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中的本土妇女学——中国的经验：一个未完成的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未完成论文,本土论文,视野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13(2001)05-0142-10
一、从妇女研究到妇女—社会性别学：中国妇女学的兴起与历程
（一）中国妇女学兴起的背景
1.妇女学的兴起、全球化、区域化本土化趋势与最新发展。
(1)欧美的经验和亚洲的声音。
妇女学起源于西方，特别是以美国为发端的新女权运动和各种左派运动直接催生了高等学校的妇女学的兴起；当然，妇女学也受到自60-70年代蜂起的新学术思潮的影响；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政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向世界各地蔓延推进。
妇女学的兴起是由学界发起的，在新女权运动的推动下，女学者开始思考从学术领域和知识改造入手，解构、分析男权中心的知识体系如何建构，如何传承性别不平等和其他的等级表现；在批判、解构的过程中创立自己的新学术。而这些都需要通过学校的场所和教育的手段来完成。
妇女学的全球趋势越来越成为引人注目的景观，由欧、美、大洋洲，直至第三世界国家，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以美国为例，由一组数字可以说明其发展的规模和进程：全美有250多个妇女或社会性别的研究所，开展学术方面和影响决策方面的研究；700多所大学建立有妇女学系和妇女学中心，每年开设3万多门课程（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的妇女学中心相当于有系的功能，主要是开设各级课程；另有妇女研究中心是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服务的）；有6所高校授予跨学科妇女学博士学位，培养妇女学高级专门人才；至于分布在各学科中以妇女和社会性别为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更多，截止1995年，各学科中以妇女与社会性别专题论文获博士学位的达10278人。[1](P359)欧洲的进展以欧共体为例，妇女学已经进入主流，1995年在150所大学开设600门妇女学课程，9个国家授予妇女学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0个国家授予硕士学位[2](P250-262)。
在亚洲地区，妇女研究与妇女学发展很快。韩国、日本妇女学起步较早，韩国从1975年开课，现在已有了妇女学博士课程和学位。日本从经过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大规模的女权主义理论介绍，于90年代开始了社会性别研究和本土化的研究。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亚洲国家也先后于80年代开展妇女研究并逐步向教育主流进入，如菲律宾于1989年成立了全国大学妇女学组织，只有8家大学成员，而到2000年，发展到有60所大学参与。在中国的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不约而同地在80年代中期开始了妇女研究，其中台湾的进程较快，已经将两性平等的公共课程纳入官方教育规划。最近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亚洲妇女学中心率先倡导“亚洲妇女学”概念，并联合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区域妇女学创建的实践，成为区域妇女学发展的新景观。[3]
妇女学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趋势是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密切相关的，资本的、信息的、人口的全球流动使得各种文化、理论、学术具有共享的性质，文化的沟通理解变得越来越重要；与全球化的趋势相伴随的是区域化、本土化逐渐纳入妇女学的议程，越来越多的妇女学者认识到，初创时期的引进是必要的，也只有在把握全球趋势与基本学术理念前提下对本土的语境、经验有明澈的理解，经过语境化、本土化的过程，产生的知识甚至体制才能真正在本土生根，为本国所用，也才能与世界交流分享并丰富人类的知识经验。[4](P106-111)
在亚洲，在中国，确实有着与西方许多引发妇女学的不同语境与运作的不同策略，如亚洲的父权制具有深厚的传统且大多经历过殖民或半殖民的历史，也多有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历程，期间妇女的处境与生活经历与西方有着较大的差异性，但以女性主义学理指导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发展到今日，确实具有向包括父权制等级在内的一切不平等的等级关系和歧视现象——种族的、阶级的、民族的、族裔的、性别的、性向的、年龄的……进行质疑、挑战的能力和作用，也同时能够站在一个批判的立场发出弱势群体的声音；作为一种新的学术领域，女性主义学术的知识论认识论对以往传统学术的科学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也造成冲击和挑战。再看中国与亚洲邻国如东亚的韩国、日本，南亚的一些国家虽然都有儒家文化的传统，但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和社会性别制度、习俗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别，如我国的男女平等立法和宣布“男女平等成为基本国策”是其他亚洲国家不具备的。
(2)理论、方法的变化：从“妇女学”到“社会性别学”。
70年代初期西方妇女学开始兴起，在美国急风暴雨式的妇女运动退潮后，运动的积极分子回到大学开始理论的探索与学术的清理，发现传统学科中遗漏和歪曲了妇女，开始“找回女人”的研究即关于妇女的研究，并开始在学校开设有关课程，理论上表现为激进的、自由的女权主义，“父权制”理论是最重要的分析武器。
