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共产党组织一体化功能的途径_新社会阶层论文

实现中国共产党组织一体化功能的途径_新社会阶层论文

中国共产党组织整合功能的实现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路径论文,组织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1)12-0040-0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在此“双转”过程中,我国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构成的传统社会结构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由于政党是阶级的组织,“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文明的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1](P21)因此,转型期社会阶层的分化必然会对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构成挑战,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整合功能提出迫切要求。所谓组织整合功能是指以党的组织领导和组织网络来整合整个社会,使社会趋向组织化的过程与结果。积极探索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整合功能的实现路径,对进一步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包容力,提高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阶层分化对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挑战

政党作为维护特定阶级或阶层利益的政治组织,其组织整合功能的有效发挥有赖于其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增强与扩大。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改革开放以前,其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主要是由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受到巨大影响。

(一)工人阶级内部分层的多样化对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的挑战

党的阶级基础是体现党和工人阶级的联系的,它是判断党的先进性的主要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坚持以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这一点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能改变。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内涵扩大了,内部分层日益多样化。

改革开放以前,工人阶级原有的三大构成阶层是工人、知识分子和管理者,管理者主要是由知识分子构成。工人作为工人阶级中的主体阶层,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指非干部编制的城镇经济单位职工,分布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改革开放以后,工人队伍比过去壮大了,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占工人阶级总人数的70%,脑体结合的职工日益成为工人队伍的主体力量。随着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深化,企业与职工的双向选择机会增加,职工的自主流动意识增强,工人队伍出现了大规模的流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人数明显减少,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从业人员数量日益增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职工人数在整个工人队伍中已经占到了相当比例。从总体来看,原来工人队伍的两大组成部分即国有企业工人和集体企业工人迅速分化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几个层次,主要可以划分为企业家阶层、管理者阶层、普通工人阶层、低收入职工阶层,部分无业、失业或者半失业工人,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也成为其内部构成的不同层次,还有部分成员加入到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中。

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中拥有较高知识水平的脑力劳动者,改革开放以后,分化日益明显,人数不断增多。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不到1000万人。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我国大陆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数为4571万人。[2](P83)随着各项改革的进行,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极大变化,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教师脱离原工作单位,或独自创业、或合伙经营、或投身于大中型企业和外资企业,知识分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社会结构变迁中出现的很多中介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中也有大量党外知识分子,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成为不依附于任何单位的自由职业者。

显然,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既包括国有、集体企业和股份制、私营、三资等不同所有制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也包括进城打工、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民工。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阶级基础就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增强,以适应工人阶级不断发展壮大趋势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传统产业领域的下岗工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治上的失落感,对执政党的认同感下降,企业一线工人要求入党的人数明显减少。许多工人党员在失去工作岗位后,与党组织的关系渐渐疏离,党组织对他们进行管理的功能逐渐弱化。特别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在非公有制企业工人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还不够强,加之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人流动频繁,这些都给党的阶级基础造成一定冲击,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整合功能提出迫切要求。

(二)新社会阶层的兴起对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的挑战

党的群众基础是体现党和工人阶级之外的广大群众的联系的,它是判断党的群众性的主要标志之一。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新的社会阶层兴起并且逐渐形成了自身阶层的主体意识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这对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出迫切要求。

“新社会阶层”作为一个崭新的名词,是江泽民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3](P286)由此可见,新的社会阶层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总数约1.5亿人。

新社会阶层又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群体,其成员的职业和身份向所有的社会成员开放,没有户籍、出身等先天条件的限制和歧视。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的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新社会阶层中的许多人在不同的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3](P286)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新社会阶层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仍将进一步发展壮大。无论从人数上还是从实力上看,新社会阶层都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与日俱增,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有人对私营企业主会不会发展成新的资产阶级存有疑虑,加之,部分私营企业主阶层高收入、高消费给其他阶层造成强烈的压力,部分私营企业主偷税漏税、制假贩假、生活糜烂等,这都影响到对新的社会阶层在我国政党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发展前景的看法,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对新的社会阶层的政策制定。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影响力不够,覆盖面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尽管有些非公有制企业中也建立了党组织,但企业主的权威基本上取代了党的政治权威。由此可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如何充分信任和依靠新社会阶层,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发挥党的组织整合功能不断增添新的力量,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三)农村的社会阶层分化对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结构性的,其中包含了不同的阶级、阶层,最大的一块,就是农民阶级。改革开放前,农民阶级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改革开放以后,庞大的农民阶级发生了分化。大批农民从单纯的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从事工业、交通、运输、商业等各种产业。纯粹的农业劳动者和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民在农村劳动力中的比重,在不断下降。

