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研究综述_变异系数论文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研究综述_变异系数论文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的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中国论文,变动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11)05-0705-07

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在我国由来已久,但区域差异的扩大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进程中形成的重要问题,不断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的研究和思考。伴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区域经济差异的不断扩大,不仅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也关系到我国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如何有效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和促进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有必要总结和比较以往学者的研究思想和结论。正确认识和处理区域经济差异的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本文首先介绍了区域经济差异的测度,接着重点梳理了不同区划体系下区域经济差异形成的缘由和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对策思路的不同观点,最后总结出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的启示,以期引起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找到可行的操作模式提供研究基础和依据。

1 区域经济差异的测度

区域经济差异可分为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绝对差异是区域经济指标之间的偏离距离,反映的是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量上的等级水平差异。相对差异是区域经济指数之间的比例,反映了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水平差距。在区域经济差异研究中所采用的指标方面,学者们多采用人均国民收入、人均社会总产值、人均GDP、人均GNP、人均农村居民纯收入、人均城镇居民总收入、人均消费水平、人均农业人口消费水平以及人均非农业人口消费水平。在区域经济差异研究方法方面,主要是采用测算绝对差异(标准差、极差)和相对差异(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最大最小比)。

采用不同的指标,选取不同的地域单元、时间跨度和计算方法,可能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的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最先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进行研究的是北京大学的杨开忠教授。他首次在其博士论文中使用变差系数计算1952-198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对差异,得出省级区域差异大体呈倒“U”型变动;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区域的差异大体表现为一种倒“S”型;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变化大体呈递增趋势,总的趋势是顺“U”型变化。后来又使用变差系数、加权变差系数和加权离均差系数计算1952-1989年间的人均国民收入,得出沿海与内地经济差异为“V”型或近似“U”型变化[1-2]。而魏后凯以1949-1990年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基础,使用相对差异系数、离均差系数和变差系数等来衡量区域收入差距,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1949年以来我国省(市、区)间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大体呈倒“U”型;沿海与内地间、东中部之间以及东西部间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大致呈“S”型;六大区(华北、东北、华中、中南、西南和西北)之间收入差异的变动大致呈“S”型[3]。陈秀山等使用基尼系数、变异系数、赛尔指标分析了1970-2002年中国区域差异的变化状况,表明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和赛尔指数的变动过程总体上比较接近,大体呈“V”型[4]。曲鲁宁计算了1985-2005年间的GDP和人口的Theil指数、人类发展指数,认为中国地区差距轨迹的总体趋势微弱类似“V”型,八大综合经济区差距的总体趋势也呈现类似“V”型,区域内的差距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5]。

其他学者也对中国大的地域单元的经济差异进行了研究,如杨伟民使用1978-1989年人均GNP为首要指数,运用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来衡量相对差距,得出全国及地带之间收入的差距呈现缩小趋势;多数大区间收入差距缩小,个别大区间收入差距扩大[6]。刘树成使用人均国民收入指标来反映区域经济差异状况,用标准差来衡量区域经济绝对差异,用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加权离均差系数和基尼系数来衡量区域经济相对差异,得出新中国40多年来区域经济绝对差异是不断扩大的;区域经济相对差异在不同的区域层次上的变化过程不尽相同[7]。林毅夫等人使用1978-1995年各省市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及其基尼系数,得出1978-1995年全国人均GDP快速增长,但反映地区差异变化的基尼系数却比较稳定,在1985年以前缓慢下降,之后缓慢上升;同样,人均收入增长也增长很快,人均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同人均GDP基尼系数的变化相似[8]。蔡昉和都阳把全国总体差异分解为三大地带内和三大地带之间的差异,认为1978-1999年间,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很大,但呈下降趋势;中部地区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很小,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对总体差距的贡献微不足道,均呈下降趋势;东中西部之间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非常大,趋于明显提高[9]。李二玲等通过以1978-2000年的人均GDP和GDP年均增长率为指标,计算标准差和加权变异系数,得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南北区域之间的经济相对差距呈现出缩小的趋势,远小于东西方向上的差异,绝对差异则稍有扩大[10]。许月卿等选取人均GDP、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等指标,使用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威廉森系数、最大与最小系数来评价中国1978-2002年间的经济区域差异程度,认为1990年前的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呈减小趋势,其后不断扩大[11]。张可等运用人均GDP的极差、标准差和Theil指数,分析得出1997-2007年中部地区总体经济差异呈现较为明显的扩大趋势且表现平稳,但远低于同期全国经济差异水平[12]。