80年代，由于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的发明、发展与广泛传播，向各个学科领域渗透，产生了除妇女学跨学科课程以外，还有多学科领域中社会性别敏感和视角广泛地渗透于各类各级课程。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新的观察分析的视角、工具，它的最重要的特点与贡献在于，不但将妇女和性别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建构，而且也不再孤立看妇女，而是把妇女和性别关系看作是社会权力关系的运作表现与结果，这种关系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结构关系密切相关互动形成，的等级是需要改变而且是能够改变的。妇女学实际上成为对妇女和社会性别同样关注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的重要增长点，这些知识和思想，事实上在30年来不断影响人们和社会，推动世界妇女运动，联合国从70年代中期连续召开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就是很有力的证明。
90年代的新发展，在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中，不再把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唯一的分析维度，而是将种族、阶级、性别、族裔、性倾向等多重身份差异的视角引入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表现为学术上的开放与多元，对以往西方白人中产阶级中心的女性主义学术提出挑战，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妇女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女性主义学术的全球化更以区域本土的多元化模式向前推进。
2.中国语境及与外界互动下的妇女研究。
中国妇女学发生与成长的经验可以成为国际女权主义理论实践与本土的互动关系的一个案例。中国本土的近代以来女权思想是在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的语境下萌发的，也是受外界特别是欧洲、日本的影响，以改良社会求民族振兴为目的，而“解放妇女”是一种手段。其后的一系列革命、改良的社会运动总是与妇女解放纠缠在一起的，而仅有的短暂的独立的女权思想随着民族危机的到来被收编到党派的政纲和行动中去了，自此就再也没有过独立的妇女运动（包括女权主义思想启蒙运动）。对妇女的研究同样是出于社会改革追求现代性的一种努力，或出于改造社会从制度上探讨（如婚姻史、娼妓史、妇女法律史等），或呼唤妇女解放（如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等），或张扬妇女的能力与贡献（文学史和杰出人物）。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成功的时候，融入并参与革命的妇女也得到了在法律上与男人平等的承诺，无论是宪法，还是婚姻法，都规定了妇女在社会和家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男子同等的权利，但这种未曾经过深层文化思想反思仅靠立法保护的平等，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尚能从表层得以维持，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新一轮的现代化浪潮，使这种仅仅建立在自上而下的立法基础上平等大厦动摇了，社会转型经济改革使计划体制下受保护的妇女受到了冲击——她们的受伤害不但来自于家庭中地位上升的丈夫的抛弃（“秦香莲”上告团），也受到社会上以女人为性对象的诸如暴力、买卖行为的伤害。于是恢复不久的全国妇联组织于1984年提出“妇女维权”；紧接着是国营企业优化组合出现女工下岗，甚至农村也出现妇女回家，于是妇联和社会上一些人士除了继续呼吁“男女平等”的同时，也倡导“提高妇女素质”以达到“四自”（注：“四自”：妇联对这一口号的界定1983年（第五次妇代会）为：自尊、自爱、自重、自强；1988年（第五次妇代会）改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在这样的语境下引发了婚姻家庭和妇女研究，最初的研究活动是在妇联的呼吁、倡导、组织下进行的。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控制的松动与生活方式的多元，使得更多的城市男女对革命时期形式主义的“男女平等”表示逆反与厌倦，而在没有对性别范畴进行新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前提下，对旧的现成模式的回归就成为必然，对“男人样（味）”和“女人样（味）”的追求推动了“做女人”和建构“女人味”的浪潮，在商业化的配合下“女人味”建构无所不在，畅通无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只是关注涌现的妇女社会问题如下岗、维权，而对女性味的重构基本处于失语和束手无策的状态，这与妇女学发展的严重滞后，缺乏审思的理论敏感互为因果。
由上可见，80年代中期起步的妇女研究完全是改革开放应运而生，因为面对的是妇女社会问题，最初发动研究的是妇联组织，而作为人文社科学界对妇女问题的回应只是保持了与妇联组织的行动一致性，而对社会上传统妇女观的回归——“女性气质”的建构（这种建构是以寻找“男子汉”的知识女性精英的女性气质的想象为陪衬甚至相辅相成的）缺乏足够的警惕性与应对能力，学界的关注点也同样停留在解决现实问题上，而将文化批判和知识生产传播置于极其次要的位置。即使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学术思想界的反思运动和引进浪潮中，妇女学者也没有抓住这次机遇，去自觉引入并发展颇具规模的旨在知识批判重建的妇女学；当时除了将女权运动第二波的早期著作《第二性》、《女性的奥秘》译介外，对国外兴起的妇女学深层信息知之译介甚少，而个别了解外部一些信息的人，却误入了当时一股建“学”热和建构体系的迷恋中，在没有任何研究基础的前提下，80年代中期就出版了若干本“妇女学概论”，建构出若干套“妇女学体系”。