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183;托尔斯泰与20世纪俄罗斯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尔斯泰论文,俄罗斯论文,列夫论文,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列夫·托尔斯泰逝世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未能有更多的机会实际参与其后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进程，但是却依然在这一文学中留下了深刻影响的印痕，以至我们在20世纪俄罗斯所有伟大作家身上，都能发现他的思想、学说和艺术之光的折射。
一、高尔基对托尔斯泰的理解和接受
托尔斯泰对高尔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恰好是在20世纪开端的1900年初，高尔基与托尔斯泰在莫斯科首次相见。同年10月，高尔基又去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拜访托尔斯泰。1901年底至1902年初在克里米亚，他们俩见面机会最多，交往最频繁。高尔基对于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心灵有着独特的理解。1910年11月托尔斯泰刚去世不久，高尔基就在一封信中写道：“溘然长逝的是一颗伟大的灵魂，一颗囊括整个罗斯、囊括俄罗斯的一切的灵魂——除了列夫·托尔斯泰之外，对谁可以这样说呢？”[1](139)在高尔基看来，托尔斯泰思想的包罗万象、丰富广博正是俄罗斯民族灵魂的丰富、复杂和内在矛盾的反映，所以后来在那部得到一致好评的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中，他称托尔斯泰为“19世纪所有最伟大的人物中间最复杂的一个人”[2](307)，认为“作为一个民族的作家——就‘民族的’这一概念的最确切的涵义而言，他把我们民族的一切缺点，以及我们历史上的种种磨难给我们造成的一切创伤，都体现在他那巨大的灵魂中了。”[2](279)
在文学创作方面，高尔基始终视托尔斯泰为师长，特别重视他对自己的批评意见。托尔斯泰曾批评高尔基过多地“干预”自己笔下的人物，还往往通过人物之口传达自己的见解；他建议高尔基写得更真实、更朴素一些，更注意掌握艺术分寸感。他敏锐地指出了高尔基早期作品的某些不足，引起了高尔基的重视。在他的中晚期作品中，这些缺陷已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稳健、洗练的艺术风格。关于高尔基，托尔斯泰还说过：“我们全都知道：流浪汉是人，是我们的兄弟，但只是从理论上知道这一点。高尔基却怀着深厚的爱向我们充分展示了这些人物，并且把他的爱传给了我们。流浪汉的语言是不准确的，言过其实的，但是由于高尔基扩大了我们的爱，我们什么都能原谅他。”[3](30)托尔斯泰以“家庭小说”的形式反映社会与民族生活的巨变的尝试，也给高尔基以直接启示。他曾和托尔斯泰谈过自己关于撰写一个俄国商人之家三代人历史的设想，得到托尔斯泰的热情鼓励，于是后来便有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的完成。高尔基的短篇名作《吃人的情欲》，其基本素材也是在一次散步时托尔斯泰直接提供给高尔基的。
高尔基也承认，托尔斯泰的灵魂中有许多东西是和自己格格不入的，情况也确实如此。托尔斯泰赞同高尔基的人道主义理想，却排斥他关于实现这一理想之途径的思考。托尔斯泰曾说：“我既不想要尼古拉，也不想要维特和他的杜马，更不想要高尔基和他的共和国。”[3](28)高尔基当初也不认同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但是到写作《不合时宜的思想》时，他事实上已接受了这种见解，一再强调“以屠杀、暴力的方式及类似的手段不能达到社会正义的胜利”[4](162)；正是“对人民的暴力使君主统治毁灭了”[4](161)，而胜利了的工人阶级在精神上应当是高尚的，应当杜绝使用君主制时代的残酷手段；“思想是不能用肉体上的强制手段战胜的”[4](100)。凡此种种，都让我们看到托尔斯泰怎样影响了高尔基。
二、布宁心目中的托尔斯泰
伊凡·布宁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作家，也是俄国流亡文学“第一浪潮”中尊崇以托尔斯泰为高峰的19世纪经典文学的杰出代表。当流亡诗人和批评家阿达莫维奇强烈地感到欧洲文化氛围、特别是法国文学的有力影响时，曾经呼吁围绕在他周围的“年轻一代”作家走出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传统文学框架。针对这种号召，布宁曾火气很旺地反问道：“是停止沿着托尔斯泰的足迹前进的时候了吗？那么应当沿着谁的足迹前进呢？”[5](68)以布宁为代表的一批老作家的存在，决定了“第一浪潮”中的文学创作，即便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潮流的多方面影响，仍旧保持着和俄罗斯传统文学的牢固联系。
布宁的中篇小说《米佳的爱情》是他在国外完成的一部受到广泛称赞的作品。一位法国诗人认为，这部非凡的小说似乎是出自还拥有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那个时代的俄国小说巨匠的手笔的，它可以和俄罗斯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作品相媲美。高尔基曾说布宁的这篇小说是对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的一种“重写”，也许有失公正，但布宁对托尔斯泰作品的结构安排、心理描写等方面的借鉴，则是不争的事实。