对省域层面上的研究,如盖文启运用绝对离差法、相对比率法、标准差法、加权变异系数法等进行分析,认为山东省东西部地区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对变动趋势大致呈“U”型变化,绝对差异大体直线上升[13]。高峰认为江苏省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在1993年后一直缩小的,但是1999年后开始扩大[14]。陈湘满等采用相对差异指标,选取极值比率、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锡尔指数及偏态系数等来分析1990-2004年间湖南的经济差异,认为湖南省经济差异在经历两个扩大与缩小的周期后,2004年有所扩大;大部分地区的人均GDP要小于全省的人均GDP;湘西、湘东和湘中三大地区之间的差异增长速度要远快于以县市之间区域差异的增长[15]。苗俊哲等使用人均GDP标准差、人均GDP变异系数、最大与最小系数和基尼系数等,评价认为河北省1995-2005年间市域经济差异有逐渐增大的趋势,市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趋于加剧[16]。也有学者设立一套指标或指标体系对区域经济差异进行测度,如伍世代等制定东南沿海地区55个地级市的1995-2005年间的经济综合指标体系,分析认为东南沿海地区存在“两极分化”现象;1995-2003年的地区经济差异在不断扩大,2003年以后呈现收缩的趋势;地区经济空间演化特征与地区经济差异时序波动均表现为“极化—扩散”现象[17]。

1990年代初期以来,在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和鼓励下,空间概念逐渐被主流经济学家接受,空间分析方法和模型工具也得到很大发展,空间分析也开始成为分析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工具,并不断得到广泛的应用。俱乐部收敛模型发现1994-2000年经济比较发达的苏南和苏中内部县市存在俱乐部收敛趋势,但是苏北内部不存在俱乐部收敛趋势,江苏省内区域经济增长差异表现为不断扩大[18]。经济收敛模型论证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呈发散趋势,并且发散速度越来越快,因为资本和劳动的配置效率较技术效率占了主导地位[19]。1999-2008年间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发生了绝对收敛,且三大地带经济增长以大约9.4%的速度收敛[20]。张馨之等通过比较1990-2004年人均GDP增长速度的Moran散点图和LISA聚集图,认为东部沿海地区与其它区域的经济差距呈扩大趋势[21]。宋萍等人利用1998、2002及2006年福建省各县域人均GDP数据,进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后,说明福建省内部的区域经济差异在扩大[22]。

2 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分析

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动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各地区资源优势和自身发展能力、技术进步及其空间扩散、地区间要素流动以及中央区域经济政策的变化,等等,都会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

对于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差异,杨开忠指出沿海与内地的“V”型区域差异的变化在于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政策和地区发展潜力:①1960年代初以前工业建设主要是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并非主要依靠沿海老工业基地;②1965-1978年间虽然在内地进行三线建设,但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上海、天津、北京和辽宁的支持,内地投资相当部分通过生产和消费联系进入这些地区;③1960年代初期至1970年代末农业布局由向内地推移转向沿海,以及1980年代以来沿海工业的迅速推进,使得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差异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1]。国家投资在沿海与内地间的大起大落是影响沿海与内地间收入差异变动的重要因素,中央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取向对“效率”或“公平”的偏重程度加大了东中部的差距,缩小了中西部的差距[3]。Rozelle认为1984-1989年期间东部沿海省份地区差异急剧扩大,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是地区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23]。