[5](P62-119)在当时，最具有实质性的学科创建意识的要属《妇女研究丛书》的策划者与作者，丛书主编李小江在序言中写道：“妇女研究……可以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妇女学，以女性为对象进行专门研究，填补传统人文学科的空白；又可以作为一种方法，从有性的人的角度去审视人的全部存在：历史的和现实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它将运用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以人类系统科学为背景，在对女性和性抽象的基础上进行各分支领域的专门的研究，从而深化我们对于人——特别是中国的女人和男人——的理解和认识。”这是80年代后期国内学界对妇女学学科性认识的代表。这套丛书侧重对人类知识的反思，然而，该丛书以知识填补见长批判力度不足；除了个别学者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于研究新意频出外，多数作者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与世隔绝，学术交流几乎不可能，所用的理论和方法仍然因袭了传统学科，故梳理之功多于创新之见。
90年代初期只是个别学者以参加学术会议的方式有了一些交流，（注：1992年2月在哈佛大学举办的“赋中国以社会性别”国际研讨会，国内大学内的学者有4人参加，其他是社会科学院和出版系统。）初步了解一些妇女学学术动态，而以此为契机，中国的学者开始与海外留学的妇女学者联手引介的“接轨”活动，1993年在天津举办的关于妇女发展的研讨班首次引入“社会性别”这样重要的概念。最重要的契机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与世界接轨成为一个响亮的声音，尽管是一个政治性的活动，但给中国妇女学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1、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的成立，由原来的4家扩展到22家，其中一些中心成为开设妇女课程的依托；2、大量新的女性主义理论概念（如社会性别、发展理论等）与分析范畴（如发展、健康、暴力、流动、传媒和大众文化等）的引入，极大改变了以往简单的“地位”、“素质”论说方式和话语系统，在视角、理论、概念等方面有了新意，大大丰富改善了观察分析的工具。但是世妇会政治中心的特点导致将妇女研究引向国家中心的话语系统，频繁的筹备活动非但没有促进妇女学在高校的实质性的发展，反倒在客观上干扰了扎实的研究和课程建设。同时，国际发展机构和民间基金会也在中国有很多的项目投入，但皆以具体的妇女问题解决为宗旨，妇女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扶持，反而因资助导向而弱化，一时形成千军万马搞发展，千军万马搞健康的趋势，妇女学学科与课程建设却止步不前。在世妇会召开期间和闭幕后的几年，高校妇女研究中心增长减缓，课程建设停滞徘徊，足以证明世妇会在中国的召开并没有直接推动中国妇女学的建设。然而，政治主导的世妇会也有对妇女学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全国妇联在世妇会期间和会后倡导“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无疑为妇女学在高校的成长和进一步纳入教育决策主流制造了舆论，与世妇会期间及前后大量新概念范畴的引入，共同为后来的妇女学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在组织上，世妇会以后，妇联与高校妇女研究中心有了更为密切的合作，特别是2000年成立的“妇女研究会”，就是妇联为主导的妇女研究与学科建设力量的一个整合，在此前后，妇联的高层领导多次到高校调研，呼吁高校重视妇女研究与教育，起了有力的激励推动作用。
（二）妇女学：在中国大陆的历程与艰难成长。
1.妇女研究与妇女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从称谓差异看历史进程。
(1)80年代：将妇女作为问题的妇女研究。
在中国，望文生义有时要出偏差，妇女学就是一例。从80年代初，Women's Studies这个泊来词就被翻译引进了，有时被翻译成“妇女学”（1982《国外社会科学》，介绍的是白井厚的文章《争取女权运动的历史和妇女学》）和“妇女研究”（1983，朱虹《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序》）。1984年—1986年，妇联和社会呼吁建立中国的妇女学一度很活跃，紧接着就出版了好几本“妇女学”概论的书；但反对使用妇女学这一西方概念的也不乏其人。无论翻译者，提倡者，反对者，当时都没有认真理解原创性的特定内涵，对其中的理念、内容、任务、目标更不十分明确，常常将“妇女学”与“妇女研究”、“妇女问题研究”、“妇女理论问题研究”交互使用。于是导致命名和使用概念非常有趣的现象：——“妇女学”多使用于妇联系统，而高校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成立研究机构时多称“妇女研究”或“妇女问题研究”——名殊实一，对现实妇女问题的关怀是一以贯之的，而暗含的理论假设是妇女是“问题”(problem)群众——从以往的需要“救星”、“解放”到现在的“维权”（WEIQUAN，维护妇女权益）、“提素”（TISU，提高妇女素质），从“流动”（妇女流动如“打工妹”现象）到“下岗”（企业人员优化组合女工提前下岗回家）——不是妇女自身原本存在问题，就是妇女不适应变革，发生了新问题，需要帮助她们解决。
(2)世妇会前后：国际接轨和妇女作为议题的研究。
世妇会在中国召开的前后，引入的新概念范畴将妇女问题研究上升为一种议题(issue)的讨论、研究干预，将妇女置于一种社会结构中关照并启发妇女的能动来改变，妇联的口号“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是向主流政治楔入，而具体运作表现为一系列的发展项目、生育健康、反家庭暴力等，但仍与妇女作为主体身份来对社会性别结构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结构提出问题(question)进行知识文化的反思建构的妇女学有很大的差别。玛丽莲·鲍克塞在《当妇女提问》一书的扉页引用的一句话颇发人深思：“我们（妇女）不是有问题的人群，我们是提出问题的人。”这就概括了具有对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提出质疑和挑战的、以妇女为主体的妇女学不同于妇女问题研究之所在。当然，越来越多的项目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和性别分析，将妇女视为参与的主体；但不足之处是，分散的没有学科背景的“项目中心”缺乏持续性和易流于就事论事。
