2家洋行，均为面包师（baker），这应当与西人的饮食习惯有关。伴随着西人的进入，最主要的食物业也立即入驻上海，虽然经营规模不一定有其他洋行大，但是纵观行名录编纂的一个多世纪中，饮食类的行业一直屹立不倒且种类越来越多。其中一家福利（Hall，E.）不仅经营面包类生意，还有其他业务，后来发展成为沪上有名的食品类洋行。 后来占据上海大半江山的金融行业此时还未拥有执牛耳的地位，仅见1家银行，即最早经英国财政部特许入驻上海的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 Corporation）。可见当时金融业并非上海主要产业，因为一些大的洋行如宝顺洋行和怡和洋行等，自身有一套完整的资金周转体系，故而无需借助外在的金融货币银行体系。然而一家银行的进入已给中小洋行带来了福音，于是渐渐地其他银行也来上海开设分行，上海的金融业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兴盛起来。(16)另外行名录列有2名票据代理商（bill broker），与当时的交易体系有关。《北华捷报》的一则广告则透露了一些相关的信息： 九十天后在伦敦交易，观察期六个月，信用兑现方为成交，卖方： 上海，一八五○年八月一日(17) 广告中列出的“Wolcott，Bates & Co.”为森和洋行，从这则广告可知，部分洋行代理伦敦的汇票。由于当时的银行业并没有发展起来，几个大的洋行都从事汇票、汇兑等业务，自然会产生一批票据代理商进行相关业务。 当时在沪的拍卖行（auctioneer）仅1家，为白兰洋行（Brine，Robt.A），该行是有记录可查最早的拍卖行，然在1858年之后未见于行名录，可视为在沪歇业。不过拍卖行却没有因为该洋行的结束而衰退，此后涌现出多家拍卖行且各有分工。因为当时上海的人员和货物往来都十分频繁，所以洋人所用的一些家当或洋行经营的一些货物倘若其离沪或者转换行业时就会进行拍卖，有时拍卖行还会将一些拍卖的信息刊于报纸上，(18)以求更多的人来竞拍。 日用品有关的为1家钟表店，利名洋行（Remí，D.），也是当时在册的唯一一家法国洋行。钟表作为西式科技的浓缩品最初仅限于宫廷及达官贵人所有，随着西洋物品不断进入中国市场，手表等物品也逐渐为华人所拥有。虽然无法判定最早的这家利名洋行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当时在沪的西人还是华人客户，但是此后的行名录中经营钟表的洋行越来越多，产业规模显然不是当时在沪西人消费群体可以支撑起来，必定已面对广大华人客户了。 文化产业相关的洋行1家，即1843年成立的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 Press），为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兴办的书馆。墨海书馆是上海最早的一个现代出版社，是最早采用西式汉文铅印活字印刷术的印刷机构。墨海书馆不仅印刷了许多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同时还培养了一批精通西学的学者如王韬等，在上海文化事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墨海书馆于1863年歇业，故最后见于1863年的行名录。 除去从事实业的洋行外，还有经营娱乐产业的洋行1家，为腊蜜打球房（Miller，J.），列为台球室（billiard room）。包括跑马场在内，当时在沪的西人平日的休闲活动已经并不单一，不仅有跑马、台球等活动，也热衷于去郊外打猎。可见虽然当时的西人来沪主要是抱着发财之梦想，但是仍旧十分注重生活品质，不曾放弃各种休闲娱乐活动，这也是导致上海被认为“纸醉金迷”之地的原因之一。 其他从事生产类的技术人员有：建筑师（architect）1名、木匠与建造者（carpenters & builder）1名、橱柜制造商（cabinet-maker）1名、工程师和机械师（engineer and machinist）1名。这些很显然与当时社会的需求密切相关，洋行入驻上海，大量移民涌入，各种洋行、公司、住宅都需要修建，然而西式建筑与中式建筑差别较大，必须由西人的建筑师以及相关的一些木工与华人配合才能营造一些大体量的建筑。而工程师与机械师则应与当时船舶维修以及西式机器的使用有关，一些西式的机器的引入，自然促生维护群体的产生。 上文主要是以《上海年鉴》中提供的信息将当时在沪的洋行经营范围做了一个分类和简单介绍，然而需要说明的是，一些洋行除了行名信息所列的经营业务外，可能还经营一些其他业务。 以隆泰洋行和利名洋行为例。隆泰洋行建立于1844年，为船舶杂货商、杂货及一般代理商，它也在《北华捷报》刊登了该行的介绍及产品的广告： 签署人同时请求宣布他们能够依照以下价格提供高级苏打水和柠檬汽水： 苏打水——一打八十分 柠檬汽水——一元 回收水瓶。 隆泰洋行（P.F.Richards & Co.） 上海，一八五○年七月二十四日(19) 隆泰洋行此则广告主要针对该行出售的苏打水、柠檬水，并列出了单价。