在布宁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自传性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中，同样可以看到托尔斯泰的作品在主人公精神成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青年时代，阿列克谢在重读《战争与和平》时，产生了以下这些想法：
不，我还从来没有读过比这更好的东西！可是，那么《哥萨克》、叶罗什卡、玛丽扬卡呢？或者，普希金的《阿尔席鲁姆之行》呢？是啊，他们这些人多么幸福——普希金、托尔斯泰、莱蒙托夫！
……我是托尔斯泰的同时代人，甚至是他的邻居——这多么令人惊讶！……知道吗，这一切都出自他的手笔——这些罗斯托夫、皮埃尔、奥斯特里茨基战场、临死的安德烈公爵：“除了我所理解的全部微不足道的东西，以及某种我不理解但非常重要的伟大的东西之外，生活中什么也没有……”有人对老皮埃尔说：“生活就是爱……爱生活就是爱上帝……”对我也总这样说，所以我多么爱一切，甚至爱瞧这个荒凉的夜晚！我想看见整个世界，看见整个大地，爱所有的娜塔莎和玛丽扬卡，所以我无论如何得离开这里，摆脱这个地方。[6](193-194)
阿列克谢在和女主人公莉卡的父亲交谈时，也引用托尔斯泰的言论说明自己的志向和追求。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对自传主人公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布宁还写过《托尔斯泰的解脱》(1937)一书。这是一部探讨托尔斯泰对生命之意义的独特理解的著作。布宁集中考察这位伟大作家对于生与死的思考和认识。布宁从托尔斯泰本人的日记、书信、作品和言谈中摘引出大量和生死问题相关的片断，也广泛引用他人关于托尔斯泰的言论和文字，并对他最终于1910年10月离家出走的前后经过进行了认真考察，试图说明他最后的选择是他长期思考的必然结果，他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的死亡是“他最终的解脱”。布宁发现，早在1884年的日记中，托尔斯泰就记录了自己关于“出走”问题的最初思考；而他笔下的诸多人物，从《哥萨克》的主人公奥列宁，《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再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等，无一不热衷于思考生的意义、出走和死的问题。这些形象其实都艺术地表现了托尔斯泰生活中的不同阶段对上述问题的思索。托尔斯泰的《童年》、《三死》、《霍尔斯托梅尔》等作品，同样写到死亡的主题。布宁还经由对托尔斯泰精神生活的深入研究，认为他的言论和行为中的所有那些令人惊异、令人费解的方面，他的“无为”和“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他那“阿尔扎马斯的恐怖”，他晚年的不可思议的禁欲主义和对女性的仇视，他对亲人之死从来都不太悲痛的“平静”表现，他那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忏悔和夸大自己“罪孽”的无情自责，都可以从他对于死亡的看法中找到根源。布宁的一家之言，未必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但是，该书却无疑会引起人们对托尔斯泰这位伟大作家的复杂内心世界和精神探索历程的深入思考，并显示出托尔斯泰在布宁心目中的地位。
三、托尔斯泰历史观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影响
托尔斯泰的影响同样体现在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中。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日瓦戈和他的同时代人在历史剧变年代的命运，使他对历史的看法日渐清晰。他渐渐懂得，历史有如植物王国的生活，人们永远不能窥视植物的生长，它看上去总是静止不动的，但就是“在这种静止不动中，我们却遇到永远生长、永远变化而又察觉不到的社会生活，人类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是一种自然过程，“谁也不能创造历史，它看不见，就像谁也看不见青草生长一样。”[7](436)于是，发生在眼前的战争与革命，在日瓦戈的感觉中，不过像是雷雨或疾病等自然现象一样，至多也只是类似于历史的酵母，而不是历史本身；只有以个性创造的精神来沉思这些自然事实，才可以称之为历史。这种看法接近列夫·托尔斯泰表现于《战争与和平》中的历史观。托尔斯泰在这部巨著中，曾通过展示俄军统帅库图佐夫以静观待变、顺其自然的指挥方略取得抵抗拿破仑入侵的胜利，暗示历史其实是一种“顺乎天意”的过程，而拿破仑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试图强行改变历史的自然秩序。在帕斯捷尔纳克笔下，日瓦戈在思考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历史进程时，就曾联想到：“托尔斯泰否定过拿破仑、统治者和统帅们的创始者的作用，但他没有把这种看法贯彻始终。”[7](436)日瓦戈感到，战争、革命、沙皇和罗伯斯庇尔们和拿破仑一样，都不过是“历史的目光短浅的鼓动者”。整个《日瓦戈医生》这部作品，更显示了一种疏离“宏大历史”的意向，把它看成一种“卑微的世界争吵”，同时高度关注“元历史的尘世承载者”——个性与个性的独立自由，认为正是个性在不断创造着历史。当代俄罗斯学者维克多·波格丹诺夫认为，《日瓦戈医生》所体现的独特历史观，使它成为“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8](12)。
四、阿尔丹诺夫的历史小说与托尔斯泰