(3)妇女提问：从妇女学到妇女与社会性别学。
80年代中期开始的学界的妇女学建设曾一度辉煌（见下述），但很快被接连不断涌现的妇女问题和妇女发展项目所淹没；一直到90年代末，国内才开始了有组织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学科建设。名称的变化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是特定时期各种力量运作的结果，如80年代的“妇女学”和“妇女研究”，基本是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经济改革引发妇女问题，从而被妇联和社会人士所关注；而90年代末由高等院校发起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则标志着理论与方法的变化与突破。
这里，需要辨析两组称谓——妇女学与妇女研究，妇女学与社会性别学。前者是在中国语境下由翻译而造成的分别，在被引入时是一个词，英文是women's studies，本来是指在高校进行的学科和课程建设，而传入中国适逢妇女问题蜂起，所以就取了“研究”的意义而淡化了“学科”的成分，有学者用women's research来表示主要对现实的妇女状况、问题的调查解决，咨询服务，改善妇女处境，为决策提供依据的关注，这属于“妇女研究”(women's research)的范畴；而将在高校进行的以学科建设、课程开设、教材教学等手段过程培养各级学位学生为主攻的知识反思、生产、传递的活动称做妇女学(Women's Studies)。[6](P82)显然二者关系既密不可分，又应有必要的定位、分野，更应该互相支持、密切合作，二者“二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
至于“妇女学”与“妇女与社会性别学(Women & Gender Studies)的关系，只是发展阶段和认识上的深化，妇女学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不能就妇女论妇女，而是要看到性别的关系及其与其他关系的联系。提出“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命名也是吸取了国外妇女学发展的经验——一方面关注妇女而不拘泥于一个性别，将男女置于社会性别关系与其他系统的关联中去考察；另一方面在关注社会性别议题时不至于将妇女淹没，而是要看到围绕着性别议题形成的各种权力关系；还要顾及到用社会性别作为基本观察视角和分析范畴时，不致忽视其他分析范畴如阶级、阶层、民族、地域、年龄、教育等因素。
顺便提及需要略加辨析的是，目前在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只是诸多的将妇女作为关注点进行研究与学科化提法中的一种，“妇女学”、“女性学”、“妇女研究”、“性别研究”各种称谓并存，在每一种命名的背后，尽管有着不同的理念与学术传统背景，但尽可以更多注重内容的差异而忽略名称，毕竟是初创时期，理论、概念与命名的歧出甚至混乱是难以避免的。
2.妇女学十几年停滞不前的原因。
当我们以一种自觉建立妇女学为使命的反思精神来审视妇女学走过的道路，为中国的妇女学停滞不前寻找内因的时候，就会看到：
首先是理论上的局限。中国的妇女学自从80年代中期产生以来，外部一直没有摆脱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中心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虽然在为妇女争取社会地位方面做出贡献，但在妇女和性别的知识体系上存在盲点，该理论将“妇女”置于主流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视野，而在深层结构方面如两性的权力关系方面事实上将妇女边缘化、问题化。在分析工具上，压迫－解放模式下的“地位中心论”易将研究者引向狭窄的理论天地。新时期妇女研究更多沿袭了以往的传统理论方法和“问题”中心，高校的妇女研究者因所受的理论方法训练是单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等，与外界长期隔绝，接受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有限的分析工具是相当便捷的；即使了解外部理论进展的学者，在学术层面缺少对传统西方学术标榜的“科学主义”、“价值中立”的警觉，而将追求“科学”、“客观”作为妇女学研究的学术目标，缺乏对知识建构的批判意识和批判工具。在思维方式上受二元思维模式局限，常常将中／西、马妇观／女性主义等绝对化并加以对立，甚至将反后殖民与民族主义情结夹杂在一起，作茧自缚地一度拒绝接受外部的理论、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向外汲取有益的理论营养以丰富我国妇女学的理论武库。
其次是研究教学主体队伍的游移与脆弱。由于妇女与妇女学长期的双重边缘地位，高校中从事妇女学的学者本来就微乎其微；由于势单力薄，缺少资源信息，80年代很少有高校中的妇女学术组织机构，要想取得被承认的合法地位，走与妇联组织合作开展妇女现实问题调查研究成为最好的选择，这就难于奉行坚守人文知识分子独立不倚的立场和文化批判的精神，对知识建构和传播的热情自然让位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怀。90年代以来，高校妇女研究中心随着迎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逐渐建立，但数量少而且定位暧昧不明，缺少机制化运作，妇女学发展缺乏组织依托和保障，高校绝大多数妇女研究中心处于“四无”状态（无编制、经费、活动场所与设施），能够拉到项目取得外资支助的只是寥寥数家，开设课程的中心更是屈指可数，且课程内容也很零星随意，研究的深度广度不够，对教学方法更少探索，直到1998，学位课程尚呈空白状态。
另外，自觉营造妇女学场所的主动性欠缺。资源匮乏，学术边缘化，行政上缺乏支持，学术资源信息闭塞，这些都困扰着妇女学在高校的推进，但从妇女学者的主观能动性来看，缺乏主动进击的精神显示出与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极强的能动性的差别。常常等待上级部门的表态与支持，等待有地位的学校领头，等待别人的成果出来自己使用，甚至高校妇女研究中心期望妇联系统为自己编写教材……其实，在目前日益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妇女学的发展空间日益扩大，一个中心或一个课题、一门课程、一个课堂就是妇女学生长和拓展的场所，只有进入了场景和场地，播下了种子，才能发芽、开花、结果，种子绵绵不绝。这对改变性别不平等、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将起不可估量的作用。
