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论文,教育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人们已普遍承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认为必须增强其理论的学科化程度。但是，突破口在哪里，怎样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体系，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的更生，进而给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带来较为“彻底的”、科学的理论指导，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想就此谈些个人的看法，以引起更为深入的探讨。
一、政治属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根本属性
学科属性、尤其是交叉性的综合性学科的学科属性往往是多样的，抓住其根本属性也就抓住了该学科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学虽然也具有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属性，但是其根本属性是政治和政治学的，这是一个首先需要确证的事实。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政治学属性是国家学科标准规定了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正式创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是国务院学位办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列为政治学的8大一级学科之一，军队政治工作学（包括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学）则被列为军事学的8大一级学科之一。1984年以后，军地高校相继设立思想政治教育学或军队政治工作学专业（系），开设思想政治教育学或军队政治工作学及其相关课程，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博士、硕士和学士等专门人才。这表明，国家主管部门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属性有了明确的规定，即国家的学科标准确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政治学属性。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政治属性，在根本上是由政治和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政治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关系所决定的，因而是毋庸置疑的。为了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引进哲学上的“时间先在性”和“逻辑先在性”两个概念”[1](p311-313)。“时间先在性”是对经验事实或科学事实的陈述，它所表述的是经验对象之间在时间排序上的先后顺序。具体地说，一事物先于他事物而存在，这一事物较之他事物即具有时间上的先在性。在政治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问题上，“时间先在性”问题是指政治和思想政治教育谁为“本原”的问题，即先有政治还是先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现实和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都说明，先有政治而后才有、或至少同时就伴有思想政治教育。从整体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作为政治活动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存在的，是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的实践活动的。因为，作为实践活动的一切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某一政治集团，可能是执政的或非执政的政治集团，也可能是政党或非政党组织，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实现其政治理想而进行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即任何一种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政治性工作。从政治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各自本质和实施顺序来说，先有核心的、本质的政治，而后才有为之服务的思想政治教育。
相对于“时间先在性”而言，“逻辑先在性”陈述的并不是事物之间时间的先后顺序，而是事物之间在“逻辑”上的“优先地位”。它可分为“自在”和“自为”两种情况。“自在”意义的逻辑先在性是指事物的本质对事物的现象在逻辑上具有的优先地位，即事物的本质决定事物的存在。这种逻辑先在性，并不是说先有事物的本质，后有事物的现象，而是说事物的本质决定事物自身的产生、演化和灭亡。我们的认识，之所以要透过现象发现本质，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都是因为事物的本质较之现象具有逻辑上的优先地位。同理，思想政治教育学，之所以要从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发现其政治内蕴，之所以要从经验型提升为科学型，也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政治较之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在意义上的政治对思想政治教育逻辑上的优先地位，只能在本质与现象相统一的逻辑关系中去把握。一旦将现象与本质对立起来，夸大任何一方、贬低或抛弃另一方的作用，以政治是本质而肆意抬高政治的逻辑优先地位，抑或因思想政治教育是现象而降格为纯粹的奴仆和工具，都不能辩证地掌握本质对现象的“逻辑先在性”，进而准确地把握对象。
“自为”意义上的逻辑先在性，是指人的认识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中，这种主客体关系表现为，客体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主体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客体之所以为客体，是以主体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的存在为前提的；相对于客体，研究者是居于逻辑先在地位的。研究者只有科学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本质，才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做出较为科学的建构。一些研究者不去深入、全面发掘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本质，在片面理解和等、靠、要的注释中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体系做浅显建设，肯定是很难指导实践的。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这种主客体关系则呈现为，客体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及其存在的条件，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必须进行思想灌输和组织调节为前提的，没有实践主体的活动，对象是不会成为主体的对象的，也就不会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关系。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相对于客体对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逻辑上是居于优先地位的，是“第一性的”东西。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为意义上的逻辑优先性要求我们，一方面必须承认主体的意识、目的、意志、情感、知识、经验等等对客体的“逻辑先在性”，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做到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始终讲政治。这样，才能保持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的品格，才能保持我党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先进性，为实现我党我军走在全社会的前列要求，成为具有“三个代表”特质的执政党，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如果漠视主体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本质地位，思想阵地就会失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动摇，就面临亡军亡党亡国的危险。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主体对客体的优先性只能是逻辑上的先在性，而决不是主体的意识、目的、意志、情感、知识、经验等等在“时间”上先于客体而存在，决不能把主体的政治愿望生搬硬套到具体的工作实际中，必须实事求是地将这种逻辑上的优先性（可能性）转化为具体实践中的现实性。惟有这样，才能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先进性与广泛性结合起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如果将主体政治的逻辑优先性直接等同于政工实践中的政工实际，以主体政治要求代替对象的全部需要，忽视个体心理、思想和意识成长的渐进规律，无视群体形成特点和时代变化，不主动创新搞“一刀切”，那只能是对主体政治逻辑优先性的机械式理解，只能使思想政治教育走进假、大、空的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死胡同。
这说明，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无论是在“时间先在性”上还是在“逻辑先在性”上，政治都处于核心的、本质的地位，而思想政治教育始终都处于服务的、服从的地位。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政治根本属性当为不争的事实。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政治属性不应取代其属性的多样性
