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虎禅师信仰文化传播效应现象分析
蔡登秋
（三明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摘 要〕 伏虎禅师信仰文化发源于宁化、长汀，后传至沙溪、汀江和赣江流域，具有庞大的信仰圈和为数众多的信众，闽西客家区尤其突出。从闽西及古代南剑州的伏虎禅师信仰圈中不难发现，伏虎禅师具有独特的传播基本动力要素：神异传说、利民保物、崇高人格、政府封赐和民众崇信等，这些要素直接影响了他的传播；这种传播现象具体体现在传播效应上，对此分析起来有四种现象，即文化从众效应现象、文化传染效应现象、文化合作效应现象和政治意识形态渗透效应现象等。
〔关键词〕 伏虎禅师；信仰文化；传播效应现象
客家地区信仰复杂繁多，多数庙宇佛、道、地方神供奉一宇，和谐相处。伏虎禅师与定光古佛合称为客家区二佛信仰，有些地方还与观音合称为三太祖师（笔者认为：可能是当地民间信众对信仰对象混淆产生的误称，三太祖师本有其信仰神祇）。纵观多数地区的伏虎禅师信仰，都与定光古佛并祀，固而客家人称他们为“二佛”，即定光为老佛、伏虎为二佛。从寺庙的陈列观之，亦定光在左，伏虎在右，但也有少数地方只供奉伏虎一尊神像，此不俱论。伏虎禅师信仰是以长汀、宁化为中心的一种民间信仰文化现象，其信仰圈主要以两县交界广大地区为核心，这里不仅信众数量庞大，而且其信仰仪式相当繁多。为何广大客家区中，唯独这里的伏虎禅师信仰特别突出?显然与成佛之前他在此生活得道和后来显圣保民神迹有关，此外还涉及了另外一种文化现象影响，即民间信仰文化在传播中文化圈效应现象，这正是我们所要探讨分析的对象。所谓文化传播效应现象，是指文化事项在传播过程，在某些文化要素的内外力作用下，能够在文化受众中产生一定程度相互感应和相互影响的效果，如文化从众效应现象、文化传染效应现象、文化合作效应现象和政治意识形态渗透效应现象等等。
一、伏虎禅师文化传播基本动力要素
一种文化得以传播必然与文化传播的动力具有关联性，民众对伏虎禅师的尊崇与伏虎禅师信仰文化传播动力也具有关联性。从闽西及古代南剑州的伏虎禅师信仰圈不难发现，伏虎禅师信仰具有独特的传播基本动力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神异传说
据当地村民口述：伏虎禅师，叶岭人氏，少年时常上山砍柴，天华山通往水茜的山路上常有老虎出没，伏虎禅师砍柴时见一只雏虎，抱回家将其养大。后因禅师出家修道，无暇顾及老虎，此虎只得上山自觅食物。之后长汀与宁化交界处出现虎患，民众深受其害，州府张榜公示寻求除此虎患。有一天，此虎出现欲伤害百姓，此时伏虎禅师出现，喝到：“畜牲，若认得吾，便来伏首。”此虎果然认得，上前跪伏禅师身前，禅师跨骑而去。此后虎患便绝，百姓被禅师非凡的行为所折服，后因此而加于崇拜，遂称此叶姓和尚为“伏虎禅师”。根据宋开庆元年（1259）《临汀志·仙佛》记载：州境山谷深窈，虎豹出没为害。师以解脱慈悲力，为之训饰柔服，众异之，号伏虎禅师[1］（P167）。2017年7月下旬，笔者与伏虎禅师田野考察队，来到宁化的老佛庵，亲睹伏虎禅师最古老的塑像，伏虎佛像边依偎着一只表情和顺的老虎，禅师右手抚着老虎的头部，关系甚为和谐。由此观之，伏虎禅师与老虎特殊关系，这是老百姓亲眼目睹，而非虚构的，但老百姓不知道这只老虎曾经是伏虎禅师养大的，他们本来就是主人与驯兽之间的关系。在人与老虎的关系历史中，有打虎英雄的故事，却没有这种降伏老虎的传说，认为他具备超凡的力量也不在话下。纵观相关的信仰传说，只有大神伏虎当作坐骑的故事，少有伏虎禅师与老虎这般和谐温顺的关系，显示了伏虎禅师不同寻常之处。这种人与动物和谐关系赋予了伏虎禅师神秘的力量便不辩自明了。
（二）利民保物
根据宋开庆元年（1259）纂修的《临汀志·仙佛》记载：叶姓，法名惠宽，宁化县人。……程力督工为并庵名曰普护，庵侧一岭刺天，号吊军岭，道过其上苦渴水，师於盘石上顿锡出水，至今不竭。七年汀苦旱，靡神不宗，郡将闻师道行，结坛于龙潭侧，延师致祷。师云：北方旱气皤甚，实众生罪业，自速其辜，今当普为忏悔，七日不雨，愿焚其躯，及期旱如故。师廷趺坐命厝火于薪，众骇愕。火未及，然油云四起，甘雨倾注，师曰“未也。水流束薪乃已。未几果然见闻赞叹。……绍定群盗犯城，多方保护，显大威力，师与定光实相叶赞。嘉熙间，州人士列状于郡，乞申奏加赐师号，复加“妙显”，累封至八字，今为“威济灵应惠妙显大师。”[1］（P167）可见，伏虎禅师除了上述降伏老虎之外，还有祈水、祈雨、除盗等功能，这些功能是百姓日常生产生活中最为迫切的直接需要，其信仰诉求的满足显然也是伏虎禅师神格化又一要素。