3.世纪之交妇女学发展的新转机：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经费匮乏是制约妇女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在过去及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妇女学希图从国内得到经济上的支持是困难的。过去的几年，除了为筹备世妇会而资助少数妇女研究中心之外，多数妇女研究中心没有学术性研究经费；国外发展机构和私人基金会在中国的投入是与发展相关的项目，但也有例外，如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的“高等教育与女性参与项目（中加合作项目）”的实施，其中有一项子课题鼓励研究和编写妇女教育的教材，在项目进行过程中集结和训练了妇女学研究队伍，鼓励中加学者交流，举办研讨班，引进国外女性主义学术和教育的理论和方法，产出了一批学术和教育成果(1996-2000)。（注：已经出版的妇女与教育成果有《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郑新蓉、杜芳琴主编，2000年）；《中国女大学生发展与教育》（王淑兰、强海燕等主编，2000）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区域性的亚洲妇女学合作课题对中国妇女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尤其以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建设亚洲的妇女学”课题，联合8个国家和地区大学妇女学中心的妇女学者开展各自本土的妇女学教材编写，举办当地的妇女学研讨活动，对中国的妇女学教材与课程建设起到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1998-2000)。（注：海外中华妇女学会与国内的合作有：1993年、1997年、1998年分别与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江苏社科院妇女研究中心、四川省妇联合作举办第一、二、三届“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2000-2001与四川、云南、贵州等研究机构合作开展社会性别、民族妇女发展的课题并于2001在贵阳召开“社会性别、民族与社区发展研讨会”。）
海外留学生和华人学者在推动中国本土的妇女学方面的作用非常重要，从1993年到今天，从发展研究到学科建设，进行了不间断地与国内学者和机构的合作，为妇女学建设和福特基金会在中国开始规模性的资助创造了条件。（注：包括出版研究系列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系列四种（《性别与中国》、《平等与发展》、《主流与边缘》和《批判与重建》），述评有鲍晓兰主编的《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译集有李银河等主编的《妇女：漫长的革命》王政等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和马元曦等主编的《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等。）
妇女学的独立课题立项从2000年开始，一系列的发展中国的妇女学课题开始启动，其中包括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联合国内同行主持的“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持的“对现行中小学和幼儿教材的性别分析”课题，还有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主持的“女性与性别教育：以校区为基础”课题，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中心等中外交流引介的翻译项目等。
往日积累的妇女研究成果成为今天妇女学建设的资源，包括80年代出版的“妇女研究丛书”和三联书店连续推出的专辑和译作。[7]一部分研究者特别是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的骨干成员也将成为推动妇女学建设的基干力量，有关妇女的课程在大学有了新进展。世妇会以后，在妇女学者和妇女研究中心的推动下，北京大学在社会学系建立第一个妇女学方向的硕士点(1998)，接着又有数所大学有了这样的硕士点。在传统学科中加上性别议题的课程和学位教育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在社会学学科方向下的妇女学硕士点有5个，在史学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有2家，文学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的1家，硕士生7-8家，至于将妇女和社会性别作为学位论文题目的越来越多。这些，都标志着世纪之交妇女学在中国发展的新转机。
二、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目标、任务、面临挑战及其运作
妇女学已经成为全球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大约在30年以前，美国的《新闻周刊》杂志称妇女学将是“高等教育中最热门的新创意之一”。当今，推动妇女与社会性别学成为全球化的一种趋势。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需要全球的视野、区域的比较和本土的行动。在全球化趋势下知识信息流动如此之快，任何国家的妇女学的建设都不可能是孤立起来闭门造车，借鉴、交流，比较、鉴别，吸取、创新，分享、互动是势之必然。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理论、方法都是特定的本土的产物，必须知己知彼，才能量其短长，明我所需，为我所用。在国外妇女学发展已有30多年的历史、国内也有15年的历程的今天，我们完全可能做到广泛地有目的有选择借鉴的高起点——包括理论、方法和机制各个方面；不仅借鉴西方，世界各地的经验特别是亚洲地区、第三世界的妇女学经验更值得我们注意学习吸取。在拿来借鉴的同时，必然是本土化的过程，不然就没有生命力，不能在本国扎根；在本土研究和学科课程创建的实践过程中，同时也是创造我们自己的经验贡献于全球妇女进步和学术进步的过程。