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应用科学或交叉性的边缘科学，是我们经常遇到的论断。由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属性认识的角度各不相同，必然导致研究的思路也有较大差异。
持“社会科学说”者，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最一般属性意义出发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属性应包括三层：第一，是其最一般属性。在整个科学大范畴中，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它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因而必然具有社会科学的一般属性，即它是一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这告诉我们，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学当作一门社会科学来研究。仅仅听命于经验、长官意志和红头文件的政工研究，明显的是忽视了这个基本的事实。第二，在社会科学范围中，相对于研究“物质的社会关系”的科学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专门研究“思想的社会关系”（列宁语，即人们精神生活）的科学。这是其特殊性。第三，在所有研究精神生活的科学中，与研究人的心理发展规律的心理学、人的行为形成变化规律的行为科学等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个别属性是一门主要研究人们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形成、发展和转化规律的政治科学。这就是我们必须把握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政治学根本属性。三个层面，各有特色，相互依存而不可分割。只有当我们从这三个层面逐步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属性时，才不致陷于片面和被动，从而使我们在广泛的学科借鉴中、在广阔的知识背景中较为科学地确定其学科属性。因此，在分析一般属性和特殊属性的基础上，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学政治属性形成的科学机理，开辟探讨政工科学哲理、心理和境理的新领域，就成为创新政工科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把思想政治教育学当作应用科学，是从它与实际关系的大小程度立论的。这种提法本身没有错，关键在于“理解成什么样的应用科学”和“怎样理解它是一门应用科学”。按照偏重于理论还是实践这个标准，人们通常将所有科学划分为两大类，即抽象性的基础理论科学和具体性的实践应用科学。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学当作应用科学时，是相对偏重于理论的基础科学而言的，是以其他大量的应用科学为参照系的，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应用性多于理论性、理论研究服务于实践为旨归的，而归根结底这种零散的经验整理、教条式的“注经”思维是必须而且应该升华为科学理论的。惟有这样的理解和研究政工学，才是对政工科学应用性的正确认知。那种因为应用性而使政工科学脱离其理论性，将政工学降低为简单的实际操作的行为，不仅否认了科学的基本要求，而且违背了人类思维发展由感性至理性的必然规律。正确的思路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借助于其他科学，比如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行为科学、传播学、社会学、人才学等，使政工学成为真正的理论应用科学。因此，当我们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实践应用性很强时，那也是指它必须有正确的政治理论作指导为前提的，而这个正确的政治理论是来源于对生动活泼的生活实践的科学抽象。
大分化大综合、在学科交叉地带重生，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大趋势。比如，思想政治教育学就是以教育学和管理学等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边缘科学。因此，当我们说边缘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的一个属性时，是就其产生和形成的特点而言的，边缘性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根本属性。那么，这种边缘性与其政治性又是什么关系呢？正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以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与发展的政治学说体系一样，作为政治科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也是以管理学和教育学等为基础而形成的边缘科学。政治现象的极端复杂性、人的非决定性、人的可变性和价值性，使得政治学成为多种社会科学都得去研究的边缘科学，边缘性因而成为脱胎于政治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胎记”，但政治性却是其不变的“学科魂”。
从这几方面我们可以发现，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根本属性，研究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形成和互动规律是其根本任务。在21世纪的中国，这些规律是或应该是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科学理论，能为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为“打得赢”和“不变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可靠的政治保证。应用性、边缘性等属性是实现其政治性必不可少的依据和条件。在迈进21世纪的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不能为政治而政治，也不能从政治到政治，唯政治从根本上违背了科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生动的“生态”本质。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讲话中贯穿着这样一个思想，同时也是一条建设共产主义事业的基本规律，那就是：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三个代表”的过程，就是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之所以是我们党的长期战略方针，就在于我们党的政治追求在根本上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与人的全面发展是一致的。因此，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创新，必须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遵照思想政治教育科学人学化的基本要求，按照从生理、心理到思想政治，从普通思想教育到思想政治教育，从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到职业道德和政治道德等合乎规律的顺序，采用以法律人、以利励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通过人的各种基本属性的渐次满足，达到人的思想、道德、政治及其行为的高尚化。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创新取向
以政治为逻辑核心，贯彻执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大业、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政治保证的政治战略，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建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创新的重大使命。建设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大业，是我们正在实践着的、最大的现实政治，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最低纲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则是我们最终追求的、将要进行的理想政治，更是我们的长远奋斗目标和最高纲领。而我们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因此，未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创新的取向应该是，在坚持和贯彻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属性的前提下，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化，夯实政治教化和政治管理的人学基础，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笔者称这种取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创新取向”。它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研究，由此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哲学