巴哈马群岛拿骚沿海的村民，历来喜欢体育活动。每年9月，他们都要举行一项特殊的比赛——骑鲨鱼。比赛是这样进行的：一大群村民光着上身，狂叫着朝海边跑去，到了海边就毫不犹豫地一个个扑向大海。不一会儿，海面上露出了一个个人头，中间还有一条条鲨鱼不断从水中跃起。每个人都各自骑到鲨背上，用手紧拉着它的鳃叶，进行水下潜行速度比赛。鲨鱼常常在一阵窜游之后便将乘骑者甩下游走了。谁随鲨鱼邀游的时间最长，游得最快，谁就取得了比赛优胜。
总体观之，伏虎禅师的信仰圈分布与信仰仪式疏密度表现为：长汀与宁化交界为中心的核心区，经发源地宁化的三江流域向外辐射，由密而疏，由浓而淡，形成了伏虎禅师信仰文化分布状况。
（三）崇高人格
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造神的时代，一个方面是政府对民间存在的社会影响较大的神灵进行封赐，无形中助推了对世间有功的或重要影响的人物神化；另一方面在政府的支持下，各地对民间神祗支持的猛增，大小神灵不断出现。如宋神宗于熙宁七年（1074）下诏：“应天下祠庙祈祷灵验，未有爵号者并以名闻，当议特加礼命，内虽有爵号而褒崇未称者，亦具以闻。”[3］（P168）伏虎禅师在这样背景下被正统化，由于他在宁化、长汀一带信仰民众多，影响力较大，当然政府将给予重视，并加于敕封：“嘉熙间，州人士列状于郡，乞申奏加赐师号，复加妙显，累封至八字，今为威济灵应惠妙显大师。”[1］（P167）“禅院建自保泰（大）三年，赐额“普护”，真宗朝改赐“寿圣”，宣和间始易今名。师自绍兴历嘉熙，累加封号，实为国家御大灾、扞大患，不仅溺空耽寂、了证涅盘耳。”[2］（P819）政府封赐之后，伏虎禅师有了正统的俗神身份，增强了民众对伏虎神师的信仰动力，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强。
（四）政府封赐
伏虎禅师受到尊奉的另一要素是他平生的崇高人格。为什么人们会崇拜英雄，除了事迹的超人以外，更重要是人格的崇高，那种置身度外、浩然正气、大义凛然、超凡脱俗的人格，正是常人所缺的，也是其之所以崇高的人格魅力所在。根据记载：“师叶姓，宁化人，披缁于郡之开元寺，得龙象大道力，好济人利物事。”“七年汀苦旱，靡神不宗，郡将闻师道行，结坛于龙潭侧，延师致祷。师云：北方旱气皤甚，实众生罪业，自速其辜，今当普为忏悔，七日不雨，愿焚其躯，及期旱如故。师廷趺坐命厝火于薪，众骇愕。火未及，然油云四起，甘雨倾注，师曰‘未也’。水流束薪乃已，未几果然见闻赞叹。”[2］（P830）好济人利物事是他生前的为人本性，有时为了百姓的利益能做到舍生忘死，这是常人所不具备的品格。这种崇高的人格是常人所缺乏的思想精神，往往带来的是民众对之发自内心的崇敬。
伏虎禅师出身于今宁化县安远镇伍坊村，出家于长汀县开元寺，圆寂于长汀县平原山普护寺。其一生活动较多的地缘也是长汀和宁化两县，“如南唐保大三年，憩于平原山麓，见左右有龟峰狮石，遂卓锡于此，蹑其巅，以开元钱七为开山兆。有樵者拾其一以归，诘朝复返故所，耆老喧传咸起敬慕。程力督工为并庵名曰普护，庵侧一岭刺天，号吊军岭，道过其上苦渴水，师於盘石上顿锡出水，至今不竭。七年汀苦旱，靡神不宗，郡将闻师道行，结坛于龙潭侧，延师致祷。师云：北方旱气皤甚，实众生罪业，自速其辜，今当普为忏悔，七日不雨，愿焚其躯，及期旱如故。师廷趺坐命厝火于薪，众骇愕。火未及，然油云四起，甘雨倾注，师曰‘未也”，水流束薪乃已。”[1］（P167）据此记载可见伏虎禅师在平原山一带活动为中心，少年时在宁化安远，后入汀州，长期在此修行举善，老百姓对他崇敬与信奉也是由此地开始和发展起来。可见长汀和宁化两县是伏虎禅师信仰的核心区，是其信仰文化圈的最中心。
（五）民众崇信