（一）目标和任务。
如前所说，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是吸取了国外的经验——一方面关注妇女又不执泥于一个性别，而将妇女置于两性的社会性别关系的框架并和其他系统的相关中去考察；另一方面在关注社会性别的议题时不至于将妇女淹没。更重要的是，在以社会性别作为基本的分析范畴和考察视角时，强调不忽视其他分析的范畴，如阶级（阶层）、民族、地域、年龄、教育等因素。注重差异和多元是当今时代的特征，问题不是要否关注差异和多元，而是将这种关注如何看到、解释、解决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的差异和多元状况，比如中国国内既没有美国那样的种族差异和矛盾，也没有加拿大式的移民多元文化，而城乡、地域及千万年由于民族交往关系而形成的民族差异与融通才是中国妇女学需要作出解释的。知识的再创还要通过教育的环节来传承。因此，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为自己设定如下目标与任务，它具有全球妇女学的共同性，也具有自己鲜明的本土特色，而共性是通过对本土知识的创造和传承来体现的：
1.目标。
(1)妇女学重新审视人类以往创造的知识，包括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真理这些根本性问题从妇女和社会性别以及多元文化等视角的重新检验与论证，这是一场关于知识论、认识论和思维模式的革命。妇女学不仅仅停留在关于妇女的具体问题如就业机会、家庭暴力、婚姻恋爱等现象的论说，而是要把妇女以及性别的存在作为一个新的（以往缺失或被歪曲）知识领域，在学科（跨学科和多学科）的背景下，对以往习以为常的知识领域进行清理、质疑、批判、解构甚至颠覆，改造以往男性中心的知识体系，建立起包容男女两性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有新的观察、认知的视角和思维模式，克服过去形成的二元对立的、绝对主义的、本质主义的认知思维模式，养成多元的、多样的、理解的、合作的、流动的、散发的新的认知思维模式，改变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和把知识仅仅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甚至是凌驾于人的贵族态度，关注多数人的命运特别是那些处于不利状态的人群，注重人类的终极关怀。
(2)妇女学在伦理和价值上倡导一种平等、合作、和谐的精神。在对人的塑造方面崇尚马丁定义的“三个Cs——关心(care)、关系(concern)、联系(connection)”的统一。[8]不但主张消灭性别歧视，而且旨在反对一切人类社会的歧视和不平等，建立和谐相处的公平的社会；不但主张将这种理念用于对知识的求索和人才的培养方面，更要将这些理念原则变为具体的人生准则，用于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为提高妇女和两性的生活质量提供理论性的指导和具体的服务。对于中国已经将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妇女学的目标是与主流政治和意识形态完全一致的，妇女学只是在学术和教育的层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2.任务。
为达到以上目标，妇女学的任务是：
(1)在对本土研究的基础上，编写跨学科和多学科的妇女学教材，在大学开设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各类课程，进行各级学位教育，建立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训基地，培养具有社会性别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的新人，包括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专业人和的培养。
(2)在自下而上进行扎实的学科建设奠基工作的同时，也要进行自上而下的影响教育决策部门的工作，使中国的妇女学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和世界的潮流，能够尽快纳入教育主流。
(3)进行妇女学推进的基层机制化建设的探索，将妇女学中心变成妇女研究和妇女学课程开设的基地，探索妇女学中心和妇女学课程开设与相关系科的关系，创建适合中国的模式。
(4)与政府和非政府的妇女组织，妇女活动家，基层草根妇女建立密切的联系，保持妇女学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和源头活水，并将对妇女和社会性别探索的研究、教育成果应用于改善妇女生活质量的实际需要中。
（二）面临挑战与困难。
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妇女学学者艰苦创业30年，妇女学发展到今天，具有这样大的影响力，但西方女性主义学者依然面临着挑战与困惑——男性中心社会和学术界的压迫，理论上无休止的论战与探索，研究和教学的机制化，教学方法的探索……事实上国外妇女学正是不断在挑战和突破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我们这个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妇女学发展在推进上步履艰难，20年来进展甚微，同样与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有关，也与妇女学的倡导推动者对困难缺乏明晰的认识、足够的理论和学术准备以致应对上的无力分不开。
1.理论上的挑战。