伴随着市场化进程,农民阶级的内部逐渐分化出了纯粹以种田为职业的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人,“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还有部分成员成为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主等新社会阶层中的成员。根据陆学艺教授主持的调查研究表明,中国农民阶级已经大体分化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阶层和农村管理者阶层。[4](P144)其中纯粹的农业劳动者是中国农村也是中国规模最庞大的一个阶层,同时又是中国收入最低,所拥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权力资源最少的一个阶层,所以“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比较低。”[5](P22)陆学艺在中国10大阶层排序中把农民排在了第9位,仅高于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现阶段中国农民阶级的分化还处于过渡阶段,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

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自身权力组织网络的最基础的联系点,它直接联系着政党、国家与社会,并直接面对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并且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可靠同盟军。改革前,农村社会阶层单一,农民群众对党的基层组织的依存度很高。改革开放后,农民群众作为农村生产经营的主体,独立性和自主权增强,农民群众对基层党组织的高度服从发生了变化。农村的社会阶层分化,使原来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形成的单一、有序、紧密的社会结构日益松散,并产生了新的利益联结方式,这使得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设置与管理出现多方面的不适应性,从而影响到党对农村的组织整合功能的发挥。而在经济关系领域出现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专业合作组织等,在非经济关系领域出现的新型社会组织,为农村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的组织要素,在农村群众中存在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可以说,这些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出现使党在农村所编制的组织网络出现了“裂口”,从而给中国共产党原有的组织整合带来挑战。

目前,农村党组织的设置还滞后于农村社会阶层的发展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的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农村阶层分化提出的新要求。在社会分层较明显的一些农村地区,有些农村干部素质比较差。这都降低了一些农村群众对基层党组织的信任程度,使农民对基层党组织的感情减弱,使基层党组织在农民群众中的向心力明显下降。可以说,如果农民阶级的地位不能够得到加强,党的执政基础就会有流失的隐患。与农民相比,农民工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总体高于农民,但是在城市中,这个阶层却处在社会的底层地位。他们虽然在建设着城市,却不能享受城市社会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他们虽在工厂做工,却不享有城市工人阶级的待遇,难以融入工人阶级队伍。他们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来回漂泊,流动性极大。部分民工不可避免地会潜在的游离于党的正式政治整合渠道之外,党组织作为党整合社会的组织载体已不能全部涵盖到他们,使得他们成为党的工作中的“空白点”和薄弱环节。

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整合功能的实现路径

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党的先进性的两大基石。只有用发展的眼光不断加固这两块基石,才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6]因此,面对社会阶级、阶层分化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和群众基础所造成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科学、客观的态度,正确认识社会阶级、阶层发生的分化,采取积极的措施,调整以往的政策,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才能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整合功能,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包容力。

(一)将农民工阶层纳入工人阶级范围,增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

当前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阶级基础,就必须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我国2001年修改的《工会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用“以工资收入为主”来定义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概念,使工人阶级的外延扩大了。但是,对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中出现的源于农民阶级的母体,生长出来的“农民工”阶层,能不能将其纳入到工人阶级范围中,这不仅是一个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而且关系到党执政的阶级基础。

经过10多年市场经济的锤炼,城市农民工已融入社会化大生产中,同城市工人一样,成为我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近年来,许多学者都较倾向于将农民工纳入工会组织,将他们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为从总体上看,农民工已经具备了工人阶级的主要特征:从职业上看,农民工从事的具体工作基本能够体现产业工人的性质;从工作场所上看,农民工的工作场所主要集中于城市、城镇的二、三产业;从收入形式来看,农民工的收入以货币为主;从价值观念来看,农民工已不同于农民,城市的民主平等观念、法律意识逐渐融入他们的生活。基于此,2003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首次以中央名义作出重要判断: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论断,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预见的,而中国特有的“农民工”社会属性这一重大的政治难题,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工人阶级构成理论的一次历史性突破。为城市农民工争得与城市工人阶级同样的经济待遇、政治待遇和社会待遇提供了最权威的理论诠释,受到广大农民工的热烈拥护。这无疑提高了党对这个新生社会阶层的凝聚力,解决了在城镇工人阶级的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巩固工农联盟的新问题,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

