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孟子的阳刚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子论文,阳刚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 要 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中，儒家先哲孟轲所倡导的阳刚美是一个重要的支撑点。本文从孟子的美的六个层次概念入手，分析了阳刚之美所包含的精神内涵，从人格、人性、人伦等角度展示阳刚美在人类前进的步伐中所迸发出的推动力量，从而进一步在当今的精神文明中为它定位。
关键词 阳刚美 养心 养气 人格主体意识
阳刚美，本是一种理性的美，精神的美，它不在于美认识的对象而在于人类自身的精神认识，在于人心能抗拒外界威力所引起的先惧后喜的愉悦。它展示的是理性的巨大力量，体现了实践主体的价值。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中，一切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坚韧不拔等伟大崇高的品质，都与阳刚之美紧密相连，我们民族所崇尚的阳刚美，涵括了中华民族人生观、价值观的精华。儒家先哲孟轲，以其一生对理想的孜孜追求，与政敌的剧谈雄辩，全面深刻地揭示了阳刚美的丰富涵义，为我们展示出一个阳刚美的典范。在拜金主义泛滥的今天，以“义高于利”为内核的阳刚之美，更值得我们重新认识，发扬光大。
自古以来，人们对精神美的认识是纷纭复杂的。春秋末期的伍举最早为美下了定义，他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国语·楚语上》）伍举的阐释，反映了春秋以前对精神美的古老的传统认识，即美与善为同义。孟子的创建在于它通过对人类整个精神修养不同境界的分析比较，在继承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将精神美的认识分为六个层次。在《孟子·尽心下》篇中，当浩生不害问乐正子为何人时，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又问“何谓善？何谓信？”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言，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由此可见，善、信、美、大、圣、神六字，便是孟子对精神美的层次划分。
“善”与“信”是六种境界中道德趋向完善的初级阶段。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人的本性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仁义礼智，非由外人铄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善”是做君子的起点，是君子与小人的界河，舍弃它，就不能进入君子的行列，但有了善的基础再进一步“反诸求己，”就能达到“信”，而当此“仁义礼智”四端在人们身上十分充实之时，就是“美”；四端充实且人性熠耀生辉，令人肃然起敬，便是“大”。
“大”这一与“美”紧密相连的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无论对自然界还是对道德上的审美评价，均含有崇高之意。当时的“圣”与“神”，已成为一种道德审美评价的高度境界而存在，却还没有在理论上与“美”有联系。孟子的贡献在于，他将三者划分成了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精神境界。孟子曾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万章下》）他还说：“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可见，“圣”是整个人类中的出类拔萃者，清、任、和、时、智、力，就是这个“圣”字中所蕴含的具体内容。若达到与造化同功，无人知晓其中奥妙之时便是“神”，它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只不过是孟子理想中一种超现实的境界。
善、信、美、大、圣、神，是十分抽象的概念，而体现这些概念，并将其具体化的，便是孟子的养心论、养气论、义利观及穷达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算是孔子的养心原则，然而孟子却未停留在先师的这一水平上，他将养心的原则推向了一个极高点。“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告子下》）普天之下，身外困境多遭坎坷，不得志且无所告诉者，忧国忧民忧天下及悲观绝望者，一阅此文可以尽人而兴矣！人生若到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之时，可谓心摧气尽，其神明心灵之苦痛，已是无量无极。然而，在孟子看来，人如不被逼到这一步，又如何能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生多一分的坎坷颠沛，方能增一分动心忍性的刚毅。坎坷颠沛至极，动心忍性的增益方能至极。人若要有所成就，其一为意志刚强，其二为思虑周密精深。这一种人生的遭遇，可遇而不可求，惟有自强其意志者方可处之。《降大任》章生动地道出了孟子精神美、阳刚美的实质。揭示了人类在战胜外部社会的压力，物质的诱惑和内心欲望的同时，获得的一种全身心的感奋愉悦。孟子的阳刚美，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辉，显示了理性的巨大力量。
“养气”，是孟子对于培养阳刚之美的又一独特的认识。细读《孟子》一书，我们可以强烈地体会到孟子文章具有一种酣畅逼人、喷薄有力而锐不可挡的气势，一种黄河之水天上来而一泄千里的宏阔，一种高屋建瓴的伟岸。孟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国中期，各政治派别的争论愈演愈烈，为了使自己的主张得到任用，就必须针锋相对地与政敌论战，故孟子必须以锋芒毕露取代《论语》的坐而论道、雍容典雅。独特的文气不仅得之于时代，尚得之于孟子对论辩方法的独特认识——“知言养气”。所谓“知言”，即：“对方不全面的言辞知道它失足之所在；不合正道的言辞知道它与正道分歧之所在；躲闪的言辞，知道它理曲之所在，”如此大师便可以容闲暇地或引人入彀、或类比推理、或步步为营层层深入地牵住齐宣王的牛鼻子，使其走上施仁政的轨道；（见《齐桓晋文之事章》）轻而易举地将轻狂的陈相引入陷阱，使其不仅无还手之力亦无招架之功。（见《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但“知言”还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它源于自身的道德和理论的修养，这种内在的精神，就是所谓的“浩然正气。”而“养气”就是要培养这种天地间最伟大、刚强的浩然正气，从不做亏心事，日复一日地积累它，使它充满上下四方无所不在。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正气”，又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又曰：“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浩然正气”是长期积累道义的结果，不能一蹴而就。浩气，正是人性中阳刚的发扬，人类之所以能向上，全恃此气。在孟子的思想体系中，“志”与“气”具有一种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他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公孙丑上》）能否立“志”、固“志”，是一个人精神境界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浩气缺则志馁，人志馁则散失自信力，堕落乃至失败将随之而来。可见，孟子以养气助论辩哺文气，乃是从原本上，从人格力量上下功夫，所以能神明提挈抖擞，压倒论敌。孟文之阳刚美即由此而来。