中国妇女学建设的理论可供利用的理论资源，在目前呈多元选择的趋势。不错，在主导的意识形态方面，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下的中国妇女运动作为革命胜利的一个组成部分，确实给中国妇女带来了政治上的翻身解放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在学术建树和妇女学学科建设上，怎样继续将历史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运用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在80年代，先行的妇女学学者已经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将妇女置于“人类科学的大背景”，从大一统的“人”中剥离出来；（注：见一系列的读书研讨班实录专辑——《赋历史研究以社会性别》、《引入社会性别：历史研究新趋势》、《赋知识以社会性别》、《赋社会以社会性别》、《赋教育学以社会性别》等。）那么到了今天，妇女学进入大学和学科建设的视野，如何将经过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日益被普遍接纳和本土运动的女性主义学理嫁接、融通，使其更有效地为建设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服务呢？作为学术探讨，二者不应被看作是水火不相容和二元对立的，现在是应该淡化意识形态和强化学术意义上的实证的和理论的探索的时候了，并把这种探索坚实地运用于具体的学科和更为微观的研究中。在对女性主义学理和方法的引进、消化、取舍、再创造方面，国内妇女学学者已经开始了新的探索。更多的学者认识到，现在不是要否引进的问题，而是如何将诸如“社会性别”、“发展”、“差异”、“身份认同”、“多元”、“社会身份疆界”……等概念进行本土的语境化和再阐释，在运用过程中检验引入的工具是否有用或好用，再决定或弃或取或改裁另铸，而不是将其一概视为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和后殖民而给予排拒。
目前国内妇女学界，在理论上由于分析视角的单一和工具的陈旧，有新意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因而在转化成教材和课程的时候，一种倾向是陈陈相因的、未经检验的大而无当的论断非常普遍，一种是直接照搬用国外现成的东西。理想的做法应该在引进之前心中有数，引进时就开始在做本土化的工作。在“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操作中，已经这样做了；坚信这种做法坚持数年，会在理论上有自己的本土创造。
2.资源与机制。
妇女学在中国这个将两性平等写在宪法和立为国策的国度里，至今没有合法的学科和学术位置，也很少得到国内科研经费上的支持；至于在高校中设置妇女学的实体的系、所，更是绝无仅有。从80年代中期陆续建立的妇女研究中心已经有大约40家，多数处于“四无”和虚体状态，人员几乎都是兼职，面临着繁重的本职工作任务，很少有精力投入妇女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即使有热情投入，也得不到学术承认和工作认可，情绪大受挫伤。一些妇女研究中心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普遍年龄偏高，有的已经退休或接近退休，知识结构单一甚至老化。另外，有妇女研究中心的学校也很少能得到开课的许可，结果一些中心形同虚设；至于绝大多数的没有妇女研究中心的大学，也就更听不到妇女学的声音了。
在资源方面，妇女学不但是经费短缺，除了几家比较活跃的妇女研究中心得到境外基金的资助外，绝大多数的中心缺少启动资金。学术资源同样短缺，信息不够畅通，尚未建立妇女学资讯的网络和期刊。学科同行的联系交流很少，这些都亟待引起注意并尽快解决。
3.社会和学术环境。
从外部环境来看，社会环境和学术界的氛围对妇女学的冷漠、无知、深层的歧视是妇女学学者随时感受到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实现了性别平等的意识形态的强大印记，一方面是对性别常识的无知、偏见与盲点，妇女学学者身处的尴尬与行动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最大的蔑视还是学术界深层的歧视，男性中心的学术壁垒使妇女学开拓倍加艰辛。这也是各国妇女学共同经历或面对的处境。
（三）运作与方法。
1.组织形式。
妇女学的创建的中坚力量是那些选择了为妇女事业和学术事业双倍献身的女学者，而妇女学的主要组织依托是大学的妇女学研究中心。当一个个中心在学科初建时期感到势单力薄时，联合的趋势就成为必然的了。因为妇女学的多学科和跨学科性质，不是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可以完成的，需要资源、知识和人才的有效的优化组合。
起步时期：以课题组合作模式推动妇女学是比较符合中国目前状况的运作方式。“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就是采用跨校际、跨学科专业的组合方法，而没有将妇女学中心的联合作为首选方式，就是考虑到学科和课程建设必须以学科发展为基础。该课题选择在国内已经有学科带头人和相当学术基础的历史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学科作为首批发展重点，骨干人员的构成是通过有多年合作经历又经过双向选择和自愿组合的形式，包容跨学科和多学科的妇女和性别研究的各方面的不同年辈的学者，开展翻译引介、读书研讨来培训队伍编写教材，再通过骨干教师取得所在学校妇女学中心的支持下开展课程试点工作。
更广泛的合作：课题运作的模式有助于将各课程点连结起来。在中国大陆，一些妇女学课程的开设是学者自发的行动，与妇女学研究中心并没有关系；课题的组织作用就在于将开课教师与妇女学中心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整体的力量向各级学位的研究生培养推进，这就对研究和教学（包括研究和教学方法）提出更高的要求；国内的合作将势必扩展为更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如合作举办各级研究生班，培养高层次的学术队伍，师资力量的优化组合，组建有国内外专家参与的讲师团进行课程点上的巡回讲课等，都是可以探索的。
