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分工的发展与跨国公司的FDI行为———个FDI理论的认识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国公司论文,视角论文,理论论文,产品论文,FD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04-0095-05
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形式直接相关，通常国际分工决定国际贸易的形式。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国际分工也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并且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分工理论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把分工放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首要地位为首创研究。早期的研究在西尼尔(Senior)，巴贝奇(Babbage)，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马克思(Marx)和马歇尔(Marshall)等的著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亚当·斯密关于分工的认识， “不论在他以前还是以后，没有任何人曾经认为分工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在亚当·斯密那里，它几乎是作为经济进步的惟一的因素。”(Schumpter,1954)。[1]《国富论》的前三章就是用于对分工的分析，因为它是被斯密称为财富的人均产量增长的两个原因之一。查尔斯·巴贝奇则把分工看作是“制造业经济所依赖的最重要原则”。[2]穆勒则把分工作为协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指出，如果没有现代分工中这种复杂的协作，则只能生产出很少的几种东西。并且他把巴贝奇的企业越大则分工越细，可以是当作大的制造业生产的基本原因之一的观点坚定地引入经济学的范围。马克思则主要对以往关于分工的观点进行了综述，体现出了分析的洞察力，其主要贡献在于对制造业分工和社会分工所做的重要区分。马歇尔则正确地评价了分工的重要性，并揭示了分工的较为现代的形式，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讨论分工问题。当分工超出国界便出现国际分工。托伦斯(Torrens)是第一个区分了地区分工和机械分工的经济学家，故而首次涉及国际分工的概念，指出把地区分工的优势用于地区和国际之间的贸易，可以增强劳动生产力并增进国家财富。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分工的一个新的方向受到重视，这主要是集中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但是，在分工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它始终难以成为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主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认为这种讨论应该更多地放在关于生产工程和要素管理的技术手册中；也有人希望把分析限制在它对社会的影响上，以评估分工对社会的总体影响。此外，分工和收益递增之间的联系，供给和成本曲线下降的可能性，对于边际主义的均衡分析会产生一些问题，因此分工是不再受到强调的因素。但也有少数经济学家提出，把分工从经济学中消除掉，会构成理解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缺陷，特别是不能理解有关经济进步的动态方面。
分工问题在经济学中的这种地位导致了在认识国际贸易现象时与分工的脱离，只是纯粹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也能合理地解释国际贸易问题。但是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联系始终存在，并且呈现如下分工与贸易发展的过程。
在国内生产阶段，没出现国际分工，生产主要在国内进行，技术落后、市场经济不发达，重商主义强调的是以金银为财富，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国际贸易处在极低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开始出现国家间分工的国际分工，比较优势论和要素禀赋论可以对这段时期的国际贸易作出解释。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要素价格的差异，进而决定了产品的生产成本和竞争力；从生产技术角度整体地看，由于生产效率的差异导致生产成本的不同，而出现比较优势的差别。这种依据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所形成的分工解释了贸易的形成，其贸易倾向是自由贸易，且整体福利提高。产业间分工与国家间分工一般难以区分，但理论上前者比后者的分工更为精细。产业间分工主要是源于产业间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差异，这一阶段技术因素凸显重要，比较优势就是由技术差异而形成的；资源禀赋论的分析尽管有技术对称性假设，但有些资源本身也会有技术的因素(如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资源的范围也扩大到有典型的技术因素(如技术、信息等知识资源)。由产业间分工所形成的产业间贸易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的贸易形式，产业间贸易是由在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相同的产业和国家之间的相同的产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的事实中发生的，对这种现象的理论解释突破了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它扬弃了传统的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而形成了新贸易理论。现实的市场主要是不完全竞争的，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厂商所面临的潜在市场都扩大了，在规模经济效应下，单位产品成本下降，因而各厂商都有对外出口的动机，而且它们都往往生产出具有差异性的相同产品，这种相互的进出口就自然形成了产业内贸易，这就是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模型。在寡头竞争环境下，自由贸易使得两家(或少数几家)生产相同产品的厂商在国内、国际市场开展竞争，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各自的最佳产量和销量，在达到纳什均衡时两个厂商就会让渡部分国内市场同时进入国际市场，形成产业内贸易，这是寡头竞争模型。此外，相互倾销模型和新H-O模型都有效地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的存在。