俄国另一流亡作家马·阿尔丹诺夫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继承了托尔斯泰的传统。十月革命前，他仅有一本《托尔斯泰与罗曼·罗兰》(1915)在国内出版，但已初步表明他对托尔斯泰的尊崇；1919年出国以后，他的主要创作是一系列历史小说，首先是四部曲《思想者》，包括《热月九日》、《鬼桥》、《密谋》和《圣赫勒拿，一个小岛》。四部曲描写了从1794年法国热月政变、1796年叶卡捷琳娜二世之死、1799年苏沃洛夫元帅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军瑞士、1801年保罗一世被杀身亡，直到1821年拿破仑于圣赫勒拿岛去世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时间跨度为1794-1821年，其中恰恰避开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所描写的1805-1814年间的历史。这表明阿尔丹诺夫既无意于通过“重写”这段历史来和托尔斯泰一比高下，又着意要“补充”描写托尔斯泰的史诗所没有展示的那一整个时代的历史生活。
更由于深受托尔斯泰历史小说的启示，由这个四部曲开始，阿尔丹诺夫后来陆续创作了一系列历史小说，从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和掌权的时代，一直写到1950年代初期苏美侦探机关在柏林这座被分割的城市中的种种矛盾，囊括了从18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中叶两百年间欧洲历史语境中俄罗斯的历史。作家试图经由展示历史过程，发现俄罗斯在20世纪走上现今这条发展道路的历史—文化—心理原因，联系整个欧洲历史的进程考察和估量本民族的成败得失，启示人们思索俄罗斯未来的命运。这些作品视野开阔，内容丰富复杂，而其基本意旨仍然是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似，即通过回视历史来探讨俄国社会或俄罗斯民族的出路。
五、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犹太血统的苏联作家格罗斯曼1962年就完成了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但作品手稿却长期被禁，无法在苏联国内出版，直到1988年才首次与苏联读者见面。不过此前曾有幸在瑞士问世，且被译成多种文字。小说的英文译者、美国翻译家罗伯特·钱德勒在他的英译本前言中称这部作品为20世纪“真正的《战争与和平》”；苏联著名评论家鲍恰罗夫也认为，这部作品“最接近于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坚持的俄罗斯史诗传统”[9]。
从题材上看，《生活与命运》也像《战争与和平》一样，以外敌入侵、俄罗斯民族爱国热情高涨、奋起抗击侵略者的史实为背景，在战争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交替中，描写了卷入战争的双方从最高统帅到普通士兵和民众的社会各阶层人物，展现出纵横俄罗斯城市和乡村、前线和后方、国内和国外的广阔画面，立足于本土而又反映了牵动全欧洲、影响世界的重大历史现象，从而真正具有了一种史诗规模和气势。
从情节结构上和人物设置上着眼，《生活与命运》也和《战争与和平》相似，具有严整的布局，庞大复杂而有条不紊的结构。如果说，《战争与和平》是以四大贵族之家，也即库拉金、罗斯托夫、包尔康斯基、别祖霍夫家族成员的活动为情节主线，反映了19世纪初拿破仑入侵前后约15年间的俄罗斯生活；那么，《生活与命运》则是以老革命家沙波什尼科夫的四个子女，即女儿柳德米拉、玛丽娅、叶尼娅和儿子德米特里及其各自的家庭成员的生活与命运为情节发展的基本线索，反映二战期间的苏联社会状况。在《战争与和平》中，有在民族危亡关头为国献身的庄园贵族，也有照样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的宫廷贵族；与此相似，在《生活与命运》中，有在前线为国流血牺牲的人，有在战时仍旧得不到公正对待的人，也有悠闲而傲慢、享有特权的官僚贵族。两部作品都表现在战争的特殊年代，在无形的准绳面前，人们的精神品质、道德良心会出现多么大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生活与命运》也像《战争与和平》那样，不仅真实地再现了历史，而且其作者格罗斯曼也像托尔斯泰那样，具有一种探索真理、穷本溯源的激情，触及了同时代人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如果说，《战争与和平》鲜明地表现了托尔斯泰的历史观、宗教观和女性观，那么，《生活与命运》则集中探讨了“斯大林时代”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实质和社会后果，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生活的本质与意义在于自由，而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历史罪过就在于扼杀人的自由。正因为如此，《生活与命运》才被人们誉为“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中看到他对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的独特方法——“心灵辩证法”的出色运用，在索尔仁尼琴那里发现类似于托尔斯泰的那种社会批判激情，如此等等。这一切都表明，托尔斯泰的思想与作品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遗产和文化资源，始终在滋养着20世纪俄罗斯文学，始终在这一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不容忽视的影响。
标签：托尔斯泰论文; 战争与和平论文; 高尔基论文; 俄罗斯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生活与命运论文; 小说论文; 俄罗斯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拿破仑·波拿巴论文; 布宁论文; 作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