妇女学中心：国内妇女学中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多数还没有把学科和课程建设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从长远来看，学科和课程建设（包括学位课程）主要的依托应是妇女学中心，妇女学中心不但应成为教学和研究的基地，而且也应成为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的民主、公开、平等和分享的新的学术和教学机构孕育成长的场地，需要靠她与学校的各个相关的机构联系合作，并在向机构化和主流化推进中不至于失去自己的本色。目前妇女学在中国的发展空间潜力巨大，有时她的发展是难以预料的，契机随时有，关键在把握。比如一些身在领导岗位而又兼任妇女学中心主任的学者，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地位甚至权力来推动妇女学中心的发展；也有的学校想寻找本校发展的学术增长点而大力扶植妇女学中心；也有的妇女学中心因得到境外的资助或良好的政治和学术声誉转而对妇女学中心另眼相看。总之，进入21世纪以来，妇女学中心和妇女学面临的处境比上个世纪宽松得多，机遇越来越利于妇女学的发展。
2.知识累积与人才培养。
妇女学的知识累积一方面是引进外部的经验，另一方面是清理自己的家底，包括从上个世纪以来国内妇女研究的所有成果。目前进行的“发展中国的妇女于社会性别学”课题就采取这种“两手并重”的做法，如举办一系列的读书研讨班，就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深受欢迎的方法。从1999年8月举办首届妇女史读书研讨班以来，已通过翻译、读书、讲座、研讨、信息交流等多种形式举办了6期大型的读书研讨班，将了解外部信息、进行本土的消化取舍和梳理总结以往的经验结合起来，开放的、平等参与的形式体现了女性主义的学术原则，这种互相激励、启发、分享的学习方式同时也是参与者自我赋权的过程。每个读书研讨班的实录都被很快结集出版，使更多的参与者和未与会者得到交流，将成果扩散到更多的妇女学学者那里。这是中国妇女学建设在初期知识累积和人才培养方法的一个重要的创造。
教材的编写和教学资料的积累是开设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程的基础建设，国内大学系统的教材编写有了一些进展，截止目前为止，已经有概论类的书3种。（注：《浙江学刊》设有“妇女研究”专栏，《山西师范大学》和《山西省委党校学报》等也设有定期和不定期的妇女研究专栏，是和这些刊物的女编辑的自觉意识有关。）正在起步中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正在分别编写4个子课题的教材，这是一项全新的任务，要求在理论方法上都有所突破，力主“陈言之务去”，理论上的创新需要将惯用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社会性别视角引入后重新审视和本土再创造的结合，方法上引进多元视角和女性主义的注重质性的、行动的研究趋向，批判各种基要主义、实证主义在妇女学研究中的表现。
国内妇女学几乎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全部是改行“转业”的志愿者，这是历史造成的。如何保证妇女学后继有人并将这一事业向前推进？对年轻一代妇女学专业学者的培养方面就成了最为紧迫和重要的任务。目前，国内有些妇女学中心已经采取多种措施，如送青年学者到国外进修、攻读学位、短期交流，实行国内访问学者制等。“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也将培养年轻学者置于首要位置，每次读书研讨班以都将他们作为主体力量，翻译、导读、主持，直至编写教材等工作，他们都走上“第一线”。课题专门设置了青年研究基金，项目期间每年资助30-40名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申报的研究课题。另外，还成立了青年翻译小组，定期活动，将英文原著阅读与翻译技巧结合起来。还与国外大学建立妇女学青年学者访问基地，定期选送博士生和教授妇女学的教师去进修妇女学课程。此外，国内外多所大学、多种方式联合举办学位研究生班也在探索中。
3.进入主流的一些做法。
妇女学在精神思想上应保持自己独立的目标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要进入学术和教育主流。目前有一些做法正在探索中，并开始产生很好的效应。
(1)进入主流学术。
妇女学既是一种新兴的跨学科的从妇女和社会性别视角来审视人类知识和存在的综合性的学问，又是将社会性别视角和性别分析的方法运用于既有学科的一种多学科的交汇，以丰富、校正并发展人类的知识积累。妇女学在中国的推进既需要联合妇女学中心和妇女学科的力量做开创性的奠基工作，也需要在既有的学科中以涓涓细流的疏导沟通和诚恳认真的对话，以期影响更多的传统学科主流学者，使他们在了解、理解的基础上进而学会将社会性别视角的研究方法用于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在目前，妇女史与传统史学的对话和结合有了良好的开始，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历史系与“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之一——妇女史子课题，于今年6月初联手举办“唐宋妇女史与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史学界首次将社会性别提了出来，形成冲击震撼／合作沟通的新趋势，取代过去女性学者自说自话，处于学术主流的男性不予理睬的尴尬、分离甚至对立的状况，这一合作模式必将导致更多的妇女学与主流学科的对话与联合。
进入主流学术同样影响到学术刊物和出版社。妇女学的成熟也表现在对主流学术刊物的影响方面，女性主义学者将自己掌握的刊物自觉加进妇女研究的栏目，同时还对最有影响的主流刊物施加影响，邀请有关人员出席学术会议，开展对外交流和访问等。这一做法完全可以扩展到影响更多的教育界主流。
(2)进入教育主流。
进入教育主流的渠道方式是多样的：在基层系和学校开设妇女学的各类课程，将妇女学纳入日常的教学轨道，包括培养研究生的教育层次，到最终将妇女学作为一级学科给以承认，要有非常长的路程要走。目前，国内妇女学学者和妇女学中心已经开始了设计和行动，有的从基础的一个个具体的研究课题做起，有的已经联合向教育部门提出对策建议，更多的学者教师在自己的岗位上用辛勤的工作开设妇女学课程和培养新一代人才。中国的妇女学，开拓的工作既艰难曲折，而未来的前景也是令人鼓舞的。
【收稿日期】200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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