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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市场经济在我国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肯定和充分的发展，理论界主要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区分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两种含义。从1993年至1996年，文艺界又兴起了“人文精神”的争论，呼吁塑造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的人文精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就给我们深入研究人道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人学，大力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提出了新课题和新要求。本文拟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探讨历史上的人道主义作为人道思想和人道原则、市民社会意识形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三层含义，分析人道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阐述人道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市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所具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西方历史上人道主义的三层含义
虽然“人道主义”（德文Humanismus）概念产生于19世纪初，但国内外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人道主义是一种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才正式出现的社会思潮，并成为“现代文化的一个构成因素”（注：美国《哲学百科全书》1972年版，第4卷，第69-72页。）。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笔者认为，人道主义这种首先由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现代社会思潮，反映了三种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由此构成了它的三层含义。
1.作为人道思想和人道原则的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研究人性、人的本质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提倡关心人、尊重人，高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人道关系和人道理想。从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探讨人不同于虚幻的神和其他自然物的本质，主张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道反对神道，把人们从宗教神学的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霍尔巴赫明确地说：“社会道德中的第一个道德是人道，人道是一切其他道德的总体。就人道的最广义说，它就是给我们同类的人的心灵以正义的那种感情。它建立在一种有教养的感觉能力中，使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同类作出一切我们力所能及的善事。”（注：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42页。）康德也认为，人有理性，以自己本身为目的，“自律是人以及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尊严的根据。”（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47—50页。）现代人本主义思潮也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人的本质和生存境遇，批判现代工业、科技和管理体制对人的意志、生命、爱欲等的压抑，主张消除现代人的异化或物化。在萨特看来，人与物是不同的，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人除了自我塑造之外，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只有存在主义才“配得上人类的尊严，它是唯一不使人成为物的理论。”（注：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0、21页。）
2.作为市民社会意识形式的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论证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提倡自由、平等、人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市民社会的普遍发展要求和一般运行机制，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摇旗呐喊的现代意识形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以人是“自然界的主人和占有者”的名义，反对一切超自然的势力，“夺取人对自然的统治权，建立‘人的王国’”。（注：索柯洛夫：《文艺复兴时期哲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页。）人道主义还表达了新兴市民阶级冲破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秩序的束缚，建立自由流动、平等竞争的市民社会的实际要求。卢梭认为，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没有交换，任何社会都不能存在；没有共同的尺度，任何交换都不能进行；没有平等，就不能使用共同的尺度。所以，整个社会的第一个法则就是：在人和人或物和物之间要有某种协定的平等。”（注：卢梭：《爱弥儿》，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52页。）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也明确规定：“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注：董云虎等编：《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页。）
3.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
西方历史上的人道主义不仅是一种研究人的学说，而且是一种从抽象的人和人性出发，通过人性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与利己主义伦理学来表达资产阶级的权利要求的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它往往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来考察人，把人性归结为某种生理的本能或精神的东西，并把这种“抽象的人性”看作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它甚至将人的“意志”、“生命”、“存在”、“爱欲”等特征本体化，作为世界的本质，建立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的世界观。西方人道主义还以“社会契约”论对抗“君权神授”论，以天赋人权反对封建特权，把资产阶级的权利要求说成是与生俱来的、凡人皆有的自然权利，给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统治，披上一套神圣、合理的外衣。西方人道主义还把私有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私人利益和私人关系，作为“当然前提”和“自然基础”，把利己主义说成是人的“自然本性”或一般的“人性”，倡导“个人主义原则”，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辩护。费尔巴哈认为，追求感觉欲望的满足或快乐是人的天性，“永远也不能完全从人身上除去所有的和一切的利已主义”。（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79页。）
西方人道主义上述三层含义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就表现形式而言，人道主义是普遍的、抽象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所共有的普遍利益和发展要求；就阶级实质来说，人道主义是特殊的、狭隘的，主要表达了资产阶级的特权私利和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存在方式和发展动因。我们既不能以人道主义的阶级实质来否定其普遍形式，忽视其人道思想、人道原则和市民社会的意识形式对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也不能以人道主义的普遍形式来抹煞其阶级实质，将其视为超乎一切时代，超乎一切阶级的“至高信仰”。
二、西方人道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关系
人道主义从萌芽和诞生的时候起，就和市场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14世纪以后，新兴市民阶级正是依靠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使抽象的人性、人权、主体、平等、自由等人道主义思想逐渐兴盛起来，并最终成为国民牢固的成见。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的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7页。）人道主义思想家虽然没有认识到“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观念植根于商品经济关系之中，但他们提出的这些理论和观念，在客观上却表达了新兴市民阶级冲破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秩序的束缚，建立自由流动、平等竞争的现代市民社会的实际要求。