该行不仅推广他们的饮料，此则广告之后还刊有该行的创建年份、经营范围并宣传说提供新鲜的船舶杂货。 与隆泰洋行类似的还有利名洋行，史载利名洋行经营表行，但是在《北华捷报》上发现一则广告似乎指示着在经营钟表等业务之外，利名行还经营着各种酒类： 高档红白葡萄酒、香槟、白兰地、甜酒、以及色拉油。请洽 上海，一八五五年八月二十四日(20) 利名洋行在1854年《上海年鉴》中列为Remí，D.，1856年新合伙人入股洋行改名，故而此处报纸广告列洋行新名“Remi，Schmidt & Cie.”。可以从广告中看到高级干红葡萄酒、香槟、干邑白兰地、利口酒等，各种酒类应有尽有。这不仅与西人喜爱饮酒有关，应当也与当时大班热衷于举办各类酒会舞会有关。举这两个例子，只是想说明在讨论洋行的经营业务的时候，虽然主要以行名录给予该行“标签”，但并不能强行说这些洋行只经营单一的业务，多样化经营应当是当时洋行的生存之道。 当然上文梳理的洋行经营范围乃是行名录明确记载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洋行没有详细记录，然而可以从一些其他材料得知这些洋行的主要经营类型。如宝顺洋行、怡和洋行、旗昌洋行是当时最主要的三家贩卖鸦片的洋行，其他还包括广隆洋行、琼记洋行等老牌英美洋行和架记洋行、顺章洋行、广昌洋行等帕栖洋行，则都从事鸦片贸易。除去鸦片生意，还有诸多洋行主要经营纺织品贸易，如公易洋行、义记洋行、泰和洋行、裕盛洋行、丰茂洋行、祥泰洋行、和记洋行、公平洋行、李百里公司、裕记洋行、惇信洋行等。(21)当然这些洋行都属于在沪较大的洋行，在诸如《北华捷报》等报纸上有详细记载，还有部分小洋行并不见诸其他史料，其经营的类别种类也只能随同它们本身一起淹没在历史潮流中。 上海开埠以前，北郊与西郊或是荒郊，或是田野，开埠之后上海原有旧城的北郊、继之是西郊，迅速矗立起一座新城，这是上海近代化进程的特点，也是上海城市发展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显著不同。开埠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开埠初期的前二三十年是郊野景观向城市景观转型的重要时期，即城市化过程重要阶段，可谓城市最重要的转型期。然而，这一上海历史研究最为重要的时段却因材料限制而无法深入展开，本文讨论的《上海年鉴》则恰巧弥补了这一遗憾。《上海年鉴》作为开埠初期最早系统编纂的城市指南，对了解和认识上海租界历史具有重要作用。计算机技术的运用，使得原本难以利用的材料逐渐体现其研究价值，例如利用CIS技术，可将《上海年鉴》中蕴含的空间信息准确提取，并定位于现代地图之上，继而分析城市空间变化。由于最早有明确地址记载的《行名录》为1863年，此前租地信息就成为定位洋行的重要线索。1854年《上海年鉴》所记载的租地表的梳理可将开埠早期洋行的分布重现，以窥得洋行在上海最初的发展态势和区域，而洋行分布范围的扩展也表征着土地利用的改变即城市化的过程。当然，《上海年鉴》的利用需要与其他资料如道契、地图等结合，方能发挥其作用。本文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切入，讨论1854年《上海年鉴》的开埠初期重要的外侨和洋行的材料，揭示其特有的珍贵史料价值，以期引起学界对其关注和研究。 感谢周振鹤老师对本文写作的帮助与指导。 ①North China Herald,Vol.1 No.1-August 3rd,1850,Saturday,p.1. ②1856年《北华捷报》刊登广告，“现已准备好1856年闰年之第五卷《上海年鉴》”（North China Herald,No.164-Sep.17,1853,p.28），该报每年都有刊登推销当年《上海年鉴》的广告（North China Herald No.223-November 4,1854,p.53; Vol.VI,No.272-October 13,1855,p.43; Vol.VI,No.273-October 20,1855,p.45; Vol.VI,No.275-November 3,1855,p.53; Vol.VI,No.276-November 10,1855,p.57; Vol.VI,No.285-January 12,1856,p.93等），推断1852年创刊。另，哈佛大学图书馆目录显示藏有1852年《上海年鉴与商业指南》（Shanghai Almanac and Commercial Guide,Printed at the "Herald" Office,1852）。 ③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为“罗氏藏书”中的一份珍本，该书因2010年上海图书馆将瑞典藏书家罗闻达的藏书引进才有缘得见。 ④文中具体内容写明《1844年7月3日大清与美利坚联合众国的望厦条约》英文文本，Treaty Concluded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and the Ta-tsing Empire,July 3rd,1844,at Wanghia,by Their Excellencies与中文文本，抬头属“兹中华大清国亚美理驾洲”。 ⑤汇编中以游记和对当时政治的评论为主，如《从上海到舟山、宁波的游记》（Notes of a Trip from Shanghae to Chusan and Ningpo,Extracts of Dr.Macgowan＇s）、《中国历史事件的笔记》（Note Book Consisting of-Passing Events in China）、《浙江政治与广西起义》（Chik-kiang Politics-Kwang-si Rebellion）、《垂死与新生朝代下的基督教》（The Moribund and Nascent Dynasties and Christianity）、《1853年福建殖民地与当地文告的行记》（Visit to a Foh-kien Colony and Local Proclamations 1853）、《黄金的生产与流通》（On the Production and Decurrency of Gold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M.Leon Faucher）等。 ⑥蔡育天主编《上海道契：一八四七——一九一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⑦利用道契资料复原上海开埠初期城乡景观变迁的研究参见陈刑：《近代上海城乡景观变迁（1843-1863年）》，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10年。 ⑧该地图流传广泛，较为常见的为上海图书馆影印版。 ⑨1854年《上海年鉴》载合巴洋行，英文行名为Hooper,J.，大班为Hubertson,Geo.F.。 ⑩1854年《上海年鉴》载裕盛洋行，英文行名为Hargreaves & Co.，大班为Hargreaves,W.,Thorbum,W.列第二，为该行职员。 (11)1854年《上海年鉴》载丰茂洋行，英文行名为Watson & Co.，大班为Watson,J.P.,Thorne,A.列第二，为该行职员。 (12)1854年《上海年鉴》载太全行，英文行名为Hall & Murray，洋行性质定为外科医生（Surgeans），随后分列两位医生：Hall,G.R.,Murray,J.I.，《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中译本将两位医生译成一位医生“霍尔·默里”，有误。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都局董事会会议录》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71页。 (13)当时德国尚未统一，汉堡属于自由市。 (14)为确保材料真实完整，减少因中英文表达差异的误解，洋行经营业务在列表中不做翻译，因诸多单词翻译时会使意愿模糊，信息丢失，比如insurance和underwriters agence如都翻译成保险，就会缺失后者作为保险公司的承险方的意思，遇文中具体讨论洋行经营业务则中英文并列。 (15)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16)钱宗灏等：《百年回望：上海外滩建筑与景观的历史变迁》，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17)"For Sale,Bills on London at 90 days,and at six month＇s sight,drawn under confirmed credits,for Sale by Wolcott,Bates & Co.,Shanghae,lst August,1850," North China Hearld,Vol.1,No.1-August 3rd,1850,Saturday. (18)《拍卖》，《上海新报》1982年7月18日（壬戌年五月廿八日），第45号，第3版。 (19)North China Hearld,Vol.1,No.1-August 3rd,1850,Saturday,p.1. (20)"For Sale:Superior claret,sauterne,champagne,cognac,liqueurs and salad oil.Apply to Remi,Schmidt & Cie.Shanghai,24th August,1855," North China Herald,Vol.VI,No.272-October 13,1855,p.41. (2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第7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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