伏虎禅师在受众心中获得崇信，并在宁化和长汀地区等客家地区广泛传播与接受，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信仰传播受众的非理性文化心理所起的作用。任何民众心理都可能产生某一对象的心灵敬畏和心理依赖，底层百姓的对象主要还是民间信仰对象。伏虎禅师在本地民众心理具有巨大影响作用是民众本身的心理特征一种表现，如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生活诉求、对伏虎禅师的人格崇拜、对伏虎禅师信仰的精神寄托，都构成了民众非理性文化诉求的内容之一。“信仰是人的最高需要的体现；信仰是知、情、意等心理过程的心理状态，信仰是影响人格结构的深层动因。”[4］（P99）民众对伏虎禅师信仰往往表现出不自觉无意识的心理状态，充满着神秘主义色彩。伏虎禅师一生中最具神秘色彩的事迹显然是伏虎事迹，中国文化史上较多降伏老虎的事迹是武力，鲜有感化老虎的事迹。在中国佛教传说中，十八罗汉中的伏虎尊者有伏虎的故事，但其塑像是手举钢圈制伏老虎的形象，与伏虎禅师身边依偎着的老虎形象有所不同。这种形象显然体现出伏虎禅师非凡的神秘力量，足于满足民众非理性文化的心理诉求。
二、伏虎禅师文化传播效应圈的形成与表现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气候变异对水文过程的影响显著，不可忽视（侯钦磊，2012；田鹏，2012；Zhang et al.，2018）。She et al.（2017）在黄河中游的研究中发现ET0时间序列存在3个突变点。以往在ET0驱动要素研究中多假设在研究时间区间内ET0趋势一致，但由于受到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影响，ET0时间序列可能会存在突变点且趋势可能会发生改变（Shao et al.，2002）。因此，有必要识别出ET0时间序列的突变点，分析在不同阶段ET0变化趋势以及驱动要素。
民间信仰的信众对一种信仰对象的信奉有一定规律性，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从众心理的作用。从众效应指的是民众个体的日常行为和思想观念受到群体科教行为和思想观念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并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渐渐被引向与群体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与心理学所说的“羊群心态”行为相类，这行为往往发生于人的自觉与不自觉观念之中，表现出思想和行为的惰性，从而不能自觉地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同时也是多数人所接受的行为。在民间信仰现象中，由于民众对神灵的敬畏，多数民众没有勇气与群体唱反调或者不顺从，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则村落如若出现某种灾祸，可能将被转嫁到其头上，甚至会冒群起而攻之的危险，时间长久，就渐渐变成了一种行为。伏虎禅师信仰影响力强，传播区域广阔，民众崇敬度高，显然也受到文化从众效应的影响。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伏虎禅师的信仰功能强大，对之信仰民众既能受益，而无坏处，即民众既能从中获得心理慰藉，又能参与民众信仰文化生活，同时还能不悖于群体的意志，从众的信仰心理如虎添翼，也促成了伏虎禅师更加广泛的传播效果。
个性化数据多。因此，需要在测绘地理信息作业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加强对大数据的深入理解，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大数据对测绘地理信息产生的影响，促使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测绘地理信息的不断发展符合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
三、伏虎禅师的文化传播效应现象内在分析