人道主义为什么能成为市民社会的意识形式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作过精辟的分析。他们指出：“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资产阶级也不例外。他们为了调动和团结广大工人、农民推翻封建统治，就打出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赋予资产阶级的权利要求以凡人皆有的普遍形式和公平合理的外观；而且反对封建主义也确实有利于广大劳动人民摆脱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制度的束缚，争取法律上的自由、平等权利。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虽然有利益冲突和政治斗争，但他们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作为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来说，是有平等权利的。
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从14—19世纪的数百年间，人道主义批判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传统人格和社会制度，宣扬适应市民社会发展需要的思想观念、主体性人格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实现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恩格斯明确指出：“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0页。）人道主义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对现代人格的塑造、对市民社会理想目标的设立，为把新兴市民阶级（包括资产者、工人和农民）从封建的专制统治、人身依附、等级秩序和宗教桎梏中解放出来，发展市场经济起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人文精神”
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文艺界兴起了一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在南方以《上海文学》为主，在北方则以《读书》为主，全国多家报刊如《光明日报》、《文汇报》、《东方》、《十月》等相继以此为主题，发表文章，参与讨论。据不完全统计，仅1994-1995年间，各类报刊发表的有关“人文精神”的文章就多逾100篇，其他媒体也有一定的介入。1995年底上海《新民晚报》列举当年文坛十大热点，关于人文精神之争排在首位。港台和海外一些华文报刊对此也很关注，纷纷登载专文进行评述或报道。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更以“文学与‘人文精神’讨论专辑”为题，汇集了一期报刊复印资料。该专辑在《编者的话》中说：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文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学与精神文明、文学与道德重建、文学与理想、文学与人文精神等问题一直为作家、理论批评家以及广大读者所关注，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的价值标准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各种的探讨，作出的判断，获得的结论，颇见歧义。这是一场在文学界自发形成的学术讨论，关系到文学和文学家在世纪之交、在历史转折中的文化定位问题，人格建设问题，使命感和责任感问题，等等，因而意义重大。这场讨论涉及的问题比较多，其中主要有：
一是关于当今中国社会和文艺界是否存在“人文精神”的失落或危机？有的人认为，“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注：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载《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与此相反，有的人认为，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标定了一种幻想的神圣天国；它不是与人们共同探讨今天，而是充满了斥责和教训的贵族式的优越感；它恐惧目前文化的复杂与多元，而以专横的霸权姿态确立自己的话语权威（注：张颐武：《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载《作家报》1995年5月6日。）。
二是关于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市场经济是导致人文精神的丧失，还是促进人文精神的生长？大多数论者都承认商业化对人与文学的侵蚀，认为对世俗的迎合使文学艺术迅速地小市民化，变得庸俗、浅薄，缺乏“匡正时谬，重铸民魂”等“致命的东西”。但另一些人则认为，人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质环境去空谈理想、崇高等“精神内容”，市场经济更承认人的作用、人的主动性。
三是关于当今中国需要提倡什么样的“人文精神”？有的人认为，人文精神泛指精神文化或精神文明，应用这种精神文明来抵制物欲横流的倾向；有的人给人文精神赋予“人道主义”的内涵，主张尊重人、关心人；有的人将市场经济中产生出来的东西肯定为“新的人文精神”，强调理想、信念要与现实生活相协调，以免出现宗教式的狂热偏执。
这场讨论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给人文领域带来的冲击和震荡在文艺界所引起的反映，它不仅使人们对市场经济给精神生活产生的正负效应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而且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弘扬新的“人文精神”，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道主义的双重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同一种“普照的光”，逐步冲击着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的体制结构和思想意识。历史上人道主义所包含的人道思想和人道原则以及市民社会的意识形式，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理想相结合，所形成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逐步溶入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着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支持。
1.大力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有助于我们冲破封闭守旧、安土重迁、蒙昧迷信、重义轻利、依附盲从等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开放创新、自由流动、崇尚理性、注重效益、公平竞争等现代思想意识
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谁都不能用暴力去占有他人的财产，因而买卖成交，完全是买卖双方自由意志的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其精神文化的实质来讲，是要把人们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争取各自的经济利益、主体地位和各种自由平等权利。社会主义的主体意识、自由平等观念、人权思想不仅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其实现的基础，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受到人们的尊重。无需讳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人们的思想观念没有完成根本变革的条件下启动的，这也迫切要求我们大力宣扬人的主体性、自由平等和人权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一系列现代思想观念的生长发育。
2.大力提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能够抵制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功利原则；二是竞争原则。前者驱动人们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后者促使人们激烈竞争，优胜劣汰。这就要求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不仅要追求正当的物质利益，而且要树立社会主义的人道精神，平等友好地对待竞争对手和消费者，不能不择手段地搞垮竞争对手，坑害消费者。应该看到，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企业只追求利润，用种种不道德的乃至违法犯罪的手段牟取暴利；有些人把市场经济所遵循的等价交换原则，移进政治和道德生活，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不惜出卖自己的良心乃至国家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认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与全面发展。那些仅仅能给某个人或局部人带来效益和财富，却坑害了他人和集体的行为；那些仅仅把工人当作劳动力，当作榨取剩余价值，大发横财的工具，而不顾工人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做法；那些虽能带来局部的、短暂的经济效益和财富的增长，却污染了自然环境，破坏了生态平衡，危及人类生存条件的做法都是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背道而驰的。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确定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时，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3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又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注：《人民日报》2004年4月5日。）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尊重人权、造福人民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只有大力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竞争和协作、效率和公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辩证关系，把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创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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