关于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国内外众多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杨开忠在分析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区域差异时,认为区域发展战略是影响国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或主要因素,区域差异程度变动的关键在于比例性转移和差异性转移的方向和数量界限的区域差异的综合[1]。Aguighier、Yang和郭兆淮分析了中国地区发展战略模式及其演变,认为中国实施的不平衡发展政策加大了东西部的发展差异[24-26]。Sun和魏后凯分别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西部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27-28],李政等则认为资本投入对东部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西部经济增长受虚拟变量的影响最大,中部经济增长受非国有经济的影响最大[29]。增长率的差异导致了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西部地区在人均收入水平、城市化、工业化水平,人力资本禀赋等这些决定地区绝对差距扩大的初始条件上,远远低于东部地区[9]。也有些学者从地区自身的因素去分析,如赵伟认为地区间开放程度的不同是差距扩大的原因[30],Young认为地区性保护政策是地区差距扩大的关键,地区性的市场保护会使本地企业的资源配置状况偏离本地的比较优势[31]。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东部导向政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使东部的“效率”超越西部的“公平”,同时,制度供给不均衡加剧了西部制度变革路径的依赖,进一步扩大了区域发展差异[32]。中国近20多年轻重工业结构区域变迁是东西部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的解释变量[33]。

对于省级间的经济差异,Scott Rozelle发现农村工业化是中国区域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34],蔡昉等认为劳动力市场发育滞后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在地区间存在差异[35]。造成各省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省区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符合程度不一致[36],技术进步和资源优化所呈现的全要素生产率是1990年代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主要因素[37]。改革开放政策、参与全球化程度、市场化程度以及城市化进程等是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时空变化的显著原因[38]。人口流动的流向对扩大或延缓地区经济增长差距起到决定性的作用[39]。万金金通过对FDI的面板数据分析,认为国内投资的区域差异是地区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外商直接投资也是加剧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原因之一[40]。中西部地区更多地依靠信贷规模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而东部更多地依赖于金融效率的提升[41]。在短期的小尺度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受从业人员和投资水平的区域差异影响;在中长尺度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受从业人员和投资水平的区域差异影响而出现超前性[42]。陈良文等通过数值模拟,认为如果考虑集聚经济效应,地区间的要素流动不但不能使得区域差异趋于收敛,反而会促使区域差异不断扩大[43]。全球化对区域差异有着积极和持续的作用,并随时间日益强化这种差异,但认为国内资本才是导致区域差异的最大因素,教育、区位、城市化水平和抚养比率对区域差异的作用一直处于下降状态[44]。区域发展政策可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直接而快速的影响,但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往往有一个短暂的滞后效应[45]。张良刚通过聚类分析和趋向核算分析框架,认为外向型经济的沿海指向分布是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46]。基础设施投资的区域差异是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47]。

不同省市区内部经济也存在巨大差异,其原因更是多种多样的。造成四川省1990-1997年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有:发展的基础条件及资源开发的程度不同,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区域经济中心的作用程度不同,地方政府行为方式的差异,以及区域优惠政策的差异[48]。重庆市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三峡工程限制了该地区的经济投入、交通落后和区位条件的劣势、经济结构的因素、失衡的城市体系,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49]。长江经济带内部三大地区及41个地市之间的区域经济差异在于国家政策起基础作用、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偶然因素起关键作用[50]。龙拥军等使用聚类分析对贵州县域经济的空间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干线不发达对造成区域经济差异具有明显作用[51]。产业结构转换能力是造成江苏各县市2000-2006年间的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主要因素[52]。区位因素、经济发展基础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差异以及人力资本差异,是造成河北省市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16]。

总体来说,造成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除了客观上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等存在差异外,主观上的倾斜是多方面的,包括重工业化优先的赶超战略、对外开放政策、金融政策、价格政策、投资政策以及税收政策等等。区域差异作用的结果是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不同,反过来,它们又促进了区域差异的进一步扩大。人口素质、思想观念的差异,以及人口的流动,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3 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对策思路

3.1 要素投入论

生产要素是进行物质生产所必需的一切来源,其流动可以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优化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内涵日益丰富,现代科学、技术、管理、信息等进入生产过程,对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吸引外区域的资本、人才等要素对于中西部来说特别重要[4]。石书德等在分析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认为知识流动和创业活动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53]。