民间信仰中的文化传染效应现象，是指通过本信仰民众的语言或行动引起非本信仰的民众相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民间信仰传染效应其实是一种行为传染，它的传染源头显然是宁化与长汀的交界区，其后逐渐传播到周边及其它地区。文化基因理论普遍认为：行为传染与人的生物性类似，人类的社会性也存在变异、遗传和选择的传染性。人类社会行为承载着文化基因，行为传染是文化基因作用下的结果，文化基因也是行为传染下的产物，而且那些不具有行为传染性的文化基因将走向灭绝[7］（P171-185）。在闽西客家地区本为多地方俗神信仰的地区，伏虎禅师信仰其实与其它俗神一样，在客家民众的头脑中，能够为其带来一定利益，得到伏虎禅师的护佑，他们就把他供奉起来加以信奉。这种多神信仰的文化基因逐渐在宁化、长汀及周边的客家区发生作用，到一定的时候就形成一定强势效果，那么伏虎禅师的信仰就有了相对的稳定性，具备较强的传染性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必然与客家区民众多俗神信仰的文化基因相关。宁化、长汀地区从北宋就开始信仰伏虎禅师，并把他的信仰功能加于放大，形成了强势的信仰圈，从而逐渐影响周边地区，顺着沙溪、闽江、汀江和赣江流域渐渐向较远的地区传播。
（一）文化从众效应现象
伏虎禅师信仰功能强大，促成伏虎禅师信仰广泛传播，形成较大的信仰圈。伏虎禅师对于民众生产生活的帮助和作用极大，如文献记载：宋代绍定年间，伏虎禅师与定光古佛为汀州百姓守夜防匪患；又如清咸丰八年施鸿保著《闽杂记》卷七“抢佛子”条载：“长汀县向有抢佛子之俗。每年正月初七日，定光寺僧以长竹二竿悬数十小牌于杪，书伏虎佛号，无子者群奉之而行，自辰至酉，咸以长钩钩之，一坠地则纷然夺取，得者用鼓乐迎归供之，以为举子之兆，然亦有应，有不应。惟因纷夺，或至斗殴涉讼耳。咸丰癸丑，山左丁近峰知县时，禁之。”[5］加上述所说的“防匪患”“凿泉取水”“祈雨”“打醮保禾苗”等功绩；另外，宁化县古时还有和护长工的长工会活动，也以伏虎、定光为祖师爷，显示了伏虎禅师强大的俗民生活护佑功能。正因为伏虎禅师信仰功能巨大，民众对其推崇至极，这就直接影响了他的信仰传播效应圈的形成。根据戴先良先生调查报告称：今经初步考察，伏虎禅师信仰分布的主要有以宁化县为中心的长汀、边城、武平、上杭、永定等闽西客家地区；以南平市延平区为中心的闽北地区；以尤溪县联合乡为中心的闽中地区；以大田县湖美乡为中心的闽南地区；以福州闽候关源里为中心的闽东地区；赣南部分地区；粤东部分地区；浙南地区。”[6］（P43）其它地方还有戴先生没有提到的清流、明溪、三明、沙县等也有大量伏虎与定光的信仰寺庙与信众。由此可知，宁化与长汀为核心，顺着沙溪传播到南平，再顺流闽江传播至闽候；由南平经尤溪又传播至尤溪县联合乡和大田县湖美乡；经汀江传到闽西各地及粤东地区；经赣江传至赣州地区；经南平建溪传至浙南地区；最终形成了伏虎禅师庞大的信仰效应圈。
（二）文化传染效应现象
伏虎禅师信仰文化以宁化、长汀为策源地，经由沙溪、汀江、闽江、赣江流传至闽粤赣各地，形成了分布广阔的地方民间信仰对象，对信仰区域民众生产、生活、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为什么伏虎禅师信仰能够产生这样的影响作用？必然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可然性，为此分析如下：
（三）文化合作效应现象
一种文化现象通过沟通交流，能够促进它的繁荣，强化它的影响力，丰富它的内涵，最终达到文化合作化的目的。某一民间信仰文化通过输出、扩散和渗透，一方面强化自身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丰富了自身的内涵。由于民众对民间信仰有所依赖和寄托，传达了美好的愿望和诉求，也寄托于一定情感。在长期信仰祀奉过程中，逐渐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他们思想精神的构成要素，成为区域间民众情感联系的纽带。譬如，海峡两岸的妈祖信仰和慈航信仰，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或多次信仰文化交流盛会，海峡两岸信众纷纷前来参会，尽享精神文化大餐；又如，武平县举行了多次的海峡两岸定光文化旅游节，宣扬定光古佛信仰，发展本县文化旅游，各地定光信仰寺庙派代表参加。每年农历正月十四日，长汀童坊镇彭坊村广福院举行伏虎禅师信仰巡游活动，自此活动一直延续到农历九月份，九月十四日再将伏虎禅师迎到长汀县城关巡游，期间进行“抖轿”“闹春田”“打醮”等活动，大量来自各地伏虎禅师信众参与其中。同样，宁化石壁杨边村迎接“老佛”与“二佛”的活动，从农历正月初五开始，一直到正月十六，期间的活动有“接佛游境”“斋醮”等仪式，热闹非凡。