产品内分工又是一种可以观察到的更为精细一层的分工形式，由此引起了大量的产品内贸易。产品内分工是一种以产品的生产工序为分工依据，在不同空间的国际分工(国内的产品内分工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产品由分工的普遍化使得国际生产网络更加复杂。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是一个新的理论概念，但产品内分工的现象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已经较为明显地存在，其中以汽车生产的国际化为代表，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加拿大-美国汽车同盟(Canada-US autopact)的成立，就是以生产体系国际化为内容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美国汽车业都开始了大规模的国际化生产，20世纪80年代日本已在东南亚国家发展了256个汽车部件供应商，产品内分工已经形成。理论上，Vanek (1963)[3]，Melvin(1969)[4]以及Warne(1971)[5]使用两阶段生产模型来研究在所有工业产品都可以成为其他行业投入品的条件下产业间商品流动的牵连关系，这可视为产品内分工模型的雏形。在Balassa(1965)[6]及Bhagwati和Srinivasan(1973)[7]等的研究中都使用了一个垂直两阶段生产模型，并用它来研究中间产品的贸易模式和贸易效果。Heneiner(1973)注意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大幅度上升的现象，并观察到这类出口商品与纵向一体化国际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专门环节相关；Finger(1975)[8]研究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海外组装操作”(Offshore assembly operation)；Semya和Jones(1980)假设任何产品在其真正进入消费领域之前必须经历复杂的中间生产过程，并运用这一模型结构来单独考虑中间产品的贸易模式和贸易效果。这些都是产品内分工的早期研究。后来，Dixit和Grosman(1982)[9]建立了生产区段模型，将其扩展为一个多阶段生产(Multi-stage production)的模型，克服了早期研究中将生产划分为两个区段的局限，Jones & Kierzckowski(1990)[10]将“把生产过程分离开来散布到不同空间区位”的分工形式称为“零散化生产”(Fragmented Production)，该研究强调了服务活动对于展开产品内分工的重要性，并指出比较优势和大规模报酬递增是失去生产过程分散化进程的两个因素。Krugmam(1994)[11]将产品内分工现象描述为“分割价值链”(Slicing up the value chain)，并分析了在全球领域，产品分工体系下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冲击。同时指出，南方国家的兴起和其在全球化价值链中的地位不会危及北方国家的经济利益，产品内全球分工生产是一个“双赢”的过程。Arndt(1997)[12]国际贸易常规分析工具对全球外包和转包等产品内分工现象进行了研究。Krugman(1995)[13]重新审视了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指出全球贸易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间产品贸易的迅速扩张。同时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同样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审视国际贸易问题。Bhagwati和Dehejia(1994)[14]用“万花筒式比较优势”(Kaleidoscope comparative advantage)定义产品内分工，他们综合考察了北方国家将产品的低区段转移到南方国家后，北方国家工人工资的变化情况；Feenstra(1998)[15]产品内分工称为“全球经济生产非一体化”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并用不同贸易指标测量了这一生产方式的拓展情况；Leamer(1996)[16]将产品内分工定义为“非本地化” (Delocalization)；Yeats(1999)[16]考察了东南亚地区“零部件贸易”(Trade on parts and componets)增长情况，对产品内分工指出了一个度量方法。Hummel等(2001)[17]利用投入产出法得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贸易的增长大部分来自于“垂直分工贸易”(Vertical-specialization-based trade)，并指出，随着贸易壁垒的下降、交通的便利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垂直分工贸易将成为21世纪贸易的主要方式；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02)[18]专门讨论“生产分享”(production sharing)问题。Kei Mu Yi(2003)[18]通过建立模型进行数据模拟，从纵向分工角度解释当代世界贸易快速增长的原因。更深入的研究体现在近期，Grossman和Helpman(2000)引入不完全契约的假设前提，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构建了一个一般化均衡模型，在此模型内分析了垄断竞争市场中企业选择一体化生产组织模式还是外包生产组织模式问题。2003年他们在相同的框架下，讨论了产业均衡下厂商在外包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2005年他们又在相似的模型体系中讨论了厂商在国内外包和跨国外包两种生产组织形式之间的选择问题。Helpman(2006)[19]认为在产品内分工基本背景下，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面临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自己生产还是“外包”，二是国内外包还是离岸外包(offsourcing)。国内的学者中以卢峰的研究(2004)[20]最深入系统，取得了具有影响力的成果，具有理论的系统性，对中国现阶段巨量的加工贸易的合理性作出了符合逻辑的解释。
以上的所有研究，涉及到跨国公司行为的极少，而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是全球生产网络和产品内分工的主要推动者。跨国公司理论对跨国公司的FDI动机和原因等作了不同的解释，产品内分工的特征与跨国公司的FDI行为存在必然的联系。