如何获得充足的劳动要素和使人力资本得到足够的回报,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变得非常重要。在对中西部地区进行投资时,应重点投在教育等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领域[54]。Chen等建议,加快城市化、加快人口向城市流动可以缩小地区经济差距[55]。人口迁移的确能够减小区域经济差距,促进区域经济由不均衡发展转向均衡发展[56]。黄雪琴等在分析了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异常变动后,证实农村人口的异地城市化是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现实选择[57]。彭朝晖,杨开忠认为社会应致力于迁移成本的降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政府应重视公共教育投入,尤其是给落后地区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提高落后地区的人们视线发展的潜力[58]。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可以有效地改善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建议作为劳动力输出地的落后地区要重视劳动力输出工作和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鼓励外出劳动力将先进技术带回本地进行自主创业[59]。Belton M.Fleisher和Jian Chen发现,沿海省份的总要素生产力大约高两倍,高等教育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可解释沿海与内陆的生产力率差距[60]。

朱玉林从FDI角度论述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建议缩小吸引FDI公共平台方面的差异,如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市场容量条件、产业配套能力、上下游相关产业的集聚度、人力资源的积累等;抓住FDI区位需求因素新变化的契机,调整FDI的区域流向;采取灵活与多层次的吸引FDI的策略[61]。陈栋生从东西部之间产业互动的角度给出缩小中西部区域经济差异的政策,认为东西互动、产业转移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东部应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上,把传统产业转移给中西部,同时,东部应该帮助中西部对这些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升级和改造[62]。

3.2 政策调控论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内地指向的传统均衡发展战略、沿海指向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新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均带有浓厚的政策色彩,许多学者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策调控将会对缩小区域经济差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魏后凯建议国家在资源分配和政策投入上要调控好新兴工业区与老工业区之间的关系,同时建议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过程中,采取相关优惠政策来改善中西部投资环境和产业配套条件[3]。林毅夫等建议在制定缩小地区差距的社会经济政策时,要以提高落后地区市场机会和发展的能力为目标,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和第三产业发展[8]。贾庆军借鉴美国调节区域经济差异的财政措施,鼓励充分发挥财政的投融资功能,兼收并蓄,突破发展的“资金瓶颈”;实行区域综合财政政策,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创造优良的开发环境;灵活运作财政的转移支付手段,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63]。重庆市要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政策制定上必须突出区域经济差异调控的重点;加快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以及加强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64]。张洪峰认为调整区域税收政策有利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改革税收管理权限和现行税收制度;对中西部地区主要行业实施行业税收优惠政策;合理利用税收优惠吸引生产要素流向中西部;优化中西部地方税的税制结构[65]。

3.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结果大体相等,同时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在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具有重要意义。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体制;完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革户籍管理,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66]。

3.4 空间一体化

一体化学派认为,空间分割、封锁、差别待遇是制约发挥地区优势、优化空间分工的关键,消除分割、平等待遇、按照分工要求来调整地区结构,也即一体化是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过程,也是消除区域经济差异的关键政策。该学派的代表和倡导者杨开忠强调说,空间一体化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政策,因为它可以发挥比较优势、区位优势和统一大市场的规模优势,提出应建立统一的市场、统一的交通基础设施、统一的制度,最终实现统一的专业化分工的城市体系。在特定地区一体化发展理论和实践方面,杨开忠(1996,1999)将一体化理论应用于中国西部大开发,提出了“中国西部空间格局不经济学说”,提出了推进西部地区对内对外的一体化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突破了以往中国西部开发政策单纯强调增加西部资本、技术以及水资源供给以克服其相对稀缺性的窠臼。黄欧翔等也建议建立全国统一市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在推进区域经济市场化、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规范区域经济合作、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应加快本区域市场化改革、开放本地区市场,开展区域经济合作[67]。

4 结语

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随着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不断深入,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的内容逐渐丰富,尤其是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对引起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进行量化分析。比如,对于比较难以量化的制度、历史文化等因素的相关研究和理论,正在尝试使用某种标量技术进行测量。这使得区域经济差异的相关理论对于解决实际经济发展问题更加具有操作性和科学性。

引起区域经济差异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尝试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对区域经济差异的构成和原由进行分解,也可以沿着新经济地理理论开辟的路线,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来研究和模拟区域经济差异,相信会有很多出其不意的研究成果。

收稿时间:2011-02-22;修回时间:2011-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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