据县志载：“正月，较大的村庄都有会期，以便集中招待亲友，届时还有迎神、演戏、唱曲等娱乐活动，以飨来客。”[8］（P802）宁化县城郊乡都寮村古佛庙和安乐乡丁坑口黄源铺鹫山峰寺，每年农历芒种后到各村举行定光古佛与伏虎禅师“打醮”保禾苗。就都寮村的伏虎禅师打醮的覆盖面达到七十二村庄，还有其它地区的同类活动，据戴先良先生统计：宁化县的奉祀伏虎禅师的寺庙共达35个，分布在翠江镇、城郊乡、曹坊乡、石壁镇、湖村镇、安乐乡、济村乡、泉上镇、水茜乡、安远镇、城南乡、治平乡等乡镇，涉及面极其广泛。庙会活动期间，各地民众都会不约而同地自发组织理事会参加相关的活动。参与就是一种沟通与交流，是一种文化的合作与共谋，无论何种形式进行都达到了合作化的目的，最终加强了伏虎禅师信仰文化的传播。
（四）政治意识形态渗透效应现象
政治意识形态渗透于社会生活的任何角落。历史上政府对民间信仰干预，直接导致了民间信仰对象的传播效果。比如，宋代被称为“造神的时代”，由于宋王朝对民间信仰重视赐封了诸多神位，促使正统化，并加强管理。为了对民众加强控制，明清两代都对民间信仰进行管控，有时双管齐下，既保护又打击，有时严格管控，如时代洪武三年（1370）曾经下达《禁淫祀制》，对各种民间信仰对象限制，禁止民间进行符咒、斋醮、扶鸾等活动，并对村落的迎神赛会进行严格的限制，违者责罪。政府一系列的政策，渗透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直接导致中国民间信仰文化的繁荣与否。伏虎禅师自宋熙宁三年（1070）汀州郡守欧阳程上报伏虎功绩，朝廷赐普护庵为“寿圣精舍”；南宋绍兴七年（1137）敕封“净戒慈应大师”；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朝廷赐号“威济”；宋乾道三年（1167）加号“灵应”；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再赐“普惠”；南宋嘉熙间（1237—1240）再赐 “妙显”，至此累封八字，为“威济灵应普惠妙显大师”。由此观之，朝廷多次敕封伏虎禅师，原因在于他圆寂后多次显灵助民，因此对伏虎禅师的功绩褒奖也是回应百姓对他的拥戴，亦是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中“民本思想”的体现。在宋代被敕封至十个字属少数，妈祖和关帝两宋时期最多也不过九个字，只是他们后来都在加封而已。可见两宋时期政府对伏虎禅师的重视程度，这无形中推动了伏虎禅师信仰文化的传播，体现出政治意识形态渗透的传播效应。
2.当前存在 “奢侈化”包装设计的现象，包装设计过于高端，甚至包装的投入远远大于产品本身。企业并未形成独立化、人文化的设计机制，因此设计活动未能实现其应有价值。随着当前人们消费理念的不断成熟，人们在日常消费过程中逐渐倾向于个性化与差异化的消费。因此，若企业不能根据大众的消费需求来进行包装设计，那么其将很难有效实现包装设计的活动价值。
伏虎禅师信仰发展至今天，固然其作为信仰的功能大大减少，但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现象却具有不可忽视的功能和作用，对其研究、保护和传承具有文化上的当代价值。
青海省草原畜牧业生产没有污染，生产的牛羊肉属绿色天然食品。其肉质鲜美，风味独特，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为此应该抓住这一优势，适应市场需求，加大投入，引进技术和科研开发的力度，抓紧建设绿色食品安全生产体系，走综合开发—生态农业—绿色食品三位一体的发展道路。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综合利用绿色包装、绿色营销、绿色运输等手段，使绿色食品进入和占领国内、国际市场。提高绿色食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大力开发绿色食品深加工。而且绿色肉食品的加工项目也有相关的研究进展。
参考文献：
[1］胡太初修，赵与沐纂．临汀志[M］．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整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2］曾日瑛修，李绂纂．汀州府志：卷之四十一（艺文三）[M］．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方志出版社，2004．