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研究，主要是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哲学反思，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形而上意味”。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曾把哲学视为一种“清理地基”的工作，提出哲学的任务就是追究“认识何以可能”的前提”[2](p178)。哲学作为反思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维度，一方面应保持自己的政治哲学特性，另一方面也必须清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基”，即厘清自己的功能领域，并从终极意义上也要廓明“思想政治教育何以可能”的理论前提，即思想政治教育学也是人的思想政治行为学。这表现在：一是要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论研究，二是倡扬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论发掘。南京政治学院蔡伯元等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思想工作认识论》，唐志龙教授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哲学问题》，佟明忠著，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新时期军队政工理论研究——于相反中求相成的政工哲理》，以及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学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探究上已经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
可是，我们的一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研究者却踌躇满志于直线宣传，从面到面、从事到事、见物不见人，不去深究潜藏于纷繁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后面的微言大义，这种“打水漂”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味同嚼蜡，让观之者兴味索然，闻之者身曹心汉。另一些研究则只关注眼前的政治思想，毫不顾及对人的现实关心和长远的终极关怀。实际上，政治和人的关系是构成人的本质的最核心、现实的关系，人的政治观及其支配的政治行为必须建基于相应的深厚的心理和思维基础之上。古代儒家政治哲学讲“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抛弃其政治泛化和神圣化的极端一面，还是准确揭示了人类思想政治道德形成及其关系的客观规律。所以，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就构成了政治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基本内容。
围绕这个基本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要研究的问题有：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论述研究，人的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与思想政治道德觉悟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的矛盾论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论与价值论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与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的关系，民主、平等、自由的哲学分析及实践应用，思想政治教育思维、目标和标准的哲学依据，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体性与对象的主体性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怎样将对人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统一起来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真研究这些思想政治教育哲学问题，就能使我们站在思维的制高点，一览众山小。比如，在对待“宣传和如何宣传”上，我们经常用列宁的“灌输论”来解释，有的甚至以之为强压硬灌的依据。如果全面理解列宁的“灌输论”，就会发现它的本义应包括两层意思：只能从外面将阶级的政治意识和理想灌输给工人群众[3]，但这种理想应与现实的任务目标联系起来，其价值在于被社会接受的程度，要使之成为现实，应与参与者的利益结合起来[4]。我们必须强化灌输观念，我们也不能忽视灌输的条件性，这是革命导师早就明确地指出了的。
（二）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学研究，由此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
在心理学看来，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务必使人的政治思想和行为建立于心理事实之上，使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任何一种思想和行为的形成，都必须遵循心理、意识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正是对这一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延伸。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不是政治学与心理学的简单相加，而是政治心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合理运用。其次，在现代人才培养五层学说（知识更新、能力培养、思维变革、观念转化和心理调整）中，心理调整被视为最前卫也是最高的培训。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平时期相对延长，许多政工学研究专家发现，相对于理性的政治教化，人的心理修养和心理教育日益重要，也愈加必不可少。于是，心理测评、心理教育等心理科学知识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才管理的有机构成。这方面的研究论著和文章已经蔚为大观。
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学研究务必遵循一般心理意识——政治心理——政治认知——政治价值的思路来展开，所以应在下列问题上有所突破：需要—心理—思想的互动规律，生理、心理到思想道德、政治觉悟的良性机制，政治心理到政治自我人格的形成，思想政治教育传达和接受的心理机制，由家庭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到政治道德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个体内化规律，自我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学依据及应用，个人心理思想的差异性，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协调问题，社会心理与职业心理的相互关系，人才培养中的心理因素，情商和智商对人才成长的影响特点，人才管理中的激励因素分析，不良心理、病态心理与人的正常发展的关系，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心理因素分析等。
（三）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学研究，由此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
在社会学看来，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使人的思想和行为主流社会化。因此，研究社会生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揭示它们之间的作用规律，就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是政治社会学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自然延伸。南开大学乐国安教授等人著，中国劳动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思想政治工作社会心理学》，凌空等著，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舆论与思想政治工作》，及相关论文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已经初见形态。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必须从人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中研究人的社会化，特别是人的政治社会化。思想政治教育能否顺利进行，除了自身要素外，还要受许多外在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主要有：社会客观环境、经济发展程度、文化进步程度、政治开明与进步状况，特别是该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是否“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应在以下问题上有所作为：在政治教育与组织调节中德治与法治如何统一，国内外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影响机制，思想转化为行为的社会条件，先进文化（包括高科技知识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导向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人性化，思想政治教育效益的社会评价机制，社会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软硬件支持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思想政治教育与“三个代表”的实现，社会分层与人才的分类培养，人才成长的激励机制，思想教育、物质激励和法制制度约束的合力效应，互联网时代社会生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乘势而上等。
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创新的这三种取向，均立足于政治这一基点。旨在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创新应该围绕政治核心，外不离广阔的社会生括，内不弃浩瀚无垠的心理天空，三位一体，才能给不断延伸的生命线以科学的理论指导。也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经验、方针、政策、原则才能上升为科学的理论，获得长久而深厚的理论支持。因此，在科学的学科理论创新中，思想政治教育也应该是人的思想政治行为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创新的人学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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