跨国公司的内部化理论，指出了在中间产品市场不完全的条件下，为避免外部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企业便有对外进行FDI的动机，以使所有权优势内部化，而FDI的必然结果是生产的内部化和必然的贸易内部化，这从全球国际贸易中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占较大的比重可以看出；而在生产内部化之中，必然有由纵向一体化而形成生产工序的分工，即产品内分工。从这一点看，跨国公司的内部化理论可以解释这一部分的产品内分工现象，并可形成产品的内部贸易理论的补充，只是对中间产品含义要作进一步的扩充。在产品内贸易中，中间产品或中间投入，主要是指相对于最终产品而言的未作最终消费使用的产品，这些产品进入下一道工序，构成最终产品的一个部分，其形态不以是否完型为标准，只要是进入下一阶段的生产并形成产品或服务价值的增值便是中间产品。在内部化理论中，中间产品则主要是指知识产品，是能够给企业带来持续利益的技术、专利、诀窍、商标和经验等，它是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所在，将这些中间产品保持在企业内部使用，就会给企业带来巨额的利润，这就是跨国公司进入FDI的动机所在，是FDI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在产品内分工或产品内贸易的条件下，中间产品应该扩充到包含中间投入物的范围，因为产品内分工在很多时候是FDI的一个结果。但在有些情况下，产品内分工也是跨国公司的一个内在要求，纵向一体化可以保证某些产品的生产处在稳定和垄断的地位。但是产品内分工的另一种方式是外包，即在外部市场上寻找企业来完成某种产品所需的某一阶段的工序或产品。这样，在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中，所强调的外部市场的风险和交易成本无形之中被忽视了。事实上外部市场的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外部市场上较大的交易成本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在产品内分工的现有理论中，只关注到外包现象的存在，并试图对这种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可以肯定的是，有因外包使企业的生产有序进行正常生产的现象，也必然有因外包而使企业陷入困境的事例，在这里关键是要研究和区分可以进行外包生产的产品的特征。笔者认为，可以进行外包的产品除了它具有工艺工序的可分离外，还应具备所使用的技术是成熟的，即这种技术已被普遍掌握和运用；具有规模经济特征，即具有成本优势；有大量的企业从事该项工序的生产，即易于在市场上找到外包企业，或自己具有谈判优势。可以说，以契约和交易为特征的外包现象形成了对内部化理论的挑战，因为它没考虑外部市场的风险且能顺利发展。但是，内部化理论的合理性在这一点上是毋庸置疑的，这里只是对外部市场风险的判断发生了变化，因为经济全球化本身就给外包带来了条件和便利，发达的信息系统、便利的运输条件，加上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加工工序，使得企业在全球范围很容易找到最佳的外包合作者，这使得外部市场风险变小。这一点上，Grossman和Helpman(2005)[21]用市场厚度的概念来进行描述，指出市场厚度是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市场越“厚”，即市场上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或供给者数量越多，一个独立的最终产品生产企业越容易找到适应的特定投入企业，此时交易成本越低，企业间的交易就更具有吸引力。
在跨国公司理论中，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比较好地解释了不具有所有权优势的中小企业的跨国FDI现象。该理论指出，一个国家的对外FDI是按照在国内已经成为边际产业或即将成为边际产业的顺序进行的。已经成为边际产业意味着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国内已经没有竞争优势，处在劣势地位，这样的企业可以对外向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FDI。但是，边际产业扩张论难以对由FDI形成的产品内分工作出解释，因此，需对边际产业扩张论进行扩展和完善。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先产业，当将其相对劣势的部分或工序(如劳动密集型产业，污染大而环保税负重)转移出去，就形成了产品内分工，进而产生产品内贸易，是一种贸易互补型投资，这些转移出去的部分或工序具有相对“边际”的特征，因而也符合小岛清边际产业转移理论的本质精神。而且，一方面这样转移出了已处在相对劣势的部分或工序形成了产品内分工；另一方面又相应提高和优化了国内产业结构，促进了贸易的发展。所以，扩展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可以解释产品内分工。对外转移的产业，可以是边际产业，此时形成产业内分工；也可以是优势产业中的边际环节或工序，即处在相对劣势的环节，此时便形成了产品内分工模式，这也就是纵向一体化的FDI。
美国早在1963年便推行“生产分享项目”(production sharing scheme)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如果企业全部或部分利用美国生产的部件或中间产品，到国外进行产品组装或最终工序操作，则这类产品在完成国外加工返回美国市场时，其中包含的美国原产部件和中间产品便能获得免税待遇，产品的征税对象仅限于国外加工增值部分。推行这项政策的背景是，美国作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部门(如服装等)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转移这些产业已成为客观要求。美国当时转移相关产业，调整产品结构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把特定的产品全部生产过程一揽子转移出去，而集中有关经济资源用于发展符合美国比较优势的产品；二是把这类产品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最为密集的工序或环节转移出去，而资本和技术比例较高的生产环节仍留在国内。两种方式都导致美国的企业对外进行直接投资，这也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美国跨国公司出现的政策机制效应。选择何种方式对外进行FDI与产品生产所处的行业状况有关，但是“部分工序转移”相对于“整个产品转移”而言，可以减少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对企业而言也较为简单，其转移的结果便形成产品内分工，由此形成的产品进口贸易也称为“海外组装条款”(offshore assembly provision)进口，或OAP进口。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其他发达国家也大都实行了这类政策，客观上促进了FDI的发展，也对推进很多制造业产品组装等工序环节的国际分工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故而可以视为是启动当代产品内分工进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显然，由产品内分工现象与跨国公司的FDI行为所建立的联系，对跨国公司理论提出了挑战或带来了创新的空间，一是所有权优势(或垄断优势)未必是跨国公司(即便是大型跨国公司)进行FDI的必要条件，形成产品内分工所进行的部分工序转移便属于这一类FDI；二是FDI的内部化理论，其外部市场不充分的风险分析基础被破坏，由外包所形成产品内分工几乎不涉及到市场风险的分析，为产品内分工所发生的FDI不是为了内部化，而是为了生产工序的转移或增加新的生产工序，在这里区位因素显得尤为重要；三是跨国公司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可扩展到边际工序或边际环节的转移，这也是FDI发生的重要原因，由此可形成产品内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