孟子所倡导的阳刚美，又是一种刚正不阿，气贯长虹，视死如归，睥睨当世的人格美。它源于孟子执着于理想，严格自律，大胆进取的狂狷之气：源于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的处世态度；源于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源于他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高尚气节；源于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公孙丑下》）的自负自信。
孟子说“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又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又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公孙丑上》）可见，人必“狂”然后能向上进取，必“狷”然后能自卫。狂者，执着于理想，“狷”则执着于实践。“狂”然后有元气，“狷”然后有正气，人无气就不可发扬光“大”，人无正气则无强立之能力。孟子以上之言论，皆是教人发扬志气坚信自力，教人砥砺廉隅峻守名节。在封建社会，士大夫们有的一生显达，有的终生困穷；有的先达后穷，有的先穷后达……。“穷达”，包含了千千万万封建士大夫的荣辱升沉。孟子的“穷达”观要求士人们“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身处贫贱而不改变操守，丧失气节，方是“大丈夫”气概，始终如一贯彻了这一精神的孟子，便具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劲头和敢于蔑视权贵的勇气。
人类之生，无非神明躯干合二为一。躯干与禽兽所同，饥而思食，劳而思息，凡生理中的冲动，无一异于禽兽。失侣而惨愁，遇害而恐惧，在心理的感受作用方面，与禽兽也无甚大别。人，唯有神明异于禽兽。神明使人能审量、思考、比推、扩充。然而神明又寓于躯干之中，受其牵累束缚，牵累若深则神明之作用殆亡。如此，孟子教人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告子上》）“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义利”观，是儒家人生观、价值观的支撑点。有人说，义利问题是一个动机与效果的问题，其实不然。义固然是一种动机，利又何尝不是呢？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上》）可见，义利都是动机，而“国危矣”才是效果。只有摆正了义利观的人，才能在一切的行动中坚持某种原则，不为暂时的利益而损害这个原则。摆正了义利观，才能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如此才能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才能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个人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高唱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正气歌，才能高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最强音。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它道出了一种高度升华了的人格主体意识。在洪荒的原始时期，人在自己的意识中将自己与动物等同，到了神话的英雄时代，人的主体意识才开始觉醒，于是出现了女娲、夸父、羿、禹等一系列的“超人”，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人类要战胜自然的英雄气概，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为理想奋斗不息的巨大精神力量。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能思考，能超越其它动物；人之所以为人，更因为人能战胜自己，从而具有高尚的理想，纯洁的品德，而非金钱奴隶，利欲之徒。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人便有了贵贱之分，富贵权势惑乱人心，人欲横流。当此之际，孟子高喊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人性强音，自此便成为所有华夏志士仁人、民族精英高举的精神旗帜。在孟子的时代，君王们的头上还笼罩着一个个神秘的光环，然而孟子敢于指责梁惠王是“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尽心下》）；敢于指斥梁襄王“不似人君”；敢于直言不讳地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十足地表现了孟子的刚正不阿。孟子人格中的阳刚之美就是这样的毫不掩饰，咄咄逼人，又是这样地催人奋进，勇往直前。
综上所述，孟子所倡导高扬的阳刚之美，集揽了人类的精神美、人格美、气质美、人伦美、文辞美，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灵魂的集中体现。正是有了浩然正气的鼓荡，有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牺牲精神，中华民族才迸发出了同仇敌忾、抵御外侮的巨大精神力量与民族凝聚力。正是由于高尚人性的召唤和阳刚之美的哺育，中国历史上才涌现了文天祥、史可法、戊戌六君子、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祥谦、李大钊、赵士炎、陈延年、杨阍公、李硕勋、张露萍、黄继光、邱少云、雷锋（均为《正气歌》一书所列）等数以万计的仁人英烈、爱国志士；才有了陶渊明之类不阿权贵，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之士。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洁的人。”（《鲁迅全集》第六卷）这些仁人英烈、英雄壮士保存了三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正气，使中华民族历经无数挫折却从未被任何强大势力所征服，使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光辉永远闪灼于世界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