(二)吸收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此有一个不断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的问题。吸收新的社会阶层的优秀分子入党是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一个重要体现。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新社会阶层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对雇工在理论上的剥削与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格格不入,一度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他们的政策,致使不少新社会阶层中的先进分子难以实现入党的愿望。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繁荣,私营企业主等新社会阶层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经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3](P286)

中共十六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以党章形式对新社会阶层中的先进分子的入党问题予以规定,回答了新形势下如何在增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向包括新社会阶层在内的国内所有阶层的先进分子敞开了大门。据统计,“2005年,新社会阶层的党员总数已达635万人(含非公有经济单位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非公有经济控制企业工人、个体劳动者与自由职业人员等三类),在私营企业主中发展党员是2004年的1.7倍”。[7]实践证明,把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而且有利于提高党组织对社会整合的效力。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党把自己的群众基础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和群体,并不等于这些阶层和群体的人都可以入党。党要吸收的是具备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愿意为党的纲领奋斗、符合入党标准和条件的这些阶层和群体中的优秀分子。对这些优秀分子,党要通过培养、教育,把他们锻造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三)对中国共产党整合社会的组织方式进行战略性调整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以党的组织为轴心,以工作单位为基础,自上而下地将社会上全部的人都纳入了各种各样的单位组织或单位体系内。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和流动,党的传统组织体制与新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产生了一定差距,使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出现了一些真空地带。只有对中国共产党整合社会的组织方式进行战略性调整,充分挖掘并发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整合功能,才能正确应对社会阶层分化,有效协调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不仅关系到党对社会的整合效应,更是新时期拓展党对社会组织整合的有效途径。面对社会阶层分化对党在计划经济年代建立的强力整合模式的挑战,党对组织整合方式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选择是,向以发挥党的先进性为支撑的社会整合转变。即通过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干部的率先垂范行为和党员的先锋模范形象来引导社会认知、赢得人心,从而把人民群众凝聚在党的周围。这种整合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依赖于任何的强制力量,而是通过党的组织自身自觉的努力来团结、影响、引导群众,是党对社会整合的“软实力”。因此,必须构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长效机制,继续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着力提高制度的科学性、系统性、权威性,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在制度、机制上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组织整合功能的有效发挥与它的组织制度是分不开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强大生命力的重要保证和政治优势所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主要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根本制度即民主集中制,它是所有组织制度的核心。基本制度,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选举制度、党的干部制度和党内生活制度,这些制度是规范机构运作和党员行为的法定程序和规则。具体制度是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的具体化,包括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等,是维持各级组织日常工作的规程。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不仅有利于建立政治一体化的制度结构,而且有利于党实现对全局的领导和对社会的整合。

基层组织是政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执政党实现社会整合的组织基础。因而,执政党必须健全基层组织,在社会各阶层和各种组织中建立基层组织,大力加强社区、社会团体和新型组织中的党建工作,扩大党组织的联系面和工作覆盖面,消灭空白点,为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供可靠的组织保证。在当代中国政治运行中,强大的基层组织网络在任何时候都是中国共产党整合中国社会的重要组织机制。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指出:“要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全面推进农村、企业、城市社区和机关、学校、新社会组织等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优化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8]因此,要大力发挥基层党组织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逐步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活动质量,增强基层党组织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直接联系群众、主动关心群众、经常反映群众要求的基础性作用。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要素,党的组织整合功能主要是通过党员来完成的。因此,要切实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重视通过发展党员的规模和数量来整合社会,而且要更加重视通过提高党员的自身修养和素质来增强党整合社会的能力,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和带头作用,增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凝聚力、号召力,实现对13亿人民的整合。尤其是要提高农村党员的素质和能力,只有在提高农村党员思想政治素质、政策水平的同时,提高党员的致富能力,党员干部才能带领农村各阶层群众共同富裕,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才能得以充分体现,农村群众对党的认可度才会不断提高。

收稿日期:2011-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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