[3］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7．
[4］高清海，胡海波，贺来．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5］施鸿保．闽杂记：卷七[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6］戴先良．宁化伏虎禅师信俗的调查与研究[Z］．宁化：客家魂（内刊），2017．
[7］Marsden,Paul．Memetics and social contagion：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M］．Journal of Memetics-Evolutionary Model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1998．
[8］刘善群．宁化县志：卷 32·民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An Analysis of the Spreading Effect of Buddhist Master Fu Hu’s Belief Culture
CAI Deng-qiu
Abstract： The belief culture of Buddhist Master Fu Hu (literally meaning capturing the tiger),which originated in Ninghua and Changting Counties,spread to Shaxi,Tingjiang and Ganjiang valleys later．It has a huge belief circle and a large number of believers,especially in the Hakka area of the west of Fujian Province．From the belief circle of Fu Hu in the west of Fujian and the ancient Nanjianzhou,we can easily find that he has unique factors to influence the spreading：myth and legend,benefit to the people and preservation of things,lofty personality,government bestowal and people’s worship．This phenomenon is embodied in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with four aspects,namely,cultural conformity effect,cultural transmission,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infiltration of political ideology．
Key words: Buddhist Master Fu Hu;belief culture;the phenomenon of communication effects
中图分类号： B9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114（2019）01－0036－05
〔收稿日期〕 2018—12—14
〔作者简介〕 蔡登秋（1970～ ），男，福建省大田县人，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厅A类重点项目（JAS14271）。
〔责任编辑 郑 镛〕
标签：伏虎禅师论文; 信仰文化论文; 传播效应现象论文; 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